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土地改革法的制定，我是親自參加的，一次是起草，一次是七屆三中全會通過此法。這兩次活動，一次是中央政治研究室召集，一次是劉少奇召集。這一次的土地改革法是在總結過去經驗的基礎上產生的，在發展中國家可以說我國是解決農民問題、土地問題比較徹底的，也富有經驗。不但有正面的經驗，也有反面的經驗。不過那時的經驗，今天接受的還不夠充分。比如，如何對待農民？如何對待農民的利益？在今天還是有待解決的現實問題。過去有成績，現在不能因此而驕傲。
所謂總結過去經驗，從什么時候算起呢？可從1929年大革命開始。記載這個大革命的是毛主席親自寫的《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他當時在中央負責這方面的工作，這是一次。1929年以后革命就轉折了。
第二次或者說第二個時期是蘇區土改。當時黨領導紅軍實現了紅色割據，有了根據地政權才能搞土改，沒有政權不能土改，農民自發奪取政權是很困難的。在過去，戰爭、土改、奪取政權這三件事情是聯系在一起的，因為中國革命是武裝的革命反對武裝的反革命。所以蘇區土改是中國共產黨有計劃、有法令的一次土地改革。但是，這個時候出現的大問題是所謂“從肉體上消滅地主”，要把地主掃地出門，地主不分田，富農分壞田。這是個反面經驗。
第三個時期是抗戰前期，在陜北提出的，停止土改，實行減租減息，二五減租。從1937年到1940年，主要是開辟根據地，這個時期強調“一切服從統一戰線”，忽視了群眾運動。根據地開辟多了，華北、華中、華南都有，但都沒有實行土改。劉少奇去了華中后，強調發動群眾，鞏固統一戰線，穩定中間勢力。此時，我在太行根據地。
1942年至1945年，又在減租減息口號下發動群眾，可以說這是第四個時期，即發動群眾，減租減息。
第五個時期是“五四指示”時期，當時最重要的口號是：一條批準，九條照顧。這時是在對過去經驗進行反思的基礎上，批準開始土地改革，放手發動群眾。九條照顧，包括中立富農，地主留土地、保生活，保護中農，保護工商業，保護小土地出租者等。這個時期，群眾發動起來了，盡管有的地方徹底，有的地方不徹底，總歸整個解放區都行動起來了。
第六個時期是1947年，在劉少奇同志主持的土地會議上推出《土地法大綱》。這一次強調打亂平分，強調貧雇農路線。毛主席說劉少奇一貫右傾，但在這個問題上他也“左”過，當時把基層干部當作土地改革不徹底的障礙，整干部，叫“搬石頭”。發現了“左”的錯誤后，毛主席、任弼時進行糾正，毛主席發表了晉綏講話。“搬石頭”變成亂打亂殺，殺了一些地主，但主要是搬干部，是很危險的事情。晉綏地區發生牛蔭冠事件，讓他用繩子牽著他爸爸游街，要他和家庭決裂。后來毛主席在晉綏講話中，說明我們黨有個總路線：抗日統一戰線，這個總政策統管個別政策、個別路線。要正確對待地主，中立富農，保護中農，依靠貧雇農。
到1950年是第七個時期了，主要搞新區土改。這一次中央總結過去經驗，針對新時期情況，政策定得好多了。劉少奇定稿后，在中央開了個小會，華東來了劉瑞龍，中南來的人最多，有湖南省委書記黃克誠，江西省委書記陳正人，湖北省委書記劉建勛，中南局有我，我那時是中南局秘書長。這是我第一次見毛主席。毛主席說：我們推翻蔣介石，推翻買辦階級，取得偉大勝利。但是反封建，有個尾子，這個尾子很大，是個大尾巴。現在要把大尾巴割掉，請你們來出出主意，請你們講一講。首先由華東局的劉瑞龍講，他說黨需要一個穩定的政策。
我講了中南局的兩條意見，一條是鄧子恢主張的，一條是我極力主張的。鄧子恢贊成保存富農，但要沒收其封建部分（出租的土地或多余土地），“多余”兩字鄧老是極力堅持的。他認為，中國土地太少，新區人口太多，中南地區地主、富農的土地加起來沒有達到70%，只占40%左右。贊成保存富農，但要動一下富農。華東局說保存富農就不動富農，黃克誠和饒漱石還吵了一架，饒漱石是贊成劉少奇的意見、中央的意見，保留富農。最后，毛主席說贊成保存富農，富農放哨、中農睡覺，發展生產，大有好處。第二條意見是我堅持土改要分步驟，先搞減租反霸，后搞土地改革；土改又分兩步，分配土地、土改復查，叫“二步三段法”（中央接受了我這個意見）。反霸減租退押，這一段要“一切權力歸農會”，搞思想發動，訴苦會，發現積極分子，還要求知識分子下鄉搞“三同”。“兩步三段法”最后一段不能免，就是建立組織，用革命組織將土改成果鞏固下來。毛主席讓我寫個報告，我寫了及給中央，中央轉發全國，后來土改復查又強調了一下。
