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3年6月15日，中共中央主席毛澤東在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發表講話，提出黨在過渡時期的總路線和總任務。即：要在一個相當長的時期內，逐步實現國家的社會主義工業化，并逐步實現國家對農業、對手工業和對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同年9月，中共中央向全國公布了這一總路線。10月底11月初，中央第三次農業互助合作會議，根據毛澤東主席指示，正式制定了發展農業合作社的計劃。12月16日，中央作出《關于發展農業生產合作社的決議》，農業合作化運動正式開始，到1956年末，占總數96.3%的農戶加入了農業合作社，絕大部分加入了“高級社”。他們土地、農具及其他生產資料都歸了所謂“集體”。兩年后，75萬個高級農業社又改組成2.6萬個“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
1981年的中共中央十一屆六中全會決議，在肯定合作化運動取得成績的同時，指出：“在一九五五年夏季以后，農業合作化以及對手工業和個體商業的改造要求過急，工作過粗，改變過快，形式也過于簡單劃一，以致在長期間遺留了一些問題”。“在總路線提出后輕率地發動了‘大躍進?運動和農村人民公社化運動，使得以高指標、瞎指揮、浮夸風和‘共產風?為主要標志的左傾錯誤嚴重地泛濫開來。”
“左傾錯誤”造成了嚴重后果
從近年來逐步披露的歷史資料看，農業合作化“遺留的問題”很多，按生產力標準衡量，最主要的問題是對農業生產沒有起到多大的促進作用，甚至可能阻礙了農業發展。
以糧食產量為例，1949年建國時起點比較低，總產、單產均遠遠低于民國平均水平（見許滌新、吳承明主編：《中國資本主義發展史》第三卷、王寶卿文章《我國歷代糧食畝產量變化及其原因分析》）。建國后，國家統一、沒有戰爭，化肥施用量增加，新技術得到推廣，理應持續增產。結果如何呢？建國初期三年（1950——1952，通常稱為國民經濟恢復時期），農業主要是個體經營，合作方式主要是互助組，還有少量試辦的初級農業合作社。糧食生產勢頭很好，總產由1949年的11318萬噸，增加到16392萬噸，超過了民國最高水平的1936年（總產15000萬噸）。增幅分別為14.34%、8.05%、12.34%。但從1953年合作化運動特別是人民公社化和大躍進運動以后，每況愈下。1953年——1958年，糧食總產增幅分別為1.74%、1.59%、7.84%、4.57%、1.18%和1.32%。1959年——1961年，總產分別下降16.5%、18.0%和15.4%。1961年的總產量只有13650萬噸，倒退到建國初期1950年的水平；比25年前（1936年）還低10%左右。1956年到1967年的《全國農業發展綱要》提出，12年內，糧食畝產在黃河以北地區要實現400斤；黃河以南、淮河以北地區要實現500斤；淮河以南地區要實現800斤。結果，直到八十年代家庭承包之前，全國總平均也沒有達到400斤。
黑龍江省土地肥沃，地廣人稀，自晚清實行“弛禁開禁”、“移民實邊”的政策以來，墾荒面積和糧食產量逐年增加。1930年糧豆總產達到760萬噸，日偽統制時期，曾一度下降，但也保持在600萬噸上下，1943年，恢復到660萬噸。糧豆商品率則一直保持在60%左右。
