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第二屆復旦城市治理論壇上的發言
感謝唐亞林教授的邀請，剛剛聽完曹錦清教授的精彩觀點，這種世界眼光和中國歷史大格局的敘事方式，為我們思考中國的當下和未來提供了很好的方法和思路。黨的十九大提出鄉村振興戰略的核心目標，就是推進農業農村現代化。而所謂現代化，就是以工業化發端的整個社會變革與發展。如何正確理解和實施鄉村振興戰略，必須首先把握中國現代化的基本現實，從工業化、城鎮化的歷史演進中，建立目標體系，明確核心任務。
不同步發展的中國現代化進程
世界上實現現代化的國家大多是中小國家，工業化、城鎮化基本可以同步。中國作為特大型國家，區域極為復雜，資源稟賦和文化差異使不同的地區處于不同的發展階段。這種不同步發展，不僅是工業化與城鎮化不同步、工農不同步，而且是城鄉不同步、區域不同步。作為一個有十多億人口的全球大國，世界上任何一個已經現代化國家的人口規模無法與之相比較，這種不同步發展的現代化進程無疑具有著十分巨大的差異性和復雜性，由此帶來城鄉發展不平衡和鄉村發展不充分就更加非常突出。
西方發達國家大多是從農耕時代進入工業時代、再進入信息時代的逐漸演進進程，我們置身于農耕時代、工業時代、信息時代在同一時空并存這樣一中國現代化的基本現實。像北、上、廣等地區是絕對不落后于西方發達國家的城市已處于信息時代，二線、三線城市和大多數縣城進入了工業時代正在加快推進城鎮化進程，很多鄉村和偏遠地區還是傳統農耕社會正處于為擺脫貧困而發展的進程中，這是人類史上絕無僅有的發展史。不僅是城鄉發展不平衡，而且是區域與區域、鄉村與鄉村發展不平衡，因為每個鄉村發展狀況都不一樣。因此，無疑會發生傳統與現代、制度與現實、工業與農業、城市與鄉村等方面的激烈碰撞，給全面現代化帶來了很大的挑戰。
在城鄉發展不平衡和鄉村發展不充分、城鎮化與工業化不同步的現代化進程中，完成了現代化上半程的工業化，還有下半程的城鎮化正在推進。那么，中國的工業化在什么時候實現的？我有一篇《中國農村改革的歷史邏輯》的文章，刊發在我主編的《中國鄉村發現》2017年第5輯上，提出全部取消農業稅是中國實現工業化的根本標志。根據亞當·斯密在《國富論》中的論斷，只有農業的剩余才是工業化的先決條件。在2006年全部取消了農業稅，并且提出“新農村建設”，標志著中國的工業化已經不主要依賴于農業的剩余了，也標志著中國的經濟社會發展開始進入工業反哺農業、財政補貼農民的新時期。因為中國幾千年來的歷史，都是農民養政府、農民養軍隊的歷史。2006年不僅取消了農業稅，而且國家財政開始補貼農業、補貼農民了，國家財政開始向農村轉移支付，從而宣告了兩千多年以來以農養政、以農補工的歷史正式終結，這無疑是中國歷史上的一個千年大變局。
而作為全球人口大國，需要約占世界7%的耕地養活世界近20%的人口這一特殊的國情，既要全力以赴解決自己吃飯的問題，又要加快推進工業化，“誰來養活中國”始終是伴隨中國現代化進程的“達摩克利斯懸劍”，緊繃著中國經濟社會發展的每一根神經。世界上最大的農產品出口國是美國，糧食總產量約占世界總產量的五分之一，除了養活自己還可以出口養活1.7億左右的人。根據資料顯示，2011年美國小麥、粗糧、棉花和油籽出口量分別占世界同類產品出口總額的20.8%、45.7%、43.7％和37.6%。美國之外還有幾個國家能夠有這么多的農產品出口？如果中國不能養活自己，是誰也養不活中國。所以，西方有很多人預言中國會崩潰。為什么呢？全力養活自己就必然要求大多數人去從事農業，就是勞動密集型生產，工業化和城鎮化就不可能快速推進，就只能永遠是貧窮落后的，始終處于落后國家的行列。如果以犧牲農業來成就工業化和城鎮化，即使能夠避免拉美化的陷阱，可誰能養活十多億人口的中國？這是中國工業化進程中的兩難問題。
