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潤生去了，活過了期頤之年，在民間的草根看來，這是很大的福氣，按照老田的鄉下人傳統，這樣的老壽星去世是一件真正的“白喜事”。這一條體現自然規律的人生之路，沒有人能夠例外。特別值得重視的是，杜潤生在共產黨高層六十年的為官經歷及其起伏，算得上是一個最值得進行解剖的“麻雀”，能夠幫助我們理解很多歷史和政治現象，應該作為教科書的經典案例來加以剖析。
一
當然，在很多人看來，升官發財也是很大的福氣，杜潤生本身的經歷就是觀察官場的很好歷史標本。應該說，杜潤生在毛時代也當了很大的官，但并不太順暢，甚至還有點郁悶。十年前我訪問杜老先生的同事，他提到杜老先生對工作是怎樣的兢兢業業，據說，當時在中央農村工作部任職高官的杜老先生，口袋里長期要預備兩份報告，遇到要推進農業合作化事業毛主席及其他領導人，杜老先生必有一份合作化有理的報告送上，遇到劉少奇鄧子恢等懷疑或者否定合作化的領導人，杜老先生也有一份合作化有害的報告幫助支持他們的觀點。
雖然杜潤生老先生在毛時代無比努力地做官做人，但是官運不算上佳。1955年胡風事件之后，官場中間開始了一場“清理中層”的內部肅反和清查歷史的運動，許多高官解放前的表現都被清理，杜老先生曾經被敵人抓獲并自首過，在那一代官場人士看來，這是很大的污點。當時杜潤生的老上級李雪峰勸他自己向黨坦白以爭取主動，但杜老先生持有僥幸心理，最后，相關肅反部門派人與杜老先生當面對材料，在鐵證面前杜老先生只好認賬了。這件事對杜老先生造成的損害是雙重的：首先歷史污點原本就存在，結果又加上了向組織隱瞞的不好表現，最后杜老先生被攆出中央農村工作部，去科學院任職。這在官場中人看來，是一個很大的挫折：意味著從權力中樞出局，掉到了疏遠的業務部門。到了文革期間，工宣隊和軍宣隊掌握清查歷史的權力，這些從基層上來的群眾化干部，對于干部歷史污點的寬容程度更低，至少要比官場的容忍度低得多，結果，同樣一件事在五十年代杜先生還只是異地為官，但在中央五七干校的時候竟然被內定要“劃成叛徒”，如果不是徹底否定文化大革命，杜老先生注定要與后半生的官運亨通錯過了。從杜老先生這個個案可以看出，在毛時代做官哪怕做到高官厚祿，也不是很愜意的。
據馬賓老同志回憶，文革被否定之后的一個時期中間，在官場里要是沒有當過右派或者被查出自首變節歷史，好像就矮了一截子，有點灰溜溜的感覺了。有了馬賓老同志的親身感受做鋪墊，我們就能夠較好地把握杜老先生為什么后來官運亨通了。不管怎么說，凡屬在毛時代受到了批評和整肅的，在鄧時代就受到信任和優先提拔，這就像是土改前后的老貧農一樣，解放前是窮困潦倒的代名詞，現在變成了政治上最可靠的依靠力量。杜老先生無疑得益于1970年代末期那次一百八十度的轉彎子：從前妨礙他高升的歷史問題，現在變成了一種最好兌現的政治資產，這昭示著官場人事政策或者選拔標準有了根本性的變化。除了這個共同的變革帶來的好處之外，杜老先生在1950年代的勤奮為官，讓新時代的高級領導人看到了杜老先生的個人潛力：能夠讓人放心地去為任何政策方向服務，杜老先生心里面想的只有上級，完全沒有他自己。
二
萬里在接受訪問回顧分田過程時就說過：因為農口很多官員從水利和機械化需要出發，擔心解散集體經濟帶來嚴重后果，而萬里很慶幸地說：我就抓一個杜潤生在那里起草文件，一個又一個發下去，同時杜潤生還請人寫了“很多好文章”，萬里建議農口的官員好好去讀一讀。
