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有9億農民，中國是一個農業大國。但中國農民卻往往與現代文明相距甚遠，被視為“弱勢群體”。人們稍加留心，就會發現，除了在走向繁榮文明的北京、上海、廣州、深圳等地方看到的中國，還有另外一個中國——鄉土中國。
而在過去半個多世紀的中國歷史舞臺上，有這么一個老共產黨人，他用他畢生的精力來關注中國農村的一切發展變化，從根本上研究中國的農業問題；他幾乎參與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所有農村改革政策的制訂，被譽為中國農村改革的代表人物；他始終不渝地心系農民，為解除農民疾苦而奔走吶喊，無怨無悔。
這位89歲高齡的長者，在與相當于孫輩的記者交談時，依然激動不已地說：“我們欠農民實在太多，現在是到了反哺他們的時候了！”
老人說：我們欠農民實在太多！
最近一本由在任鄉黨委書記寫的《我向總理說實話》，因痛陳農民疾苦而在全國引起巨大的反響。人們記起了兩個名字，一個是作者李昌平，另一個則是為此書作序的杜潤生。有評價說：令人震驚的不僅是李昌平向總理含淚痛陳的"農民真苦、農村真窮"，更令我們震撼的是中國農村改革的權威杜潤生先生以“我們欠農民太多”為標題寫的序言和文中“給農民真正的國民待遇”的吶喊。
89歲高齡杜老是一個大忙人，經常出差到外地去做他的三農問題調研，我們約了一個月才，好不容易在農業部農村問題研究所那個老式的辦公室里見到了他。但由于不熟悉路況，加上堵車，我們到達時竟然比原定的見面時間晚了近半個小時。
讓一個老人等了半個小時，我們心里說不出的惶恐，但為了完成任務，還是硬著頭皮去見這位五十年代就受到毛澤東點名批評的大人物。我們抱著肯定會受到嚴厲責備的心里準備，沒想到杜老見到我們，卻十分熱情和善地迎了進去，并一再安慰我們不要緊張，不要有負擔。還說沒想到我們是如此年輕，他很喜歡和年輕人交流。
問清我們的來意之后，杜老謙虛地說：我一般不大接受采訪，因為你們寫報道，老是說我好話，表揚我。但你們大老遠來了，也不能讓你們空手而歸，就隨便聊聊。
世紀之初，WTO之后，中國百業待興，為什么說農民問題是中國最最重要的問題呢？我們的訪談從這個問題開始。
“為什么應該關注三農問題？因為農民占中國人口的絕大多數，而中國的農民真苦，”老先生說得很帶感情。
農村、農業、農民的問題被稱為“三農問題”。中國的改革開放本來是從農村開始的，但二十年之后，當中國的城市與工業發展已步入快速發展通道的時候，農村改革出現了無法突破和停步不前的現象，而農民的境況卻陷入了一種十多年來從未有過的困難之中。可惜的是，在目前國內的主流話語中，進一步的農村改革卻似乎已被忘卻了，人們談得最多的是WTO與的其他產業發展問題。杜老認為這種現象不太正常。
現在農民收入低，負擔重，是全社會都知道的事。但這還只是表面現象，杜老關心農民，為農民說話，卻有更深層的理論分析。他說，中國的農民過去和現在都不是國家的負擔，相反，中國的農民貢獻太大太大。我們共產黨人靠的就是農民，民主革命時期，農民是主力軍；解放戰爭中，農民損失了幾百萬條生命，才換來了我們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和平時期，又正是這些農民的辛苦勞作，用7%的世界耕地面積，養活了22%的世界人口。今天，中國的糧食產量達到5億噸，除了滿足農民自己的需求，還能養活近3億的城市人口。外國人都認為，這是一個世界奇跡。而創造這一奇跡是并不是其他什么人，就是我們那樣臉朝黃土背朝天的農民兄弟。現在世界市場上的糧食大概是2億頓，如果中國人不能養活自己，那么把全世界市場上的糧食都買過來還不夠，這樣肯定會引起世界大亂。可是，正是這樣一個對中國社會和人類做出如此巨大貢獻的中國農民群體，他們的人均年收入卻只有2300元，除了成本，更只剩下1500元，還不到中國城市人口人均年收入的1/4。“因此，我一直認為，社會對農民的回報，與他們的巨大貢獻極不相稱。”
