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的十九大把防范化解重大風險作為全面建成小康社會三大攻堅戰之首。在當前全面建成小康社會處于決勝期的關鍵階段，必須強化底線思維和憂患意識，高度重視防范農業農村重大風險，把鄉村振興與脫貧攻堅有機融合。
防范糧食安全風險，必須堅守農產品保障底線
農業是永續產業，農產品不可能像工業產品那樣快速更新換代。因為中國農產品市場體系、農業發展體系還沒有全面建立起來，組織化程度偏低，一旦市場失靈使價格信號發揮不了作用，風險難以估量。根據國家統計局數據顯示，2016～2018年，中國糧食種植面積和糧食產量都出現下降，2018年去庫存的進度快于預期，這是非常危險的信號。必須要確保一定的產量和數量為基礎，全面加強對農產品的市場保護，而不是放任市場對農民的強勢地位。
現有的國家的糧食儲備體系主要是主糧的儲備，而在新的形勢下居民日常消費大多以生鮮農產品為主。農產品滯銷事件呈現出逐年增加趨勢，由零星分布逐漸演變成區域化滯銷，諸多因素中的一個關鍵原因就是缺乏生鮮農產品的儲備能力。“蒜你狠”“豆你玩”，這樣的小品種都能造成農產品市場的震蕩就說明了這一點。國家糧食儲備需要形成新的戰略，突出補齊生鮮農產品儲備短板，著力生鮮農產品儲備技術重大攻關。
防范食品安全風險，必須堅守農產品質量底線
隨著生活水平的不斷提高，消費結構出現了高、中、低端的消費分化，農業發展需要加快以數量保障上升到品種和質量保障的大轉型。農業生產是利用生物的生命活動進行的生產，是一個特殊產業，對氣候、水質、土壤等生態環境的要求很高，那些品質優良、獨具地域特色的農產品品牌，是特定地域的產物。一個農產品一旦生產出來，無論加工水平再高，還是營銷手段、“互聯網+”再好，也無法改變農產品的品質。因此，全面建立優化區域品種結構的“正面清單”和“負面清單”，讓那些傳統的區域品牌、品種得到保護和發展，讓那些低端的劣質的逐漸淘汰。
醫學研究表明，現代很多疾病起源于飲食，其中農藥污染對農作物和人類的危害更為嚴重，某些化學性質穩定的農藥，在環境中半衰期長，不易分解消失，其毒性可通過食物鏈濃縮積累。人類投放到環境中的化學制品，有不少對動物和人類有致癌作用。養殖業中激素的濫用，被社會質疑為是導致中國青年低受孕率的直接原因。所以，農產品生產不僅要依靠科技提高產量，更要靠科技提高質量。
防范農民工“失業”風險，必須堅守城鎮化底線
由于工業化、城鎮化的快速推進引發了農民收入結構的變革，使農民收入在整體上實現了由農業收入為主向非農工資性收入為主的歷史性變遷。沒有近3億的農民工置身于工業化、城鎮化進程中，要農民靠一畝三分地就很難如此快速地降低貧困發生率，減貧工作也很難取得今天這樣偉大的成就。反之，如果近3億的農民工一旦失業而無家可歸，對整個中國社會發展將帶來災難性的沖擊。
根據有關研究預測，中國在2020年、2030年城鎮化率將分別達到60%、65%，2050年可能超過70%。城鎮化大趨勢難以逆轉，人口不斷向城鎮聚集這個大趨勢也就必然難以逆轉。黨中央、國務院部署，到2020年要解決約1億進城常住的農業轉移人口落戶城鎮、約1億人口的城鎮棚戶區和城中村改造、約1億人口在中西部地區的城鎮化問題。因此，就不能離開工業化、城鎮化來推進鄉村振興，必須將農業農村現代化與工業化、城鎮化作為一個有機的整體，推進城鄉融合發展。
防范文化與道德風險，必須堅守傳統美德底線
習近平總書記提出孔夫子這個老祖宗不能丟，強調要增強文化自信，傳承中華民族優秀傳統文化。孔子認為，“禮失而求諸野”，意思是在廟堂之上、市井之中很多傳統的禮節、道德、文化都被普遍丟失了，反而在鄉下還能找到。也就是說，鄉村對傳統文化道德的保存和守護要強于城市。中華民族傳統文化的根在鄉村，而鄉村民俗習慣是傳統文化的一個重要內容，其中生祭婚喪節慶是農民的頭等大事，不僅關乎一個家庭甚至一個家族的榮譽、面子，更是傳承數千年的傳統文化和鄉村社會的精神家園，這是我們在現代化進程中應充分注意的。城鄉只有地域與生活方式之別，但絕無高低優劣之分，執意以工業和城市文化為取向，在移風易俗的名義下去改造甚至取代傳統的鄉村文化，在認識上是愚蠢的，在做法上可能是災難性的。因此，移風易俗要以尊重傳統文化為前提，對農民那些世世代代傳承的民俗習慣需要有最起碼的敬畏之心。
