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的十九大報告首次提出“實施鄉村振興戰略”,2017年底先后召開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和中央農村工作會議進一步明確了鄉村振興戰略的總體思路和具體途徑。之后,陳錫文、韓俊、葉興慶等權威人士及時通過接受采訪、作報告和發表文章,進行解讀,這對于統一認識,起到了重要作用。與此同時,學界針對鄉村振興戰略進行了熱烈討論,一致認為十八大以來,我國農村面貌發生巨大變化,農業發展取得歷史性成就,但鴻溝明顯的城鄉二元結構仍是當前我國發展面臨的最大結構性問題,“農村空心化、農業邊緣化、農民老齡化”就是真實寫照。因此,實施鄉村振興戰略是新時代做好三農工作的一個新的旗幟,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解決三農問題的總抓手,是完成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重大歷史任務之一,對于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具有重大意義。
但是,由于各個學者觀察問題的角度不同,強調的重點各異,對于鄉村振興戰略的論證略有差異。而把這些不同的論證加以綜合歸納,互相補充,可以得出比較符合中央精神的答案。
一、鄉村振興戰略提出的背景
學界鄉村振興戰略提出的背景的討論有鄉村不能衰落論、社會不能“衰敗”論、城市化率超過50%后規律論等。現在的問題在于,判斷鄉村衰落的標準需要制定出來,并被大家認可,以作為談論的基礎。
多數人的判斷,當前農村已經出現的發展不平衡不充分問題是鄉村振興戰略提出的背景。隨著城市的快速發展,一些鄉村所面臨的低收入、高污染、空心化等問題日益凸顯,成為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一塊短板。解決城鄉“發展不平衡、不充分”問題,消除鴻溝明顯的城鄉二元結構,不能讓鄉村“衰落”“凋敝”,才能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的重大目標。
(一)鄉村不能衰落論
陳錫文解讀時指出,為什么講要振興鄉村,可從國內、國際歷史發展的角度來看,一個正常國家的發展和進步一定是城市和鄉村兩種功能的協調發揮。城市應該起到集聚人口,集聚財富,集聚技術,起到帶動一個地區乃至國家經濟發展的作用。農村則是提供生態屏障,提供基本的農產品,保存這個民族、這個國家自己源遠流長的歷史文化傳承等等這些功能。這兩種功能都必須存在,你要消滅其中任何一種功能,你自己很難正常地發展,從這個意義上講,你不可能去建設一個發達的城市,落后的農村,那不可能是現代化的國家,更不要說城鄉農民都要進入全面小康社會,都要實現現代化。所以從這個意義上講,我覺得我們的鄉村不能讓它衰敗。從中國的國情來看,有這么多數量的農民在農村生產生活,你怎么可以讓它凋敝。所以要實現城鄉協調發展,不能“城市像歐洲、農村像非洲”,不能建設“一個發達的城市,一個落后的農村”。
葉興慶從城鄉二元結構突出、農業農村發展滯后角度分析我國發展不平衡不充分的表現:從收入和消費看, 盡管近年來農村居民收入和消費支出增長速度快于城鎮居民, 但2016年我國城鎮居民人均收入和消費支出仍分別是農村居民的2.72倍和2.28倍, 城鄉居民家庭家用汽車、空調、計算機等耐用消費品的普及率差距仍然很大。從全員勞動生產率來看,2016年非農產業達到人均12.13萬元,而農業只有2.96萬元,前者是后者的4.09倍。從基礎設施看,根據第三次全國農業普查,2016年全國農村還有46.2%的家庭使用普通旱廁, 甚至還有2%的家庭沒有廁所,26.1%的村生活垃圾、82.6%的村生活污水未得到集中處理或部分集中處理;38.1%的村村內主要道路沒有路燈。從基本公共服務來看, 2016年67.7%的村沒有幼兒園、托兒所;18.1%的村沒有衛生室;45.1%的村沒有執業 (助理) 醫師。從社會保障來看,目前農村低保、新農保、新農合保障標準低于城鎮居民和城鎮職工。這還僅僅是數量上的差距,如果看質量,城鄉差距就更大了。這種局面不改變,將會阻礙我國全面建設現代化目標的實現。
韓俊歸納出現在發展不平衡、不充分的五個方面:一是農業發展質量亟待提高;二是農民適應生產率發展和市場競爭的能力不足,新的職業農民隊伍的建設亟待加強;三是農村基礎設施和民生領域的欠賬比較多,農村的環境和生態問題比較突出,鄉村的整體發展水平亟待提升;四是國家支農體系相對薄弱,尤其是農村金融改革任務繁重,城鄉之間要素合理流動的機制亟待健全;五是鄉村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亟待強化,鄉村是一個熟人社會,當然要走向法治,但是自治和德治非常重要,不過現在的自治和德治相對薄弱?,F在大量的社區村落共同體在解體,甚至相當多的農村家庭的功能也在解體,農村越來越由一個熟人的社會走向一個半熟人甚至是陌生人的社會。你現在回到老家,人互相都不認識了,鄰居也不認識了。所以農村的治理,也是一個大的問題。
張克俊歸納出鄉村衰落的五個表現:一是農村空心化,農村房屋大量閑置,農村家庭空巢率持續上升,一些傳統村落凋敝甚至走向消亡,鄉村記憶消失,文化流失明顯;二是農民老齡化,許多農村地區支撐農業生產活動的主體是50歲以上的老年人和婦女,是“386199”部隊,“誰來種地”的矛盾突出;三是農業副業化,雖然近年來現代農業不斷加快發展,但這仍只是存在于一些區位條件好、資源優勢突出的局部空間和點位,大量面積的則是小規模、一家一戶的傳統農業、兼業農業、老人農業;四是農村教育、科技、文化、衛生等公共事業發展滯后,城鄉公共服務均等化程度低,鄉村治理落后,農民的法制意識比較薄弱,現代文明程度低;五是農村生態環境退化,不少地方的土壤退化、水土流失現象突出,農膜、農藥、化肥超量使用,農村面源污染較為嚴重。總體而言,我國農業現代化已成為“四化”同步最大的短板,農村已成為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最大制約。
劉守英則從村莊衰落或搞活的角度分析,認為村莊制度是一個國家秩序的基礎。以往的新農村建設被作為刺激經濟的手段,刷墻拆村,還是為了城市化?,F在,農村問題的核心是村莊兩極分化,一部分村莊活起來了,但大部分村莊衰而未亡,極其破敗,但也不死。鄉村問題就是應對衰和活的問題,讓活的村莊能夠活得更好,讓衰的村莊體面一些,鄉村振興實際上是這件事。
(二)社會不能“衰敗”論
秦暉認為,我國現在面臨的關鍵性問題不是“農業問題”而是農民問題?!稗r村問題”同樣如此。工業化、城市化過程會導致農村人口下降,許多鄉村社區因此消失,這是幾乎所有現代化成功的國家都經歷過的階段。但是像我國如今這種關于“鄉村衰敗”的強烈呼聲卻是很少見的。其實表面看來,與一般國家農民進城初期形成都市貧民社會、鄉村中無人居住的房子破敗不堪相比,我國由于強制禁止進城農民低成本安家造成普遍的“兩棲人”或“流動勞工”現象,城市中號稱沒有貧民窟,農村中充斥著“兩棲人”血汗換來的“無人新居”,但在光鮮外表下的社會性“衰敗”卻比人家有過之而無不及:取代大型貧民窟和鄉間廢村的是我國無與倫比的家庭離散現象和“候鳥”人口,農村中的“三留守”現象(留守老人、留守婦女、留守兒童)造成許多駭人聽聞的人倫慘劇。典型的如云南鎮雄一個貌丑人窮的鄉間無賴竟能長期霸占村中十余名留守婦女;廣西興業一名11歲留守女童竟遭同村十余名中老年人(44~76歲)頻繁強X奸、輪X奸兩年之久;這類古今罕見的惡性丑聞反映的“衰敗”,豈是一般的建筑破舊、治安不良所能相比?
