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中國西南一個深度貧困村為例
摘要：以列斐伏爾的空間理論為基礎來理解發展空間,有助于探索貧困和內生動力不足的結構性原因,以期為減貧發展提供借鑒。在中國的深度貧困地區, 貧困和內生動力不足的原因在很大程度上表現為發展空間中的結構性問題,包括貧困地區位于整個社會空間結構的發展邊緣且自身空間結構單一,減貧發展的政策供給和村民的政策需求存在空間錯位現象,村民的表征性空間不足。脫貧攻堅中多種舉措并進的脫貧攻堅極大地拓展了貧困人口的發展空間,但也存在諸多局限。減貧發展應致力于拓展貧困農戶的發展空間、營造多主體交流合作的空間、增強可選擇的、培育性的、非強制性的扶貧政策供給,以此激發貧困人口內生動力,突破結構化的空間秩序,實現減貧發展。
關鍵詞：發展空間;列斐伏爾的空間理論;內生動力;扶貧;貧困
為了完成聯合國“2030年可持續發展目標”和2020年前消除中國現行標準下的絕對貧困現象的承諾,中國政府從2015年開始了以消滅絕對貧困為目標的脫貧攻堅戰。現在脫貧攻堅到了最后的沖刺階段, 扶貧工作中出現的“貧困戶不急干部急”、“等靠要”等問題成為了最難克服的障礙。在鄉村發展和貧困治理的過程中如何解決脫貧動力不足、實現貧困人口的內生性發展一直是一大難題。為此,“扶貧先扶志”的口號被提了出來,但是為什么貧困農戶無脫貧之志?如何才能扶志?在結構二重性中, 社會系統的結構性特征對于它們反復組織起來的實踐來說, 既是后者的中介,又是它的結果。[1]貧困人口內生動力不足不僅是能動性不足的表現, 還是結構化的過程與結果。在中國的深度貧困地區, 貧困和內生動力不足的深層原因在很大程度上表現為發展空間中的結構性問題。列斐伏爾的空間理論有助于我們在結構和能動之中探索貧困和內生動力不足的結構性原因, 即發展空間與貧困人群的互動。從解決結構性問題入手,激發農民內生動力不僅是打贏脫貧攻堅戰的需要,也是“后2020”時代鞏固脫貧攻堅成果、實現鄉村振興和可持續發展需要繼續思考和實踐的問題。本文以滇桂黔石漠化區中的一個深度貧困村甲村為例, 期望能為解釋和解決減貧發展中內生動力不足問題提供有益借鑒和政策啟示。
一、空間理論及在減貧發展視角下的理論演繹
社會科學范疇的空間的概念非常復雜,它既是日常生活的場域,也是社會的產物。但空間又不僅僅是一個產物,它是社會生產的過程,也是社會生產力或再生產者,是一個社會關系的重組與社會秩序實踐性建構的過程,[2]具有吉登斯所說的結構性特征。同時,空間與社會關系和社會結構是互構的, 人類活動和空間之間的互動形塑了空間。作為空間研究的里程碑式人物的法國社會學家亨利·列斐伏爾,他打破了空間的客觀、靜止、抽象、思辨的印象,形成由空間實踐(spatial practice)、空間的表征 (representation of space)和表征性空間(representationalspace)構成的三位一體概念組合(a conceptual triad),這是本文討論貧困人口發展空間的基礎概念。
空間實踐包括生產和再生產,以及各種特定場所和各種社會形態的空間結構特性。空間實踐有連續性和某些程度上的凝聚力。從社會空間,以及給定社會中每個社會成員與該社會空間的關系來看,這樣的凝聚意味著(社會成員)足以在一定程度上勝任,同時也意味著某種程度的表演。空間的表征與生產關系和由生產關系強制產生的秩序緊密相聯,也與知識、符號、規范、“正面的”關系息息相關。表征性空間包含了復雜的象征,有些被編作某種符碼,有些沒有,與一些秘密的、地下的社會生活相關,也如同其在藝術中的表現(也許藝術最終會被定義為對表征性空間的編碼,而非對于空間的編碼)。[3]