所以，在中國現代化上半程的工業化進程中，工農關系問題是三農問題的核心問題，更是工業化的核心問題。黨中央在把三農工作列為重中之重的同時，始終強調農業在國民經濟中的基礎地位，破解了這個兩難問題，創造了人類歷史上的發展奇跡。需要特別指出的是，在這個進程中突出地把三農工作列為重中之重，強調農業在國民經濟中的基礎地位，難道是要求全社會都去搞農業嗎？那就大錯特錯了。都去搞農業就沒有可能實現工業化，就不能使社會財富快速增長，就始終無法擺脫貧窮落后的狀況。但工業化、城鎮化使社會財富呈現出倍增的態勢，具有難以抵御的誘惑力，農業作為國民經濟基礎的戰略位置最容易被人忽視。因此，中央發出一號文件連續鎖定三農，成為了中國經濟社會發展的政策風向標。有人說中央一號文件沒有什么作用，這是對中國現代化進程的復雜性缺乏深刻的認識所致。中央一號文件主要是明確國家戰略方向，避免犯顛覆性的錯誤。如果缺乏這個政治約束，沒有多少人會對發展農業感興趣，無論哪一級地方政府都會是搞工業化、城鎮化。中國經濟發展能夠快速發展到今天，工業化、城鎮化能夠這樣順利推進，在某種程度上，一號文件就是壓艙石。誰能想到，在改革開放到今天的短短四十年間，從1984年廢除布票，到1992年廢除糧票；由食品短缺的饑餓時代，到現在要求糧食去庫存的時代，中國的農業從來沒有今天這樣高水平的生產能力。
隨著城鎮化的不斷推進，2011年開始到2016年城鎮人口就不斷超過農民，以城鎮為主的人口分布格局基本形成，因此，中國現代化進入了下半程向城鎮化跨越的窗口期。其中最關鍵的問題就是要破解一個重大的新時代難題：城鎮化大趨勢難以逆轉，人口不斷向城鎮聚集這個大趨勢也就必然難以逆轉，如何在加快推進城鎮化的同時避免鄉村衰落，核心是要如何處理好城鄉關系。所以，在中國現代化下半程的城鎮化進程中，城鄉關系問題是新時代三農問題的核心問題，更是城鎮化的核心問題。就如同在工業化進程中始終沒有忽視農業在國民經濟中的基礎地位那樣，必須始終突出鄉村在城鎮化中的戰略地位，將鄉村發展作為黨和政府工作的重中之重。因此，更需要特別指出的是，強調鄉村的戰略地位，提出鄉村振興戰略，并非是要求全社會都到鄉村去，都去建設鄉村，也并非是所有的鄉村都能夠振興。比如有些鄉村是必然會自然消亡的，文學家當然有理由去感傷，但理論研究者首先要遵循的是社會發展的客觀規律，而客觀規律是不以任何人的意志為轉移的。十九大報告在鄉村振興戰略中提出城鄉融合發展，就是要求在加快推進城鎮化的同時實現農業農村的現代化，使鄉村成為一個與城市共生共榮、各美其美的美好家園。在中國人中有兩個生活空間，一個是城市，一個是鄉村，讓中國人往返于城鄉之間，享受著兩種不同的生活方式。我在香港中文大學做訪問的時候，英國一個教授就告訴我，說退休后就把城里的房產賣掉了，回到鄉村小鎮養老去了，所以，城鄉是能夠往返的兩個生活空間。
中國現代化進程的階段性特征及其相應的戰略指向
對照十九大提出的戰略安排和中央農村工作會議關于實施鄉村振興戰略的目標任務，可以清晰地看到中國現代化進程的階段性特征及其相應的戰略指向。十九大提出的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發展的戰略安排，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到2035年基本實現現代化，到2050年全面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2017年底召開的中央農村工作會議，明確了實施鄉村振興戰略的路線圖、時間表、任務書：到2020年鄉村振興取得重要進展，制度框架和政策體系基本形成；到2035年鄉村振興取得決定性進展，農業農村現代化基本實現；到2050年鄉村全面振興，農業強、農村美、農民富全面實現。
