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面對當前農村發展中面臨的困難，抓住農村土地制度改革這個關鍵環節，積極探索深化農村改革的實踐，形成了一系列關于深化農村土地制度改革的重要論述。全面、準確、科學地把握這些重要論述，對于推進我國農村的改革與發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一
近年來，以“分田到戶”為基本形式的農地耕種狀態，已經無法承載起農業現代化、農村可持續發展以及農民在政治經濟社會和文化等方面的發展需求。因為農村土地過于分散與碎片化，既影響種植，更影響經營和管理，加上農村大量土地撂荒，農民候鳥般地漂流于城鄉之間，造成大量的留守兒童、留守婦女和留守老人，以及農村的凋敝等問題，成為阻礙國家現代化發展的突出短板。
這種狀況也引起了一些人反思。小崗村原第一書記沈浩在日記中曾寫道：“按照當前形勢，靠一家一戶的種田是不可能有希望的，怎么辦？那就需要創新，需要第二次革命，這也符合與時俱進的思想——實行股田制，戶戶參股，規模生產，集體經營，有限的土地創造出盡可能大的效益。由此我想，小崗村能否來一次第二次革命——實行股田制，走合作社之路，把一家一戶的經營權收回，根據勞動力素質和自愿情況把全村勞力分成糧種隊、蔬菜隊、設施農業隊、旅游隊、物業隊。……事實上，根據農業發展的趨勢和外地成功的經驗，土地經營權收回，規模生產，集體經營，收益一定會比一家一戶小耕作要高，對這一點我是自信的”。（《沈浩日記》，科學出版社，2010年5月版，第92頁）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小崗村“分田到戶”模式在新的形勢下面臨的挑戰與基層村官的某種心聲。
事實上，鄧小平從上世紀90年代開始，對于中國農村的發展就提出過“兩個飛躍”的構想。1990年3月3日，他在與當時中央負責同志的談話中指出：“中國社會主義農業的改革和發展，從長遠的觀點看，要有兩個飛躍。第一個飛躍，是廢除人民公社，實行家庭聯產承包為主的責任制。這是一個很大的前進，要長期堅持不變。第二個飛躍，是適應科學種田和生產社會化的需要，發展適度規模經營，發展集體經濟。”（《鄧小平文選》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版，第355頁） 1992年7月，他在審閱十四大報告稿時又指出：“我講過，農業的改革和發展會有兩個飛躍，第一個飛躍就是廢除人民公社，實行家庭聯產承包為主的責任制，第二個飛躍就是發展集體經濟。社會主義經濟以公有制為主體，農業也一樣，最終要以公有制為主體。公有制不僅有國有企業那樣的全民所有制，農村集體所有制也屬于公有制范疇……要提高機械化程度，利用科學技術發展成果，一家一戶是做不到的。特別是高科技成果的應用，有的要超過村的界線，甚至超過區的界線。僅靠雙手勞動，僅是一家一戶的耕作，不向集體化集約化經濟發展，農業現代化的實現是不可能的。就是過一百年二百年，最終還是要走這條路。”（《鄧小平年譜，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年7月版，第1349-1350頁）
鄧小平的論述，既充分肯定以家庭聯產承包為主的責任制的歷史性意義，以及當下和未來在全國范圍內繼續保留它的必要性，也強調中國農業未來發展的集體化和集約化道路的必然走向，并強調未來農業的集體化和集約化道路必須基于農民的“自愿”、現代化農業生產條件的成熟和農村中管理水平的提高。實際上這就表明鄧小平既反對各種急于變更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主張，也旗幟鮮明地維護農村集體所有制的意義，強調不能動搖對于“土地是公有的”這一基本制度的堅持。同時，鄧小平的論述包含了農村土地集體所有制可以有多種實現形式的思想，即既可以體現為“家庭承包”，也可以體現為“集體化”“集約化”經營方式。黨的十四大、十五大、十六大和十七大，基本都是在繼承這一土地制度思想的軌道上，不斷推進和探索農村改革與發展的道路。
