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杜潤生是我國“農村改革之父”，對中國農村經濟的發展做出了卓越的貢獻。他對農村合作經濟產生的誘因做了深刻的闡述，主張建立農村合作經濟組織，發展龍頭企業，促進城鄉一體化發展；實行土地入股，建立股份合作制，推進合作經營；根據具體情況因地制宜促進農村發展。實施鄉村振興戰略，必須推進農村合作經濟的發展，從杜潤生合作經濟思想中尋求智慧，因此，應完善農村基本經營制度，扎緊資本下鄉的籠子，為農村提供資金保障；強化農業合作組織建設，推進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多種形式、穩步推進農業合作化;發揮龍頭企業帶動作用，促進城鄉融合發展，推進鄉村振興。
【關鍵詞】杜潤生；農村合作經濟；鄉村振興戰略；啟示
習近平在中國共產黨第十九次全國代表大會上指出，“三農”問題是關系國計民生的根本性問題，是黨和國家工作的重中之重，隨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我國社會主要矛盾已經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對美好生活的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為了緩解發展的不平衡，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必須實施鄉村振興戰略。杜潤生作為中國農村改革之父，有著豐富的農村發展思想，而農村合作經濟思想是杜潤生農村改革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深入研究杜潤生農村合作經濟思想，對當前實施鄉村振興戰略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一、杜潤生農村合作經濟思想的主要內容
杜潤生農村合作經濟思想是現代型合作經濟思想，和歐洲空想社會主義者的合作制試驗以及國民黨時期農村建設運動的合作制探索等傳統型合作制有著本質的區別。杜潤生農村合作經濟思想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不斷發展的環境下形成，和現代市場經濟有著較好的兼容性。他認為將來農業必然向著合作化的方向發展，應推動小農戶和市場接軌，促進農業發展和市場經濟相協調，通過多種形式的合作組織和龍頭企業，不斷推進組織和經營方式的創新，推進城鄉一體化發展。
（一） 對農村合作經濟產生必然性的深刻闡發
在繼承了馬克思主義關于農村合作化思想的基礎上，通過實踐中對中國農村發展的深入觀察和分析，杜潤生認為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是合作化發展過程中的一個形態，是由我國生產力發展狀況和農業生產的特點決定的，也將促進農業合作化的完善，隨著生產力的不斷發展，農業的家庭分散經營將不斷趨于聯合生產。1982年，農業改革在全國推行，在全國農業書記會議上，他肯定了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是合作經濟的新發展，并做出“今天的家庭經營，其性質已發生了根本變化，它是在土地公有化條件下的家庭經營，在許多方面受集體經濟的制約，是合作經濟中的一個經營層次”[1] 的重要論斷，隨著實踐的發展，2005年的他又在全國農業合作經濟組織論壇中強調了“農戶從各自獨立的分散經營，走向聯合經營，是歷史發展的必然趨勢”[2]。
杜潤生認為，一方面，商品經濟的發展是農村合作經濟產生和發展的前提，隨著農村商品經濟的發展，農民為了規避風險，調整生產，提高自身的競爭力，必然會走向合作；另一方面，社會主義國家為了加強對農業的調整，保證糧食生產的安全，必須把農業這個國民經濟基礎部門逐漸納入國家計劃經濟的軌道，也必然要求農業實現合作化經營。在1984年探討農村商品經濟發展的問題時，他分析了農村商品經濟發展的兩個趨勢，“農民群眾在商品經濟發展中，要進入市場，會受到個人、家庭經營發展的局限，會要求擴大經營規模，要求某種社會服務，所以，商品經濟本身可能產生兩方面的趨勢。一個趨勢是聯合、合作，假如這個趨勢不加引導，就可能產生另一個趨勢，即生產資料聚集到少數私商手中，貧困戶為克服困難，不得不依附他們”[1]，此外，在當年的形勢報告會上，他再次強調“通過這些合作形式，可以使農民與市場掛鉤，使農產品經受市場檢驗，推動技術進步，培養經營人才； 可以使農民個人利益和社會共同利益恰當地結合起來，把微觀經濟活動納入宏觀計劃軌道”[1]。