因此，可以把中國的現代化劃分為三大階段，第一階段的現代化是工業化，戰略指向主要是處理好工農關系，推進農業現代化進程。第二階段的現代化是城鎮化，戰略指向主要是處理好城鄉關系，推進農村現代化進程。第三階段是全面現代化，戰略指向主要是實現人的自由與全面發展，也就是人的全面現代化，特別是推進農民的現代化進程，成為第三階段全面現代化的一個必然要求，成為未來的中國社會發展的必然趨勢。
在這個現代化的現實演進中，不能用文學家的想象來美化鄉村的發展定位，尤其是不能用來判斷現實的鄉村圖景。我母親在的時候每一年都回老家過年，春節拜年有一個習慣就是全村都要走到，發現這個村在改革開放以后發生了巨大的變遷，所以就寫了一篇《家鄉的村莊發生了百年巨變》的文章，用老家的一個退休的80多歲教師的話來說，這個村子改革開放以來發生的變化“是百年巨變”： 絕大多數的農民住房由以前的土磚房改建了紅磚房，絕大多數農戶家里有彩電、冰箱等現代化的電器家具，不少的農民家庭逐漸購買了小汽車，一千多人口的村子有兩百多戶購買了縣城以上的商品房，村級道路硬化基本到戶，手機信號實現了全覆蓋，還實現了“三網融合”，一根纜線看電視、接電話、上網方便快捷。一個老人感嘆，歷史上從來沒有哪一個政府這樣對農民好過，包括人民公社時期，鄉村道路都要農民出錢出力，現在的縣道、鄉道、村道大多都是政府出錢，不僅修了這么多的路，而且修了這么好的路，這是中國過去沒有哪一個政府所能相比的。
農民收入結構的變革導致鄉村社會結構的變革
進一步觀察還會發現，沒有工業化、城鎮化這個村莊就不可能發生這么大的變遷，因為村莊的主要經濟來源是在外打工的工資性收入。這個曾經令我的父老鄉親紛紛逃離的窮鄉僻壤，大多數人擺脫了貧困，不是政府、企業、社會組織扶出來的，而是工業化、城鎮化帶出來的，是在外打工農民工和進城經商創業農民商人的自我奮斗實現的。剛才曹錦清教授就提到，當前2.9億農民工才是推進廣大農村脫貧的巨大支撐。
在這樣一個進程中，就需要審視一個新的問題，很多鄉村衰落的突出表現在，鄉村留守的都是老人、兒童和婦女，房屋無人住，空心化嚴重。而問題是，無論是城市居民還是鄉村居民，都處于動態的變化中，都在不斷進行結構性的變化。比如過去稱為農民的，就是指固定在這一個區域內從事農業勞動的群體。而現在誰是農民就很難定義了，有土地承包權的農民，有土地經營權的農民；有開名牌小車、家有豪華別墅、家產上億的農民，有游手好閑、不事稼穡的農民；有長期在外打工、很少回鄉的農民，有守望家園、長期從事農業生產的農民等等，不是具體的哪一個農民，就很難確定誰是農民、是什么樣的農民。
農民結構的復雜性，導致鄉村社會結構的復雜性。農民的動態性，比如他現在是農民不能確定以后是農民，他現在不是農民不能確定以后不是農民，導致鄉村社會發展的不確定性。在外打工的農民工現在不回來、明年不回來，過幾年會不會回來？這個村莊現在是衰落的，未必未來不繁榮？隨著工業化、城鎮化的推進，才導致農民收入結構的變革和鄉村生活方式的變革，這到底是不是衰落？我認為，有很多人在過度的解讀鄉村的衰落，而且有不少人是以文學家的情懷在看待工業化、城鎮化進程中的鄉村變遷。這個社會變遷到底是好還是壞？如果沒有近3億的農民工置身于工業化、城鎮化進程中，中國的全面脫貧有可能實現嗎？
回歸鄉村是現代化新進程與城鎮化新方位
十九大提出，中國社會主要矛盾已發生變化，標志著中國社會發展已經到了一個重大的歷史拐點，也就是從過去全力解決溫飽到今天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發展變革。中國幾千年一直強調以農為本，就是糧食的問題。手中有糧，心里不慌。我小時候最大的夢想就是吃白米飯，因為從小就在糧食短缺的時代度過，日常都是粗糧雜糧，很難有干凈的白米飯吃，沒想到好的生活來的這么快，豐富多彩的農產品任你挑選，湖南的大米、東北的玉米居然成為賣不出去的庫存。