老田曾經訪問過農業部副部長李友九老同志，他談到分田前后的一些事情。據他說：當時農業部有個調查數據，有三分之一的生產隊是很好的，中間百分之四十也還可以，大約有四分之一生產隊生產搞得不好，鄧小平倒是沒有說過要全部包產到戶，當時主管農業的副總理萬里，要搞全面的包產到戶，我保留意見，杜潤生原來是反對全部包產的，主張保留三分之一的好生產隊。杜潤生曾經對我說，你挨批評是代人受過，萬里本來是批評我的，因為你強調太厲害，他就轉而批評你，何康投萬里之所好，搞包產到戶。這個時候林乎加是農業部長，一次開會的時候，吳象說包產到戶是完善集體經濟，我不同意吳象的說法，說包產到戶只能說是瓦解集體經濟，怎么能說是完善呢？萬里繞到我的對面坐下說，吳象的話就是我的話。他們這些人說話完全不講道理。杜潤生原來是反對全部分田的，看到萬里的態度他就屈服了，他轉過來最積極地贊成分田，原來他是主張留下1/3以上的，哪怕留下1/4也好，能夠有個相互比較。結果萬里、胡耀邦、吳象他們搞到極端，他們搞得太絕對了，主要是胡耀邦和萬里兩個人，吳象不過是跟風擺。
從常識出發，我們都知道分田到戶肯定是瓦解集體經濟的，但是，萬里支持吳象把話反過來說，這也是一個很有意思的現象。比如，官方宣傳口徑說是要搞“聯產計酬責任制”“統分結合的雙層經營”，至今學界還有人這么跟著說，但是，農民不吃這一套，始終認為就是“分田到戶”。回顧1950年代的合作化過程，我老家的農民也不承認所謂的合作化或者人民公社化，回顧歷史的時候直說1956年“轉社”、1958年“吃食堂”。主流經濟學宣傳說，分田到戶調動農民積極性，但下去訪問農民和基層干部，這些群體往往強調良種、水利和農田基本建設以及化肥對于增產的作用。官方口徑和親歷者經驗之間的巨大鴻溝，也深刻地滲透到主流經濟學的研究間去了，一位工學博士鐘慶在讀主流經濟學的時候（他寫過《刷盤子還是讀書》這本書來比較中日兩國的發展經驗），有一個精辟的發現：這些人假裝沒有見過新中國的統計數字。確實如此，主流經濟學家在做研究的時候，往往拋開宏觀數據，自己費很大心血和精力去計算與經驗很遙遠的數字，據以得出自己的結論，比如：研究農業經濟發展的時候，林毅夫常常就拋開單產和總產量數字，自己去計算所謂的“全要素生產率”數字支持自己的結論，而且得出來的結論往往與經驗數字相反，有時候也與公認的經濟學理論相反。
三
在杜潤生第二次被重用之前，是王任重、張平化、張秀山等人領導的國家農委負責農業方面的政策指導工作，杜潤生只是一個副主任，他個人再聽領導的話，其意見在農委也起不到主導作用。原本鄧小平挑選國家農委的負責人，大多數都是文革期間被罷過官、挨過批的省委書記，王任重和張平化都有這樣的經歷，在一些庸人想象力中間這些人從與毛澤東的個人恩怨出發，應該會無條件支持“具體否定”毛澤東——首先是要否定農業合作化，但沒有想到的是：在全國絕大多數有過被罷官經歷的省委書記中間，反對分田到戶的是絕大多數，而支持分田到戶的只有三個貴州的池必卿、內蒙的周惠和遼寧的任仲夷，這在省委書記中間是一小撮，而王任重、張平化等人也與大多數反對分田的省委書記站在一起。結果，鄧小平和胡耀邦等人，不得不撤銷國家農委，重新組建中央農村政策研究室，調杜潤生、吳象等人總攬其事。這就是那個著名的人事政策：不換思想就換人。直接換人可能帶來顏面上的不好看甚至引發矛盾和沖突，那么就新建一個機構把原先的機構丟一邊去。后來朱镕基組建國家經貿委同時邊緣化國家計委，也是同一個政治智慧的活學活用。
因為在黨內高層，贊成分田的“分田幫”是少數，農林水利口官員從機械化和水利化要求著眼都反對分田，不能夠說服多數人始終是一塊心病。雖然1982-1986年胡耀邦杜潤生等人連續搞了五個一號文件，但還是沒有說服大多數。因此，廣泛采用組織手段來保障政策實施就成為一個關鍵措施。在中央層次，萬里擔任書記處書記并主管農業之后，1982年3月就撤銷了農委，成立了以杜潤生為主任的中央農村政策研究室。省一級按照鄧小平“不換思想就換人”的原則，改組了黑龍江、吉林、福建、河北、湖南數個省委的負責人。組織措施最殘酷的部分，則是迫害廣大的農村基層干部，特別是那些集體農業時期做出過卓越貢獻的基層干部。如果沒有網絡，人們至今仍然無法了解黨內分田幫采取了多么大的政策力度，他們為分田改革下了多么大的決心并排除了多么大的“阻力”。
