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晨6點20分，“中國農村改革之父”杜潤生在京逝世，享年102歲。當年跟他在一起工作的年輕人，有一個共同的稱號“杜潤生的弟子”。之后，他的這些弟子們分別走上了國家領導人、企業家、學者等不同崗位。
北京西黃城根南街九號院，中國農村改革“地標”。上世紀80年代，在這個院子里，一位年逾花甲的老人領著一群年輕人，探討中國農村改革的新路徑，主持起草了五個中央一號文件，將對中國發展產生深遠影響的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推向全國。
這位老人就是被稱為“中國農村改革之父”的原中央農村政策研究室和國務院農村發展研究中心主任杜潤生。今晨6點20分，杜老在京逝世，享年102歲。
當年跟他在一起在9號院工作的年輕人，有一個共同的稱號“杜潤生的弟子”。離開9號院后，他們分別走上了國家領導人、企業家、學者等不同崗位。
對于這些“杜老門生”，杜潤生曾稱其為“農村改革團隊”，他自己則是這個團隊的一個符號，“這個團隊出了不少人才，但沒有出一個腐敗分子。”
2名正國級弟子
1983年，時任河北正定縣委書記的習近平與當地群眾在一起。
1982年至1985年，習近平曾先后任河北省正定縣縣委副書記、縣委書記。這期間，“政事兒”，當時的他還有一個兼職：中央農村政策研究室和國務院農村發展研究中心的特約研究員。
據媒體報道，上世紀80年代，習近平、劉源、萬季飛等從中央到基層任職的高干子弟，在九號院參與杜老主持的關于農村改革的討論，“他們無所顧忌，敢講真話，不像地方干部，報喜不報憂。”
習近平也在一次會議中提及這段特約研究員的經歷，“每年'一號文件'起草前，都要把我們幾個請過去，先讓我們講，農村政策研究室處級以上干部參加。”
正因為有了如上杜老特約研究員的經歷，習近平也被視為“杜老門生”中的一員。
王岐山則曾在杜老領導下工作。
1982年至1988年，王岐山曾任中央農村政策研究室研究員和國務院農村發展研究中心處長、所長等職。當時，擔任中央農村政策研究室主任和國務院農村發展研究中心主任的正是杜潤生。
據媒體報道，杜潤生很賞識王岐山，將他從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歷史研究所調到了農委。當年曾到王岐山一起工作的翁永曦接受采訪時回憶說，王岐山“精明能干，不搞心血來潮、曇花一現的花架子。研討會上，聽得多，說得少，總能探驪得珠；喜歡看書，涉獵甚廣，總不離思考和解決中國現實和長遠問題的大框架。同事、朋友們找他幫忙或議事，總很熱心，騎個小摩托，挺忙乎，累得跟驢狗子似的。上下印象都好，很快入了黨”。
至少3名部級弟子
現任中央農村工作領導小組副組長、辦公室主任的陳錫文，也是杜老“農村改革團隊”的成員，1985年至1990年曾任國務院農村發展研究中心副所長、所長。
陳錫文接受采訪時曾回憶說：起草1983年1號文件時，在電梯里，他對杜老提出的“雙層經營”提出了不同意見，“'你說這個雙層經營，我不是很贊成，農民這層是經營，村里這層好像不是經營'。結果杜老當時跟我說了一句話，到現在21年了，依然在耳邊回響。杜老說，'小青年啊，不知道厲害，不說雙層經營這句話，是要掉腦袋的'。”
現任中央新疆工作協調小組辦公室副主任的杜鷹，仕途起點就在杜老身邊工作。其中國人民大學經濟系畢業后，曾在杜老支持下，跟陳錫文等人自發組織了著名的“中國農村發展問題研究組”（即農發組）。四年后，農發組編制正式從社科院農經所轉到杜潤生領導的國務院農村發展研究中心。杜鷹歷任國務院農村發展研究中心發展研究所助理研究員、研究室主任、副研究員、副所長等職。
1990年離開9號院后，杜鷹歷任農業部農村經濟研究中心副主任、農業部政策法規司司長、國家發展改革委農村經濟司司長等職，2005年至2014年曾任發改委副主任，2014年起任現職。