正是基于這種的認識，當李昌平寫《我向總理說實話》一書，以一個鄉黨委書記身份，用切身經歷向總理痛陳“農民真苦、農村真窮、農業真危險”時，杜老沉重揮筆作序，大呼“我們欠農民的實在太多！”
我們搞了半個世紀的社會主義，又搞了20多年的改革開放，為什么農民的收入仍然上不去呢？杜老認為主要有兩點：一是我國的財政不富裕，國家要向農民征稅，征收土地稅、土特稅、屠宰稅。這種稅收政策，把農民收入大大降低。二是農業是個弱質產業，受價格的限制太大。66%的農村人口生產糧食來供給34%的城市人口，糧食有了剩余，改革開放后，農業生產連上幾個臺階，卻出現了谷賤傷農的現象。再加上農業糧食品種結構不合理，國家每年需要進口5%的小麥，中國糧食市場又受到國際市場的沖擊，農民的情況就更慘了。
從前，農民要為工業積累作貢獻，國家通過統購統銷，利用工農產品的剪刀差，幾十年來一貫制的向農民低價收購農產品，提取積累，發展工業。農民作了很大貢獻，粗略估計約有6000億－8000億元。杜老認為，從國家宏觀發展來看，在工業發展的初期，向農民提取一定的積累是正確的。但是現在我們國家的工業發展已進入中后期階段了，按理說，現在是到了我們反哺農民的時候了。可是情況卻并不是這樣，我們的財政政策并沒有向農民傾斜，國家每年給農民的沒幾個錢。我們發行5000億公債，大部分都用于交通運輸和國有企業改造，用于農業的只有1900億元，而這筆錢也主要是用于大江大河的水利建設，并沒有直接到農戶、農民手里。
杜老說，世界上沒有一個發達國家不補貼農民，布什政府每年補貼給美國農民的有190億美元。可是我們社會現在講得最多的是城市失業，顧了城市，就顧不了農村。“現在是到了反哺農民的時候了，共產黨人應該做得比布什政府還好！”杜老一再向我們強調這一點。
給農民真正的國民待遇
“‘三個代表’其中就有一條，中國共產黨是最大多數人民群眾利益的代表。那么誰是大多數呢？毫無疑問，農民是中國的絕大多數，堅持‘三個代表’，就應該堅定不移地給農民真正的國民待遇！”說這話的時候，老人顯得格外地思想清晰和充滿智慧。
只要翻一翻報紙、看看電視，我們就常常會從媒體上看到諸如“某農民在京沒帶暫居證，而被警察抓到昌平做苦役”等大量農民進城受歧視的報道，看了叫人非常寒心。在中國，時下更流行一種“農民是中國的二等公民”的說法。
談到這個問題，杜老興趣更濃：“二等公民這個說法雖不確切，但反映了部分真實存在，值得關注。我國農村農民生產生活狀況，比解放前大有改善，這是肯定無疑的。但和城市市民相比，農民還沒有取得完全的國民待遇，有些方面還受到歧視。因此，我才呼吁給農民真正國民待遇。”在一篇文章里，杜老列舉了農民待遇不公平的10種現象，諸如“農民沒有自由遷徙的權利”、“農民在接受教育上不享有平等的權利”、“農村沒有建立社會保障制度”、“農民沒有公平擇業的權利”、“農民沒有支配土地的權利”、“農民沒有公平享受金融貸款的權利”、“農民沒有自己的代言人”等等，都論述得非常具體而深刻，看了發人深思。