據杜潤生回憶，河北省曾經被胡耀邦和他認為是“死堵”高層“分田幫”政策的省份，為此，胡耀邦指派杜潤生去河北省委催促分田，第一次杜潤生在省委召開的縣委書記會議上做了個講話，還向省委竭力推薦河北唯一的分田積極分子邢臺地委書記邢崇智的所謂“五統一”經驗，但是，這個沒有能夠說服多數人。結果，第二次胡耀邦自己親臨河北，在大會上當場批判河北省委，說他們“耽擱了三年時間，要撿回來。”然后，調高揚去河北任省委書記，原書記調離。（參見《杜潤生自述——中國農村體制變革重大決策紀實》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130-131頁）在胡耀邦、杜潤生等人多次催促并以撤職相要挾的情況下，才勉強在河北推廣了這個不得人心的政策。
2009年年初老田去饒陽五公村調查，得知為了落實分地政策，河北省長張曙光數次親赴五公村蹲點，要求必須分地。網絡興起之后，才了解到，河北一些著名勞模如呂玉蘭、葉穎芬都曾經被打成反革命幫派體系關押審查多年，目的都是為了落實分地政策。最為突出是遼寧省，當時省委書記任仲夷是最熱心響應上級號召分地的人，因為擔心基層干部反對，所以，索性把絕大多數基層干部都邊緣化，2011年老田在大連郊區金州訪問原先的公社干部侯書記，他談到胡耀邦、任仲夷這些人很高明，最會整人，侯書記說：這伙人連公社里頭的組織委員、宣傳委員這個級別的小干部都不放過，統統弄去農場，然后以連哄帶騙的方式分地，結果很多郊區一分地就出現非常嚴重的階級分化，有的家庭分到很多菜園地，有的勞動力不足的家庭連一點點種糧食的地都沒有。侯書記感慨地說，這些人真正是整人高手，他們沒有給你定什么幫派體系的案子，讓你喊冤都沒有地方喊。
2008年在山西張莊遇到王金紅，他提到張莊原本集體經濟很壯大，農業也已經實現了很高程度的機械化，社員都不愿意分地，但是頂不住來自杜潤生的直接壓力，最后只好分了。據王金紅介紹，當時杜潤生派了自己的伍秘書，親自率領由中央、山西省外加地、縣、公社干部組成的五級工作組，進駐張莊，勒令張莊必須分地。王金紅還說，他后來從公社拿到了這個五級工作組的處分報告，其中得出三條結論說：張莊的機械化不行，理由是自己發明的玉米烘干機烘干的玉米不好吃，所以機械化是失敗的；第二個結論是張莊的干部有好幾起為自己親戚朋友謀私利的事實，所以，干部隊伍也是完全不行的；第三個結論是說張莊統計糧食產量沒有百分之百扣除玉米中間所有的水分含量，因此平均產量也沒達到畝產1000斤那么高，因此，高產典型也是假的；為此，必須徹底分地不容許保留集體。
換一批聽話的人當大官，然后推行自己的政策，這不算很大的創新。杜潤生的農村政策研究室內部有兩批人，一批是被官場邊緣化的高官例如紀登奎等，這些人因為政治上的波折，現在變得空前愿意聽話了。河南農學院的大學生范念民，在文革后被判十多年有期徒刑，出獄之后特意去北京看望曾經視為前輩老師和引路人的紀登奎，談話期間，紀登奎眉飛色舞地介紹他怎么樣參加起草分田的文件，范出門之后長嘆一聲：學生還沒有變，老師已經變了。
據王金紅介紹，后來韓丁到了中國，看到張莊分地之后土地就像面條一樣一條一條的，機械化完全排不上用場，感到十分痛心，到北京見到杜潤生之后拍桌子爭論，杜潤生最后說：你在美國不也是分田到戶嗎？最后，杜先生還是給了這位美國友人一點點面子，開了個后門讓張莊保留了700畝集體耕作的土地，其余的準許一起下種子但不許一起收割，必須各家歸各家收割。杜潤生老先生曾經多次標榜說：自己當權的時候是很民主的，能夠容許農村中間保留下來幾個集體經濟村莊，看來在他自己親自介入處理的張莊，這個民主沒有完全兌現。
杜潤生的說法，非常深刻地教育了韓丁，原本韓丁還是支持改革開放的，也相信中國的經濟體制和政策有許多需要修改的地方，但是，很快他就發現不是那么回事了。不知道是不是杜潤生的坦誠，讓韓丁很快就認識到：一些人往往從細節入手攻擊舊體制，說一座房子有這個那個問題，也說找出問題是要修房子，結果韓丁發現這些人說問題不是為了修房子而是要整個地拆毀大廈；因此，改革并不是象口頭上說的：目的不是為了改革或者完善制度，而是為了整個地廢除這個制度。這其實不是改革，而是一場真正的革命。杜潤生說韓丁“在美國不也是分田到戶嗎”，這在后來的歷史演變中間得到證實，從1990年代開始杜潤生老先生更是公開地宣傳要搞農地私有化。