對土改的意義是有爭議的。有一位美籍華人學者，寫了幾篇文章，認為土改沒有必要，中國是自由地主制度，和西歐封建制不同，封建制是國家封給領主一塊土地，而中國的土地早就可以自由買賣了，中國地主是自由地主，不是領主、封建地主。
我們反封建的目的是反對土地壟斷，中國的土地少，是稀缺資源。土地的功能不只是生產資料，同時也是社會保障，給農民分一塊地，是生活資料，也是保障條件。那位美國人和我爭論了一下，認為可以接受。
今后，我國土地的稀缺性會越來越嚴重。不僅土改時期是平分，改革時期實行包產到戶，也是平分土地。劉少奇在土改中也看到了這個問題，他說農民說來說去是要一個“平”字，為什么要“平”呢？因為如上所述土地不只提供食品，還提供一份社會保障。毛主席和梁漱溟爭論。梁漱溟說農民在九天之下，工人在九天之上；毛主席說農民分得土地，免繳地租350億公斤，而且取得生活保障，我們搞工業化，要向農民收取一點積累。毛主席說梁漱溟實質是反對工業化。
我羅列了幾個問題：第一，我們共產黨一直堅持的東西，始終沒有放棄的，就是通過土地改革解決農民問題。農民取得土地，我們取得農民，對于民主革命，這是非常重要的一步，這是資產階級不能完成，必須由無產階級領導完成的任務。這是一項優先的任務，共產黨獲得政權，一定要做的事情。這個事情洪秀全說了，沒有解決；孫中山說了，沒有解決；蔣介石說了，在大陸也沒有解決。
第二，實現土改的方式，是有償還是無償。有償是向地主贖買，無償就是沒收地主階級的土地，這在黨內是有爭論的。1946年，中央曾一度考慮搞有償，后來大家說多年的土改，都是無償的，特別是東北地區的同志說，東北已經無償，不能再返回去。后來討論的時候，中央問我們的意見，我們中南的同志開了個小會，說這個問題太大，我們說不好。有償在新區不好辦，因為老區無償，已開了先例。中央最后決定回到無償，沒收地主土地，分給無地和少地的農民。
蔣介石在臺灣搞土改是有償的，他們發土地債券，地主可以拿來入股搞工業，把地主變成小企業主。南美國家也是實行有償的。
第三，如何對待地主，給地主分不分田地，要不要分浮財。戰爭時期，打土豪、分浮財是土改主要的辦法。我隨劉鄧大軍南下，一路打土豪、分浮財，一直到大別山地區。其實這樣做沒什么好處，軍隊是流動的，你一走，農民就把分得的東西給人送回去了。鄧小平同志主張不再提倡那種做法。
第四，如何對待富農，曾經有一段時間富農分壞田，最后變成沒收富農多余部分，因為大家平分土地，富農多余的部分要沒收。
第五，如何對待富裕中農，我們是保護中農的，但事實上也侵犯了少量富裕中農。因為劃富農有一個指標是剝削量超過25%，由于缺乏嚴格計算標準，曾經把少量富裕中農劃為富農。當時，我們依據的兩條標準：一條是雇工8個人，8個人以下不是資本家：一條是中農剝削量超過25%是富農。前一個標準是馬克思定的，馬克思只是舉個例子；后一個標準是毛主席定的。我們在劃分階級時，成了路徑依賴，這兩個指標不愿意動了。
第六，對中農一直是強調保護的，從蘇區到解放區一直是這樣。但是1947年打亂平分，改變了原來中間不動兩頭動的政策，效果不好。農民剛把土地種得像一點樣子，就打亂平分。當然，中間不動兩頭動，也不一定好。
第七，對待貧雇農，還是滿足他們的要求。建國后的土改，對保護工商業者，還是很堅決的，對小土地出租者也是保護的。
成績要肯定，教訓要接受。我們一直以為土改結束，反封建的任務就完成了。現在看來，封建傳統不會因為土改就被徹底摧毀，西方反封建，通過文藝復興、宗教改革、啟蒙運動，用了很長的時間。
我們要樹立民為貴、民為本的思想，保護人權，承認天賦人權。我們的土改只有經濟斗爭，缺乏一個廣泛的反封建傳統的階段性步驟，因為害怕資本主義，就怕個性解放、個人發展。這個課要補，經濟改革要加上政治改革，加上民主法制，補上反封建傳統這一課。這是歷史遺留下來的任務，只有土地制度的改革是不夠的，政治上的現代化還沒實現。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村莊與城市 微信公眾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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