基于張子凱,[4]葉涯劍,[5]戈特迪納[6]等人對列斐伏爾空間理論的理解, 本文認為空間實踐是在空間之中,以空間為生產資料 (勞動資料和勞動對象)的實踐,表現為實踐的對象、過程和結果;空間的表征是生產關系對空間概念化的表達, 是作為發展對象和研究對象的抽象空間,對不同主體來說空間的表征是不一樣的;表征性空間則是無論在表達還是實踐中都處于被壓制的地位,但它是真實的生活空間。在鄉村減貧發展的視域下,表征性空間和空間的表征中的行動者分別是村民和外來的規劃建設者、觀光者, 規劃建設者包括國家、各級和各部門政府、資本持有者、非政府組織、專家學者、規劃師、建筑師等;前者的知識體系為本土知識,后者的知識體系為科學知識,兩者互為他者的空間。多元行動者,多種知識體系并存于空間實踐之中(見表1)。正是在多主體多知識體系的互動中形成了空間。
表1 鄉村減貧發展中列斐伏爾空間理論的表現、行動者和知識體系
列斐伏爾對空間的概念進行了解構,但是實踐過程中被廣泛使用的空間是混雜糅合的概念。在社會變遷的研究之中,列斐伏爾的空間理論被運用在城市建設、[7]旅游開發、[8]鄉村規劃[9]等多個方面。空間的變遷與現代性和發展聯系在一起,包括世界范圍內人口、商品、信息的流動,認識空間的科學不斷被革新,城鎮化工業化對空間的改造, 日常生活的變遷等。由此可見:“空間即發展”。在減貧發展和激發貧困人口內生動力的視域中,“空間即發展”表現為空間是減貧發展的對象、條件和資本、平臺和機會、以及選擇權力。
首先,空間是減貧發展的對象。從空間實踐的角度來講,空間就是減貧發展的勞動對象,生產活動從在空間中生產發展到空間的生產,消費活動也從在空間中消費發展為空間的消費, 再分配也是如此。面對自然條件惡劣、公共服務短缺、鄉村發展的資源環境和市場環境發育不足,減貧發展的一個重要目標就是要改善和拓展貧困地區的發展空間,包括物質空間、抽象空間和社會空間。
其次,空間是減貧發展的條件和資本,即勞動資料。在貧困地區的物質環境、自然資源、生態環境、市場環境、社會環境、政策環境的基礎之上, 怎樣實現減貧發展是一個復雜的問題和挑戰。土地、空氣、水、生物等人們用來維持生計的自然資源;住房、基礎設施、生產工具等生產生活相關的物質資料;社會關系、社會結構和社會制度;人力資本中的生產生活經驗的積累等等,這些都在人與空間的互構中形成。因此,從生計資本的角度來講空間也是減貧發展的自然資本、物質資本、社會資本和經驗資本。
再次,空間是減貧發展的平臺和機會。空間不僅決定了減貧發展資源的多寡,還是減貧發展過程中資源交換的平臺, 決定了貧困農戶實現發展的機會的多少。各級各部門政府、公司、非政府組織、村民、觀光者等代表了國家、資本和社會力量的多元主體, 和他們各自持有的知識體系, 以及他們為了實現減貧發展所采取的策略都匯聚在這個平臺之中。在空間中充滿了不同社會行動者及其知識、行為和邏輯的互動,如此豐富的空間實踐、空間的表征和表征性空間都為貧困村民實現發展提供了平臺和機會。
最后,空間是減貧發展的選擇權力,對于村民來說即是自由選擇生活方式和謀求發展的權力。資源環境的制約和制度供給的不足使得貧困地區的村民選擇范圍有限,包括就業的選擇、遷徙的選擇和尋求醫療衛生、教育文化、法律服務、體育和科技等公共服務的選擇等等。在村民和規劃建設者的空間實踐中,以及在空間的表征和表征性空間之中均能體現出村民選擇權力的多寡。
以空間看待發展,與阿馬蒂亞·森“自由”、“可行能力”的概念有異曲同工之處。在阿馬蒂亞·森的可行能力理論中一個人的可行能力是一種自由,是實現各種可能的功能性活動組合的實質自由(或者用日常語言說, 就是實現各種不同生活方式的自由) ,[10]而自由所及之處即為空間。阿馬蒂亞·森的可行能力理論和列斐伏爾的空間理論在減貧發展的實踐考察中互相補充,前者注重現象與結果,有助于理解個體的貧困;后者則在能動和結構之中對個體所處的空間以及個體與空間的互動過程進行分析。
二、空間理論視角下貧困和內生動力不足的原因分析與個案考察
