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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立勝等:鄉村振興戰略:新時代農業農村工作的總遵循

[ 作者:王立勝?劉岳?  文章來源:中國鄉村發現  點擊數: 更新時間:2018-02-10 錄入:王惠敏 ]

  黨的十九大報告提出實施鄉村振興戰略,明確指出要堅持農業農村優先發展,按照產業興旺、生態宜居、鄉風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總要求,建立健全城鄉融合發展體制機制和政策體系,加快推進農業農村現代化。鄉村振興戰略,是我們做好新時代農業農村工作的總遵循。

  一、深刻理解實施鄉村振興戰略的時代背景和重大意義

  實施鄉村振興戰略是解決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的戰略舉措。新時代我國社會主要矛盾已經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 發展不平衡、不充分,在農村地區體現得最明顯,農村地區是解決這一主要矛盾的主戰場,黨的十九大報告指出“要堅持農業農村優先發展”,這是實施鄉村振興戰略的基本指針。

  實施鄉村振興戰略是適應經濟發展新階段的戰略舉措。如果說,在經濟高速增長階段,城鄉差距所導致的“推力”和城市二三產業快速擴張形成的“拉力”共同構成強烈的“推拉效應”,農村人口、資源、資金持續流出,許多地方“村莊空”、“產業空”、“組織空”現象突出,那么在經濟發展新階段,這種狀況將會有明顯改變。一方面,二三產業結構正在發生深刻變化,農民工年齡結構與產業就業結構要求不相適應的狀況越來越突出,城市生活成本也上升很快,近兩年我國農村轉移勞動力增幅都不超過0.5%,達到歷史低點,城市“推力”開始出現;另一方面,新農村建設成效明顯,農村生產生活條件持續改善,大量農村人口流出并穩定在城市使一些農村地區人均耕地面積顯著增加,適度規模經營成為可能,現代農業經營體系和一二三產融合發展使農民收入大幅度提高,因此農村的“拉力”也開始顯現,形成新的“推拉效應”。正因此,要精準預判短中長期城鄉人口、產業發展變化趨勢,在利遠弊近和利近弊遠諸政策目標之間做出盡可能準確的戰略權衡,并依此制定實施精確的政策安排,而不是事到臨頭被動地應付。實施鄉村振興戰略正是在我國城鄉關系結構變化節點上做出的重要戰略安排。

  實施鄉村振興戰略是實現農村地區內生性發展的戰略舉措。近年來的新農村建設更多著眼于基礎設施方面,在很多地方被簡化為“新村”建設,甚至是“新房”建設,忽視了農村特點和農村社會建設,巨額投資未能實現與鄉土因素的有機融合,不能實質性促進農村內生性發展,不能有效實現農村良性社會變遷。一方面,農村精英分子始終在大量流出,農民組織化程度提升不快;另一方面,一廂情愿地將城市治理思路和邏輯簡單化移植到農村,在“水土不服”的同時還破壞了原有社會網絡體系和治理結構,進一步加劇了農村衰落。習近平總書記深刻地指出,隨著經濟社會發展,一些村落會積聚更多人口,一些村落會逐步消亡,這符合村莊演進發展規律。關鍵是要做到規劃先行,哪些村保留、哪些村整治、哪些村縮減、哪些村做大,都要經過科學論證,不要頭腦發熱,不顧農民意愿,強行撤并村莊,趕農民上樓。其實就是在提醒我們,鄉村有鄉村的邏輯,要按照鄉村的規律、根據鄉村特點來辦好鄉村的事情。實施鄉村振興戰略,是改變以往單純的“輸入性”鄉村建設模式,形成“內生性”鄉村建設力量和治理結構的關鍵舉措。

  二、實施鄉村振興戰略的理論和政策創新的豐富內涵

  實施鄉村振興戰略,既是完成全面實現小康決勝階段任務的重要舉措,又是對全面實現小康之后農村發展建設的新的總體戰略布局。要對照黨的十九大報告提出的總要求,建立健全城鄉融合發展體制機制和政策體系,加快推進農業農村現代化。