當聽說我們都是從農村出來的時候，杜老還要我們給他講現在農村的情況。在杜老的文章里，提出了農民沒有平等受教育的權利。農家子弟考大學錄取分數要更高些。農民人口占全國人口70％，但在大學和專科里只占30％的份額，30％的城里人則占70％的份額。我們說：其實還遠不止如此，農民即使考取大學了，也沒有錢讀。很多老家子弟讀不起大學，還有的讀不起中學、小學。杜老聽了不住地搖頭嘆息：“這太不公平了！”
杜老認為，農民的疾苦，說一千，道一萬，其中最根本的就是中國農民現在還沒有享受基本國民待遇。而造成這一現象，是我們長期的城鄉二元體制。現在還有的人把農民視為洪水猛野，認為把農民解放了，一定會天下大亂。“當年林肯解放黑人，還沒有我們這樣害怕。為什么我們的有些干部，就這樣害怕農民呢？”
關鍵是農民沒有自己的代言人。杜老特別強調，誰來保護農民，替農民說話呢？除了黨和政府的保護，農民還應該有自己的代言人。工廠有工會，商業有工商聯合會，現在各行業也開始建立自己的協會。可是占人口絕大部分的9億農民，卻沒有一個自己的協會。杜老回憶說，早在80年代，他就與幾位老同志向中央寫信，呼吁成立農民協會。當時小平同志說：原則上可以，看三年再說。如有需要，就組織。后來由于多種原因沒有著手解決。他非常擔心這樣拖下去會帶來社會問題，希望將來能有所解決。他還從我們的政權性質上分析，給農民完全的國民待遇，這是現階段必須實行的有利于鞏固工農聯盟的一項政策，應該受到重視。
杜老說，江總書記提出“三個代表”的偉大理論，這對農民非常有利，這是最高領導層的英明決策。為什么呢？“三個代表”其中就有一條，中國共產黨是最大多數人民群眾利益的代表。那么誰是大多數呢？毫無疑問，農民是中國的絕大多數，堅持“三個代表”，就應該堅定不移地給農民真正的國民待遇！說這話的時候，老人看上去顯得格外的思想清晰和充滿智慧。
杜老興奮地告訴記者，不久就要開“十六大”了，按照以住慣例，中顧委委員都列席黨代會，身為中顧委委員的他，要在黨代會上提交提案，再次為農民的利益大聲疾呼。杜老還向我們透露了他將要在“十六大”提交的提案內容：一是減免農稅；二是實行國民收入的再分配，根據WTO的原則每年給農民適當的補貼；三是通過法制鼓勵向農民貸款，把農村的錢（主要是指各種儲蓄）用于農村；四是通過立法穩定土地承包責任制30年不變，確立和保護農民對土地的占有權和支配權。五是禁止不公平征地，防止農民土地資產流失。
我是農民的兒子
不久前有一位偉大的老人說：“我是中國人民的兒子，我深深地愛我的祖國和人民”。這句話一直深刻地印在每一個中國的人心中。如今，我從另一位近90歲的老人的那里聽到了類似的聲音：“我是農民的兒子，我永遠心掛著中國的農村和農民。”
杜潤生1913年出生于山西太古縣一個農民家庭。早年參加革命，解放后任中共中央中南局農委主任兼秘書長。在中南局工作時，就提過土改結束以后給農民交易的自由，就是商品交換的自由、借貸自由，還有可以雇工、租佃關系的自由等等，叫做“四大自由”。1953年任中共中央農村工作部秘書長，在鄧子恢手下工作。因為對于農村工作，特別是關于合作社運動有一些意見，提出當時的農村合作運動速度應該要慢一些，并主張給農民一些經濟上的自由，1955年10月七屆六中全會擴大會議上受到毛澤東主席的點名批評，被指責為是“在社會主義高潮到來的時刻，像小腳女人走路”,并因此受到處分。后調任中科院副秘書長。70年代任國家農委副主任， 80年代任中共中央農村政策研究室主任。因支持安徽的包產到戶，對中國農村改革起了巨大的作用。有評論認為，八十年代中，中國研究改革的專家學者里，最強的隊伍之一，就是杜潤生領導的農村政策研究室,他們常年持之以恒地的調查研究，始終保持著觀察農村問題的前沿眼光，在政策研究和學術討論上都贏得了領先地位，也引起了國際學術界的重視。因為在中國農村改革方面的巨大貢獻，杜老被譽為“中國農村改革的代表人物”、“中國農村問題權威”。退休后，杜老仍以中顧委委員的身份，繼續關注中國的農村問題，不斷為農民呼吁吶喊。