1945年光復后，經短暫爭奪，我黨于1946年春夏在黑龍江地區普遍建立了紅色政權，并開展了土地改革運動。到1948年春，實現了耕者有其田。那幾年，因時局動蕩，農民擔心打糧多了多交公糧或遭到清算，生產積極性不高，糧食產量下降幅度比較大。
1948年以后，糧食生產逐年回升，1952年達755.5萬噸，接近22年前的歷史最高水平。合作化運動開始后，則在波動中逐漸下滑。1953年—1957年，除1956年達762萬噸以外，一直低于700萬噸，1957年只有640萬噸，遠遠低于1930年。1958年，開始執行第二個五年計劃，五年平均總產只有625萬噸（1961年只有455萬噸），比18年前的5年（1940年—1944年）平均數629萬噸還低。
直到1965年，包括薯類的糧食總產才突破880萬噸（糧豆總產應該在800萬噸以下），略高于1930年和1956年。但是，五、六十年代的單位面積（畝）產量一直在70——90公斤左右徘徊（1961年只有57公斤），停留在三、四十年代的水平上，不足《農業發展綱要》目標（400斤）的一半；商品率除1958——1960年高征購以外，在30%——40%之間徘徊，遠遠低于三、四十年代。直到1983年實行家庭承包，生產形勢才明顯好轉。
農村第二大產業——畜牧業同樣徘徊不前。
據黑龍江省志記載，1951年——1953年，黑龍江地區畜禽有增有減，處于正常發展階段。合作化以后，則逐年減少。1962年，馬存欄比1953年下降了17.2%，等于1941年的78.3%；黃牛存欄比1953年下降了29%；生豬比1953年減少5.3%，只占第二個五年計劃的31%。
1961年，中共黑龍江省委寫給東北局的一份報告寫道：1956年以后，大牲畜逐年減少，到1961年11月末，從1955年的256.5萬頭下降到189萬頭，降幅達26.5%。其中農用役畜減少到86萬頭，比1955年減少47.7%。同時，膘頭多是五六成。四成以下不能使役的占3%，挽力一般降低20%左右。大牲畜正常死亡率為3——4%，1960年和今年頭10個月，全省死亡53萬頭，死亡率高達25%左右。1955年以前，有繁殖能力的母畜，平均繁殖率為48%，成活率為繁殖總數的80%，而1956年以后，在母畜大量減少后，繁殖率平均下降到34%，成活率僅為75%左右。
由于生產徘徊不前，加之國家收購農產品價格偏低，農民收入和口糧標準也一直比較低。
中共中央黨校教授周天勇在《三十年前為什么我們選擇改革開放》文中寫道：1976年全國農村每個社員從集體分得的收入只有63.3元，農村人均口糧比1957年減少4斤；1978年全國有139萬個生產隊(占總數的29.5%)，人均收入在50元以下。
產糧大省黑龍江，1952年設黑龍江、松江兩省，參加農業社分配的農民1.6萬人，占農業人口0.2%，人均從社里分配獲得的純收入93.8元。本人根據當年糧食總產、糧食價格、生產資料消耗、公糧（實物稅）負擔、牧副業收入、農業人口等因素推算，兩省農民人均純收入約109元。1953年開始實行糧食統購統銷，農業社社員從“集體”分配獲得的收入人均76.3元；全省農民人均收入約110元。
1955年，農民全部入社。此后多年內，農民收入主要靠“集體”分配。1955至1964年十年間，黑龍江省農民人均純收入分別為74.6元、71.9元、53.9元、75.6元、86.2元、67.4元、61.7元、71.0元、66.9元和57.7元（《黑龍江省農業志》，第111頁），平均68.7元。家庭副業始終受到嚴格限制，收入極其有限。根據當年資料記載，除個別年份以外，最多占“集體”收入的20%。按此高限推算，人均收入最高的年份是1959年，達103元；最低年份是1957年，只有67元；平均86元。