申端鋒認為,三農問題是一個整體,中國鄉村社會之所以出現衰敗現象,乃是由于近年來三農事業的分離式發展造成的。隨著中國進入快速城市化時期,三農各要素加速分離,農民脫離農業和農村,導致了鄉村社會的解組,也就是鄉村衰敗。這次鄉村衰敗不同于20世紀上半葉的鄉村衰敗,這次鄉村衰敗不只是經濟衰敗和建筑衰敗,而是一種社會衰敗和文化衰敗,這是根本性的衰敗。所以,黨中央提出鄉村振興戰略恰逢其時。
(三)城市化率超過50%后規律論
王東京認為,從國際經驗看,當一個國家城市化率超過50%,資本、技術、管理等要素就會轉向農業部門流動。2010年,我國的城市化率已接近50%,2016年底已達57.6%。由此可見,現在實施鄉村振興戰略是順勢而為,適逢其時。
筆者認為,實事求是地承認目前我國鄉村的確有一部分處于“空心化”、衰落狀態,從而才能更加自覺地理解和執行中央關于鄉村振興的戰略。在此,我們還應討論以下的問題:
一是評判鄉村衰落或搞活的標準。由于目前學界尚未有人提出大家公認的評判鄉村衰落或搞活的標準,人們關于這方面的討論大都是從宏觀的抽象的評價,而且也難以統一認識。
二是有關部門和社會各界并沒有對鄉村衰落或搞活進行定量的統計,也沒有對這些衰落的鄉村到底占我國現在農村3萬多個鄉鎮、60萬個村民委員會、317萬個自然村多大比例,進行具體分析。
三是近年來。一些典型調查報告特別是“返鄉觀察”熱文,所記錄的衰落的鄉村,感動了不少人。陳錫文認為這些熱文大部分是真實的,并且含有強烈的鄉愁以及對農村現狀的憂慮,但那就是一個個“故事”,故事具有特殊性,不一定有普遍性。作者看到的可能是一個村、一個地方,整個農村到底是個什么樣,不可能靠講故事完整地反映出來。破敗的、黑惡勢力橫行的農村,肯定有,但漂亮的、發展好的農村也有。現在很重要的一條是,從黨政領導到人民群眾,眾多關心農村的人,對中國農村到底是什么樣子要有一個基本的判斷。
筆者認同陳錫文的判斷。就整個農村來看,漂亮的、發展好的鄉村和破敗的、黑惡勢力橫行的鄉村,各占一部分,大部分鄉村的發展處于中間狀態,有明顯成績,也有需要克服的缺憾。這里需要討論的問題在于,對于那些破敗的、黑惡勢力橫行的鄉村,我們應該采取什么態度,是視而不見、不予承認,或是聽之任之?顯然都不行。唯一可行的,是高度認識,認真研究,采取有力措施加以解決。這將是鄉村振興戰略回避不了的重要問題之一。
二、農村發展不平衡問題的原因
學界一直認為,農村發展不平衡問題的原因,在于長期以來,資金、土地、人才等各種資源要素單向由農村流入城市,導致農村嚴重失血和貧血。實施鄉村振興戰略必須要推動更多的資源要素配置到農村去,要破除不合時宜的體制機制的障礙,推動城鄉要素自由流動,平等交換,促進公共資源在城鄉之間均衡配置,建立城鄉融合發展的體制機制和政策體系,加快構建新興的工業和農業,城市和鄉村平等的一種關系。
(一)現有體制機制是怎樣阻礙了鄉村發展?
學界雖然一致認為現有體制機制阻礙了鄉村發展,但是對現有體制機制是怎樣阻礙了鄉村發展卻分析不多,更不深入。在現有不多的討論中,朱啟臻先生、李昌平的分析相對比較深刻。
朱啟臻主要從以下方面分具體分析了造成以下體制機制障礙:
一是長期以來形成的城鄉分割體制并沒有被打破。幾十年來,對農民的就業限制沒有得到根本的改變。盡管很多農民已經進城就業幾十年,依然被貼上“農民工”身份標簽,導致了農民工“既融不進城市,也回不了鄉村”的尷尬境地。這種人為割裂城鄉之間的關系,使農民長期不能平等享受改革開放的成果,也限制了鄉村發展的空間。
二是單方向城鎮化的影響。一個表現是認為中國的城鄉對立關系就是要通過“非農化”來破解,把農村的人才、勞動力、資源、資金吸納到城市,把一個個鄉村通過土地商業化、居住樓宇化,變成城市化的小區和集鎮。在這種發展思路的引領下,我國農村文化被漠視,傳統鄉村文化消失,農村獨有的社會結構被消解;另一個表現是限制城市人才下鄉和返鄉。
三是一些人不懂得農業和農村的基本特點,崇尚把農民變成既拿地租、又掙工資的農業工人,熱衷于通過流轉農民土地搞“招商引資”式的規模經營,或以種種理由迫使農民把土地流轉給所謂“大戶”,把農業變成了排斥農民的產業。這一做法,導致了三方面的消極后果。首先是傷害了農民。農民拿著地租,或外出打工,或無所事事,成為游離鄉村外的邊緣人。農民失去土地同時,也失去了在鄉村的主體地位,失去了對生產的支配和參與權利,自然也就失去了發展農業的積極性、主動性和創造性,加速了鄉村的蕭條和衰敗。其次是傷害了農業投資者。政府主導的土地流轉,極大地推高了地租,提高了農業生產成本,增加了農業經營風險,如果沒有政府持續的強有力的財政支持,農業“大戶”苦不堪言,難以為繼,很多憑著熱情和理想做農業的人,其積極性受到挫折和打擊。
四是實際工作中有人把趨勢與理想混為一談,通過人為的干涉試圖在一個早上實現所謂機械化、規?;繕?,于是出現了違背農民意愿、強迫流轉土地,搞形式上的規?;つ客七M規?;?,結果是政府花錢制造出規?;牡?,這種現象在各地均已出現。
五是鄉村教育的衰落是鄉村衰落的重要表現,也是原因之一。鄉村學校撤并,由原來的“村居學?!敝鸩窖葑優橐绘傄凰摹半x土型”學校,使學校與鄉村距離越來越遠。撤點并校不僅影響了鄉村文化的傳承,也隔斷了鄉村與學校的聯系,甚至成為鄉村衰敗的重要因素。鄉村衰敗成為撤點并校的理由,撤點并校又反過來成為鄉村進一步衰敗的原因,形成了鄉村的惡性循環。
六是有些地區搞大規模的并村運動,把多個村莊并到一起美其名曰“新型農村社區”,模仿城市的住宅小區,其特征是農民上樓、規模居住。農民因此遠離耕地,失去了從事農業生產的便利條件,削弱了農業生產,甚至完全喪失了農業生產條件。也因為沒有了農家院落,家庭養殖業和手工業難以為繼,大部分所謂新型社區難以就地解決農民就業問題,農民為了生計只能外出打工,導致所謂新型社區和小城鎮走向衰落。
七是易地扶貧搬遷是解決貧困的有效措施,那些生活在深山區、荒漠地帶、石漠化地區、生態脆弱地區的貧困村民,靠當地資源難以改善生活擺脫貧困,通過易地搬遷從根本上解決他們的貧困問題是十分有效的,也受到村民的擁護和支持。但是在實際工作中,受到建設用地增減掛鉤利益的驅使,有些地方從整村搬遷發展到整鄉拆遷,把大量在當地可以脫貧的鄉村強行換個地方,搬到了一個沒有生計,只能靠低保維持生活的環境。搬遷導致的鄉村消失不是農民自由、自愿選擇的結果,