（二）建立農村合作經濟組織，發展龍頭企業，促進城鄉一體化發展
杜潤生認為，農村合作經濟組織是在市場經濟條件下農民自發組織起來抵御市場競爭、降低市場風險的經濟組織，他的產生和發展得益于市場經濟的深入發展對農村的影響，同時農村合作經濟組織所具有的社會調節功能和服務功能，將在農村經濟進一步發展的過程中發揮重要的作用。第一，調節生產功能。一方面，根據市場調節農民生產，將農民從一個個分散的個體經營整合成為風險共擔利益共享的利益共同體, 減少和避免家庭分散家庭經營的盲目性和自發性，將風險降到最小, 保證個體經營的積極性,實現利益的最大化。另一方面，調節一二三產業的比重，農村的發展，以農業種植為主，產業利潤較低，強化合作組織的調節和整合功能，發展農村第二三產業，給農業產品加入勞動、資本和知識等新的要素，提高農產品附加值，延長農村產業鏈，擴大生產范圍和社會分工，實現貿工農一體化。改革探索之初，1981年杜潤生[1]在農業領導干部學習研究班上，針對農業合作組織在促進產業調整方面的重要作用，強調了“首先要提高商品糧的生產，要著重于研究多種經營與糧食經營互相促進的關系，轉變它互相限制的關系，找到數量界限。著重研究農村二次產業、三次產業的發展”。而后，隨著農村商品經濟的發展，1998年在改革開放20年之際，杜潤生[3]回顧和總結了改革開放的歷史，針對合作化發展，他強調“各種渠道聯合起來，聯合本身就能產生效益，聯合起來可以避免重復投入,避免風險,減少中間費用。”第二，服務功能。農村合作經濟組織是農民互助發展的民辦組織，這就決定了這個組織不能以營利作為主要目的，而必須以服務作為自己的核心功能。杜潤生[1]在1986年中央農村工作會議上，在討論農村改革方向時就敏銳地發現了 “農民為了滿足商品生產的需要，在服務環節上發展了不同規模和項目的專業合作，解決供銷、信用、加工方面的問題”，并在實踐的發展中不斷地改革和完善其服務功能。
隨著農村商品經濟的深入發展，亟需推進農業產業化。在促進農業生產聯合的途徑上，杜潤生認為，龍頭企業制度是促進農業產業化，提高農業生產的集約化程度的重要方式。在2001年農業產業化研討班上，杜潤生指出“集體化的路子解決不了規模經營問題，還是按國際的慣例，家庭經營不變，在縱向和橫向的環節上實行聯合，提高農民的組織程度，在服務環節上搞規模經營。龍頭企業就是適應這個需要，經過長時間的檢驗，比較了各種辦法，得出來的一個好的結果”[2]。在合作經濟組織的建設方面，他主張改革原有的組織，重新確定組織的建設的方向和體制，明確業務定位，制定切實可行的改革策略和步驟，改革供銷社成為農村合作經濟發展的供銷服務組織，改革信用社成為農村合作經濟發展的金融服務組織，在市場經濟之下，促進“老樹發新芽”，新的組織在改革的過程中為農村合作經濟的發展提供全新的服務。
杜潤生從對國內外農村發展規律的認識出發，強調必須堅持城鄉一體發展，在1984年重要農村工作會議上他分析了發展農村商品經濟的幾個社會目標，擺在首位就是走城鄉結合，共同繁榮的道路，他強調“隨著商品經濟的發展，引起城市的過度繁榮，鄉村一度凋敝，這是許多資本主義國家，以至現在的一些第三世界國家都出現過的現象，市場規律自發起作用的結果”[1]，因此他主張，要在推進國民經濟發展的同時注重農村的改革，提高農業生產率，改善農村就業結構，推進農村一二三產業的協調發展，提高農業生產力，吸收農村勞動力，就地轉移，實現充分就業。在國家政策支持下，促進地區間經濟互助，在此基礎上，縮小城鄉差距，促進城鄉一體化發展。
（三）土地入股建立股份合作制，實現政社分設制，推進規模化經營
杜潤生認為，要促進土地的規模化經營，首先就必須將經營權搞活，在明確所有權的基礎上搞活經營權，允許土地流轉和入股，給予農民更多增加財產性收入的渠道。在1984年農村工作的通知中，他在總結1983年1號文件執行情況的基礎上，強調不少地方責任田太過零散，必須通過法律制度明確集體所有權和產權，充分激發農民生產的積極性，因此，應該“允許個人轉包。隨著社會分工的發展，一部分農戶放棄了土地，把土地相對集中到種植專業戶手中，先后進入集約化經營，是帶有進步意義的變化，應當鼓勵。”[4]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提出和建立，全國農村改革試驗區進行土地規模經營的試驗，在1994年在作為試點之一的廣東省南海市土地股份制研討會上，他強調，股份制不是簡單當作集資的手段，而是探索社會主義國家建立新的產權體制，以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運行機制的需要，因此要“明確集體所有權，穩定家庭承包權，搞活土地使用權，”[4] 農民以土地入股，個體分類手工業、家庭工業和家庭副業進入市場，按股份組成某種聯合體，兼顧集體和個人兩方面的利益。