據老年人回憶，人民公社時期，大約有三分之一的生產隊年終決算時，在扣除口糧秸稈款后，能給部分社員分點現金；三分之一的生產隊，社員拿不到一分錢；還有三分之一的生產隊，社員每年都要欠生產隊的“三角債”，其中，有個別生產隊，勞動日值為負數，不但分不到一分現金，欠集體的債務還要超過口糧款，即勞動一天，要倒找給生產隊幾分錢。
比收入過低還嚴重的是口糧太少。從1953年至1964年10年間，黑龍江省農民留糧平均215.9公斤，超過300公斤（老少平均，基本可以吃飽飯）的只有1956年，其次是1958年（276公斤），1959年、1960年和1961年分別為173公斤、143公斤和138公斤，達不到正常需求的一半。馬匹飼料，開始維持在400公斤，約占需求的三分之二，后來下降到300公斤左右，1960年只有200公斤。
因為黑龍江人口密度小，山區資源豐富，搞“瓜菜代”的條件好一些，所以，在三年困難時期*餓*死*人比較少。我家住的十家屯，30多戶，200來口人，記憶中只有高五叔因饑餓浮腫而死?？善渌》菥筒恍辛?。據黨史二卷記載，僅1960年，全國就減少人口1000萬。
那些年的農業，不是沒有成果。十一屆六中全會決議指出“農業生產條件發生顯著改變，生產水平有了很大提高。全國灌溉面積已由一九五二年的三億畝擴大到現在的六億七千多萬畝，長江、黃河、淮河、海河、珠江、遼河、松花江等大江河的一般洪水災害得到初步控制。解放前我國農村幾乎沒有農業機械、化肥和電力，現在農用拖拉機、排灌機械和化肥施用量都大大增加，用電量等于解放初全國發電量的七點五倍。一九八○年同一九五二年相比，全國糧食增長近一倍，棉花增長一倍多?！?/p>
但是，那個歷史時期的成果，不一定是靠合作化、人民公社化和大躍進才取得的，沒有這三大運動，可能發展更快。
我覺得，從合作化和公社化的角度看，似乎有兩個方面的積極作用：一個是為國家汲取資源提供了方便，進而為工業化貢獻了巨額資金和農產品。據中共中央農村工作領導小組副組長陳錫文等多位“三農”專家研究，從1953年實行農產品的統購統銷到1985年取消統購統銷期間，我國農民對工業化的貢獻大約是6000——8000億元。換個說法，即國家通過工農業產品價格剪刀差無償從農民手里拿走了這些資金。離開“集體”體制和統購統銷政策，拿農民的東西可能不會那么容易。另一個是方便了一平二調，集中人力搞了一些水利工程。除了全國聞名的紅旗渠之外，各地都建了一些大大小小的水庫，有的現在還在使用。當然，那時候，有些工程邊設計邊施工，留下很多隱患；也有些工程缺乏科學論證，成了勞民傷財的瞎折騰。
應該記取什么樣的教訓
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決議簡要分析了這一時期左傾錯誤的原因，大體包括：黨領導社會主義事業的經驗不多；對形勢的分析和對國情的認識有主觀主義的偏差；忽視了客觀的經濟規律；階級斗爭擴大化，等等。
很多學者對這一時期出現左傾錯誤的教訓進行了總結，主要是：生產關系的變革必須適應生產力的狀況；必須從國情出發，不能急于求成；必須從各地實際出發，不能搞單一模式；必須正確認識和處理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不能以階級斗爭為綱，等等。
這些說法無疑都是正確的。