二
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始終堅持在既有改革思路所形成的改革路徑上，推進深化改革的實踐，更加自覺地從深化改革與堅持社會主義道路的一致性上，積極謀劃農村發展的新篇章。
1.明確提出“三權分置”的新的土地改革方案，著手破解農村土地碎片化的難題。新時期改革的施策指向，不是繼續固化由分田到戶確定下來的土地碎片化的格局，而是如何走出這種碎片化的泥淖。破局的基本思路就是把原來的“土地所有權”與“土地承包經營權”的“兩權分離”，進一步深化為“三權分置”。習近平同志在談到這個問題時指出：“深化農村改革，完善農村基本經營制度，要好好研究農村土地所有權、承包權、經營權三者之間的關系。改革前，農村集體土地是所有權和經營權合一，土地集體所有，集體統一經營。搞家庭聯產承包制，把土地所有權和承包經營權分開，所有權歸集體，承包經營權歸農戶，這是我國農村改革的重大創新。現在，順應農民保留土地承包權，流轉土地經營權的意愿，把農民土地承包經營權分為承包權和經營權，實現承包權和經營權分置并行，這是我國農村改革的又一次重大創新。這將有利于更好堅持集體對土地的所有權，更好保障農戶對土地的承包權，更好用活土地經營權，推進現代農業發展。” 顯然，這一“三權分置”方案的創新點，主要在于順應實踐發展，設計出土地經營權的流轉環節，推動農村土地通過有序流轉，逐步走出土地碎片化和基于這種碎片化之上的農業生產碎片化的局面。
對于實施這種改革后，農村農業生產的可能格局與走向，習近平同志認為：“家家包地，戶戶務農，是農村基本經營制度的基本實現形式。家庭承包、專業大戶經營，家庭承包、家庭農場經營，家庭承包、集體經營，家庭承包、合作經營，家庭承包、企業經營，是農村基本經營制度新的實現形式。說到底，要以不變應萬變，以農村土地集體所有、家庭經營基礎性地位、現有土地承包關系的不變，來適應土地經營權流轉、農業經營方式的多樣化，推動提高農業生產集約化、專業化、組織化、社會化，使農村基本經營制度更加充滿持久的制度活力。”可見，土地“三權分置”方案是既往改革思路的深化，而不是中斷或者另起爐灶，同時，也是在新的歷史背景下，對于新的難題的破解。
2.明晰劃出新的土地制度改革的底線，旗幟鮮明地維護土地集體所有制——農村社會主義的基礎。有的人認為，從世界各國的情況看，土地產權歸私有是主流，也是農業適度規模經營、農業現代化的重要基礎。似乎實現土地規模經營和農業現代化，唯有土地私有化這一出路。這種見解既武斷，也從根本上背離了黨中央一以貫之的思想和中國的實際。國內外的歷史經驗表明，一旦土地私有化成為事實，土地兼并必然出現，在這一背景下，中國農村人多地少的國情必定產生出社會難以承受的大量失地農民，社會動蕩與危機也將勢成難免。對此，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立足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理論和制度的高度自信，堅決抵制這種可能犯顛覆性錯誤的主張。習近平同志明確指出：“堅持農村土地農民集體所有。這是堅持農村基本經營制度的‘魂’。農村土地屬于農民集體所有，這是農村最大的制度。農村基本經營制度是農村土地集體所有制的實現形式，農村土地集體所有權是土地承包經營權的基礎和本位。堅持農村基本經營制度，就要堅持農村土地集體所有”。這里不論是關于“魂”的強調，還是關于“農村最大的制度”的強調，都表明一旦動搖和顛覆了農村土地農民集體所有這一制度，農村改革必將犯下顛覆性錯誤。因此，這一強調既為改革排除干擾，更為改革“壓艙定向”。他還極具針對性地指出：“不管怎么改，不能把農村土地集體所有制改垮了，不能把耕地改少了，不能把糧食產量改下去了，不能把農民的利益損害了。”這實際上為我國農村的改革劃出了明晰的底線。這個底線，既關乎國家的基本制度，也關乎國家農業發展戰略，尤其是國家的糧食安全，還關乎農民利益的保護等等。