甲村位于14個集中連片特殊困難地區之一的滇桂黔石漠化區,這是中國扶貧對象數量最多的一個片區。甲村是這片西南山區中一個少數民族自治州下的漢族村,屬于國家一級貧困村。2016年,該村戶籍人口567戶, 2014口人。全村低保戶39戶88人,五保戶3戶3人,一般貧困戶46戶177人,以戶來計算貧困發生率為15.5%。該地為喀斯特地貌,山地林立,土壤貧瘠,人均耕地面積不到一畝,以玉米為主要的大田作物,雖雨量充足、無霜期長, 但農業經營收入低。甲村處于某4A級景區所在鄉鎮的邊緣,村民無法從事規模養殖,但因為遠離景區核心區,村民也未參與到旅游事業之中, 因此甲村內的產業以簡單的農業生產為主,村民多以外出務工為主要的家庭生計來源。該村2016年的全村人均年收入僅有4000元左右,約20%家庭的人均收入不到3000元, 低于當年的國家貧困線。基于列斐伏爾的空間理論,甲村的貧困和村民內生動力不足的原因主要在于發展空間不足,從空間實踐來看,甲村位于整個社會空間結構的發展邊緣且自身空間結構單一;國家空間的表征具有均質化的特點,強調現代性和規模化,因此出現了空間供給和空間需求的錯位;以及處于被壓制地位的表征性空間存在不足。
(一) 甲村位于國家發展空間結構的末梢和邊緣
在經濟發展與產業結構、城鄉二元體制、地理和發展區位中甲村都處于空間結構的邊緣位置。在國際產業轉型與經濟發展的過程中,中國處于被動地位。農產品世界貿易體系下中國農產品遭受“天花板”和“地板”的雙重制約,極具競爭性的全球經濟要求農村盡快實現產業升級。但甲村村民生計模式單一,以簡單的農業生產和外出務工為主,導致該村在產業結構和經濟轉型過程中處于發展末梢, 村民發展動力不足。
基于歷史形成的鄉村空間是減貧發展的邏輯起點和核心,其歷史縱深使得鄉村空間形成了固化的空間結構,鄉村難以在一朝一夕之間實現全面現代化, 但同時也因為其穩定性促進了文化傳承、社會團結, 且有助于消解現代性危機。城鄉二元的空間結構和空間秩序自農業合作化運動和社會主義工業化道路的確立開始形成。農村建立了農業合作社、人民公社,以低價收購農產品, 實行農產品統購統銷,利用工農產品價格的剪刀差為我國工業化、城鎮化積累了大量資本。“多取少予”、“以農養工”的政策導致了生產、分配和消費空間的城鄉二元結構。1958年通過的戶籍制度進一步固化了城鄉分割的社會空間。至今我國農產品依舊表現出價格低、波動大的特點,農村勞動力扭曲的市場價格尚未解決,農村土地 (耕地、宅基地、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 的流轉和交易市場也還在試點改革之中。盡管臨近景區, 但直到脫貧攻堅開始時, 甲村的空間生產總體表現為碎片化、前工業化的山地農業,灌溉沒有保障、耕種主要靠畜力,農業生產的成果主要用于自我消費,村民拓展生計空間的積極性不足。
城鄉二元結構是我國鄉村發展面臨的普遍障礙,除此之外甲村在地理區位中也位于發展邊緣。中國集中連片特殊困難地區都位于多省交界處或邊境,地理區位條件差。甲村也是如此, 該村所在市位于三省交界,甲村又在市的邊緣, 遠離發展中心, 現代化水平低,一直在發展過程中處于被支配地位。在核心—邊緣的地理區位中,技術創新、政策實施都從核心往邊緣流動,資金、人才則集聚在核心城市,位于發展末梢的甲村極為被動。
具體來看,甲村的基礎設施建設落后,村中以前的蓄水池均由村民投工投勞修建,再肩擔手挑到各家各戶。我國從2005年開始實施的新農村建設、美麗鄉村、鄉村振興戰略都致力于破解城鄉二元結構,但是彌合城鄉之間制度、市場、基礎設施、公共服務的差距有其艱巨性和長期性。甲村的基礎設施建設在近幾年才初具成效:2012年甲村實現電網升級改造;2014年進寨公路硬化完成;2015年飲水安全工程開始修建自來水總管進村,2016年村民各戶出資增設支管, 自來水才通達各戶。甲村的公共服務, 包括教育、醫療、養老、體育、文化服務依舊相對匱乏。甲村村民教育程度以初中畢業為主,人力資本限制了外出務工的選擇范圍,工資水平較低,且勞動保障缺失。村民之間的貧富差距在代際傳遞之下表現得愈加突出,農戶跌入低水平的貧困陷阱之中難以實現突破和發展,發展的積極性受挫,因此貧困人群更易表現出內生動力不足。