但是，有個問題很難解釋：這些左傾錯誤，都是我們執政黨和政府的問題，不可能是農民要這樣，要那樣。我父親是一字不識的貧農，他多次說，“共產黨哪樣都好，就是非要把大伙捏在一起不好。親兄弟還分心眼，好幾十戶怎么能齊心？”那些年，我一直認為他思想落后，后來逐漸覺得，農民樸實無華，對很多常識性的問題看得很準。如果農民真正翻身當家做了主人，黨和政府思想和工作路線再左，也不可能把脫離實際的“大鍋飯”硬塞給他們。
這就涉及到兩個最主要而且在今天仍有更大借鑒意義的教訓：
一是必須樹立法律的權威，實行名副其實的依法治國和依規治黨。建國初，具有憲法效力的《共同綱領》，明確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為新民主主義即人民民主主義的國家”；“保護工人、農民、小資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的經濟利益及其私有財產”。但只過了三、四年，我們黨就提出并很快實施了向社會主義過渡的路線。就黨內而言，過渡時期總路線寫著“一化三改”要“在一個相當長的時期內”“逐步實現”；但因為毛澤東主席批“小腳女人”，合作化的規劃便一改再改，從初級社到高級社，再到人民公社，只用了短短幾年。不要說這種“大鍋飯”到現在也不適應絕大多數地方，即使真是先進的制度，也不可能被億萬習慣于小生產方式的農民所接受。
二是必須建立起農民自己當家做主的制度。我們常說尊重群眾意愿，不搞強迫命令，這當然是對的。但為什么直到今天，還有很多地方以“為老百姓辦好事實事”的名義搞“逼民致富”、“逼民上樓”呢？一個重要的原因是農民自主權缺失。
按正式文件的說法，農業合作化要堅持“自愿互利、典型示范、國家幫助”的原則。實際上，始終存在著層層施壓、強制推行的問題，到人民公社化和大躍進時期，農民的自主權已經喪失殆盡。
據歷史學者葉揚兵在《中國農業合作化運動研究》一書中考證，早在解放戰爭時期，互助合作就存在著強迫命令和形式主義的問題，主要原因是上級指標壓力和基層政績追求。1948年3月18日，《東北日報》社論《組織起來——換工插犋、互助合作》，要求在“自愿兩利”等四項原則下，把“全體農民都組織起來”。這種要求不可避免地造成強迫命令。農民單干之路實際上受到限制和影響。農民因為怕被人說“剝削”，不敢雇工和出租土地……害怕富裕后被挨斗，或填人家的坑，“馬馬虎虎能糊弄夠吃夠穿就對了”，“現在是填坑補平，誰“釘架”（東北方言，不間斷的意思）干，填人家的坑，馬馬虎虎干，填自己的坑，你何必“釘架”干呢！”……濃厚的階級斗爭氛圍使部分農民面臨著一些無形或有形的政治壓力。一些中農怕“斗爭”不敢不參加互助組。洮安縣青山區苗家屯有個合伙組，在工作隊宣布自愿后，兩個中農和一個雇農提出拆伙不干，退了出來，但中農想到自己是中農，退出來怕人家斗爭尖頭，所以又要求加入。南京市郊區八區有個鄉長，把戶主“招待”來，開兩個整夜的會，民兵把住前后門，說“不研究好誰也不準回去”，就這樣強迫組織起來了。陜西臨潼十區一鄉楊安村，晚間開會號召說“不組織，就把會往明天開”，結果當場編了39個組。山西潞城上黃組建農業合作社時，不僅強迫黨員，還在群眾中關上大門報名，公然聲稱，“不入社就天天開會”，并把報名者放在暖家，把不自愿者放在冷家。山西聲襄陵中和莊支書趙根頓，組社時候采取強制手段，黨員冀保不參加，就召集黨員斗爭他，最后召開群眾會讓他坦白承認錯誤，并要求入社。隨后，趙問群眾，“還有入社的嗎？”當即有十幾人舉手入社。會后，群眾反映，“看那勢派不入還行？咱怕斗爭坦白”。對單干戶，進行歧視和打擊，不但指責其“落后”、“自私”、“頑固”，還不給貸款。供銷社收購棉花時候，單干戶賣不上。山西晉城七區在遇喪事或開較大紀念會時候逼著單干戶哭著臉背大鼓（舊社會叫背大鼓的人為下等人)。