李昌平從10個方面分析了鄉村復興存在諸多理論、政策、體制、機制上的瓶頸,嚴重制約了鄉村建設健康發展及鄉村復興的進程:
一是工業化、城市化優先戰略經歷了數十年的體制化,農村的各種要素都源源不斷地通過體制力量虹吸進入工業化、城市化、全球化進程,甚至鄉村建設本身也是為工業化、城市化、全球化服務的。
二是以農村城市化為主要內涵的農村現代化戰略經歷了數十年的推進之后,“城市先進而農村落后的觀念”深入到了人們的血液。
三是由于政府財力雄厚,而且財政資源配置方式是以(部門)專項轉移支付為主,客觀上造成了鄉村建設中政府部門大包大攬的現象普遍存在,甚至變成了各地政府部門之間的政績工程、面子工程的大比拼。同時,由于鄉村建設是系統工程,而政府部門相對各自為政,導致鄉村建設中的財政資源使用效率低下的現象由來已久。
四是鄉村建設中一些以防止腐敗而走程序的制度化腐敗和浪費已經司空見慣。任何一筆用于鄉村建設的政府部門支出(如農民建房的政府補貼或政策性貸款)都要走公開招標程序;而一旦進入招標程序,接下來有時就是“高級黑”了,沒有人會對此承擔責任,因為這樣的腐敗和浪費是“合法合規”的。
五是中國當下的農業制度(高度分散的小農農業)和數千年前的農業制度幾乎沒有顯著差別,以至于千千萬萬的小農長期陷于“小農生產積極性陷阱”,而無法追求農業生產性和經營性收入的增長,甚至越積極生產越貧困。
六是中國農村當下的財產制度和金融制度其實非常落后,農民的財產無法在任何一家金融機構里獲得抵押變現的權利。城鄉各種要素難以自由流動和交換,導致農村很難追求財產性收入的增長,各種社會力量參與鄉村建設和投資也不得不瞻前顧后、望而卻步。
七是幾乎所有農村孩子自上學的第一天開始,所接受的教育就是為了離開農村,即使是在大學里接受與農村發展相關的專業培養的畢業生回到家鄉,也不知道如何具體建設鄉村(包括規劃設計專業)。因此,鄉村復興存在真正的人才荒。
八是鄉村建設中重視硬件、忽視“軟件”建設的現象尤其嚴重。比如,農村的沼氣池、污水處理廠、農民集中上樓的安置房等就大量閑置。即使是經常使用的基礎設施和基本公共服務設施,由于“軟件”建設滯后而無法正常使用的現象也十分普遍。
九是不少地方政府和基層干部片面理解“少數人先富起來”,依然依靠能人、強人、資本主導鄉村建設,而忽視農民及其組織在鄉村建設中的主體性作用的發揮。因此,不少地方的鄉村建設實際上異化為少數人的鄉村建設,背離了社會主義方向,加劇了農村社會矛盾。
十是農村環境治理的理念、方法目前存在根本性的認識誤區。
(二)從封閉的村莊體系分析
王小映認為,新農村在制度上仍然維持著一個封閉的村莊體系,對于外來人口是不開放的。在城鄉一體化過程中,有些方面比如說養老、醫保等的一體化,要通過經濟發展來實現,需要有一個從低水平到高水平的一體化過程。但是,一些人為設置的體制障礙長期沒有突破,實在說不過去。在破除體制障礙方面,存在許多根深蒂固的觀念,思想觀念解放不了。比如對于宅基地,許多觀念還很陳舊,就是想維持一個純而又純的、以集體經濟組織成員為主或以農民為主的封閉村莊,這是行不通的。要振興鄉村,實現城鄉一體化和全面現代化,就必須建設開放融合的村莊體系,要通過體制改革促進城鄉融合發展,促進鄉村社區融合發展,這樣的話有些村莊就可能衰敗,就會消失,有些村莊就會振興。所以,要加大改革力度,增強鄉村振興的制度供給,在破除體制障礙方面取得實實在在的突破。
(三)從工作方法論上分析造成城鄉發展不平衡的原因
一些學者還從工作方法上分析造成城鄉發展不平衡不充分問題。
陳錫文認為,我們這么多年計劃經濟下形成的工作方式非常不好的,有地方做事不是給老百姓謀福利而是做給上級看。于是有沒有條件我就是自己這么干,我那時候下去調查的時候,到一個村里,有個大嬸就跟我說,支部書記講“新農村建設就是有錢蓋房,沒錢刷墻”。有錢就蓋房子,沒錢刷墻,你總得做,做了給誰看?給上頭看。這種工作方法要摒棄。
陳文勝具體剖析了長期來抓典型、搞“示范村”的工作方法,指出,過去一些地方只注重搞“示范村”,樹立典型樣板,結果加劇了鄉村之間發展的不平衡,造成了鄉村之間在政策上的不公平。這種“背著錢袋去喂養”的做法,也弱化了鄉村自身發展的原動力,導致鄉村發展對外依賴性越來越強,越來越喪失自主能力和創造能力,城鄉之間發展越來越不平衡。
(四) 資源要素下不了鄉的具體原因
長期來我們對這些問題是早就發現,而且還一直在強調農業的重要性,財政支農資金也確實是年年增加,為什么資金、土地、人才等各種資源要素還會單向由農村流入城市、為什么沒有從城市流向農村?只有找出其中的多種原因,才能有針對性加以解決。對此,張占斌、黃錕給出了以下答案:
一是資源要素跨城鄉流動仍面臨較多障礙。由于我國要素市場建設相對滯后,短期內城市資源要素“下鄉”還無法完全規避長期以來形成的制度壁壘、文化壁壘、教育壁壘與投資壁壘等。農村土地的各項權能不能完全實現,土地抵押、宅基地轉讓依然困難重重;農村金融市場發育滯后,農村融資難、融資貴問題突出;農村教育發展不足,人口逆淘汰和人才短缺嚴重;農村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供給嚴重不足,嚴重約束資本、人才等資源要素向農村流動。
二是資源要素跨城鄉流動仍面臨成本高、收益低的難題。當前,我國農業生產已經進入高成本、高風險的新階段,同時又面臨日益趨緊的資源環境約束,加之土地規模集中不足,城市資源要素投資于農村的顯性風險較大。此外,農村基礎設施不足也大大降低了農村資源要素的利用效率和收益。
三是資源要素由農村向城市的單向流動仍具有巨大的慣性力量。我國資源要素長期向城市單向聚集,最終導致了土地、資本和勞動力等多重城鄉剪刀差,農業和農村的弱質性被進一步強化,這是改革開放40年我國城鄉差距拉大的根本性原因。資源流動方向的轉變意味著經濟發展方式和城鎮化路徑的轉型,對于中國這樣大體量的經濟體而言,其慣性力量不可低估。
三、鄉村振興的歷史定位
學界一致認為,實施鄉村振興戰略,是我們黨“三農”工作一系列方針政策的繼承和發展,既系統總結了農業現代化、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城鄉發展一體化等黨的“三農”工作的創新成果和經驗,又根據新時代“三農”發展新形勢,對“三農”工作提出了新要求。
(一)鄉村振興戰略是不是新農村建設的“升級版”?