  一要充分理解生活富裕的豐富內涵。生活富裕不是一個孤立的要求,只要“產業興旺、生態宜居、鄉風文明、治理有效”的要求達到了,生活富裕就是順理成章、水到渠成的結果?;蛘哒f,前面的四個要求是實現生活富裕目標的先決條件,生活富裕取決于前面四個目標的實現。習近平總書記反復強調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而推進鄉風文明,去除陋俗鄙俗同樣可以大幅度提高農民生活和福利水平。因此,這五個方面的要求具有完整的內在邏輯一致性。

  二要高度重視產業發展。產業是脫貧之基、致富之源。沒有產業發展帶動,很難脫貧;缺乏產業支撐,脫貧難以持續。給錢給物只能是救急解渴,興辦產業才能開流活源。 “產業興旺”就是要立足于城鄉融合發展的時代定位,著眼于第一二三產業融合發展的現實要求,這個要求呈現出了更為廣闊的視野和宏大的戰略思維。

  三要重視農村的生態文明建設。“生態宜居”是對整個農村地區提出的要求,既包括搞好村莊環境衛生,也包括治理農業生產帶來的面源污染,還包括農村二三產業產生的工業污染,既包括干凈整潔的基本要求,也包括賞心悅目、舒適祥和的較高要求,體現了新時代農民對美好生活的期望和期盼。

  四要提升鄉村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的現代化。黨的十九大報告提出“治理有效”,在政策導向上以“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結合的鄉村治理體系”為目標,這就要求打破思維定勢,突破概念束縛,綜合使用多種手段,調動傳統與現代、政治經濟文化多方面資源,整合基層黨組織、村民自治組織、農村經濟組織、新型社會組織力量,重視和有效利用鄉村文化網絡系統,構建更加完備的中國特色鄉村治理體系。這是走中國道路的堅實步伐,是完善我國社會治理的重大的理論和實踐創新。

  三、實施鄉村振興戰略需要注意的幾個關鍵問題

  著眼于農業農村優先發展推進農村土地制度改革,增加農村內生性動力。農村土地制度是農村基本經濟制度的核心。黨的十九大報告指出,保持土地承包關系穩定并長久不變,第二輪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長30年,這是繼續發揮農村基本經濟制度優越性,發揮好農村作為現代化建設戰略總后方作用的根本保障。無論是農村承包地、宅基地還是集體建設用地改革,都應當以促進農村穩定、農業發展、農民利益為依據,而非一味地以推進城市化和發展工業為目的。以完善城鄉建設用地增減掛鉤政策體系為例,當前,增減掛鉤產生的節余建設用地指標只允許在縣域內流動,農村土地增值空間非常有限,不足以抵償村莊建設和土地復墾的成本,也不能將發達城市地區的資金通過土地渠道轉移到農村建設中,同時,單一的地方財政投資渠道又極大限制了農村建設的規模和水平,事實上成為農村寶貴土地資源被城市廉價使用的重要渠道。如果能夠逐步建立省域和全國性的節余建設用地指標交易平臺,通過建設用地指標跨區域交易,就可以更好落實土地用途規劃,為農村建設提供充足資金保障,全面改善農村基礎設施條件和農民居住生活條件,提升農村地區負載產業和人口的能力水平,為實施鄉村振興戰略提供更好的展開條件。

  發展農村集體經濟多種實現形式,發揮集體經濟綜合功能。推動鄉村振興、實現內生性發展,壯大集體經濟是基礎。要鼓勵基層和農民群眾在創新集體經濟組織形式、產權形式上進行大膽實踐,在實踐基礎上實現集體經濟實現形式理論和政策的創新;要重點研究解決當前集體經濟“兩張皮”的問題,尤其是在農民合作社中,“一股獨大”必然使合作社變相成為翻牌公司,合作社社員成為大股東的雇傭勞動力,失去集體經濟的優勢和活力,而如果股權過于分散,則缺乏組織性,決策成本高昂,市場競爭能力減弱。如何真正發揮合作經濟和共有產權在農村的積極作用,成為農村集體經濟的重要形式,是關鍵性的課題;要將集體經濟發展與農村基本治理單元相結合,通過發展集體經濟構建農村新型生產生活共同體,在保障農民權益的同時全面提升農村社會治理水平。應當在發揮集體經濟解決農民就業、增加農民收入功能的同時,通過政策安排,賦予集體經濟組織擔負一定的為本社區提供公共服務的職能,使農民共享集體經濟的基礎設施,以各種具有集體主義色彩,體現社會主義性質的農村經濟體,重塑農村社區居民的生活習慣、心理結構和精神面貌,使生產組織與生活共同體在空間上高度融合,利益訴求方面高度一致,實現物質、人口和精神三個再生產的統一,這將是鄉村振興的理想圖景。

