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中國新增城鎮常住人口與新增農民工數量相差近1800萬。陳錫文表示，這是由于統計口徑不同，一半的新增城鎮常住人口，來自縣改市、村委會轉居委會等行政區劃變動
中國的實際城鎮化速度或沒有官方統計得那么快。比如，2016年，中國常住人口城鎮化率增長1.25個百分點，約2182萬人；但農民工增量則從2010年的1245萬人，下降至424萬人。農民工增量與城鎮常住人口增量相差近1800萬。
對于兩個數字之間的差異，全國政協常委、原中農辦主任陳錫文告訴財新記者，這是由于統計口徑的不同。在中國新增城鎮人口統計中，除了新增進城農民工，城鎮自然增長人口、行政區劃變動產生的戶籍轉換，都算在內。
他表示，根據中國社科院教授蔡昉的課題研究成果，一半新增城鎮常住人口來自于行政區劃變動產生的就地城鎮化。
“這些人居住地沒改，就業也沒改，對實際城鎮化沒有意義。研究這個問題，要對這個口徑進行研究。”陳錫文說。
陳錫文表示，根據蔡昉的研究，新增城鎮人口中16%來自城鎮人口自然增長，5%來自進城農民落戶，只有26%來自農民工。因行政區劃變動產生的新增城鎮人口占比達53%。
“國外很多國家沒有戶籍，是按人口集聚度算，達到一定密度就屬于城鎮。”陳錫文說，我們不用這個，是按照戶籍算，“有的地方沖動特別強，縣要改市，縣要改區，鄉鎮要改街道，村委會要改居委會。改完了，人在原地住，干的還是原來的活，但統計上城鎮化了。”
不過，陳錫文表示，這個口徑是原來就決定的，“確定這個口徑的時候，各方面都是贊成的”。
此外，陳錫文告訴財新記者，按照統計，2016年有1600萬人進城落戶，“進城鎮落戶這個概念也值得琢磨”。這里面，有的地方是村委會改居委會，農民轉居民；有的是北上廣深這些大城市，外來城鎮戶口持有者在這里落戶。另外，近年國家對大學生、轉業軍人的落戶力度比較大，“所以近年戶籍人口城鎮化、常住人口城鎮化速度比較快，有一定原因。”陳錫文說。
另一個值得關注的現象是，近年來，在戶籍所在鄉鎮以外就業的外出農民增速下降明顯。2015年、2016年，外出農民工增速分別只有0.4%和0.3%；2010年，外出農民工增速達到5.2%。
與此同時，2016年，在本鄉鎮就業的本地農民工比上年增長3.4%，增速比2015年上升0.7個百分點，農民工表現出本地就業傾向。
陳錫文認為，這個局面和中國城市經濟處于調整期是一致的。
“加快轉移農民不是那么容易了，在現階段，城市擴容有限，新增就業機會有限。而且，政府財政收入增速下降，即便過去政府手頭寬裕的時候，公共服務問題都解決得不好。”陳錫文說，隨著農村發展、農村優惠政策實施，至少一部分農民更愿意選擇在本地就業。
他認為，在新形勢下，應調整解決“三農”問題思路。過去，基本是兩條：加快轉移人口，加快土地流轉。
“不是說過去講得不對。”陳錫文表示，土地流轉和農民進城還要繼續推，但要看到實際狀態，單靠這兩個手段，離達成目標很遠，必須多舉措并舉。
他表示，在推動農地流轉的同時，也要發展農業服務規模化，實現中國農業的規模效益。在推動農民進城的同時，也要發展農村新業態，促進一二三產融合。
“下一步解決三農問題，思維要更寬，不能死守以前的做法。”陳錫文強調。（記者 汪蘇）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財新網
(掃一掃，更多精彩內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