萬里之子，中國國際貿易促進委員會、中國國際商會會長萬季飛，早年曾任北京順義縣縣委副書記、寧夏回族自治區主席助理兼外經委副主任等職。跟習近平相同，他也曾經是杜老的特約研究員，參與杜老在9號院主持的關于農村改革的討論。
此外，現任中央財經領導小組辦公室主任、國家發改委副主任的劉鶴，當年到美國留學，也是杜老寫的推薦信。
1名上將弟子
解放軍總后勤部政委、上將劉源1982年至1992年這10年，曾從河南省新鄉縣七里營公社副主任干起，先后任鄭州副市長、河南副省長。他這10年從政經歷，正直中國農村改革的最關鍵階段。
據媒體報道，跟當年同樣在縣城工作的習近平、萬季飛相同，劉源也面臨農業、農村、農民諸多現實問題困擾，他也得到過杜老的指點和幫助。翁永曦1982年曾去鳳陽兼任縣委書記。他接受采訪時說，無論習近平、劉源或是他自己，每天直面三農現實問題，都盼望得到杜潤生指點。
知名學者弟子
“杜老門生”中，還有林毅夫、周其仁、溫鐵軍等學者。
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名譽院長、國務院參事林毅夫林毅夫上世紀80年代回國后，還是希望回北大工作，不需要別的條件，只希望給他提供一套住房。可當時房子可是大學機構中最稀缺的資源。杜潤生立即向林毅夫拋出了“橄欖枝”，林毅夫于是來到了9號院，加入到杜老的“農村改革團隊”中，后還在杜老直接領導的中國農村發展研究所任副所長。
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院長周其仁畢業后就加入到杜老的“農村改革團隊”中，來到農村政策研究室工作，他接受采訪時回憶說，“他（杜老）就是堅持把一批年輕人吸收到中央農村政策制定過程里來。以我自己為例，一個非黨人士，對政治不懂也不感興趣，但從滁縣調查之后，居然參加了五個中央農村'一號文件'起草的全過程。”
在杜老的90歲壽辰上，周其仁在發言中說：“大概幾年前，像我們這些當年有幸在杜老指導下從事過農村研究的人，好像得過一個稱號，據說原話是這樣的，這批人無非是杜潤生的徒子徒孫。這不是一個很雅的稱號，但是，我今天在這個場合講，這是很了不得的對我們的一個恭維。我是想不到今生今世會有哪個稱號像這個稱號，能讓我們引以為自豪”。
中國人民大學農業與農村發展學院院長溫鐵軍也曾經跟周其仁一起，在“農村改革團隊”工作。他曾對記者說，他當年印象最深刻的是杜潤生對農村調查的重視程度，幾乎所有的人，不論是當年的精英骨干，還是普通工作人員，只要你下鄉了，調查研究中你認為有問題，都可以隨時找杜老去談。
其他官員弟子
“杜老門生”、曾在9號院工作的“農村改革團隊”，還有發改委城市和小城鎮中心副主任魏唯、中國稅務雜志社社長張木生、國家稅務總局中國稅務雜志社綜合研究組研究員王小強等。
魏唯接受采訪時回憶說，當年在9號院，“踢門就進太夸張，但杜老的辦公室推門就進是沒問題的。”
張木生回憶說，他曾隨杜潤生到中南海匯報糧食問題，當時一位青年人很沖動地說：你們中央想什么呢？我們提的數據是經過大量的調查研究與反復測算出來的，不是拍腦袋！走出中南海，他以為杜老會批評他們張狂。沒想到，杜老樂了，“我就是要讓你們這些小家伙為我們這些老家伙投石問路”。
王小強回憶，當年他寫過一篇《農業社會主義批判》，小有名氣，聽說杜老欣賞他的文章，而且準備調他去農委。可沒想到見面時，杜老并沒有贊揚他，一席話說得他一時語塞，一句話也沒說出來。杜老問他，“你批判得淋漓至盡，但你想過沒有，假如你是毛主席，怎樣把中國農村搞好﹖”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新京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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