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么要提出逆城鎮化問題
近些年，我國城鎮化處于高速發展期，從上世紀90年代到現在，城鎮化率 (指常住人口城鎮化率)以年均一個多百分點的速度增長，到2017年我國城鎮化率達到了58.52%。按照每年一個百分點左右的速度增長，到2030年，我國城鎮化率可達到70%，城鎮人口可接近9.8億人。而未來如果城鎮化率達到70%，意味著還要有將近2億人進入城鎮。可見，實現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通過戶籍制度改革推進城鎮化進程，任重而道遠。
那么我國城鎮化發展任務還存在較多問題需要解決的情況下，為什么要提出逆城鎮化問題，這就需要對我國的國情進行具體分析。由于我國城鎮化發展空間結構的不均衡，導致一部分城鎮化發展較快的地區出現了逆城鎮化現象。此外，城鎮化發展到一定階段，工業企業布局呈現遠郊區化，這也是國際城鎮化進程的普遍規律。例如受環境、成本等因素的影響，工業企業特別是傳統工業企業會遠離中心城市，向周邊中小城市和小城鎮遷移。同時，伴隨著農業經營的規模化和農村經濟結構的深層次調整，城市的資本和要素也需要投向農業和農村，尋求新的發展機會。
消費的多元化趨勢從城市向農村蔓延，從近郊區向遠郊區擴展
從上世紀90年代中期開始，都市圈和特大城市人口消費郊區化的現象就已經非常明顯。從成都開端的農家樂，一直推廣到全國，分布于不同規模城市的郊區。農家樂消費現象不僅僅限于吃，更是演變成一種消費的多元化傾向。再以北京的周末經濟為例，其從上世紀90年代末開始持續到現在，一直處于升溫狀態。一到周末和大小長假，北京市區通往郊區的公路就嚴重塞車，充分說明了郊區經濟發展的長盛不衰。而且隨著時間的推移，北京的周末經濟已經從近郊區向遠郊區擴展，甚至擴展到河北、內蒙古、山西境內。
特色小鎮的興起，說明工業空間結構的重組勢在必行
從發達國家的城鎮化規律看，城鎮化發展到一定階段，工業必將遠離中心城市，向中小城市和小城鎮遷移。原因在于：一是城市人口的密集居住對環境的要求越來越高，工業因產生污染和噪音，已經不適合在城市內發展；二是城鎮化水平越高，城市的服務業發展越快，服務業通過人口密度的提高會帶動規模效益的增長，同時也會大大增加土地的成本，而工業需要低成本的土地供給，因此不得不選擇土地價格更為低廉的中小城市和小城鎮，或者是遠郊區；三是產業園區的工業集中發展模式也會逐漸被分散的工業布局所替代，原因是產業園區的工業發展模式會導致工業就業人口過度集中，大量外來人口聚集會對城市人口結構和公共服務帶來壓力，產生交通擁堵等問題。歐美和其他東亞國家的大規模工業企業基本都分散在距中心城市一定距離的中小城市和小城鎮，而近些年我國產業園區的經營機構之所以選擇特色小鎮，無非也是考慮到成本的問題。所以，工業企業郊區化甚至遠郊區化、向中小城市和小城鎮甚至是農村落戶，已經是大勢所趨。
農業和農村的經濟結構調整已經成為新的投資空間
雖然我國主要農產品的自給率已經大幅度提高，但目前我國的農產品供給并沒有完全適應城鎮化發展的需要。一方面，農業生產還沒有實現全面的適度規模經營；另一方面，農業的產品結構還需要深度調整。如果從內部結構調整挖掘潛力，則要求增加對農業的投資，而這僅僅依靠農村自身是做不到的。
所謂“工業對農業的反哺”“城市對農村的反哺”，就是要充分利用城鎮化發展的契機來加強對農業和農村的支持，提高農業經濟和農村經濟的收益。根據發達國家城鎮化的經驗，城市化率達到60%以上就可以實現多數人口對少數人口的反哺。而從我國農業與非農產業所占比重看，農業占比已經不到10%，非農產業的反哺條件已經成熟。因此，只要創造適當的政策條件，就可以加快城市對農業和農村的支持。從城市人口下鄉經營農村承包地、租賃農村房屋、投資農業等方面的案例來看，在都市圈地區和城鎮化發展較快地區，通過投資方面的“逆城鎮化”進程帶動農業和農村經濟的發展，已經成為現實。
交通和網絡基礎設施的改善有利于加快“逆城鎮化”進程
截至2017年，全國公路總里程達到477.35萬公里，其中高速公路里程已經達到13.65萬公里；全國鐵路營業里程為12.7萬公里，其中高鐵營業里程達到2.5萬公里。交通運輸基礎設施的變化，為城市人口的出行和投資空間的再選擇，創造了良好的機會。特別是都市圈和城市群地區交通條件的明顯改善，已經推進了城鄉一體化進程。由于交通設施的改善，資本下鄉、消費下鄉和投資下鄉大大減少了阻力。此外，互聯網的發展大大縮小了要素流通的空間距離，信息通訊技術與互聯網的結合加快了城市空間和農村空間的聯系。與世界其他國家相比，中國“逆城鎮化”進程最重要的經驗之一，就是發揮了網絡優勢、實現了互聯網和物聯網建立的城鄉聯系。從各種農產品互聯網銷售的案例看，農產品與城市空間的通訊成本大幅度降低，而物聯網和交通設施的整合與聯通，方便了城鄉之間要素的流動。同時，所謂城市的資本下鄉和消費下鄉，也將會通過互聯網媒介加快整合過程。
農村生態環境的改善為城市消費向農村領域的挺進創造了良機
近些年來，各地紛紛提出了生態立省、生態立市和生態立縣的口號。從已有的經驗來看，及早提出生態發展戰略的地區，都已經獲得了巨大的收益，這和我國的消費升級和消費結構的轉變有著直接的關系。生態的保護和發展，主要是針對農村地區，特別是生態環境資源有發展潛力的山區和邊遠地區。而城市消費變化的重點之一是與生態有關的旅游業的發展。例如，貴州近幾年旅游人口有超過云南的發展勢頭，就得益于生態立省戰略的提出和長期堅持。生態和旅游之間的關系，與“逆城鎮化”問題直接關聯，也和城市消費結構改變有著必然的聯系。大小長假期間傳統旅游景點的爆滿，新的以生態和少數民族特色為基礎的旅游景點的挖掘，帶動了曾經作為扶貧老大難問題的農村地區的發展，說明“逆城鎮化”所呈現的大趨勢，給農業、農村的發展，給鄉村振興以至于國家的扶貧戰略帶來了難得的機遇。
充分利用城鎮化發展和“逆城鎮化”趨勢支持鄉村振興，已經處于最有利的時機。關鍵是各地要因地制宜，尊重城鎮化發展規律，制定好規劃，做好政策支持；前提是處理好政府和市場的關系，區別不同地區城鎮化發展階段和逆城鎮化現象的表現，充分挖掘現有資源，為鄉村振興創造有利條件。
作者系中國城市和小城鎮改革發展中心首席經濟學家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北京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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