3.強調“農民的地農民種是必須堅持的基本取向”，引導構建以農民為主體的新的經營方式。所謂“農民的地農民種是必須堅持的基本取向”，就是倡導創建以在地農民為主體的在地農業生產方式。從經營成本看，由在地農民經營的在地農業，是一種最為節省的農業經營方式。因為在這種經營方式下，農民是集決策、管理、勞動和享受經營成果等于一身的完整主體，還具有與“在地性”而來的天時、地利、人和等優勢。熟悉在地農業所固有的自然特性、生產周期和生產環節，能夠快捷地反應災害性天氣，及時應對突發而來的植保風險，最經濟、合理地組織和運用不規則性的農業勞動等。這些優勢，都是其他經營主體所難以比擬的。
習近平同志在強調“農民的地農民種是必須堅持的基本取向”的同時，特別指出，公司和企業租賃農地，要有嚴格的門檻，租賃的耕地只能種地搞農業，不能改變用途，不能搞旅游度假村、高爾夫球場、農家樂、不能蓋房子搞別墅、私人會所，不能違規搞非農建設。當然，耕地也不能搞成果園，花卉園、菜地，那樣的話經濟效益是上去了，但保谷物、保口糧就落不到實處。特別要防止一些經營主體到農村介入土地流轉后搞非農建設、影響耕地保護和糧食生產等問題。
4.強調深化土地制度改革必須審慎穩妥推進。習近平同志指出：“創新農業經營體系，放活土地經營權，推動土地經營權有序流轉，是一項政策性很強的工作。要把握好土地經營權流轉、集中、規模經營的度，要與城鎮化進程和農村勞動力轉移規模相適應，與農業科技進步和生產手段改進程度相適應，與農業社會化服務水平提高相適應，不能片面追求快和大，不能單純為了追求土地經營規模強制農民流轉土地，更不能人為壘大戶。”他還指出，改變分散的、粗放的農業經營方式是一個較長的歷史過程，需要時間和條件，不可操之過急，很多問題要放在歷史大進程中審視，一時看不清的不要急著去動。他強調，農村土地承包關系要保持穩定，農民的土地不要隨便動。農民失去土地，如果在城鎮待不住，就容易引發大問題。這在歷史上是有過深刻教訓的。這是大歷史，不是一時一刻可以看明白的。在這個問題上，我們要有足夠的歷史耐心。同時，習近平同志還告誡人們，要防止“一刀切”的簡單化做法。他指出：“從各地實踐看，各種經營主體，各種經營形式，各有特色、各具優勢，在不同地區、不同產業、不同環節都有各自的適應性和發展空間，不能只追求一個模式，一個標準。要根據各地實際，根據不同農產品生產特點，讓農民自主選擇它們滿意的經營形式。”甚至他還要求各地在創新農業經營體系時不能忽視了普通農戶。因為，經營自家承包耕地的普通農戶畢竟占大多數，這個情況在相當長時期內還難以根本改變。而且，有不少地方的農戶，因自然條件限制，生產活動即使只能解決自身溫飽問題，也是對國家做出貢獻。總之，改革既要積極，又要穩妥，更不能一刀切。唯有歷史的視野、歷史的耐心與行動的理性的統一，改革才能有序的、合目的性的推進。
三
深化農村土地制度改革，屬于生產關系的調整，最終目的在于釋放和推動農村生產力的持續發展，從而創造農村持續繁榮和農民幸福生活的堅實基礎。同時，還需要在調整生產關系的基礎上，調整和更新生產力發展格局，充分激活生產力的各種要素，并促進各種要素的合理配置，以形成新的現實生產力。也只有農村新的生產力的實際形成與發展，農業、農村與農民狀況得到實實在在的改善，農村土地制度改革才能得到人民的支持，農村社會主義基礎才能得到夯實。所以，黨中央在積極推進農村土地制度改革的同時，也及時地布局和推助農村新的生產力體系的形成與發展。這實際上是新的土地制度改革的一個戰略性延伸舉措。