為什么這樣一位老者，在別人安享天年的時候，卻會如此念念不忘農村、農民、農業問題呢，始終不渝地關愛著中國的農民呢？是因為他曾任黨和國家高級領導人的歷史責任感，還是一個經濟學家的理性驅使，或是一個知識分子的良知和正義使然呢？
“是什么驅動你一輩子都牽掛著中國的農民？”記者的提問單刀直入，想了解其中的奧秘。
杜老的回答出乎我的意料之外：“我并沒有什么偉大的理想，也沒有什么高明的理論，你說的良知和正義帶有太多的道德評判。其實說起來很平常很實在，因為我是一個農民的兒子，我出身于農民，我永遠心掛著中國的農村和農民。”“我沒有什么非常之處、過人之處，我就是一顆平常心。”杜老反復向我們強調這一點。
“平常心”三字，說來容易，要用一輩子來做，又需要多大的勇氣和胸懷啊。現在的人，要是都能做到“平常心”這三個字，中國早就應該是太平世界了。
杜老還用了一個非常有趣的詞來解釋他關愛農民的一生——“人生的軌道依賴”。他說自己一直在農業部門工作，長期關注農民疾苦，久而久之，就形成一種生命的軌道，一種人生的慣性。“我現在也只是在這個軌道上運行，我走不出去了。因此，要我不再關心農民，不管他們的疾苦，我沒有辦法做到。這就是人生的軌道依賴。”這種“人生軌道依賴”，對于那些進了城之后就“用屁股對著農民”的官員和學者，未嘗不是一劑良藥。
杜老為中國的農民費盡了一生心血，甚至因此吃了許多苦關，他為中國的農民過上幸福的日子，為中國農村改革做出了巨大的貢獻，是有目共睹的。我們要他對自己一生進行自我評價，他說自己不是一個創造型的人，一生沒有什么巨大貢獻，“我的一生，只有‘不后悔’三字，其他就沒有了。我只是一顆平常心，唯一勉強可以安慰自己的，就是沒有留下什么后悔”。他就是這樣，為他牽掛的農民盡心盡力，哪怕當年因此吃盡了苦頭，也不后悔。
老人一生中最難忘的事情，就是當年因為替農民說話，受到了毛主席的點明批評。他說，當時最痛苦的，就是你明知自己是對的，還不能抵抗，還得違心地表態，違心地作檢討，因為如果你堅持到底，就可能出現最壞的結果，很多人甚至就是因此被剝奪了生命。老人回憶起當年的情景，仍然顯得格外地沉重，臉上布滿了痛苦。
我們問這位老人一輩子最得意的事是什么，老人謙虛地說沒有最得意和值得驕傲的事。但當我們問他這一輩子有沒有最遺憾的事時，老者沉思片刻說：“我這一輩子最遺憾的事，就是我做了大半輩子的農村工作，我活了89歲，卻還沒有看到農民生活真正得到改善，三農問題沒有得到足夠重視，中國的農民還沒有得到真正的國民待遇。”不過，老人也和我們一樣，相信有“三個代表”的指導，這一問題一定會較快得到解決，中國的農民，一定會過上真正的好日子。
采訪結束好幾天了，杜老那和藹的樣子和他那句“我們欠農民實在太多，現在是反哺農民的時候了”的話，一直印在筆者的腦子里，至今揮之不去。中國的農民，也一定會記住他們的這位“兒子”吧。
（作者系中國慈善聯合會副秘書長，撰寫于2002年）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中國慈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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