2015年12月20日，中央城市工作會議召開。與人們耳熟能詳的“中央農村工作會議”相比，城市——首次獲得中央層面最高規格的重視。時至今日，中國的城市化率已經超過55%，這對于整個中華民族來講是一個全新的課題。中國面臨農村文明向城市文明、農村居民向城市居民、農村管理向城市管理整體轉軌的變局。對一直自稱為農業大國的國人而言，是時候正視自己城市大國的身份，是時候系統思考城市改革了。
中國城市化的“世界性”與“獨特性”
在全球化時代，城市中國是“地球城”極具分量的部分，中國城市化不但是中國本身的問題，也牽動全球資源要素的組合變化，影響全球的社會政治生活變革。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城市化率提高了27個百分點，新世紀的前十年城市人口每年新增2067.4萬人，中國城市的大規模人口增長是一個不折不扣的“世界性”問題。但是，當我們評估中國城市發展的重大意義和獨特貢獻的時候，也會發現，中國的城市化畢竟是世界城市化的一部分，因而也帶有世界城市化的“普遍性”。如同馬克思所言，發達國家所呈現的是后發國家未來的景象。中國城市化所面臨的許多問題，與其他國家同時代面臨的問題極其類似。
中國城市發展還面臨自身的獨特性。我們的城市化不但是“現代化”的必經之路，在現代化未經完成之時，又遭遇后現代化的裹挾，同時還面臨前現代化的一些羈絆；中國城市化的規模、快速城市化帶來的能量級變化并非先發國家所能比擬，城市在將大量人口轉移到現代化中心的同時，也將“不公平感”帶入其中，例如，中國的城市貧困人口已達5000萬，由于戶籍制度遲遲得不到改革，大量農民工被排斥在城市體制之外，未能共享社會發展的成果，諸如此類的問題成為影響城市穩定的因素，也是中國城市化之殤。與國外不同的還有，中國歷來是農業大國，城市治理現代化的經驗、技術相對缺乏，一些地方的城鎮化動力原本不足，從而陷入“人為推動”的速度化城市發展模式，重于“低成本城市擴張”，輕視管理與服務，為城市發展留下了諸多隱患。
因此，除了與其他國家面臨的同樣的“普遍性問題”之外，中國的城市還面臨“城市化本身的問題”與“治理經驗滯后”等“雙重疊加”的特殊性問題。
城市中國時代的多層面風險
歷史地來看，城市化在將人們卷入城市實現其夢想的同時，也將不同階層之間的矛盾和沖突一并卷入城市中心。人們盡管可以從城市中尋求比以前較好的生活，盡管可以更頻繁地參與現代社會互動，增加與其他群體的相互交往與依賴，但是正是在這些活動中，他們對階層身份的顯著差異和來自社會的“不公平感”有更直觀的感受，也遭遇前所未有的生活體驗和沖突。這就是現代化理論家們常說的，現代化既孕育著穩定的因素，也孕育著不穩定的因素。城市，因為把不同群體納入中心框架，也把各種風險集中化了。
現實地來看，城市化一旦陷入資本主導的誤區，會為城市治理埋下諸多隱患。一些地方推動城鎮化求快求新，推動“分段開發”，哪里地段價格高就開發哪里，把整個城市搞的“七零八碎”，破壞了城市居民原有的生活社會網絡；一些城市忙于擴張或解決城市病，把農村、郊區當成轉移問題、承擔成本的地帶，硬性地將城郊居民卷入到城市中來；一些城市忙于樓盤建設、城市經營，卻將管理成本轉移給普通市民，把市民排斥在治理體系之外。可以發現，當一個開放包容的城市成為少數精英把控、資本主導的區域，眾多城市居民就會成為邊緣角色，城市就會失去溫情，成為少數人掌控的冷冰冰的“獵場”。長而久之，城市就會成為矛盾集聚的風暴地。
自然地來看，與農村的自然系統相比，城市是一個人造系統，缺乏與自然的互動，這也就增加了城市的脆弱性。例如，在規劃不合理和缺乏應急預案的情況下，一場大雨可以造成城市內澇，一場大雪可以癱瘓整個城市；一些城市已經垃圾圍城，這不但容易滋生病患，還容易引發災害……也就是說，我們呼喚城市，卻不得不面對城市光鮮背后的諸多風險。
城市中國時代要推進系統變革
所有這些風險都是城市化和城市治理面臨的挑戰，不能通過單純的經濟建設解決問題，要實現城市健康可持續發展，需要有長遠的系統的改革保駕護航。
首先，要堅定地保衛城市中產階級，尊重廣大城市居民的主體地位。以《物權法》等法律制度的實施為主線，推進城市中產階級住房權利及其社會權利、政治權利的保護，有效擴大城市居民參與，彌合城市中產階級權利需求與供給之間的鴻溝，讓城市居民在城市發展中擁有獲得感。
其次，要摒除短期性思維，明確城市長期發展的戰略。城市治理既要看到眼前，也要往前看兩步，看得更遠，否則就會犯“短平快”的毛病，遺留下很多麻煩，這就要求平衡城市發展效率與公平性的關系，對于城市發展不能只算經濟賬，也要算社會賬、政治賬，要將城市作為一個整體規劃，將城市群、城市帶和小城鎮加以系統規劃。要明白，以效率為導向的“急就章”城市項目一旦動工，可能要付出成倍的成本來進行補救，城市發展的無形成本恰恰是最需要關注的。
再次，要在城市發展中引入時空坐標，推進多元化、差異化的發展。大城市和發展機會高度集中于少數幾個大城市，不但會增加遷徙成本、居住成本、社會成本，也會造成對環境的巨大影響，因而要根據區域發展需求，合理規劃布局大中小城市體系，對于不同區域采取不同的發展策略。例如，老城市所面臨的城市更新問題，小城市面臨的基礎設施建設和公共產品供給問題；北上廣等城市面臨的過度城市化的問題，而中西部則面臨城市化不足的問題。如果硬要依照北上廣等大城市為發展樣本，可能會將大城市的弊病一同帶往新興城市，因而，一定要鼓勵不同區域的差異化發展。
總而言之，城市時代的城市變革，不是發展生產力那么簡單，而是關乎整個國家和民族的活力與變革。歷史發展到今天，尤其要鄭重審視城市發展的節點意義，沉下心來推動系統的城市變革。讓城市真正成為人們適宜的居所，讓城市真正成為“我們的”共同體。
（作者系中南大學地方治理研究院秘書長）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社會科學報》總第1494期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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