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把實施鄉村振興戰略擺在優先位置，讓鄉村振興成為全黨全社會的共同行動。
根據中央、國務院發布的《鄉村振興戰略規劃(2018—2022年)》，明確要求根據各地發展現狀、區位條件、資源稟賦等客觀現實，分類推進鄉村振興。
作為貧困山區的鄉村，地理位置都普遍在遠離區域經濟發展中心的城鎮，自然環境、資源稟賦都是難以改變的約束條件，都普遍存在著先天性的局限，絕大多數貧困山區的鄉村都不具備工業化、城鎮化的可能，產業基本上是以農業為主導，這是絕大多數貧困山區的鄉村振興所面臨的共同問題與挑戰。
因此，貧困山區鄉村何以振興，要理清以下幾個基本認識。
小農戶是最根本力量
大國小農是中國獨特的悠久歷史傳統，人多地少是難以改變的基本國情，決定了小農戶在中國相當長時期的必然存在。
根據有關數據，目前我國小農戶的數量高達2.6億多戶，占全國農戶總數的97%左右，占全國耕地面積的82%左右，構成鄉村振興最根本的力量。
黨的十九大報告中明確提出實現小農戶和現代農業發展有機銜接，這無疑是實施鄉村振興戰略，推進農業農村現代化的一個重大歷史課題。
中辦、國辦發布的《關于促進小農戶和現代農業發展有機銜接的意見》指出，我國人多地少，各地農業資源稟賦條件差異很大，很多丘陵山區地塊零散，不是短時間內能全面實行規?；洜I，也不是所有地方都能實現集中連片規模經營。當前和今后很長一個時期，小農戶家庭經營將是我國農業的主要經營方式。
而貧困山區的鄉村集中了中國2.6億多個“人均一畝三分、戶均不過十畝”的絕大多數小農戶，是中國小農戶的主力軍，是鄉村振興最廣大的主體和最基本的力量。
相對于平原地區，貧困山區的鄉村不僅人均耕地更加不足，耕地細碎化更加突出，農業組織化程度更加偏低，農業經營規模更加偏小，人地矛盾更加尖銳，是實施鄉村振興戰略不容回避的最大現實。
可以說，這既是鄉村振興的最大短板與最大約束，是中國鄉村全面振興的重點和難點所在，也是中國鄉村全面振興的主攻方向和希望所在。
能否把貧困山區鄉村的小農戶引入現代農業發展軌道，不僅決定著貧困山區的鄉村振興成敗，而且決定著中國鄉村全面振興與中國全面現代化的成敗。
市場機制是最基本邏輯
對于小農戶，不少人認為是造成農業低效的根本原因，提出要把農民組織起來。把農民組織起來干什么？怎樣組織？這個問題需要進一步思考。如果把農民組織起來讓農民都能賺錢發家致富，那農民都會不請自來爭相加入；如果不賺錢甚至虧本，農民就會唯恐避之不及。
人民公社時期把農民前所未有地組織起來了。那時是計劃經濟體制，農民沒有擇業權利，不能離開土地和家園，也沒有出售自己產品的權利，組織起來的成本很低。
國家財政也因此只投資縣城以上的城市建設，對于農村水利、公路等基礎設施都是組織農民自己建設。
農民做出巨大貢獻，卻始終沒有解決溫飽問題，一直在貧困線上掙扎。盡管政府年年都給農民發放救濟款、發放返銷糧，農民卻依然普遍貧窮，農產品依然普遍短缺。
那么，農民的貧困是因為懶惰還是愚昧？舒爾茨就認為，農民的精明和理性絲毫不亞于任何資本家，“一旦有了投資機會和有效的鼓勵，農民將把黃沙變成黃金。”
農民對自己的生產環境、資源稟賦與地理區位、氣候變化等都明明白白，適合種什么與不適合種什么、怎么樣才能夠賺到錢的成本收益計算得非常精明。
因為，農民從事農業生產，既要考慮天氣的影響—要上懂天文把握自然規律，又要考慮到土質的狀況—要下懂地理把握生態規律，還要考慮到市場的需求—要洞察世事人情把握經濟規律。
因此，必須賦予農民經濟發展主體地位，才能調動他們的積極性，激發鄉村發展內在動力。
十一屆三中全會啟動的市場化改革首先在農村拉開巨幕，讓中國最貧窮的群體—農民，最落后的地區—農村最先發展起來，“萬元戶”作為那個時代風云人物都是來自農民。
讓農民在短時間里發展起來，這在人類歷史上是少見的，其中最基本的經驗就是尊重農民首創精神，按經濟規律辦事，推進農村商品經濟發展，不斷給予農民更多的自主經營、自由擇業等生產自主權，讓農民自己殺出一條血路，這不僅解決了長期以來一直沒有解決的吃飯問題，而且使8億人根本上擺脫了貧困。
鄧小平對此特別指出，農村改革中的好多東西，都是基層和農民創造出來。改革就是把權力下放給基層和農民，給農民以自我發展的機會，充分印證了舒爾茨的理論判斷，蘊含著最重要的市場邏輯。