習近平同志高度重視農村在搞好農業生產的同時，大力發展多種經營。黨的十八大以來，他在推進深化農村土地制度改革的同時，高屋建瓴地立足于新的農村產業布局，明確要求各地有條件的農村，要以市場為“導航燈”，以資源稟賦為“定位器”，建構起“種養加銷全產業鏈”，“推動一二三產業融合發展”，從而把土地制度改革與產業結構改造結合起來，全面打造我國農村發展的經濟基礎。
“種養加銷全產業鏈”，主要是以延伸“全產業鏈”為抓手，更新農業產業觀念，拓展農業產業內涵，以提高農業吸納勞動力的能力，大幅度提升農業產業的賦值能力。“一二三產業融合發展”則具有超出農業產業內涵的意義。兩者的結合，意味著只要市場有需求，又是在地資源優勢之所在，農村產業就應具有發展的自由。這意味著必須徹底改變把農村僅僅理解為農民從事農業生產場域的狹隘觀念。這一產業思想的拓展，與農村土地政策深化改革相配套，實際上形成了新時期農村改革發展的“組合拳”，其基本思路即是：以深化土地制度改革去促進農業的適度集約化和現代化，解放被狹小土地耕種方式束縛的農村勞動力，以新的“全產業鏈”思維和“一二三產業融合發展”的方式，促進農村產業的更新、擴容與增值，從而促進農民分工分業，使農村成為農民至少是相當部分的農民能夠安居樂業的家園。因此，深化農村土地制度改革與建構農村新的產業結構，相輔相成，相得益彰，是新時期我國農村現代化發展的一種新的構想。
全面理解習近平同志所提出和推動的這兩大事關農村發展的重要改革，是創新農村改革與發展模式的重要思想基礎。深化農村土地制度改革，直接目的在于整合碎片化的土地，發展集約型的現代化農業，實現路徑是“土地經營權的流轉”。建構農村“種養加銷全產業鏈”和推進“一二三產業融合發展”，既是農村產業結構的革命，更是農村社會的再造。這些都是單家獨戶的普通農民所無法達成的。作為一種可能，許多人呼吁借助工商資本的介入。問題是這種介入，這種土地流轉在許多地方變成了把農民邊緣化的過程。但是，“土地流轉”還存在著另一種現實的可能，這就是催生出以在地農民為主體的其他經營方式，如由在地種植能手領銜的專業大戶經營、家庭農場經營，合作社經營，當然也包括以在地農民為主體的農村集體組織經營。
當前，建立以在地農民為主體的農村集體經濟組織值得探索。為此，可以在一部分條件相對成熟的地方，組建在地農民參加的農村集體經濟組織，并把它作為承接土地流轉的主體，全面貫徹深化農村土地制度改革和建構新的農村產業結構的要求，在農村塑造出一批引導農村發展的示范村莊。依靠這個以農民為主體的農村集體經濟組織，使土地集體所有權制度得到自然而然地維護，建構起以在地農民為主體的在地農業生產方式，以更加合理、經濟的利用在地資源稟賦，建構起“種養加銷全產業鏈”，推進“一二三產業融合發展”，以合理的方式讓在地農民真正共享發展的成果，從而使農業、農村與農民在一個全新的體制機制上，獲得良性發展，使農村成為農民安居樂業的家園。這實際上也是時下許多堅持集體經濟道路村莊，如劉莊、周家莊、興十四村、“塘約道路”等等的實踐。
需要指出的是，這里所述的基于農村新的土地改革制度和農村新的產業政策而重新組織起來的集體，與改革開放前的大多數農村集體有著許多根本不同的性質。它不是農民接受政府指令，去從事單調的糧食種植的集體，而是農民根據在地資源稟賦，對接市場需求，建構“種養加銷全產業鏈”和“一二三產業融合發展”的新型經濟集體。這種意義的集體，決不是回歸老路，而是一種全新的飛躍。
（作者系中山大學馬克思主義哲學與中國現代化研究所暨哲學系教授，廣州大學臺灣研究院院長）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微信公眾號 思想火炬 2017-08-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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