在這個問題上，我一直懷疑糧食是否真的存在“去庫存”問題，在十多億人口的中國，人均不足的耕地即使再豐收也不可能有太多的剩余。在基層調研時發現，連農民自己都吃什么泰國大米、東北大米，雖大多是假冒偽劣，但說明了什么？說明社會的生活要求發生了重大變革，即使是生產糧食的農民消費都在向高品質需求轉變，讓人真切地感受到社會主要矛盾變化后生活方式變革。隨著主要矛盾的變化，農民的生產生活方式就要重新定位和思考了，再不能按照過去的觀念來定義今天的“農民”這個概念了。
農業也是一樣，原來提農業大多是從糧食安全的角度出發，以工業化、城鎮化為發端，導致了農業具有經濟、生態、社會和文化等多方面功能的變革，不再只是單純的糧食供給功能，還被賦予了生態保護、環境調節、生物能源、觀光休閑、文化傳承、國際競爭等多重功能。鄉村也是一樣，原來只是把鄉村作為一個農產品供應基地。由于工業化、城鎮化的推進，特別是信息化的不斷推進，極大地改變了城鄉的空間距離，導致了鄉村具有生態、文化、社會等多方面功能的變革，使鄉村進入了多元發展的新階段。習近平同志在十九大報告中明確提出，我們要建設的現代化是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現代化，既要創造更多物質財富和精神財富以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也要提供更多優質生態產品以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優美生態環境需要。生態產品能離開鄉村嗎？美麗中國能離開鄉村嗎？鄉村的生態價值優勢對滿足美好生活的需要具有著不可替代的功能。鄉村發生了多功能的變革，城鎮化就要賦予城鄉融合這樣新的時代內容，就再不能把建設城市等于城鎮化。如歐美發達國家，大企業和著名高校都在小鎮，日本的IT行業等很多新興產業都往鄉村轉移，普遍出現了回歸鄉村運動。這是現代化的新進程，是城鎮化的新方位。
美好鄉村就是鄉村振興的主題
那么，什么是鄉村振興？也就是說，鄉村振興的主題是什么？遵循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后應該是美好社會。根據習近平總書記在浙江的實踐探索，從新農村建設到美麗鄉村建設，再到美好鄉村建設，使農業成為有奔頭的產業，農民成為有吸引力的職業，農村成為安居樂業的美麗家園。因此，美好鄉村就是鄉村振興的主題。
我寫了一篇文章還沒有發表出來，把美好鄉村概括為五個美好。一是美好產業。產業興旺最核心的產業是農業，在全國乃至一個縣的層面都應該是農業，如果中國的糧食出了問題，鄉村振興就偏離了方向，這是國家的戰略問題。因此，糧食安全是首要任務，核心問題是競爭力和效率低。長期以來，過度注重量的滿足，以提高產量和擴大生產規模來不斷提高農業發展水平，忽視了質量要求以及市場需求多元化、多層次的變革，忽視了質量是農產品競爭力的核心，造成農產品結構單一，生產粗放，生產與市場嚴重脫節，供給結構與需求結構矛盾突出。在產業興旺上，就是以品牌建設為引領推進質量變革，以市場為導向推進效率變革，使農業成為一個具有無限生機的美好產業。
二是美好家園。生態宜居必須以綠色發展為取向，鄉村特別是村莊的主色調是綠色，主旋律是生態。每個村莊有不同的顏色，有四季變化的不同景致。美好家園，就是怎么用綠色點亮鄉村，使鄉村成為支撐中國現代化全面推進的美好家園。在今年起草湖南一號文件征求意見的時，我就提出，如果文件一級抄一級，就架空了。如十九大報告興奮點很多，到下面的文件大多在照抄照搬，就沒有興奮點了。一年也只能做幾件事，比如生態宜居，有的村搞個廁所也可以，有的村搞個自來水也可以，有的村搞個垃圾分類也可以，每個村每一年搞一件事地推進，比什么示范村等形象工程都要強。