(二) 甲村內部的空間結構和成分簡單, 以自然農業生計為中心
中國多數貧困地區的空間實踐體現出以農業為主、體力為主、初級生產為主的特點。鄉村產業單薄,在產業結構和產業鏈中均處于弱勢地位。由于歷史原因,在固化的空間結構中鄉村市場發育和公共服務不足,空間實踐以土地、動植物等生物資源為主要的生產對象和生產資料。空間實踐內容單一、缺少豐富性, 村民生計選擇少,無法實現生產實踐的多樣化。
農戶個人的自然資本、社會資本、人力資本、物質資本、金融資本先天不足。貧困鄉村地方資源也存在不足,表現在自然資源匱乏、生態環境惡劣、公共服務可及性差、基礎設施和市場發育不完備等等。甲村為典型的喀斯特地貌,位于山腰,無地表河湖流經, 降雨量豐富但土地儲水能力較差,氣候災害以旱災為主,時有冰雹大風洪水天氣, 多蟲、蟻、鼠。甲村沒有良好的自然條件,人均耕地面積也少, 農業生產以玉米種植為主,每畝玉米地毛收入七百到八百元,扣除種子化肥農藥之后, 所剩無幾。甲村雖然處于旅游景區的行政范圍內,但是一直未被納入旅游規劃的范疇之中。但又因為屬于景區,甲村不能進行規模養殖。該村也無集體資產,村民也沒有基于本村資源的農產品加工業和服務業收入,簡單的農業生產是甲村空間中主要的經濟生產方式。
改革開放之后,鄉村的空間實踐反倒越來越單一化,原有的鄉村小學、赤腳醫生在撤點并校和舊有的農村合作醫療制度瓦解中消失了。鄉村空間功能相對單一, 農村居民的生活在鄉村狹窄的生產空間中難以為繼,在城市化和市場化力量的推動下不得不外出務工。外出務工是甲村村民家庭生計的主要來源,村民多在本市或鄰市從事建筑、園藝、運輸和餐飲等體力勞動為主的工作。外出務工擴大了村民的空間實踐,但這種空間實踐是被動的、零散的, 缺乏穩定性和自主性, 并不是自為的空間實踐。少數村民在這一過程中實現了從農民向市民的身份轉變, 在城市就業定居,但是大部分的村民還是回到了村莊。而鄉村依舊以簡單的空間實踐為主,傳統的空間實踐并沒有發生太多改變,村民的發展空間并沒有出現實質性的擴大。甲村生產空間結構單一,經濟收入來源少,這是甲村村民內生動力不足,成為國家一級貧困村的重要原因。
(三) 減貧發展的政策供給和村民的政策需求存在空間錯位現象
國家、各級各部門政府、以及各社會主體一直都在勉力幫助鄉村脫貧致富, 但是在發展減貧的過程中存在著空間供給和空間需求的錯位,使得鄉村空間改善不足。首先,由于時間、信息和成本以及空間供給者自身的價值偏好等因素的影響,空間供給很難基于新古典范式的理性經濟人假設存在。空間供給主體即鄉村的規劃建設者,包括多部門多層級的政府、企業、學者、非政府組織都是有限理性的決策主體。其次,“一刀切”、自上而下的發展項目無法適應多樣化的西南山村的貧困空間。歷年來的一號文件和農業政策多強調農業規模化和農村現代化,因此相比于農業企業、農業合作社、家庭農場、專業戶等其他農業經營主體,普通貧困農戶更難從中獲益。除此之外,最重要的是缺乏多主體協商與合作的機制與平臺,因此我們常能看見自上而下的空間供給與貧困地區村民的需求產生錯位。
甲村的水電路網等基礎設施在近幾年才陸續成型,醫療教育體育文化等公共服務的可及性依舊未得到改善。2016年甲村開始實施的退耕還林工程增加了生態空間,但也對村民的生計空間造成了擠壓。在退耕還林工程和調減非優勢區玉米種植的政治任務的影響下,甲村村民在2018年開始不再進行玉米種植。雖然在生態補貼的補償效用下,玉米停種對甲村村民經濟收入的影響較小,但是基于自給性口糧和牲畜養殖的生計空間卻因此消失。在甲村發展空間有限、勞動力多外出務工的背景下, 2017年市政府在甲村發展勞動密集型的經果林產業,又再次出現了空間供給與需求的錯位,使得村民對發展項目的信任度降低。
(四) 村民的表征性空間不足
