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推出的玉米收儲制度改革，通過“市場定價、價補分離”，建立起玉米市場價格形成機制和對生產者的補貼機制，激活了市場，解開了玉米產業的“死扣”，從根本上盤活了整個產業鏈。這項措施以改革的辦法推進結構調整，著力解決玉米過剩這一農業結構的最突出問題，是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重大舉措，取得了顯著成效。
近期，關于玉米價格下跌、農民手中余糧積壓、種糧大戶因收益過低“毀約棄耕”等問題頗有些議論。客觀講，這些現象在個別地方是存在的。全面、客觀、準確地看待這些現象，廓清發展迷思，既是正確認識問題的需要，更是做好下一步工作、深入推進改革的需要。
第一，價格到底降幾何?改革前國內外玉米價差明顯，改革后玉米價格撐不住、出現回落，這一變化市場早有預期，農民也有充分思想準備，在改革設計框架之內有充分考慮。
有議論說，現在玉米價格下跌過多，只有四五毛錢，這不符合當前玉米價格總體真實水平。從全國情況來看，2016年玉米平均價格為每斤0.81元，比上年下降0.17元，降幅約為17.3%。具體到東北4省區，綜合有關部門調研和市場報告結果，2月下旬價格穩定在每斤0.60元至0.85元區間，比其他產區價格、南方地區進口玉米到岸價低0.1元至0.2元。總體看，玉米價格回歸到相對合理的水平，各個環節、各地區之間合理的比價關系也基本形成。這樣的價格是市場形成的，是各個主體在考慮成本收益基礎上相互博弈的結果，有利于形成合理的流通秩序，有利于促進東北玉米庫存消化。
在玉米價格問題上產生一些不準確的看法，主要是忽視了玉米價格的復雜性。與標準化的工業品不同，玉米作為一種農產品，價格水平與品種品質、干濕狀態、交易環節、交易區域等密切相關。農民地頭一個價、收獲后一個價;濕玉米一個價、干玉米一個價;經紀人一個價、購銷企業一個價;貿易商一個價、加工企業一個價;產地一個價、港口一個價;北方一個價、南方一個價。不同品種、不同品質玉米之間的價格差異也不小。評價玉米價格降幅，要用同一把尺子來衡量，以可比口徑來比較，不能拿個案價格、極端價格做標準。行業內常用的玉米價格一般指含水量14%的標準玉米，而一些地方玉米含水量超過40%，考慮到水分扣除以及烘干費用等，收購價自然就低。此外，改革后東北產區玉米的品質差價、地區差價拉開，優質飼料玉米比普通玉米每斤高出0.2元，交通條件好的地區玉米價格比偏遠地區每斤高出0.25元。如果不區分這些差異，簡單拿偏遠地區農民的潮糧價格與上年臨儲價格比較，就可能夸大價格降幅，對人們的認識產生誤導。
第二，收入下降怎么看?糧價下降，農民種糧收入必然會受到影響，但對農民收入的減少要辯證、全面地看。
首先，農民收入既要算價格賬，也要算補貼賬。玉米收儲制度改革，市場定價和補貼作為一個整套方案推出，在價格下降的同時，加大對農民的補貼力度。有關部門調研測算，黑龍江、吉林平均每畝收益200元以上，遼寧每畝收益400元以上，內蒙古除呼倫貝爾和興安盟因遭遇旱災導致種植收益明顯下滑外，其他地區均在200元以上。加上玉米生產者補貼，大部分自有耕地農民畝均收益在300元以上。對于自有耕地農民來說，生產補貼補償了降價導致收入損失的大部分，盡管改革后收入有所下降，但基本收益有保障，仍有利可圖。
其次，農民收入既要算玉米賬，也要算綜合賬。應當看到，一些地方種糧大戶、合作社種植玉米確實出現了虧損，但相當部分是因為租地成本過高，這與對市場缺乏準確判斷、過度追求規模有關。還有一些虧損，或因為遭遇自然災害，或因為經營管理不善。價格改革使這些方面的虧損暴露得更明顯，但算改革賬，要把這些因素剔除出去。另外，玉米價格下降后主產區畜牧養殖成本、農產品加工成本降低，養殖業、加工業發展潛力得到釋放，這大大拓展了農民增收的空間。算改革賬，也要把對全局的有利影響考慮進去。
再次，農民收入既要算短期賬，也要算長遠賬。供給緊缺時，價格高，農民種糧收入就多;供給過剩時，價格下跌，農民種糧收入就少一些，這是正常的市場規律。供給大量過剩，價格還不下降，市場就無法正常運行，產業發展就難以為繼。玉米收儲制度改革，就是要解決市場和收入不可持續的問題，如果不早改、不主動改，等到市場崩盤，農民收入必將受到更大的沖擊，損失更難以彌補。以農民種糧收入一時的下降，換得了產業長遠健康發展和有利于農民增收的長期機制，這是值得的。