四
在中央農村政策研究室里頭，除了邊緣化的高官之外，還有另外一批人是后來的所謂主流經濟學家們，有好幾個我們耳熟能詳的金光閃閃的名字，諸如林毅夫、周其仁、王小強、陳錫文、張曉山等，都出自這個官學機構。
正是在杜潤生領導的正部級官學機構中央農村政策研究室中間，涌現出一批著名的省部級或者廳局級學官或者稱之為主流經濟學家，按照最有代表性文章的影響力和時間先后，1979年有王小強的《農業社會主義批判》，1985年周其仁的《家庭經營的再發現》，1990年林毅夫用英語發表的《中國農業家庭責任制改革的理論與經驗研究》。其中王小強的文章寫成時間在成立農村政策研究室之前，但其重要性不容低估。
在這個過程中間，通過政治權力的強制性介入，在學界中間抬高了一部分的話語權，同時壓低甚至是終結了另外一部分人的話語權，在很短時間內就實現了輿論轉換，更為重要的是：短期內就在學術界孵化出主流經濟學的一統天下。
據老田訪問南開大學劉曉鐸教授得知，分田政策在高官中間一提出，很多學界的聰明人就開始站隊了，社科院農經所的主任就說要寫一本書，論證人民公社沒有干一件好事。雖然事實就擺在那里，但是實話是不能隨便說的，權力需要理論界的宣傳和包裝，正是因為與事實相反，理論和言論就格外需要壟斷，所以就沒有說真話的余地。那個和我們一起去蘇南調查社隊企業的社科院同學，后來還真是寫了一本書，說人民公社沒有干一件好事，不管他在蘇南看到了什么，都沒有改變他這位同學的觀點。有一次劉教授到北京開會，會上公開批判北師大的一個老師，因為他寫了篇文章發在《經濟研究》雜志上，宣傳集體農業的優越性，反對全面推廣“包產到戶”。1982年之后也不再容許公開討論這個話題了。劉教授說，我們寫的堅持集體經濟道路，反對強行推廣“包產到戶”的文章，完全發不出來，相關研究都是由正部級的農村政策研究室——杜潤生他們一幫子人在那里壟斷。包產到戶是中國私有化的起點，今天回頭看看就更清楚了。“包產到戶”既不是總結先進經驗的產物，也不是什么科學研究的成果，而是官學結合壟斷輿論鼓吹出來的，跟實事求是、跟科學研究沒有任何關系。
關于杜老先生如何在自己的卵翼之下，一手孵化出主流經濟學的精彩過程，值得另外寫一篇文章來單獨討論。不過主流經濟學占據主導地位的后果，我們是清楚的：共產黨政權對歷史推進有無正面貢獻，已經變得十分可疑了。
在老田看來，共產黨政權能夠打破晚清以來的歷史僵局，快速推進國家工業化事業，主要是得益于兩大歷史性貢獻：一是共產黨政權能夠更高效地動員全社會的經濟剩余形成投資，二是共產黨政權通過強化農村基層三級政權充分地動員剩余勞動力投入工農業建設之中，也就是說，共產黨政權的歷史合法性在于：比起舊統治階級地主富農資本家群體來說，能夠更為有效地盤活社會中間蘊含的資本和勞動力存量。經過杜潤生主導下的話語權份額再分配，及其卵翼之下的省部級、廳局級研究員們的引領性研究成果：共產黨政權的兩大歷史性貢獻，是否存在都很可疑了。
杜老先生的官場起伏過程本身就是很精彩的人生，他主導下的意識形態官學機構對中國轉型論證做出的貢獻，怎么評價都不過分。而杜老先生一手孵化的主流經濟學興起之后的自我成長過程，及其對今天中國社會的籠罩性意義，還沒有看到人進行過認真的剖析，這對可能導致對杜老先生對社會轉型貢獻的評估，遠遠低于實際。
二〇一五年十月十二日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 人民食物主權論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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