村民的表征性空間不足,在鄉村發展過程中一直被視為發展的客體, 被空間的表征所壓抑,即被政府、學者、媒體、企業等具有更多話語權的主體所“代言”。貧困鄉村在發展過程中成為邊緣化的、問題化的村莊。在小農的生產潛力被發現之前, 發展話語中農民是面目模糊不清的同質群體, 而且會帶來麻煩,[11]如晏陽初在鄉建中總結的我國鄉村存在著愚、窮、弱、私四大問題、千禧年提出的“農民真苦、農村真窮、農業真危險”的三農問題、以及近些年討論的“農村空心化”、“農業邊緣化”、“農民老齡化”[12]的新三農問題等, 因此鄉村發展就需要規劃建設者賦予資本、技術和現代性。在這一過程中村民集體失語了,貧困農戶更甚。
甲村在上個世紀八十年代實現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分田到戶。九十年代在國家“鼓勵并引導農村剩余勞動力逐步向非農產業轉移,以及地區間的有序流動”的政策下, 甲村開始有村民外出務工。在國際農產品貿易中我國農業生產受到農產品價格“天花板”下壓和生產成本“地板”抬升的雙重制約, 2016年提出的調減非優勢區玉米種植的需要和退耕還林工程結合在一起,甲村傳統農作物玉米的種植面積因此大減,2017年政府進一步要求該村停止玉米種植, 轉向林果業以實現脫貧致富。甲村的發展一直在國家和市場力量的驅動下進行, 村民對其自己的生產生活空間的表達和實踐相對有限。甲村一直被視為貧困落后的邊緣村莊,當地居民對本村的發展缺乏信心,外出務工被認為是他們唯一的出路。村民在就業和發展過程中主動將甲村和自己邊緣化。
與此同時,農民面對市場、社會和國家的組織性一直未建立起來, 因此農戶個體在市場中只能進行零星、小規模的農產品交易、簡單加工或體力勞動來換取報酬;面對日益固化的社會結構多依靠“差序格局”下的傳統社會關系獲得人際支持;國家發展干預中談判空間不足, 憑借“弱者的武器”[13]維護自身權益, 缺乏正向反饋, 影響減貧發展的實施效果。甲村村民的表征性空間不足既是貧困和內生動力不足的原因和表現,也成為了減貧發展項目實施的桎梏。
三、脫貧攻堅戰中貧困農戶減貧發展空間的拓展與挑戰
甲村在2016年被納入當地旅游扶貧的規劃之中,并針對貧困農戶采取了發展經果林、林下養雞、“特困貸”等多種措施;地方政府也希望借此能拓展村民和貧困農戶的空間, 實現多維度的減貧發展。
(一) 脫貧攻堅戰中貧困農戶空間的拓展
我國減貧發展從1986年開始一直強調授人以魚不如授人以漁的開發式扶貧戰略,[14]堅持扶貧同扶志扶智相結合。2015年中央確定了“五個一批”作為脫貧攻堅工作的主要途徑,即“發展生產脫貧一批、易地扶貧搬遷脫貧一批、生態補償脫貧一批、發展教育脫貧一批、社會保障兜底一批”。[15]甲村所在市提出本地的工作重點在于“產業結構大調整、易地扶貧大推進、基礎設施大夯實、‘三保障’ (教育、醫療、住房) 工作大提升”。
多元化的扶貧政策對拓展貧困農戶的空間有積極意義。基礎設施建設和教育、醫療、住房保障工作有助于改善貧困農戶生產生活空間,切斷貧困的代際傳遞,擺脫結構困境。產業結構調整和易地扶貧搬遷鼓勵農戶走出去, 拓寬并延伸了農戶的空間實踐。甲村在2016年被納入旅游扶貧的規劃之中, 至此甲村才被國家和市場發現。在此之前,甲村都是被遺忘的邊緣化的貧困山村, 村民發展思維和實踐單一、動力不足。作為附近4A級旅游景區的延伸, 甲村計劃增加餐飲、民宿、購物、休閑養生、體育運動、藝術寫生等旅游業態, 旅游扶貧和生態扶貧賦予了地方空間更加多樣的功能。
甲村空間實踐的改變伴隨著空間的表征大范圍的拓展和互動。山村“窮山惡水”的標簽被“綠水青山”和“金山銀山”所替代,多種政治主體和社會主體成為甲村的旅游規劃的主導者和參與者。市政府要將甲村打造為“旅游扶貧適度開發國際案例區”,市政府、旅游公司、規劃師圍繞著這一目標都參與到了甲村的規劃建設之中。2018年甲村基礎設施建設完成之后, 陸續有零散游客進入, 并有其他省市政府部門的人員組隊來參觀學習。甲村因此成為了“美麗鄉村”、“休閑山莊”和“扶貧典范”。