習近平總書記在十八屆三中全會上提出，要發揮市場配置資源的決定性作用，“理論和實踐都證明，市場配置資源是最有效率的形式。市場決定資源配置是市場經濟的一般規律，市場經濟本質上就是市場決定資源配置的經濟”。
由于農村改革滯后，導致政府通過直接投資項目等方式主導農業生產。由于不是市場導向，盲目擴大生產，供給結構與需求結構出現脫節，一些農產品因產能過剩而價格快速下跌，扭曲了市場供求關系，影響了市場機制作用的發揮，造成政府越位與市場缺位的問題非常突出，嚴重損害農民的利益與農業的發展，必然要求農業發展方式實現從生產導向向市場導向的根本性轉變。
因此，2017年中央一號文件要求，把推進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作為農業農村工作的主線，就是以市場導向為關鍵切入點，找準有為政府與有效市場的黃金結合點，優化制度供給、政策供給、服務供給，有效發揮市場需求的導向作用和政府政策、制度供給的推動作用，推動農業供給結構和資源優化配置，以破解農業資源要素錯配與市場扭曲問題，加快農業高質量發展，促進供給結構和需求結構優化升級，使農產品供給數量、品種、質量滿足市場需求，實現農業發展質量變革、效率變革、動力變革。
品牌化戰略是最現實選擇
美國是公認的全球農業強國，耕地占世界13%，大多集中在地勢平坦、大面積連片分布的平原和內陸低原，具有大型農機大規?；a的先天優勢。
而中國人口4倍于美國，只占有世界耕地的7%，其中丘陵、山區的耕地面積占很高比例，大多數地區不適合大型農機大規模化生產。
據聯合國糧農組織公開的數據，2017年全球糧食產量約為26.27億噸，其中美國糧食總產量接近5億噸，占世界糧食總產量的19%，中國糧食產量為6.18億噸，占世界糧食總產量的23.5%。正是占全國農戶總數97%左右、占全國耕地面積82%左右的中國小農戶農業，其中是占絕大多數的貧困山區小農戶，不僅產糧位居世界榜首，而且絕大多數農產品產量世界領先。
盡管如此，卻有人提出，中國2.2億農民干不過荷蘭22萬農民，因為荷蘭用約3%的勞動力創造了約2%的價值；而中國農業就業人口比重接近40%，即用約40%的勞動力，創造了約10%的價值。
這一方面說明城鄉二元體制下對農民最大的不公，導致中國農民沒有荷蘭農民收入高，中國農民作出了很大犧牲。而另一方面，說明中國小農戶農業盡管高產量但沒有實現高效益，根源在于人口大國長期糧食短缺所形成的歷史慣性，始終把增產導向作為農業發展的最高目標。
隨著城鄉居民生活水平的不斷提高，農產品消費結構發生不斷升級的根本性變化，表明了中國農業發展的主要矛盾正由總量不足向結構性矛盾轉變，必然要求農業發展由主要滿足“量”的需求向追求綠色生態可持續、更加注重滿足“質”的需求轉變。
按照中央的部署，堅持質量興農、綠色興農、品牌強農，實現由增產導向轉向提質導向，推進中國小農戶農業的高產量轉化為市場價值的高效益，是中國小農戶農業發展的現實選擇。
現代經濟中，市場效益和競爭力的綜合體現是品牌。深化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提高農產品質量、提高農業綜合效益和競爭力，必須以農產品品牌戰略作為著力點，引領農業供給側結構轉型升級，以生產品質高、市場競爭力強的綠色優質農產品成為主攻方向。
農業對自然資源和生態環境的依賴性較強。因此，貧困山區的鄉村要大力開發適合各地氣候、土壤、水質條件的農產品，充分挖掘具有地方歷史、地理和文化特色的品牌價值，以消費需求為引領，推動農產品由規?；a向優質、專用、特色生產經營轉變，使各具特色的山區地域資源優勢轉化為市場競爭優勢，破解農產品同質競爭和增產不增收困境，推動鄉村產業振興。
作者系湖南師范大學“瀟湘學者”特聘教授、中共中央農辦鄉村振興專家咨詢委員會委員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民生周刊》 2019-09-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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