在中華民族幾千年的文化傳統常識中，貧窮就是落后，而不守規矩、偷懶耍滑、不勞而獲就會令人不齒，只有勤勞致富、遵紀守法才能獲得社會的尊重和認同。然而，前些年有些農民卻在爭當貧困戶，甚至為未能評選為貧困戶而與基層干部發生激烈沖突。在一些地方貧窮被變成了一種向政府向社會要價的資本，而勤勞致富得不到扶持，不勞而獲致貧反而得到更多的好處，這不是簡單的分配不公，而是一個鄉村社會風氣的導向問題，應引起我們的深刻反思。
防范鄉村生態環境風險，必須堅守綠色發展底線
盡管快速的工業化是鄉村環境惡化的直接原因，但以資源要素擴張為支撐的農業發展所造成的資源破壞、環境污染、水土流失、土地沙漠化等一系列問題，給鄉村的生態環境惡化和農產品質量安全也帶來了前所未有的挑戰。有關研究顯示，中國化肥年施用量占世界總量的30%，農藥單位面積使用量比發達國家高出一倍，化肥、農藥的利用率僅為30%和40%，比發達國家低一半；每年約有50萬噸農膜殘留在土壤中，殘膜率達40%；農業用水的有效利用率也僅為40%左右，遠低于歐洲發達國家70%～80%的水平。特別是“白色污染”已經成為中國鄉村環境的一大災難，在一些鄉村的農田、山坡到處都是一次性塑料包裝、農膜，可謂一片“白色災難”。由于無法降解，很多地方只得就地焚燒，看似分類處理了，可燃燒排放的劇毒進入了農民身體和大氣中，成為難以除掉的惡性污染物。
鄉村環境治理線長面廣，必須跳出鄉村在源頭上治理環境才能事半功倍。就像關閉一些造紙廠那樣，必須下大決心對一次性塑料包裝、農膜等無法降解環境污染產品的生產進行全面關停，確保城鄉環境從源頭上得到根治。留得住青山綠水，記得住鄉愁，鄉村才會成為安居樂業的美麗家園。
防范市場與金融風險，必須堅守經濟規律底線
調研發現，一些地方的產業扶貧，具體種什么、養什么缺乏區域品種結構規劃和市場同質競爭風險分析，有的貧困戶和扶貧干部盲目地擴大生產，正在造成不少農產品品種的產能過剩。由于貧困戶享受了基層政府買苗送種、投資或提供優惠貸款、提供技術，甚至幫助提供市場服務和管理服務，農產品大面積滯銷、價格下跌，可能導致自負成本的非貧困戶首先破產，貧困戶也可能最終因產業發展困境而大面積返貧。
鄉村振興必然需要政府的優先投入。對于如何投入，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要更好地發揮政府作用的同時，發揮市場配置資源的決定性作用。無論是落實中央高質量發展的要求，還是按照市場經濟的常識，都應該以具有確定性的成熟型產業以及相應的企業和專業大戶為金融貸款的申請門檻或資格，支持擴大高質量產業的發展，從而優化品種結構、產業結構、區域結構，形成產業持續發展的長效機制。在產業扶貧工作中，既要將產業扶貧貸款金額納入扶貧工作考核，也要制訂貸款的門檻或資格的規定，限制一些質量效益和競爭力偏低的產業、產品繼續生產甚至擴大生產，從而規避金融風險，推動貧困地區產業發展質量變革、效率變革、動力變革的轉型升級進程。
作者系湖南師范大學特聘教授、中央農辦鄉村振興專家委員。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湖南日報》2019-7-27 （原題:《農村全面建成小康社會需要防范的幾個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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