在合作形式上，杜潤生主張吸收股份制和合作的雙重優勢，采取股份合作制。在市場經濟體制下，推動政社分置，摒棄其中的不適合當前發展的階段性因素，面向市場，體現開放性。擴大股份，把分散的社會資產聯合起來，風險分散于股東公眾，農民以土地入股，不設企業股，企業法人，不能成為本企業的股東。產權界定為所有權和使用權，兩權分離，相應的資本支配權和物業經營權也相分離，利用股份制糾正政企不分的詬病。
（四）因地制宜，多形式多方向發展農村合作經濟
在堅持馬克思主義的指導下，總結我國農村建設的規律，杜潤生認為，農業合作經營的規模和具體形式應實事求是，具體問題具體分析。我國幅員遼闊，區域之間的發展差異較大，農村的發展情況千差萬別，推進農業合作化經營，必須根據農村的特點，確定是否合適合采取合作經營，以及采取何種形式的合作經營。他認為合作制的產生有深刻的經濟原因，它曾經在不同的社會經濟形態下存在過，但歷來沒有，也不可能形成一個固定的模式。它的具體形式是由具體的地點、時間和條件決定的。不搞一刀切的模板，應結合地方特色，展現多樣性。1994年全國農村改革試驗區進行土地規模經營的試驗取得重要成果，在重要試點之一的廣東省南海市舉辦的土地股份制研討會上，他強調：“要按條件辦事，不講這一條，好事會走向反面，甚至變成災難，搞土地入股的股份合作制，并不是到處可行的，要看是否具備條件，要具體問題具體分析，做到心中有數”[4]。
針對龍頭企業的發展，杜潤生認為各地農村資源稟賦、風俗文化和產業布局各不相同，因此，要推進農村合作經濟的發展，必須發展多種所有制和多種形式的龍頭企業，根據農村發展的條件和現狀，選擇適合當地發展的形式，根據市場的需求，推動農業合作化發展。1999年隨著農業股份合作制發展，農業產業化不斷推進，數量雖然不多的龍頭企業卻發揮重要作用，在中國村社發展促進會組織召開的全國龍頭企業經驗交流會上，杜潤生論證了龍頭企業和農業產業化之間的關系，針對當時龍頭企業的發展的問題，他強調“龍頭企業的形式要多樣化。現代經濟是個多樣化的存在，https://www.baidu.com/s?ie=utf-8&f=8&rsv_bp=0&rsv_idx=1&tn=98012088_5_dg&ch=16&wd=https%3A%2F%2Fwww.baidu.com%2Findex.php%3Ftn%3D98012088_5_dg%26ch%3D16&rsv_pq=e20a7229000469a0&rsv_t=0d57c6ZgAc1EpieVoYuR2HnUA0dlJwwGkIlrZuscdU9jgITQ3kdLhkayDORmOFMOn%2F8&rqlang=cn&rsv_enter=1&rsv_n=2&rsv_sug3=1”[4]，只有在龍頭企業的帶動之下，凸顯地方特色，滿足市場的需求，才能不斷推進農村合作經濟的發展。
二、實施鄉村振興戰略中發展農村合作經濟的必要性
（一）適應發展新形勢，推進農業現代化的現實需要
新時代我國農業農村工作取得重大進展，農業生產力大幅提升，全面實現農業農村現代化有了新的形勢。黨的十九大指出“構建現代農業產業體系、生產體系、經營體系，完善農業支持保護制度，發展多種形式適度規模經營”[5]，為新時代打造現代化農業指明了方向，較之于傳統農業強調農業生產環節，現代化農業不僅注重農業生產體系現代化，同時注重農業產業體系、經營體系等各方面的現代化發展。要適應發展新形勢，促進農業農村現代化，必須加強農村合作經濟的發展，統籌協調，提高農民組織化程度，以合作提高資源和技術的利用效率，不斷強化農業生產的質量和過程管理，提高農民生產適應市場變化的能力和競爭力，才能促進農業生產體系現代化。合作起來的農民作為一個整體，更能夠不斷加強與市場融合，將生產經營體制的創新延伸至加工和流通等環節，通過專業化、網絡化流通、市場化營銷，推進農業經營體系現代化。
（二）激活農村內生活力，推進城鄉融合發展的必由之路
針對城鄉發展的二元結構，黨的十九大提出城鄉融合發展的新理念，這是城鄉關系發展的重要變革。在鄉村振興戰略引領下，不斷加大強農惠農富農的力度，但是農村發展的活力并沒有被完全激活，究其原因，在市場經濟深入發展的時代，鄉村振興不能只靠政府政策一只手的扶持，只有真正激活農村發展的內生活力，促進農村的發展，提高農村發展的核心競爭力，運用農村的優勢，增強城鄉發展的互補性，才能真正實現兩只手共同促進城鄉融合發展。