三是美好風氣。2006年提出新農村建設就有鄉風文明這個要求，十多年以后在鄉村振興戰略中再次提出，說明鄉村這個問題一直沒有解決。鄉村振興，風氣為魂。風俗者，天下之大事，求治之道，莫先于正風俗。因此，要把樹正壓邪作為鄉風文明建設的重要抓手，采取適合鄉村特點的各種有效形式，開展“文明村”、“文明戶”等文明創建活動，把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大主題在鄉村文明創建與評議的小活動中落地生根，使鄉村好習俗、好習慣、好風尚的文明鄉風和良好家風蔚然成風。如我回老家就發現，凡是環境衛生好的和不好的，都在公開的地方公布，好的沒有獎勵，不好的也沒有處罰，但全村都是很自覺的，這就是正風俗。古時候，傷風敗俗的就不許進祠堂，這就是樹正壓邪。
四是美好秩序。如何實現治理有效，黨的十九大報告在鄉村振興戰略中要求“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結合的鄉村治理體系”。實現自治、法治、德治“三治”融合，法治為保障，無論自治還是德治都必須以法治為前提；德治為引領，無論是法治還是自治都要通過德治來引領，這都沒有問題。問題的關鍵是，無論是德治還是法治都能否通過自治來實現？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與依法治國的有機統一，其中讓村民群眾當家作主是鄉村治理的本質和核心，是出發點和落腳點，這是以人民為中心的根本政治立場所決定的。因此，能不能以自治為核心，不僅是能否實現鄉村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關鍵，更是能否調動廣大的村民群眾積極性使之成為鄉村振興的主體的關鍵。
五是美好生活。美好生活不應該只是經濟上的富裕，而是人的自由與全面發展。生活富裕怎么體現？不能只是經濟上富裕了就是生活富裕了，精神層面的滿足、社會權力的滿足怎么發展？既然我國經濟已由高速增長階段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社會的主要矛盾已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那么，推進動力變革就是社會發展的必然要求。一是社會主要矛盾倒逼變革。因為最不平衡是城鄉發展不平衡，最不充分是鄉村發展不充分，受不充分不平衡影響最大的群體是農民，成為社會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成為社會變革的內在動力，倒逼城鄉融合發展，實現城鄉平等發展和鄉村全面發展。這次中央農村工作會，就提出重塑城鄉關系，走城鄉融合發展之路。二是外力推動變革。因為新的四大發明，使新技術新產業新業態新模式在鄉村的發展開辟了廣闊的道路，特別是互聯網把城鄉關系空間大大的縮短了，造成了很多傳統產業、傳統村落與高科技直接對接，直接跳上高科技的快車，使鄉村的多元發展加快新動能成長，成為推動城鄉二元結構變革的外在動力。
是什么農業現代化？就是農業發展的前沿變化。舒爾茨認為，傳統農業改造的關鍵是引入現代要素。有一個眾所周知的論斷，就是“農業的根本出路在于機械化”，實質就是農業的技術裝備現代化。按照這個邏輯得出的第二個判斷，就是“農地規模經營是實現農業機械化的必由之路”。由此而得出的結論就是，沒有耕地面積的規模就不能實現農業機械化，也就不能用現代技術裝備來經營農業，結果就是無法實現農業現代化。而隨著小型農機、微型農機的問世，就彌補了很多自然條件的缺陷，不僅北方平原地區承包到戶的人均幾畝地實現了機械化，而且如湖南的大多數丘陵地區、偏遠山區的人均幾分地也都基本上實現了機械化。因此，科技作為重要的變量，使小塊土地實現了機械化，顛覆了傳統意義上的規模經營概念，打破了小農戶不能實現農業現代化的經典論斷，創造了中國農業現代化的奇跡，將引發農業發展方式的重大變革。