《黑龍江農業合作史》記載：1948春，黑龍江省勞畜力約占80%到90%組織起來，但到夏鋤后三分之一散花。嫩江、合江等各省也出現“春插、夏散、秋垮臺”現象。原因主要是嚴重的強迫命令和形式主義。松江省反映，有些領導干部表現急躁情緒……垮了的又湊合一塊，看見三五七八人在一塊鏟地就高興，看見一個人鏟地就發急，因而群眾中也就產生集體上地、分散干活、集體回家，有單人鏟地的，見了工作人員就自動集合在一塊，工作人員走了，就到自己地里各干各的。這種明互助，實不合作的現象普遍存在著，干部的思想是只能組織不能垮臺，只能合起來不能單獨干，村干部欺騙區干部，一級欺騙一級。干部群眾對組織起來的思想均未經過醞釀，而是“人隨王法草隨風，八路軍講團結不能不變，”“現在變工就是慢慢共產”。領導上為了完成任務，發動競賽立功爭模范，下層干部就以報功思想和錦標主義，上下配合，強迫命令較為嚴重。群眾對換工互助不理解，視為有幫無、強幫弱、富幫窮，因此有的農民派小孩參加與別家換工，而主要勞力則自己給自己鏟地，干部口頭上講自由結合，實際做法則把二流子、二八月莊稼人，硬與勤勞農民編在一起，強迫下地。尚志龍窖區干部說，“單干戶早晚得整他一下，到將來也是斗爭對象”。
克山縣和平村由于條件好，絕大多數農戶對農業集體化的要求并不強烈。1952年春，省委確定建立集體農莊時已經接近小麥播種時間，省委工作組到達當天就召開支委會，說明來意，晚上就召開黨團員大會（動員），第二天就召開三個屯的勞動力大會，宣布決定，晚上各個屯報名，第三天就選舉成立了集體農莊籌備委員會，并開始評議土地、牲畜農具價格。到第七天便開始集體播種小麥……造成了農民的極大不安，許多農民常常徹夜不眠。由于缺乏群眾基礎。和平、新生兩個農莊在頭兩年生產一直搞不好，依靠國家貸款，上邊派干部維持，直到1955年以后情況才有所好轉。
1954年，海倫縣在小社并大社過程中搞突擊硬攤派。15區和17區，在五天里就突擊建成了63個自報社。2區一干部，搞“生摘瓜，硬登記”，在會上宣布，“這兩天大屯建一個大社，如果有人不愿意入社，同志對不起，要讓讓道(意思是串他的地)”。結果，這些農民怕串地，被迫報名。15區在愛國村搞合作化村時，發現兩個富裕農民核計不入社，區委委員就在會上編造說，“3區有人背后核計不入社，已經被押起來了”結果兩人被迫入社，區領導卻認為這個委員“做的成功”
1955年春，面對部分地區出現了群眾鬧退社，宰殺牲畜、砍伐林木等緊張情況，中央曾提出“停、縮、發”三字方針，對倉促發展的合作社進行了有限的整頓和壓縮。但從5月中旬以后，則不斷反右傾，批鄧子恢等人的“小腳女人”，并把合作化問題提到“階級斗爭”和“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兩條道路斗爭”的嚇人高度。
在這樣的政治氣候下，各地層層向下施壓，訂立大干快上的指標。肇東縣委在一個多月時間，先后8次修改規劃，嫩江，合江，黑河等地區都計劃在1956年春節前實現高級合作化，并進行了突擊建社。合江地區僅1月15日到17日3天，就建成400多個高級社。
由于絕大多數農業合作社特別是高級合作社是違背農民意愿強制建成的。所以，盡管在政府的特殊扶持下，取得一些成績，但種種亂象俯拾即是。