分散經營，農民的組織性不高，實施鄉村振興戰略，推進統籌協調的難度增大，農村各項改革的推進工作量倍增。要提高鄉村發展的核心競爭力，增加城鄉發展的互補性，需要將廣大村民組織起來，激發農村發展的活力，實現資源的整合，依靠農村自身的優勢，充分把握市場要求，促進農戶和市場接軌。因此，必須大力推進農村合作經濟的發展，提高農業產品質量和市場競爭力，收集市場信息, 開拓市場；為農戶提供各種技術服務，形成規模供給，打造農村品牌, 提高品牌的知名度和競爭能力，才能真正實現城鄉融合發展。
（三）打造農村發展新業態，推進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必然要求
農業本身是弱勢產業，生產對自然條件有一定依賴, 農業產品是人類生存必需的物品,或其他部門生產所需的原材料，產業利潤相對較低。要實現鄉村振興，必須改善農業的這一地位，黨的十九大提出了促進農村一二三產業融合發展，打造農村發展新業態，但是在農業分散經營的現狀下，每個農戶掌握的資金、技術有限，單獨的一家一戶不可能完成產業融合，只有在合作的基礎上，統籌管理，促進產業融合才能具有產業基礎。
2018年中央一號文件指出，當前我國農業的主要矛盾已經由總量不足發展成為結構性矛盾，因此，必須推進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分散的農業種植產業利潤較低，只有依靠合作才能促進農業深加工，延長產業鏈，提升利益鏈，促進一二三產業融合發展，打造生態綠色農業，發展農業多種功能，促進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才能推進農村產業興旺和生態宜居協調發展，建設美麗鄉村、幸福鄉村。
三、杜潤生農村合作經濟思想對實施鄉村振興戰略的啟示
（一）完善農村基本經營制度，為農業合作化發展提供制度保障
杜潤生強調，農村經濟結構的調整要注意界定產權，依法保護各類經濟主體財產權益[6] ，因此，在經濟新常態的背景下，實施鄉村振興戰略，必須把制度建設貫穿其中，要以完善產權制度和要素市場化配置為重點，以要素的市場化配置優化城鄉協調發展。穩定產權、保護產權，從而真正激活主體、激活要素、激活市場，給農民更多的獲得感和安全感。十九大報告提出，第二輪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長30年。讓農民吃了“定心丸”，也有助于促進農村土地流轉，調動農戶和新型農業經營主體對農業長期投資的積極性。深化農村基本經營制度的改革，完善農村承包地“三權分置”制度，在依法保護集體土地所有權和農戶承包權的前提下，平等保護土地經營權。擴大法律調整的范圍，進一步規范農民專業合作社的組織和行為，從法律層面給農民信心，推動農村經濟股份合作制改革，資源變股份農民變股東，探索農村集體經濟新的實現形式和運行機制,堅持政府引導、政策支持、農民自愿的原則，推動土地股份合作制農業經濟，讓農民在外出務工的同時，土地以股份的形式，被專業化和種植經營能手等更好的經營，提高農業附加值，增加農民資本性收入。
伴隨著鄉村振興戰略的實施，國家政策鼓勵、地方政府推動，以及配套設施的完善，鄉村投資環境不斷優化，資本下鄉的趨勢必將越來越明顯。在不斷推進多渠道融資的同時，在農民法制和管理知識匱乏，力量不對等的情況下，必須加強對下鄉資本的法律規范和引導，避免資本下鄉侵害了農民和農村的利益。因此，應遵循國務院《關于探索建立涉農資金統籌整合長效機制的意見》，嚴格執行包括環境影響評價在內的各項政策，對企業的行為進行更直接的監督。針對涉農資金管理體制不健全，使用效率低的問題，優化頂層設計，完善政策措施，提高資金使用效益。通過經濟手段和法律手段，共同推動農村合作經濟的健康快速發展。
（二）強化農業合作組織建設，促進資源整合，推進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
杜潤生認為推進農業生產合作化，必須發展多種形式的聯合，搭建多種形式的農業合作平臺，促進一二三產業融合發展，打造農村發展新業態。大力開發農業多種功能，延長產業鏈、提升價值鏈、完善利益鏈，多種形式提升農民合理分享全產業鏈增值收益。加強農業合作組織建設，搭建農業合作交流型平臺，統籌農業供銷，推進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在《中華人民共和國農民專業合作社法》的指導下，推動建立多樣化的農民專業合作社，推動農業專業化發展；著眼于合力推動農業品牌戰略實施，深化農業品牌建設模式機制創新，促進資源的集成和共享，增強農業品牌的活力和效益，促進農業發展現代，推動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