第三，玉米銷售難不難?臨時收儲取消后，玉米由企業實行市場化收購，能否順利賣糧成為新的重大考驗。為解決賣糧難問題，各地積極采取措施，確保農民順利賣糧。
有反映稱玉米產區“大量余糧積壓”，這也需要認真分析。從東北4省區總體情況看，截至今年2月底，東北玉米收購進度已經超過商品量的80%，有的地方農民的糧食已經售完。玉米銷售的進度好于預期。秋糧收購開始以來，東北玉米向關內鐵路運量已經突破了歷史最高水平，這些運出來的玉米都是新收購的玉米。這從一個側面印證了主產區農民糧食銷售狀況總體是好的。
實際上，所謂的“余糧積壓”現象，絕大部分并不屬于真正的賣糧難。農民手中余糧大致可分為四類：第一類屬于“慣性余糧”，如一些地方玉米品質較好，農民存在余糧“開春后再賣”的售糧習慣，加上總體產量較大，余糧相對較多;第二類屬于“主動余糧”，現在收購完全市場化，部分農民認為潮糧價格偏低，想待價而沽，等水分減少之后以更高價格出售，減少烘干費用，賺取更多收益;第三類屬于“環節余糧”，如黑龍江糧食局估計，在合作社、經紀人和烘干塔中待售玉米達上百億斤，有的在等待更好的市場時機，有的已有銷售渠道，實際相當于為加工或貿易企業代儲;第四類屬于真正意義上的“難銷余糧”，有的地方玉米因受災導致籽粒不飽滿，或因存儲不科學導致霉變等，有的地方位置偏遠、運輸不便，導致銷售相對較難。實際上，在玉米質量較差、運距較遠的地區，由于各級政府重視程度高、動手早、力度大，收購進度相對較快，農戶手中余糧已經不多。
第四，“毀約棄耕”有幾何?有反映稱，一些糧食主產區接連出現種糧大戶毀約棄耕，“撂挑子不干”的現象，并多把毀約棄耕歸因于農產品價格下降。對此，不必過分擔憂，也不應過度干預。
實際上，從一般的情況看，部分大戶經營狀況不好，價格下降只是其中一個原因，有些是規模太大經營不善，還有不少是租地成本太高。妥善應對農產品價格、租地成本波動是一個成熟農業經營主體必須具備的能力。在這輪價格下降過程中，一些經營主體“撂挑子不干”，說明一些經營主體市場競爭力還有待提高。從長遠看，改革有利于擠出農業適度規模經營中的“投機分子”，實現持續健康發展。提高農業綜合效益和競爭力，促進農業現代化，是發展適度規模經營的目的。規模經營主體如果不能發揮這樣的作用，就可能被市場淘汰。這也提醒我們，在我國特殊國情農情條件下，發展農業適度規模經營急不得，必須按市場規律辦事。
總體上看，真正懂農業、會經營、規模適度的合作社、種糧大戶等新型經營主體，盡管也有些損失，但大部分并沒有毀約退租，這并不是靠情懷在硬撐，而是基于租地等成本下調和效益提升的長遠預期。改革后，被廣為詬病的過高租地成本，有望在出租戶與經營戶市場化博弈過程中逐步回歸理性。例如，今年東北租地成本普遍下調200元至300元，回歸到相對合理的水平。綜合各地情況看，不少種糧大戶意愿強烈，有的已經簽訂合同、擴大了經營規模，有的還在等待租地價格進一步回落。從主產區當前的情況看，在租地成本下調的背景下，土地流轉呈現出增加的態勢，農業適度規模經營發展有加快的趨勢。
第五，政府的幫扶有多少?改革越往前行，困難可能就越大，越是進入攻堅期和深水區，就越需要逢山開路、遇水架橋。
在玉米收儲制度改革過程中，為了減少改革的負面影響，政府實施了一系列有針對性的措施。一是對主產區農民，實施了生產者補貼，降低了農民收入損失。同時，發揮農民合作社等示范作用，幫助農民算好效益對比賬，通過各種激勵性措施引導農民調整種植結構，加快向市場效益更高的種植結構調整。二是通過對深加工企業入市收購玉米給予獎補、設立玉米收購貸款信用保證基金、建立糧食調運運力保障機制確保“有車運糧”等，促進玉米收購。三是加強對規模經營主體的扶持，很多主產區增加了對規模經營主體的農業支持保護補貼，增加了在高標準農田建設等方面的支持。四是對特別困難的農戶，加大生產和生活救濟力度。這些措施的實施，極大地保障了改革順利推行。
玉米收儲制度改革取得了顯著成效，但也存在一些問題。我們不能夸大成績，也不應夸大問題。只有這樣才能正確認識形勢，更好地把握改革的方向，堅定不移地將改革推向深入。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經濟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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