多數人的觀點是,鄉村振興戰略是新農村建設的“升級版”。
張曉山、宋洪遠、李周、郭曉鳴等分別發表文章認為,從2005年中央制定第十一個五年規劃時提出了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至十九大已經實施12年了。提出和實施鄉村振興戰略是新農村建設的“升級版”。
張曉山認為,鄉村振興戰略關于“產業興旺、生態宜居、鄉風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钡目傄笫恰拔逦灰惑w”總體布局在鄉村領域的具體落實,是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的升級版。如果我們將鄉村振興戰略的內容與新農村建設相比較,就會發現其內涵與外延都有很大的提升。“產業興旺”代替了“生產發展”,突出了產業發展,尤其是新產業、新業態發展的重要性和一二三產業的融合發展;“生活富裕”代替了“生活寬裕”,標志著農民群眾的生活水平要有更大的提高;“生態宜居”替代了“村容整潔”,把生態文明建設擺在了鄉村建設極其重要的位置;“治理有效”替代了“管理民主”,強調治理體制和結構的改革與完善,強調治理效率和基層農民群眾的主動參與。
宋洪遠認為,從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決勝期這個時期來看,鄉村振興戰略實際上是一個戰略轉型,是新農村建設行動的提升。這次把鄉村振興作為一個戰略提出來,更是對全面建設新農村的戰略提升,提出了鄉村振興的20字方針,明確了鄉村振興發展的要求和內涵,明確了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決勝期鄉村振興的方向和要求。
李周認為,鄉村振興戰略是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的升級版。同新農村建設相比,鄉村振興戰略把實際上的生活環境治理拓展到生產、生活、生態環境綜合治理,把實際上的村莊土地治理拓展到村域土地治理,把實際上的局部推進拓展到全域推進,包含的內容更為充實,從經濟建設、生態建設、文明建設、社會建設到福祉建設,五方面的邏輯遞進關系也更加清晰了。
郭曉鳴、張克俊、虞洪、高杰、蘇藝認為,鄉村振興戰略是新農村建設的“升級版”。鄉村振興比新農村建設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從生產發展到產業興旺、從生寬裕寬到生活富裕、從村容整潔到生態宜居、從管理民主到治理有效,要求和層次均更高。鄉村振興就是要興產業、興環境、興文化、興社區,實現農村產業的大升級、生態環境的大保護、農耕文明的大發揚、農村社會的大進步,讓農業強起來、農村美起來、農民富起來。
王春光認為,鄉村振興戰略蘊含的內容跟新農村建設有許多不同,可以說是后者的進一步提升。在新農村建設中,農民確實獲得了許多實惠。從2000年開始,國家開始在農村減稅、免稅費,同時增大了對農村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的投入,雖然總量上依然比不上城市的投入,但是增幅在逐年增加。農村各方面都有了明顯的改善,特別是農民務農不需要繳納稅費,而且還能獲得各種補貼,這是開天辟地以來所未曾有過的,許多老農民覺得共產黨政策真是好。但是,就是這樣好的情況,農村依然吸引不了年輕人留下來建設和發展。這里的問題肯定很多,除了農村機會少、務農辛苦等原因外,當前許多農村現狀的改善跟不上農民的需要和期望也是重要原因。在許多所謂的建設中,農民往往是沒有發言權的,經常是被逼著參加,在這種狀況下農村的改善并不能提升他們的成就感。
杜志雄認為,鄉村振興戰略集成了總書記的三農思想,集成了以往成功、正在實施的“三農政策和做法”,是對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階段、中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建設新征程”提出的三農工作的總方針和總抓手,不是“重打鑼鼓重開臺”。鄉村振興戰略更是以往成功的三農發展政策和做法的創新和深化,主要體現在六個方面:三農發展要求和發展目標的再提升;三農工作原則的再堅持;三農發展道路的再探索;三農發展領域和內容的再拓展;發展策略及實施路徑再強調;三農發展動能的再轉化。
第二種觀點認為鄉村振興是一個全新的戰略。
陸福興認為,鄉村振興是一個全新的戰略,而不是“三農”問題的新提法。以往的新農村建設都是在工業化和城市化的優先發展下發展,國家從來只把鄉村作為工業和城市的附屬品和基礎,鄉村發展是在工業和城市的帶動下的發展。鄉村振興戰略提出農業農村優先發展,就是說國家在資源上、財政上、政策上要優先滿足農業農村的發展需求,一切以農業農村的發展為先,國家公共資源和公共政策要優先滿足和支持農業農村。鄉村振興必須發展農業產業,農業產業是鄉村振興的根本,但是不能再沿襲過去傳統農業發展的思維,要樹立農業農村農民發展的大農業觀,鄉村振興主要是農村和農民的振興,農業在我國多年的發展中,已經做得相當不錯,現在要解決的問題一是穩定,二是轉型。因此,國家一些“三農”政策不能再沿襲過去以農業為重點的傳統,而應該重點放在關注鄉村的發展上,包括當前“三農”的管理機構也要改革,如我們現在的農業委實際上就是管農業產業的,其他的功能很弱小,應該改為鄉村委,承擔起實施國家鄉村振興戰略的重擔。
第三種觀點認為,不能簡單地講鄉村振興戰略是新農村建設的升級版。
韓俊指出,黨的十九大對鄉村振興戰略提的總要求是:產業興旺、生態宜居、鄉風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這五句話是一個有機的整體,應該注重協同性、關聯性和整體性,不能顧此失彼、只抓其一不顧其他。沒有產業的興旺,生活富裕就無從談起。鄉風文明和治理有效也是分不開的。這五句話與黨的十六屆五中全會提出的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的五句話的要求相比,有四句是不一樣的,鄉風文明與原來的表述一樣,但是要求更高了。所以,不能簡單地講鄉村振興戰略是新農村建設的升級版,它的內涵更為豐富,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做好“三農”工作的新旗幟和總抓手。
筆者認為,講鄉村振興戰略是新農村建設的升級版并無不妥,而且也是必要的。
第一,把鄉村振興戰略作為新農村建設的升級版,這樣就體現了我們黨和國家政策的連續性。長期來,由于種種原因,我們的農村有的地方在執行黨的農村政策過程中曾屢屢出現忽作忽右、朝令夕改的問題,以致使農民有“政策像月亮,初一十五不一樣”的感嘆,既不利于政策的連續性,又在某種程度上影響了執政者的形象。
第二,把鄉村振興戰略作為新農村建設的升級版,有利于我們認真總結新農村建設的實踐,發揚成績,吸取教訓,就意味著新農村建設中那些受到農民歡迎、成效明顯的好政策、好辦法仍然需要急需堅持,而那些不受農民歡迎、形式主義、官僚主義的政策和辦法,必須加以拋棄,避免新農村建設中的錯誤再犯。
第三,把鄉村振興戰略作為新農村建設的升級版,也有利于表彰那些扎扎實實埋頭工作的模范者,追究那些工作不力、造成工作損失的責任者的責任。
(二)鄉村振興和農業供給側改革是兩種不同的提法嗎?