加快構建現代農業體系，以合作組織建設推進建立緊密的利益鏈，讓小農戶與新型農業經營主體分享現代農業發展成果。面對新時代農業發展面臨的矛盾，必須加快構建農業產業體系、生產體系和經營體系，完善農業支持保護體系和健全農業社會化服務體系。推進農產品深加工業，支持主產區農產品就地加工轉化增值；加強農村電子商務基礎設施建設，運用電子商務平臺，把服務網點延伸到鄉村，打造“互聯網+農業產業”模式，加快推進農業現代化。實施休閑農業和綠色農業，發揮農村特色的基礎上，滿足市民休閑和消費需求，促進市民下鄉消費。發展鄉村共享經濟、創意農業、特色文化產業，促進農村一二三產業融合發展，構建現代農業經營體系，推進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
（三）以龍頭企業打破城鄉要素流通的壁壘，促進城鄉融合發展
杜潤生指出為了避免城鄉兩級分化，必須消除城鄉壁壘，促進城鄉一體化發展。黨的十九大報告提出了城鄉融合發展的新思想，確立了破除城鄉二元結構、建立新型工農城鄉關系的新思路。2017年農業工作會議強調，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鄉村振興道路，必須重塑城鄉關系，走城鄉融合發展之路。因此，要引導推動龍頭企業與合作社、小農戶建立緊密利益聯結關系，帶動農民分享農業產業鏈增值收益。
堅決破除各種體制機制弊端，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更好地發揮政府的作用，推動城鄉要素自由流動，平等交換，促進小農戶和現代農業發展有機銜接，把小農生產引入現代農業發展軌道。培育各類專業化市場化服務型合作組織。發展多樣化的龍頭企業，提升小農戶組織化程度，注重發揮新型農業經營主體帶動作用。支持農民通過龍頭企業和農民專業合作組織幫助小農戶對接市場。扶持小農戶發展多功能農業，提高產品檔次和附加值，拓展增收空間。發展農村支柱產業，增強城鄉發展的互補性，延長產業鏈，產業融合促進城鄉融合，加快形成工農互補、城鄉互助、全面融合、共同繁榮的新型城鄉關系，真正促進城鄉融合發展。
（四）制定計劃，穩步推進，多種形式逐步實現農業合作化和規模化發展
按照黨的十九大提出的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分兩個階段實現，在中央一號文件提出了實施鄉村振興戰略的目標任務和基本原則，明確實施鄉村振興戰略的目標任務是“到2020年，鄉村振興取得重要進展，制度框架和政策體系基本形成；到2035年，鄉村振興取得決定性進展，農業農村現代化基本實現；到2050年，鄉村全面振興，農業強、農村美、農民富全面實現”[7]。推進農村合作經濟的發展，作為實施鄉村振興戰略的重要組成部分，必須堅持因地制宜、穩步推進，科學把握鄉村的差異性特征，做好頂層設計，注重規劃先行、突出重點、分類施策、典型引路。既盡力而為，又量力而行，不搞一刀切。
各地方在十九大和2018年中央農村工作會議精神的指導下，制定地方農村工作的規劃，體現地方農村發展的特色，結合當地農村發展的具體問題，按照中央農村工作會議的要求，探索農業合作化發展的具體的路徑。在實踐中不斷完善，堅持一邊探索一邊完善，在黨的帶領下，尊重人民的智慧，共同推動農業合作化發展。
作為一個堅定、睿智改革者，杜潤生農村合作經濟思想豐富而深刻，其對于農村合作經濟發展的必然性的闡發，根據地方具體情況建立多種形式的合作組織，通過龍頭企業推進城鄉一體化發展的思想意義重大，其思想的火花仍將指導促進農村合作經濟的發展，推進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實現鄉村振興。
【作者簡介】段端磊（1992-），男，安徽亳州人，碩士研究生，研究方向：馬克思主義中國化。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新疆農墾經濟雜志（微信公眾號）2018-05-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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