  積極鼓勵農民返鄉創業,構建良性鄉村治理體系。鄉村振興,關鍵在人。政策導向上應當從鼓勵“資本下鄉”轉向大力支持外出農民返鄉創業,扎實開展好正在進行的“結合新型城鎮化開展支持農民工等人員返鄉創業試點”,推動建立城鄉相互吸納機制和城鄉精英循環機制。實踐證明,資本下鄉這種“資合”方式不可避免地具有社會成本高昂和“道德風險”等問題,資本逐利和流動的基本特點也在切割農村原有社會關系結構,容易引發農村社會治理中一系列問題。外出農民返鄉創業,可以將他們多年積累的經濟資本、社會資本、管理經驗與鄉土資源、信任關系很好結合,將經營成本、道德風險降到最低,實現地緣、血緣、業緣紐帶的充分聯結,實現“資合”與“人合”的內在統一,實現企業與農村社區的高度融合,同時很好發揮農村精英的“組織員”功能,有利于實現十九大報告提出的“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結合的鄉村治理體系”目標。

  注意保護小農戶利益,避免“平均數掩蓋大多數”。到2015年,我國農村承包地流轉水平超過30%,也就意味著將近70%的農村耕地仍然由小農戶耕作經營,“家家包地、戶戶務農”仍然是我國農業生產經營組織方式的常態,小農戶與現代農業發展所要求的市場體系、金融體系、法律體系、科研體系之間的矛盾仍然非常突出。必須正視這一問題并且實事求是地提出應對解決辦法,而不是一味地推進土地流轉,扶持規模經營。一方面,小農戶經營在我國人地關系高度緊張的國情下有天然的合理性。實踐證明,在當前普遍較為粗放的生產經營方式和低下的管理水平下,較大規模經營幾乎無法做到土地產出率、資源利用率和勞動生產率同步提高,往往導致單產下降,浪費寶貴耕地資源。而“半耕半工”的家庭生計模式,在解決農村中老年人就業的同時,能夠充分發揮精耕細作的傳統農業優勢,在保障糧食安全方面作用巨大。因此不能在觀念上將小農戶和新型經營主體對立起來,貼上絕對的落后與先進的標簽,必須立足中國國情,走中國特色現代農業道路。另一方面,土地流轉水平其實是城鎮化水平在農村土地上的投影,換言之,有多少農村人口永久離開土地進入城市生活,決定了農村土地流轉水平。因此,提高農村土地流轉水平,實現農業規模經營不是一廂情愿的事情,而是決定于城鎮化水平這一基本約束條件。必須以大力發展各種新型經營主體,實施多種創新形式緩解小農戶經營導致的土地碎片化帶來的一系列問題。

  重視新技術革命對現代農業產業體系、生產體系、經營體系的促進作用。落實黨的十九大報告指出的“構建現代農業產業體系、生產體系、經營體系”,不能把眼光僅僅局限在良種良法結合、農機農藝配套等具體農業科技上,更要注意到高速互聯網的全面覆蓋、物聯網技術的成熟、人工智能技術的廣泛應用,在促進生產力發展的同時對農村生產關系領域的深刻影響。例如,在互聯網、物聯網技術廣泛應用的條件下,中小型農產品生產者與若干消費者直接結合成為虛擬社區,甚至形成網上消費合作社等多種組織形式,通過可視技術監控生產全過程,以全程可追溯保證農產品質量信譽,同時實行農產品定制化服務,通過已經極其成熟發達的物流配送網絡送凈菜進城,極大降低城市垃圾生成量。這就使以小農戶、小型家庭農場及其組合為主要形式的生產經營組織替代輻射廣大區域的大型蔬菜市場在一定程度上提供了條件,整個鮮活農產品生產經營模式將發生質的變化,使新的農業組織方式、經營方式、農產品流通方式成為可能。

  作者: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黨委書記、副所長;中共山東省委黨校副教授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紅旗文稿 微信公眾號(原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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