學界對鄉村振興和農業供給側改革的關系討論的不多,僅有的討論都認為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整個鄉村振興戰略、整個產業興旺的戰略中的一個組成部分、重要途徑或重要突破口之一。
陳錫文認為,農業供給側改革主要是對農業生產的狀況而言。農業生產包括農村的產業里邊,農業供給側改革是前年開始提出來的,一直在推進。鄉村振興中提出來的產業興旺,從這個角度來講,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應該說是產業興旺里面包含著的一部分內容,是農業這個產業怎么適應現在的社會經濟發展的要求。所以相對于鄉村振興來講,相對于鄉村振興的一個目標產業興旺來講,農業供給側改革只是其中的一部分。而且這個問題在相當程度上也是階段性的,因為農業發展到現在,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所講的主要矛盾不是數量不夠,而是結構性矛盾。從產業自身效率來講,得降低成本提高效率,有競爭力,這是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要義。另外,我們講農村產業興旺不光是發展農業。在這個過程中農村也要發展其他產業。一直強調一二三產業融合發展,強調新產業、新業態。所以從這個角度講,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仍然是當前農村改革發展中的一個很重要的課題。但是它只是整個鄉村振興戰略整個產業興旺的戰略中的一個組成部分。
王文強認為,鄉村振興戰略是一個長期的戰略,即要達到城鄉同步繁榮興旺,實現融合發展,必然是一個長期的過程,是實現全面現代化過程都需要貫徹的戰略。而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鄉村振興戰略的一個重要途徑,也是在經濟新常態背景下實現鄉村振興的一個重要突破口。
(三)鄉村振興與擺脫貧困的關系
學者們一致認為,實施鄉村振興戰略和堅決打贏脫貧攻堅戰,是確保我國如期實現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奮斗目標的重要戰略支撐,反映了我國“三農”工作面臨的新形勢和扶貧工作面臨的新任務,具有重要戰略意義。要把實施鄉村振興戰略與推動脫貧攻堅相銜接,讓二者互促共進、長效發展。但在具體表述上,學者們的意見略有差異。
一種觀點認為鄉村振興和脫貧攻堅是有機統一的。
宋豐強認為,鄉村振興和脫貧攻堅是有機統一的,鄉村振興戰略指明了新時代鄉村發展方向和新思路。而擺脫貧困是讓貧困人口和貧困地區同全國一道進入全面小康社會,這是我們黨的莊嚴承諾。因此,要發揮鄉村振興戰略在脫貧攻堅戰場上的指導作用。
史驕麒認為,無論是實施鄉村振興戰略,還是脫貧攻堅,都是我們黨致力于解決“三農”問題的重要戰略部署,是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和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基礎工程。做好做扎實鄉村振興這件大事,既可以為新時代鄉村發展注入活力,又能為打贏脫貧攻堅戰提供有力的措施。統籌兼顧這兩項工作,才能讓農業強起來、農村美起來、農民富起來。
第二種觀點認為脫貧攻堅戰是實施鄉村振興戰略的重要內容。
韓俊指出,打好脫貧攻堅戰,本身就是實施鄉村振興戰略的重要內容。鄉村振興,擺脫貧困是前提。對貧困地區來講,2020年之前,鄉村振興的核心任務就是打好精準脫貧攻堅戰。實施鄉村振興戰略,既有利于當前加快實現脫貧目標,鞏固脫貧成果,也有利于為脫貧之后,從根本上改變貧困地區面貌,為農民真正走向富裕奠定堅實基礎。
周宏春認為脫貧攻堅,不僅是黨的十九大部署的三大攻堅戰任務之一,也關系到鄉村振興戰略的實施成效。打好脫貧攻堅戰,是實施鄉村振興戰略的重要內容。打贏精準脫貧攻堅戰要與實施鄉村振興戰略有機銜接,以便形成特色產業脫貧一批、易地搬遷脫貧一批、生態補償脫貧一批、教育培訓脫貧一批、勞動力轉移脫貧一批、社會幫扶脫貧一批、社保政策兜底脫貧一批,最終實現脫貧奔小康的目標。
第三種觀點認為鄉村振興與擺脫貧困的各自則重點不同。
劉奇從鄉村振興與擺脫貧困的各自則重點闡述了兩者關系,認為中央現在同時推進脫貧攻堅和鄉村振興兩大戰略。脫貧攻堅主要是為第一個百年目標打基礎,鄉村振興是為第二個百年目標打基礎。這兩大戰略是為了“三個消除、兩個引導”,從而實現兩個百年目標?!叭齻€消除”就是消除貧困、消除城鄉差距,消除社會偏見。沒有這三點我們就不可能構建起一個公平和諧的社會環境,沒有公平和諧的社會環境我們的現代化強國夢、中華民族復興夢就不可能實現。“兩個引導”就是引導社會關注貧困群體,關注鄉村發展。多年來,我們的城市化快速發展,城鄉差距越來越大,我們必須讓城鄉同時發展、城鄉互動,這樣我們的現代化國家才能有一個公平和諧的發展環境。這就是提出鄉村振興戰略的邏輯關系。
筆者認為,把學者們站在不同角度、有差異的意見綜合起來,可以正確揭示鄉村振興與擺脫貧困的關系。
首先,從我們的奮斗目標來看,鄉村振興與擺脫貧困是一致的,因而兩者是統一的。鄉村振興與擺脫貧困的奮斗目標都是消除貧困、消除城鄉差距、消除社會偏見這“三個消除”和引導社會關注貧困群體、關注鄉村發展“兩個引導”。否則,我們就不可能構建起一個公平和諧的社會環境,沒有公平和諧的社會環境,我們的現代化強國夢、中華民族復興夢就不可能實現。
其次,從兩個戰略的內涵方面分析,鄉村振興的含意更廣泛,內容更豐富,擺脫貧困包含在鄉村振興的之中,擺脫貧困是鄉村振興的一個重要內容。就相對貧困來看,它是一個長期存在的現象,是現代社會不可忽視、都需要加以關注、加以解決的問題。
再次,就兩個戰略的實施來看,鄉村振興與擺脫貧困戰略中有些內容、措施可能是相同的、重疊的,這就需要加以整合,從而形成合力。