隨著新的主體進入鄉村,村民的表征性空間也會在與空間實踐和空間的表征的互動中發生變化。當地村民在規劃和重建過程中認識到了房屋和土地的經濟價值,諸多議價行為都圍繞著征地展開,對空間的認識與表達逐漸貨幣化。除此之外,因為外來游客和政府官員的到訪與贊揚,村民對本村自然風貌、舊式建筑、傳統鄉村文化的認識更加積極,并認為甲村未來的發展將更有希望。
(二) 脫貧攻堅戰中貧困農戶拓展發展空間的挑戰
在村民被國家和市場推向減貧之路的過程中,仍然以簡單的生產資源開發為主,這種路徑依賴使得扶貧工作內卷化。由于自身空間先天不足和客觀市場空間的擠壓,村民的表達與實踐在空間互動中被代表和忽視,導致貧困農戶空間實踐的核心并未發生改變,村民試錯機會少、探索空間小, 依然存在內生發展動力不足的問題。脫貧攻堅中存在客觀的市場空間擠壓和農戶被代表的問題,因此村民缺乏自我鍛煉的機會,導致動力和能力互相抑制, 造成發展的內生動力不足。一方面村民無發展的內生動力,另一方面施加在村莊的扶貧任務繁復,村莊內的社會關系結構、權力結構、社會分化和信息傳遞、精英俘獲、村干部自利性的需求、集體行動的缺乏等使得扶貧目標偏離, 造成扶貧工作的內卷化,[16]不利于鄉村脫貧。
貧困農戶從事的農業生產和以簡單體力勞動為主的工業服務業在產業結構中都處于底端。產業扶貧時,可供選擇的合適的項目少,產業形成需要投入大量成本解決產供銷問題,當產業發展稍顯成熟,擴散效益之下又會導致市場價格走低。而且地區產業發展和經濟提升未必一定會帶動貧困者能力提升并脫離貧困的生活困境。[17]因此出現扶貧中“一兜了之”,以低保代替扶貧的現象。在扶貧金融中,由于農戶在市場中的議價能力、抗風險能力弱, 為了保障扶貧資金的回報率,資金“戶貸企用”成為一種解決辦法。甲村的“特困貸”就是如此,信用社貸款5萬元給貧困戶,鄉鎮扶貧工作人員幫助貧困戶將貸款投入合作社或者公司,三年間每年給農戶分紅5000元, 三年期滿由合作社和公司徼還貸款。因為市場擠壓,產業和金融扶貧在貧困戶和貧困村中實施難度大,但為了完成扶貧任務不得不“一兜了之”、“戶貸企用”,從而加劇了貧困農戶的福利依賴,有礙于內生動力的提高。
在我國的脫貧攻堅戰中,國家政府部門的官員或研究人員焦點在于如何完善脫貧攻堅的頂層設計。學界關注減貧發展的理論探討、基本模式和問題分析。媒體對扶貧工作中的優秀典型案例進行宣傳。基層一線工作人員保障脫貧攻堅戰的落地實施。然而在諸多討論中,作為減貧發展主體的村民卻集體失語,并再次被政府、學者和媒體代表, 發展的主體性地位喪失。2018年時甲村已經不再種植玉米,四百余株經果林在旅游規劃建設中被砍挖,旅游基礎設施雖已完備但旅游業態還未布局,經過兩年的扶貧,外出務工依然是甲村村民最主要的生計來源。甲村產業選擇中存在的政府的總體性支配、社會力量缺失以及村民和貧困群體作為空間主體卻無空間表達的現象, 使得貧困農戶被代表,更難產生內生動力。
自然風險、社會風險、市場風險并存的環境下,貧困農戶參與扶貧脫貧事業的主動性低。扶貧資金“一兜了之”、“戶貸企用”,使得農戶試錯機會變少。甲村經果林、林下蛋雞養殖、旅游扶貧等扶貧項目均由政府主導, 貧困農戶被動參與,缺少市場競爭和能力養成的機會。村民習慣性地等待政府干預,丟失了主動尋找脫貧機會的動力, 應對各種風險、自主創業就業的能力在等待中逐漸退化。在甲村的旅游市場還未完整形成的2018年春季, 村民們坐在屋前閑聊:“以前這個時候都在點玉米了,現在沒事兒干了”, 村民們都在等著政府的進一步行動。脫貧動力不足和脫貧能力欠缺的相互制約與惡性循環因此形成。
四、結論與建議
(一) 小結
