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潤生先生仙逝，不勝懷念，許多往事涌上心頭。本文結合農村流通體制改革，對杜老的一些思想做一點學術探討。
1982年，北京一批剛畢業的大學生和剛上課的研究生計劃建立一個農村流通研究小組，到處尋找“婆家”，碰了很多壁，只有一家中央機關愿意收留我們，就是杜老領導的中央書記處農村政策研究室（具體的聯系都是由聯絡官王岐山操辦的）。當時由年輕人組成的農村發展組已經在農村政策研究方面做出了很大成績，為什么還要搞一個流通組？我理解，杜老等人的考慮是具有戰略性的，主要包括，第一，當時農村生產領域的承包責任制改革已經初見成效，進一步的改革需要在流通領域展開，所謂流通改革，今天看就是市場問題，流通問題是限制農村改革進一步發展的瓶頸，關系農產品市場的發育和成長，意義重大；第二，造成研究領域青年人之間的競爭態勢，促進研究的發展，聽取不同意見。參加流通組的有蔡曉鵬、王北鷹、鄭陸英、盧邁、刁新申、張少杰、張學軍、高粱、曹務奇、樊綱、蔡昉、顧秀玲、盧鋒、徐黎鷹、姚剛、李振寧等商業部、社科院、人大、北京經濟學院等單位的幾十個年輕人。流通組的出現給“老大哥”發展組一點壓力，杜老也促進兩組的合作，派發展組羅曉鵬給我們上第一課，講了很多，始終銘記的一句話是“對上不要怕，對下要好。”
流通組成立后，在書記處農村政策研究室的支持下，于1982、83年在全國各地組織了多次調查，包括湖北咸寧地區（主要是蒲圻縣），廣東肇慶，浙江義烏和新疆等。參加調查的多是畢業一兩年的大學生和還在上學的研究生。由于沒有經驗，經常遇到各種問題。有時地方的同志問農研室的主任副主任是誰，一些新來的同學竟然答不上來，開會時就告訴每一個人，如果有人問，就說農研室的主任是杜潤生，一定要記住。一時傳為笑談。外地調查過程中，一旦遇到困難，對付不了，就給北京打電話（當時打長途并不容易）求援。接電話的常常是王岐山，岐山就和省里協調。在調查中，我們接觸到很多學校里看不到現實情況，看到了改革在農村的迅猛發展，人民生活的改善和流通領域的繁榮。例如湖北繁榮的零售商業，市鎮上星羅棋布的小商店；廣東農民把水田改為魚塘，改“種糧”為“種魚”，解決了長期沒有解決的副食供應問題。我們也看到改革遇到的困難和問題，流通領域改革相對于生產領域的落后。
各路調查隊伍回到北京，就開始準備向杜老匯報。匯報前最后一天通常是最緊張的，要忙到半夜。83年9月23日匯報時，杜老十分幽默，眼鏡閃閃發光，不時用山西口音插話，對下邊情況十分了解。杜老大量插話，很多是從農民的角度考慮問題，很多插話是從政策具體怎樣設計的角度提出的。杜老還對我們以后可以做的研究工作進行了指點，最后杜老總結說，現在就是要突破交換流通過程，搞聯產承包理順關系要解決這個問題。現在遇到困難，流通格局與農業生產不適應，面對這種情況，農民動向如何，農民有什么反饋？研究研究。能不能趁這個機會把交換機制流通機制調整得更利于刺激農民生產，給他一些順暢發展的機會，至少給積極進取的發展機會。你們把收到的信息整理，理論上加工，比我們強，我們是經驗主義。聽了很有啟發，希望你們再收集供銷社、商業部、財政部、農業銀行感到的問題、困難。改革是出路，但還得找到中間環節。業務部門無形之中是想后退，我們要從理論上實踐上搞清后退后果更糟，如何進是要解決的問題，取得大家一致的見解意見。把各部門的酸甜苦辣了解清楚，對解決認識問題重要。分成若干經濟區把情況搞清，商品生產發展要求，農民生活提高要求，搞成數量化，把政策變化大地震搞成小地震。你們的意見很好，更具體些，把材料寫上來，最后我們再討論。
重新溫習杜老講話，有幾點感想：
第一，杜老對很多問題的觀察，都是從農民的角度出發的。杜老心里裝著農民。在當時我國政府各部門中，農口一方面是負責管理農民的，但另一方面相對于其他部門，農口又是農民的代言人。杜老對如何協調農民和國家之間的關系十分關注。杜老非常重視減輕企業和農民負擔，談到飼料工業時，一位同學說可以重稅，杜老說現在已經重稅了，另一位領導說飼料工業可以輕稅，杜老說飼料沒稅還虧。杜老說，將來要找到一條線，農民利益，八億農民改善生活掌握什么度量，和城市工人怎么比較。
第二，杜老是堅決主張改革的，思想十分開放。他十分注意從青年人的新思想中吸取有益的東西，從來沒有把一些不一定成熟的想法當成對立面。他對國外的情況也十分了解。談到某縣發展商品交換時，杜老講到，由于沒有貿易中心，買一件東西出去兩萬人推銷，有什么效率？
第三，杜老是從全盤的角度考慮農村政策的設計和執行的。農村流通改革與生產不同，涉及更多方面的協調，有時超出農口的管轄范圍。所以杜老特別注意傾聽我們所反映的各方面的意見，希望我們更多地了解各方面的意見。在設計政策時，杜老強調考慮農民的動機和反應。在改革的時間順序上，杜老主張循序漸進，使國民經濟各環節有個適應的過程。他說，價格機制發生問題，農民就會生產消極，不干糧食，夠吃就算了。他強調要把流通機制調整得更有利于農民生產，既考慮國家的承受力，也要考慮農民的承受力。關于改革的時間順序，杜老說，改革是出路，但改革還得找到中間環節，一下子到位的改革不行。
第四，杜老關心青年經濟學者的成長，在討論中給我們指出了許多需要研究的問題。他對我們調查不夠細致的地方，也委婉地提出了批評。例如，杜老問，計算過一個農民的勞動消耗沒有？怎么折算？家庭副業產品怎樣折算？養殖業顧工你們覺得怎樣？北京副食每年貼多少錢？談到豬肉進城，杜老說，一頭豬從頭到尾環節、成本計算一下。杜老說，有些地方交通發達經濟不發達，其中必有原因，要我們研究。
80年代中期，流通組一些人去了體改所和農村發展所。90年代以后，我參加了北大經濟研究中心的創建，杜老對北大經濟研究中心的工作也十分支持。有一次其仁陪杜老來參加我們的活動，我在休息室里也曾和他談過話。
杜老對改革以后中青年經濟學家的研究有巨大的影響，當今京城的經濟學家很多都是在他的培育下長大的。他的形象永遠活在我們心中。
2015年10月
（作者系北大國發院經濟學教授。研究領域為產業組織和城市經濟學。）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北大國發院BiMB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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