(四)鄉村振興和推進新型城鎮化之間的關系
學者們一致認為,鄉村振興和推進新型城鎮化之間是現代化進程中不可偏廢的兩位一體的任務,提出實施鄉村振興戰略并不是要否定城鎮化,也不是抑制城鎮化,而是通過鄉村振興來促進城鄉協調發展,加快形成工農互促、城鄉互補、全面融合、共同繁榮的新型工農城鄉關系。
由于學者們看問題的角度不同,具體解釋中也出現差異,表現在以下方面:
一是現代化進程中不可偏廢的兩位一體的任務
陳錫文認為,我國的現代化進程,必須在加快推進新型城鎮化和實施鄉村振興戰略這兩方面同時發力,并堅持農業農村優先發展,加快推進農業農村現代化。所以,在當前和今后相當長時間中,深化改革戶籍制度,讓有意愿、有條件進城落戶的農業人口順利落戶,并在城鎮普遍實行居住證制度,使流動進城就業的農村勞動力及其家屬享有與當地市民同等權利和義務,同時著力改善農村生產生活條件,加快推進公共基礎設施、基本公共服務、基本社會保障制度的城鄉均等化,就必然是我們在現代化進程中不可偏廢的兩位一體的任務。
韓俊在解讀時特別強調,現代化必須要實現城市和鄉村協同發展的雙輪驅動,而這正是推動鄉村振興戰略的意義所在。鄉村振興與推進城鎮化不是非此即彼的關系,而是互促共進、相輔相成的。
馬文峰認為,鄉村振興,吸引回鄉就業,完善和提升農民的保障內容,這其實也是一種城鎮化的方式,從另一個角度理解,城鎮化也是將城鎮社會管理與社會保障覆蓋到包括農村的所有地區,而不僅僅是人員的流動。
二是通過鄉村振興來促進城鄉協調發展
韓俊認為,要處理好實施鄉村振興戰略和推進新型城鎮化之間的關系。并不是城鎮化水平提高了,農民進城了,“三農”問題就迎刃而解了。無論現代化如何發展,都不可能讓所有農民進入城市,始終存在如何處理城鄉關系的問題。在城鎮化過程中,不能只顧一頭,不顧另一頭。只顧城市,不顧鄉村,會造成農村衰敗,最終會拖了現代化建設的后腿。
韓俊指出,提出實施鄉村振興戰略并不是要否定城鎮化,也不是抑制城鎮化。去年我國城鎮化率達到了58.5%,今后10年和15年,城鎮化發展不可能像過去20年那么快。農村能出來的人比過去少多了,農村的發展機會比過去也多多了??偟目?,農村人口向外轉移的趨勢會繼續,但速度會放緩,回到農村的人(此處的農村不簡單指村莊,也包括縣城和小城鎮)也會越來越多,這一點在浙江沿海表現得非常明顯。通過鄉村振興來促進城鄉協調發展,這本身就是實現高質量發展的一個重要途徑。鄉村振興最終就是要加快形成工農互促、城鄉互補、全面融合、共同繁榮的新型工農城鄉關系。
三是新型城鎮化是鄉村振興的助推器、城鄉產業發展的融合劑
陳炎兵認為:鄉村振興的核心是產業振興,關鍵是城鄉要素自由流動。新型城鎮化最根本的作用就是促進城鄉產業融合,直接結果就是實現城鄉產業要素自由流動。另一方面,我國農業人口占全部從業人口的比重高達27.7%,發達國家一般低于10%,要提高農業勞動生產率并縮小其與非農產業勞動生產率之間的差距,就要通過新型城鎮化來吸納農業剩余勞動力。從這個角度看,新型城鎮化是鄉村振興的助推器。
陳炎兵還指出,新型城鎮化是城鄉產業發展的融合劑。新型城鎮化可以將產業發展與城鎮建設有機結合起來,以城鄉接合部為切入點,引導一二三產業深度融合,形成城鄉產業融合發展態勢,有力推動了鄉村產業發展,實現了大中小城市和鄉村產業資源要素的流動、交換和融合,實現城鎮發展和鄉村振興的協同共進。
四是城鎮化仍然是推進鄉村振興農業現代化的支撐和重要抓手
徐林認為,當前,我國仍處在城鎮化較快發展階段,絕不是某些學者所說的我國已經進入逆城鎮化階段。我國城鎮化繼續推進,是由城鄉之間、農業與非農產業之間的巨大差距決定的。而且,推進農業現代化、提高農民收入,離不開城鎮化的支撐。黨的十九大報告從更好發揮城鎮化對鄉村振興作用的角度,提出要健全城鄉融合發展的體制機制和政策體系,目的就是要通過體制機制創新和政策體系的完善,促進城鄉要素和資源的雙向流動,促進城市的現代化要素能夠更多配置到農業和農村,加快推進農業和農村現代化,并真正實現鄉村的振興。
涂圣偉認為,城鄉關系的調整長期以來都是我國重大政策調整的一個主線,提鄉村振興戰略并不是否定新型城鎮化,城鎮化的發展仍然是我們處理好農業、農村、農民問題的一個重要途徑,也是推進鄉村振興農業現代化的一個重要抓手。
五是城市與鄉村之間的關系從原來的單向轉向互動
劉守英根據他的團隊實地調研發現指出,我現在覺得城市化在發生重大的變化。大的城市在不斷轉型升級,同時城市與鄉村之間的關系從原來的單向轉向互動。人的流向可能是我們整個中國城市化非常重要的風向標?,F在有一個非常大的動向,往沿海地區的人在減少,中西部地區出來的人往地級城市跑。在城市,資本的流向也開始發生重大的變化,很多資本開始往鄉村走,往城市和鄉村結合的地方走。在土地的使用方面,鄉村的用地開始大量增加,鄉村用地增加的主要的原因是整個城鄉的互動。鄉村本身也在發生重大的變化:大量村莊衰敗與部分鄉村在活化同時存在,這是非常有意思的現象。這兩類鄉村,一部分死,一部分活,接下來中國鄉村就面臨一個非常大的問題:死怎么個死法,這是非常大的問題,死也有很多種,怎么整合;另外就是活怎么個活法,資本怎么進入,這是第一個鄉村的變化。
鄉村第二個變化是業態的變化。鄉村現在與城市之間的互動增加。鄉村原來就是給城市提供糧食,現在鄉村開始提供很多東西。中國傳統的農業是與手工業綁到一起的,比如在西藏,我先種青稞,再養點藏羊、藏牛,再搞點手工藝品。這次我去西藏感覺非常有意思,那里整個手工業、手工藝品、“非遺”的產品開始出來,還有很多鄉村的傳統工業開始復活,傳統產業開始復活。農業除了搞糧食還搞其他很多東西,比如鄉村旅游、民宿,這些新業態蓬勃生長。這樣帶來一個結果是,整個中國的城市化進程,會有一個生產要素在城鄉之間跑來跑去的階段。也就是說,土地制度的改革是可以應對城鄉互動的。
六是鄉村振興戰略應以新型城市化戰略來引領
黃祖輝認為,科學把握鄉村振興戰略的內在邏輯,關鍵是要把握好鄉村振興戰略和城市化戰略的邏輯關系。通過鄉村振興戰略解決我國城鄉發展不平衡問題,并非意味著城市化戰略將放緩,或者是要用鄉村振興戰略替代城市化戰略。恰恰相反,鄉村振興戰略必須置于城鄉融合、城鄉一體的架構中推進,并且應以新型城市化戰略來引領,以實現“以城帶鄉”、“以城興鄉”、“以工哺農”、“以智助農”、“城鄉互促共進”、“城鄉融合發展”的美麗鄉村發展和鄉村振興。