在循環往復的社會再生產中,貧困人口內生動力不足不僅是能動性不足的表現,還是結構化的過程與結果。列斐伏爾三位一體的空間理論為我們提供了在結構的二重性下探究貧困原因、拓展發展空間、激發貧困人口內生動力的理論框架。總結來說, 貧困地區位于整個社會空間結構的發展邊緣、且自身空間結構單一、空間供給和需求錯位、村民的表征性空間不足是貧困和內生動力不足的重要原因。我國在脫貧攻堅戰中堅持開發式扶貧戰略,形成了多個一批扶貧政策,對拓展貧困農戶空間助益良多。但諸多減貧發展措施依舊以簡單的生產資源開發為主,短平快的產業發展沒有很好地幫助鄉村跳出貧困陷阱, 村民的社會資本沒有組織起來,其社會空間和物質空間也無太大改善。存在著客觀的市場空間擠壓和農戶被代表的問題, 使得貧困農戶缺乏自我鍛煉機會,形成發展動力和發展能力的互相抑制。為此, 我們提出應拓展貧困農戶的發展空間、營造多主體交流合作的空間、堅持扶貧政策動態一致性而非強制性,將減貧內置于鄉村發展的議程之中, 以期在減貧發展過程中突破結構化的空間秩序,激發貧困人口內生動力、提升發展能力,實現必然王國到自由王國的飛越。
(二) 幾點建議
從結構的二重性來講,社會結構體現在行動者的實踐活動之中,能動性欠缺必與結構相關;從貧困人口的現實情況來看,動力不足的確往往與作為平臺、資源、條件與機會的空間不足有關。激發貧困人口的內生動力,提升發展能力要從改善空間的表征與表征性空間的從屬位置開始,在多元主體互動的空間實踐中改善貧困地區的發展空間,包括物質空間、抽象空間和社會空間的改善與拓展。這樣才能改善發展條件, 拓展貧困農戶的自然資本、物質資本、社會資本和經驗資本,營造一個多主體的發展平臺,增加貧困農戶的發展機會和選擇權力。鍛煉貧困農戶的發展能力,提升貧困農戶的發展動力這個過程將會漫長而艱難,實現能力和動力的良性互動需要時間,也需要技術和藝術。這不僅是我們打贏脫貧攻堅戰的難點,也是“后2020”時代需要繼續努力的工作重點。
1.拓展貧困農戶的發展空間。
拓展貧困農戶的發展空間首先要改善其物質空間,即完善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在自然環境惡劣、生態資源有限的環境下,完善水電路網基礎設施建設,提高公共服務供給的可及性,例如教育培訓、法律顧問、金融貸款、醫療衛生與保險等。基本公共服務和具有針對性的社會服務能夠幫助貧困人口打破內、外困境, 拓展貧困人口的可行能力,提升貧困人口的福祉水平。[18]通過基礎設施的完善和公共服務供給幫助貧困農戶超越物理空間的限制,拓展其經濟空間和社會空間,增加貧困農戶參與發展的主動性和試錯機會。其次在政策層面的抽象空間中,反貧困戰略應從“運動式治理”向“制度性治理”轉變,[19]疏導從中國計劃經濟和革命時代被延續下來的動員體制對基層干部的治理壓力,這是拓展貧困農戶發展空間的制度性前提。再次,從社會空間的改善與拓展來講,我們要鼓勵和培育多種形式的農民合作,形成農戶之間以及農戶與其他參與者之間更廣闊的社會關系網絡,增加其社會資本,拓展農戶的社會經濟空間。例如,涵蓋了產前農資購買和技術培訓、產中的社會化服務和勞動力互助、產后的倉儲銷售等內容的農業合作社,以及老年協會、婦女協會、或者基于興趣的聯合等各種農村社會組織。
激發貧困農戶發展的內生動力, 要正視農村豐富的空間內涵和本質, 農村空間不僅僅具有農業生產功能和居住功能,還有每個鄉村獨特的歷史、文化、生態背景。在減貧發展的過程中,應注重增加空間的豐富程度和獨特性,只有正視鄉村空間,充分挖掘其豐富內涵,才能增加村民的文化自信和內生動力。
強調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強調表征性空間的重要性是脫貧攻堅的關鍵理念。在減貧發展的過程中應重建貧困農戶的主體性地位,實現以貧困農戶為中心的內生性發展。在發展行動中強調通過開發利用當地資源(包括物質資源和人力資源)實現地方利益最大化,關注當地人的需求、能力和知識視角, 在行動設計和實施過程中強調地方參與的原則和過程,充分利用當地文化、環境和社區價值。[20]培育貧困農戶從“幫我脫貧”到“我要發展”的自主性,不能僅從精神鼓勵和思想教育入手,而是要將促進貧困農戶內生性發展作為主要原則來組織減貧發展行動。
2.在保證貧困戶充分表達的前提下,營造多主體交流合作的空間。