科技對鄉村社會發展帶來前所未有的變革，就是每一個村莊現在都可以通過互聯網直接與世界任何一個地方對接，每一個村莊的資源要素的流動半徑得到了所未有的延伸。用經濟學術語來說，資源要素的流動半徑有多大，發展的活力和潛力就有多大，發展的水平就有多高。所以，這是新動能的外力，推動城鄉融合發展的動力變革，必然進一步推動制度變革。
“農民主體”的核心就是鄉村自主發展
實現鄉村真正振興要達到什么樣的效果呢？只要能夠像四十年前中國農村剛開始改革的時候那樣，能夠那樣的放活農業、放活農民、放活農民，使中國最貧窮的農民、最落后的農村最先發展起來。1985年，新中國第一次出現了農村消費占全國絕對比重的態勢，農村社會商品零售總額占全國的64％。作為那個時代的風云人物都是來自農村的農民，首先富起來群體的萬元戶。有媒體報道，那時候一萬元相當于今天的225萬元。讓農民能夠獲得如此巨大的改革紅利，在中國歷史上是前所未有，就是在世界歷史上也是前所未有的。我1992年參加工作就在鄉政府，當時農民稻谷賣到83塊錢一百斤。那時的物價水平83塊錢一百斤是一個什么樣的價格？還有什么比市場價格更能夠增加農民收入？更能夠提高農業效益？
在當前，實施鄉村振興戰略中我最大的擔憂是什么？就是如何防止在實踐中出現“降低標準”和“吊高胃口”的現象，特別要警惕基層工作中最易產生大躍進運動的官僚主義和消極應付的形式主義不良傾向。
在農村基層工作中，行政化難以避免，久而久之，就是政府主體，農民客體。農民的依賴性越來越強，也就越來越處于服從地位，越來越喪失自主能力和創造能力。在基層調研的時候，農民說，知識分子來了要求這樣，政府官員來了要求那樣，就是沒人問我們自己要怎樣，既然都是你們要求的就你們去干吧，我們只能看著你們干。因為知識分子用城市文明和工業文明看待鄉村發展，潛意識中是用先進的指導落后的；政府官員是圍繞政績和行政效率來看待鄉村發展，潛意識中是來管制和把舵的；會有多少人站在農民的主體立場、站在農民的村莊，去激發農民的自主能力創造真正屬于他們自己的生活？因此，農民就這樣客體化了。像不少學者甚至不少基層干部，動不動就說臺灣是怎么搞的、韓國是怎么搞的，卻不問這個村莊過去是怎么發展到今天的？中國幾千年的文明與這個村莊是什么樣關系？沒有站在這個定位上來看待鄉村發展與工業文明、城市文明對接，這不能不讓人憂慮鄉村振興的前景。
這次中央農村工作會議，提出堅持農民主體的原則，但怎么實現是個大難題。什么是農民主體？核心就是實現鄉村自主發展。過去是以工統農，以城統鄉，是農業服從于工業的需要，農村服從于城鎮的需要。現在要推進城鄉平等，就要重塑城鄉關系，使農業不再服從于工業發展的需要，鄉村不再服從于城市發展的需要。既然要實現農業農村優先發展，那能不能實現鄉村自主發展？如果還是像過去一樣，從新農村建設這一路走過來，農民客體化的問題得不到有效解決，那鄉村振興就會是一場浩浩蕩蕩的形式主義。這決非危言聳聽。
（作者系湖南省社科院農村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中國鄉村發現》主編，本文系作者2018年1月19日在復旦大學國務學院“第二屆復旦城市治理論壇——美好生活視野下鄉村社區發展與小城鎮建設”的發言，中國鄉村發現網根據錄音整理，題目為編者所加）
來源:《中國鄉村發現》2018年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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