四、鄉村發展的新動力
關于鄉村發展的新動力,學者們一致認為,鄉村振興是一個客觀發展的過程,黨中央自覺把握這一進程,是最大的推動者、第一推動力。在具體實施過程中,需要不同方面的推動力。學者們在討論中從不同角度提出了值得重視的動力說,由于提出的角度不同,各自都能自圓其說??梢怨└鞯剜l村振興規劃者制定規劃時參考。
一是綜合產業新動力說。
張紅宇認為,農業新產業新業態,是打造中國強勢農業、推動鄉村振興的動力源。一是休閑農業和鄉村旅游。2016年全國休閑農業和鄉村旅游接待游客近21億人次,營業收入超過5700億元,相當于我國農業增加值的8.9%,從業人員845萬,帶動672萬戶農民受益。二是農業農村電商。全國農村網絡零售額達8945億元,相當于我國農業增加值的14%,解決了2000萬人的就業問題。三是農產品加工業。農產品加工業與農業產值之比達到2.2∶1,主營業務收入超過20萬億元,約占我國制造業的五分之一。四是農業生產性服務業。各類服務組織超過115萬個,產值超過2000億元,服務領域涵蓋種植、畜牧、漁業等各個產業,涌現出全程托管、代耕代種、聯耕聯種等多種服務方式。這些新產業新業態極具成長性,深刻拓展了農業的廣度和深度,對保增長、穩就業、促增收具有重要作用。
二是改革和創新雙動力理論。
韓長賦說,一方面堅持不懈推進農村改革,另一方面大力推進農業經營體系和農業科技創新,是新時代實施鄉村振興戰略要依靠的兩大動力。
三是農村土地制度改革
張云華認為,農村土地制度改革是鄉村振興的突破口與動力源。
四是特色小鎮與美麗鄉村同建推動論
王景新、支曉娟認為,特色小鎮與美麗鄉村同建,推進中國鄉村振興進入地域空間重構和綜合價值追求的新階段。農村一二三產業融合發展,特色小鎮和美麗鄉村建設推動農民就近、就地城鎮化,將進一步打破農村單一依靠農業的格局。特色小鎮是中國農村改革以來“小城鎮”建設的延續和新形式。建設特色小鎮是“城鄉一體化”重要節點,更是鄉村振興、農村城鎮化和農民市民化的重要載體和平臺?!懊利愢l村建設”則是一個逐漸富裕的中國對農村地域空間綜合價值追求的高標準規劃和建設。“美麗鄉村建設”平臺上,同時植入了“四化同步發展”“新型城鎮化”“城鄉一體化”“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看得見山、望得見水、記得住鄉愁”“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等多重夢想和愿景,農村地域空間綜合價值追求,推動其空間結構“翻天覆地”似的重構。其一,人口、產業及其相對應的村莊、集鎮、道路重新規劃布局和建設;其二,生產空間整備(農田水利、土地整理、三產業融合),生活空間改造(危舊房和舊村改造、新村建設社區及服務中心、文化體育廣場),生態空間修復拓展(森林、濕地、生態產業和產品、城鄉空間綠化),以及“三區三線”空間邊界的劃定、管控及互動關系重新架構和理順;其三,由上引發的農業和農村產業組織、農村社會和經濟組織的重構,尤其是農民專業合作與信用合作組織的興起,已經和正在引發農村社會、經濟關系乃至農民、集體、國家關系的重新架構和重大調整。
四是新鄉賢動能論
徐勇指出,我們為什么提“鄉村振興”?是因為鄉村靠自身的力量無法擺脫鄉村困境,甚至會導致鄉村衰敗。那么靠誰呢?靠政府?政府還沒有這么大的力量,再強大的國家,政府的力量也很難接這么龐大的“鄉村振興”問題。那靠誰?靠什么力量來實現“鄉村振興”?就是要靠在市場經濟中獲得了資本的財富的這些企業家們,即新鄉賢?!班l村振興”戰略呼喚大批的新鄉賢。與傳統鄉賢是鄉土秩序的維護者不同,新鄉賢被定義為鄉村發展的推動者或新動能。今天的農村正從自然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變,自然經濟狀態下的鄉賢主體為讀書人,無法解決鄉村發展問題。市場經濟狀態下涌現出一批在市場經濟的汪洋大海中闖蕩出來有實力的企業家,這是新鄉賢重要的力量,也是當前鄉村振興最稀缺的資源。
“鄉村振興最缺的是什么?”不少人認為是缺錢。但鄧大才提出,其實鄉村最缺的一個是能人,“能夠帶領大家振興鄉村的能人”;另一個是機制,“振興鄉村的體制和機制”?!拔沂冀K認為鄉村不缺資源,缺少的是把資源搞活的機制?!痹谒磥?,新鄉賢不僅是能人,而且是鄉村振興潛在的機制建構者。
鄧大才指出,新鄉賢在鄉村振興中有五大功能:一是引領者;二是投入者;三是鄉村機制的建構者。新鄉賢不僅帶來新的理念、資金、發展,而且帶來了新的機制;四是新生產、生活方式的踐行者,新鄉賢帶來的新生產和生活方式能夠給農村帶來新的改變;五是鄉村的治理者。
鄧大才表示,新鄉賢有這么多功能,但不同的新鄉賢要發揮他們各自的優勢,并不是所有人都能夠發揮所有的功能,“有些投資,有些組織,有些吆喝,有些提供信息等,要發揮各自的作用?!?/p>
五是階層結構的深刻變化論。
李培林認為,階級階層結構的深刻變化對中國的發展產生了巨大的積極影響:第一,極大地促進了我國生產力的發展,形成我國發展的強大推動力;第二,加快了我國的社會流動,使各種社會資源實現了更有效率的配置,讓一切勞動、知識、技術、管理、資本的活力競相迸發,讓一切創造社會財富的源泉充分涌流;第三,基本形成了適合我國發展階段和社會制度的現代社會結構,為最終實現現代化創造了條件。
五、鄉村振興的發展模式
關于鄉村振興的發展模式,學者們討論中推薦出以下幾種:
(一)新型小農家庭發展模式