我國減貧發展缺少多主體交流與合作的空間,除了國家和地區政府, 還要廣泛調動當地居民、商業公司、科研機構、合作社、非政府組織等群體廣泛參與農村發展。鼓勵各社會力量和商業力量參與,增加貧困農戶與其他多元主體的交流合作,搭建一個多主體交流合作的平臺。
在發展鄉村公益事業、完善基礎設施建設的過程中,我國的“村級公益事業一事一議財政獎補”政策發揮了溝通各級政府、村委會和村民的積極作用,是農村公共治理的一大制度創新。在此基礎上,我們還可以拓展主體范圍和項目對象,對此,歐盟經驗可供我們參考。歐盟共同農業政策中“以社區為基礎的發展”項目(Community-Led Local Development, CLLD), 鼓勵當地行動者參與當地鄉村發展策略的設計、實施、決策和資源分配。有歐盟資金支持的“以社區為基礎的發展”項目要求每個地方項目的發起應包括不可或缺、相互影響的三個方面:代表公共和個人社會經濟利益的地方行動群體、注重地區需求和潛力的綜合性地方發展策略、以及明確的地域。歐盟委員會為當地行動者如何開展“以社區為基礎的發展”項目提供了明確的指導方針、實踐工具和建議指導可供參考。歐盟農村發展參與主體的多樣化和目標群體的多樣性為應對鄉村多方面挑戰、增加鄉村活力提供了主體性力量, 對新的區域發展產生了長遠的影響。[21]
實現貧困農戶空間的拓展是一個漫長的過程,需要多方行動主體對貧困農戶和貧困村的發展空間進行撫育,為貧困人口實現發展創造條件。激發內生動力同樣也需要一個過程,除了強調扶志的重要性之外,重要的是鼓勵農戶的自主性思考和參與實踐。拓展不同群體表達、實踐與互動的空間,這才能產生有意義的實踐,并形成表達和實踐的良性互動與發展。
3.增強可選擇的、培育性的、非強制性的扶貧政策供給。
在減貧發展空間的表征中,最為強勢且具有決定性作用的就是國家政策對貧困空間的干預。具有動態一致性的扶貧政策應指向為貧困農戶提供發展平臺、激發發展動力、提升發展能力,但是帶有強制性色彩的扶貧政策使得本來就居于從屬地位的表征性空間更受壓制。
脫貧攻堅的過程中出現了強制性募捐、強制性搬遷、強制性貸款、強制性產業等現象。一對一幫扶和發動社會力量扶貧的過程中,強制公職人員和幫扶干部捐款;易地扶貧搬遷實施過程時出現強拆舊居強制搬遷的現象;金融扶貧中強制貧困戶貸款,再“戶貸企用”給貧困戶分紅;產業扶貧強制貧困戶加入某項發展項目不顧產業發展的市場效益。在甲村的規劃建設中, 所有家戶的房子的外立面都被統一改造成符合本市少數民族特色的灰色墻面與木制窗欞。由于致貧原因和貧困人口的區位以及社會經濟條件的多樣性,只有多樣化的扶貧措施供給才能有效地保障扶貧的精準性和穩定長效性同,[22]而不能將扶貧政策作為強制性政策來貫徹。扶貧制度建設依舊任重道遠,需要建立完善的決策、管理、實施、監督和反饋機制,保障減貧的長足發展。
我們要在非強制性的政策表達與實踐中給空間實踐賦予更多的含義和內容, 村民才能有事可想、有事可做, 實現減貧發展,否則空間實踐狹窄, 發展動力難免不足。只有在具有可選擇性、培育性但非強制性的扶貧政策中,才能實現多主體減貧發展思路與實踐的互動,即空間實踐與空間的表征、表征性空間的良性互動,拓展發展空間,提升內生動力。
參考文獻:略
作者簡介：左停，博士生導師，中國農業大學人文與發展學院教授，國務院扶貧開發領導小組專家咨詢委員會委員；田甜,中國農業大學人文與發展學院博士研究生。
基金項目：國家社科基金研究闡述十九大精神重大專項“實現‘脫真貧’、‘真脫貧’跟蹤評估研究”(18VSJ099)。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貴州社會科學》2019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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