《黑龍江農業合作史》記載，高級合作化的第一年，就暴露出諸多嚴重問題：1，經營管理混亂。缺乏切實可行的生產計劃，責任制不落實，鋪張浪費嚴重。克山縣古城社共524戶，脫產干部7人，變相脫產19人，每27戶就有一人。有的社損失糧食16%，財務管理混亂。據勃利、集賢、湯原等8縣1190個社統計，賬目比較清楚的僅占20%。2，牲畜瘦弱死亡嚴重，多種經營和社員家庭副業嚴重衰退。原來，副業一般占農業總收入的25%——30%，少數地方達50%。但農業集體化后，一般都下降50%左右……3，干部作風不民主，群眾意見紛紛。本來不旱，卻普遍號召打井，甚至分配指標，結果打成53000眼，80%以上不能利用。有群眾反映，現在變成抗大活的了。不少社員認為，“合作化后，牲口死的多，糧食打的少，人沒吃馬沒草，老母豬被劁，雞鴨鵝賣光了”；“合作化后有三光：光腦袋、光腳丫、光背桿”；“高級社不如初級社，初級社不如互助組，互助組不如單干”。
據葉揚兵考察，1956年夏開始，一些地方出現了退社風潮，秋收后，鬧退和分社的規模呈擴大趨勢。廣東、河南、江蘇等地出現了大規模的鬧事、游行、毆打干部，甚至出現帶土槍土炮上山，揚言攻打鄉政府的事件。據《黑龍江農業合作史》記載，林口縣刁翎鄉長青高級農業生產合作社在牲畜分槽飼養的名義下，默許社員拉馬退社。有52戶、占34%的社員退社，包括社主任、副主任，有些無馬可退的社員紛紛外出找工作；春耕前退社和外流的勞動力超過總數60%。刁翎鄉除兩個富裕社外，其余10多個社都發生了拉馬退社現象。據省委農工部調查，合江地區有10%的社員有退社打算。省委試圖制止，但沒起多大作用，社員的退社風仍處蔓延和擴大趨勢。
面對亂象，黨和政府沒有進行政策調整，而是在反右斗爭開始后，開展了農村“社會主義大辯論”，批判單干，把要求退社的社員說成是“開歷史倒車”，是走資本主義道路，采取政治、經濟上的一系列強硬手段，制止他們退社，其中包括不給口糧。拉馬退社的社員被迫牽馬入社。
本人近年進行黑龍江農村歷史變遷的調查，訪問了近百名老年人，談到當年入社是否自愿，絕大多數都說，“隨大流的多”，“不自愿也得自愿，實際是強制的”。
五常市常堡鄉老農民邱發（1933年生）回憶說：周家崗屯宮老五自己積攢錢買了一頭牛，不愿入社，晚上開批斗會，第二天早晨，在西小廟上吊死了，他兒子鬧，縣里工作隊說，“他是過不了社會主義這個關，死就死了”。那時，有拴車買馬的，就要掐尖，黨員干部要在整黨中挨整。
五常市志廣鄉團結村老支部書記陳金山（1938年生）說：合作化時候，動員農民入社，農民不愿意，馬匹白天放在社里，晚上牽回去。中農季老三說入社吃不飽，就開大會辯論和斗爭他。
肇東市原政協主席、離休干部鄭國琛說：1952年整黨，中心內容是解決社會主義道路問題。我們區有個黨員叫高振省，入社前把馬賣了，被批判后，連夜把馬牽了回來。高級社的實質是歸大堆，缺少自愿。
綏化市原人大常委會副主任關杰（1931年出生）說：合作化盲目學蘇聯，把聯共布黨史教程當圣經。電影里把蘇聯集體農莊描繪得象天堂一樣，把人的心攪熱了。盲目跟上來，大勢所趨。初級社有的運行得不錯，多數效率不行。到高級社，多數人沒了積極性，只有干部有積極性，抱著膀支使別人，社員沒積極性，很快走下坡路。后來到人民公社，就瘋狂了。
安達市青肯泡鄉雙山村農民李忠（1930年生，貧農成分）說：中農，特別是富裕中農，多數不愿意入社。最初不入社的，教育你，在中間的地給你串出去，好地不給你，缺生產資料也不支持你。
歷史教訓必須認真記取，今后的農村改革和發展，不但要強調尊重農民意愿，而且要從法律上和具體運行機制上保障農民獲得實實在在的自主權。
作者地址：黑龍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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