賀雪峰推崇基于小農家庭的家庭式發展模式。他認為這種發展模式在現實生活中是經濟不發達地區農村的一種主流形式,基本的內容是小農家庭的半工半耕,農業經營自發地趨于適度規模,一部分成為農村里的“中堅農民”,或者是一部分停留在“老人農業”狀態。在這種立場下賀雪峰主張堅持既有的土地制度,也就是集體所有制前提下的家庭承包經營制度,既反對土地產權變相的私有化發展,也反對大規模行政化地推進土地流轉。小農家庭成員之間會自發地進行內部的分工,這種分工往往以代際和性別為界限,老人和婦女在家,青壯年外出,等到年老了以后,一部分外出的農村人口還要回來繼替更老的農村人口。這樣的鄉村發展模式,在賀雪峰看來,最大程度地尊重了小農的主觀意愿,同時也有助于國家的以城市為中心的發展戰略,是一種“城鄉兩利”的格局——既有利于國家以城市為中心積極地推進工業化和城鎮化,也有助于降低這種發展模式的風險,是一種進退自如的好戰略。
(二)重建農民及其組織的主體性和內置金融模式。
李昌平認為,當下鄉村存在的最大的問題不是中央財政沒有錢,問題是“千金撥不動四兩”。因此,如何去找到一個“四兩撥千斤”的復興鄉村的辦法來破“千金撥不動四兩”的局,首要解決的就是內生動力不足問題,即如何建設和增強農民及其組織的主體性。當下的農村社會實際上是一個無主體社會。必須重建農民及其組織的主體性,其中,土地集體所有制和村社制度是農民及農民組織主體性的基石。而重建主體性最主要的就是恢復、充實和“激活”土地集體所有制,以及完善村社制度,從而重振村社。
李昌平列舉他試點的王垸村、河南信陽的郝堂村等20多個村的內置金融試驗,結論是內置金融村社重新把農民組織起來,把資源資產資金集約經營起來,讓產權實現和交易起來。資源變資產,資產變股權,資金變股金,村民再變股民。這樣,農村資源資產的市場價值就出來了。當許許多多的村民組織起來,農民的需求量集合起來,農民就有了市場話語權,可以和供銷商議價,甚至可以“改造”供銷商。
李昌平原來是在單個村做內置金融,現在是以縣為單位做內置金融村社聯合社體系,他的雄心是借助大數據整合更多的政府和社會資源。他期望,形成聯合社以后,就產生了真正的屬于農民的“合作銀行”,真正的屬于農民的供銷社和電子商務部,真正的屬于農民的保險公司、產權交易所。
(三)政府部門和資本聯合主導下的“依附式發展”模式
熊萬勝、劉炳輝認為,當前中國鄉村發展的主導模式,既不是依托農民組織的“進取”,也越來越不是堅持小農立場的“托底”,而是政府部門和資本聯合主導下的“依附式發展”。如何評價這種主導性的模式,是思考鄉村振興發展戰略問題的一個關鍵點。當前依附式發展有哪些路徑和特點呢?一種情況是資本化發展,在農業上采取龍頭企業制度開展規?;洜I,在建設用地的開發上,用城市資本替代農民集體來開發。另一種情況是行政化發展,政府經營全區域的土地等核心資源,按照級別來分配發展機會和發展資源。在集體建設用地的開發領域,政府壟斷建設用地的商業開發權;在農業生產經營領域,政府用龍頭企業制度所附加的各種扶持政策來引導企業。所謂資本化的發展和行政化發展是相互依存的, 到底哪一方占主導,取決于具體的合作雙方的博弈能力。
(四)市場主導模式
李周主張市場主導策略。他認為,現實中的庫存積壓、產能過剩、杠桿率太高和短板太長都是現象,它的本質是市場未能充分發揮應有的作用。消除上述現象,政府主管部門不僅要有調整干預內容和改進干預方式的智慧,還要有讓市場機制在資源配置上發揮決定性作用的信心,承擔起讓所有市場主體積極性充分釋放出來的責任。否則,這些現象會以其他形式表現出來,而不會真正被消除。讓市場機制發揮決定性作用,就是讓億萬農民在農業資源配置上發揮決定性作用,政府應履行為億萬農戶提供各種支持的責任,而不是簡單的行使主導農民配置農業資源的權力。
(五)穩得住經濟增長的國家基礎建設投資模式
溫鐵軍認為,中國經濟現在是L型下滑,又進入了一輪生產過剩,又得靠國家大規模投資,這就出現三大戰略,即一帶一路戰略、區域整合戰略、鄉村振興戰略,帶來巨大投資機會?,F在,我們維持著6.7%左右,意味著現在大約每年有100萬人不能就業,如果這個時候不加強轉向鄉村振興戰略,在鄉村社會創造更多的返鄉農民就業機會,不做這種準備,就會有更多的失業人群,直接影響穩定。
溫鐵軍具體建議,做這些戰略整合,主要的投資主體,開始階段主要是國有部門。以鄉村振興為例,當我們強調三農問題的時候,中央向農村做傾斜性投入,現在國家和地方財政,最大項投資是三農開支,每年是一萬多億,其中一半以上用于農村基本建設,還有小一半用于農村的社會開支。中央加強農村基本建設,如果我們沿著之前加快城市化的思路走,就等于失去這個機會——國家傾斜性的鄉村振興戰略向三農投資。我們要有所準備,才能承接住中央政府投資。
筆者覺得,國家肯定要對鄉村振興投入巨額資金,但是要滿足所有鄉村建設需要,國家的投資怎么說都僅是零頭,主要的投資主體還不能不是社會,而且國家投資還有個投資項目選擇和監管問題,不能重復前些年數萬億投資的教訓。
1998年亞洲金融危機后的4萬億投資和2008年下半年中國經濟硬著陸時的投資的教訓很多,主要的,一是地方政府財政行為缺乏約束機制,“以GDP論英雄”,不顧一切上項目,全然忽略了對項目的盈利性與風險性的考慮;二是金融體系缺乏自主權,銀行承擔了準財政功能,是導致其后系統性金融風險加大的主要原因;三是國有企業的隱性擔保機制,也是銀行忽視風險管理以及日后產能過剩企業能夠大量存在的關鍵;四是產業政策的偏差,導致當時曾經支持力度較大的行業,如鋼鐵、造船、光伏等進入過度,面臨嚴重的產能過剩至今難以消除,而家電行業也由于節能補貼政策導致國內家電廠商坐享紅利,技術革新落在了國際競爭者之后;五是國家投資還有個監管問題,一些項目投資監管不到位,貪污腐敗隨之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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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云華:農村土地制度改革是鄉村振興的突破口與動力源,中國鄉村發現2018-04-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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