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鄉村社會進入轉型加速期，經濟發展與環境保護的矛盾如不及時解決，將會影響鄉村振興目標的實現。以政府主導或市場調控為主的治理模式在處理農村環境問題時常常出現低效乃至失效的情況，其根源在于缺乏農村內生動力的支撐，因此調動村莊參與的積極性已成為理論界與實務界的共識。但在具體實踐中，由于環境信息公開不充分、治理體系不完善以及村民環境意識不強等原因，村落參與環境治理的實際效果并不明顯。A村在實踐中總結并探索出的以村落共同體為主體的農村環境治理模式，為我們提供了可借鑒的經驗。
村落共同體與環境系統良性互動
村莊發展與環境保護互動耦合。長期以來，鄉村社會經濟發展優先于生態環境保護，在此種發展邏輯下，村落共同體與自然環境成為了兩套相互分離的系統，由此引發了垃圾圍村、水土污染等一系列農村環境問題。當村莊在發展中給生態環境系統施加的壓力超過了其承載力時，這種壓力反過來會影響村莊的穩定發展。改革開放初期，A村為了追求經濟發展，在村內開辦了五金廠、制箱廠等集體企業以及大量從事竹制品加工的個體企業，對村莊的竹林以及水源都造成了一定程度的破壞。彼時的A村并沒有實現跨越式發展，村莊內部也是一片臟亂差的現象，污水到處流，垃圾到處倒，廢物到處拋。在這種情況下，A村開展了以村莊環境治理為重點的美麗鄉村建設，將村莊發展與環境保護置于同等重要的位置，如在制定發展規劃、展開項目建設、引入工商資本的時候都會充分評估其對生態環境的影響。這些都能體現出村莊致力于尋求這兩套系統的互動與協調。
從“技術治理”回歸“村莊本位”。農村環境治理議題不僅僅是對生態環境系統的保護，同時也涉及村莊社會系統的再調整。當前許多地方仍按照專業化、規范化及指標化的技術治理模式來解決村莊的環境問題，此類治理模式不僅忽視了村莊社會系統所具有的變通性、鄉土性和非量化等特征，同時也直接割裂了村莊社會系統與生態環境系統的密切關聯，因而在具體實踐中難以取得理想的治理效果。農村環境問題所具有的地域性特征，使得基層政府仍對村莊環境治理有著較強的影響力。在A村與基層政府的互動中，盡管政府會通過技術手段對村莊進行引導，但具體要不要參與、如何參與都由村莊自主決定。作為一個共同體系統，村莊與生態環境系統的互動往往更為緊密。賦予其在治理中的決定權與行動權，將有助于村莊因地制宜地引導、鼓勵、協調各方力量作用于村莊環境治理。A村之所以能從20世紀90年代的“貧困村”發展為遠近聞名的“明星村”，主要得益于確立了以村莊為核心治理主體的社會系統與生態環境系統的良性互動。
村落共同體自治促環境治理
村莊自主治理改變環境。A村自主展開環境治理的過程，既需要處理好與生態環境的關系，同時也涉及再造村莊內部結構的問題。村莊充分利用了“軟”與“硬”兩套話語與規則體系來凝聚村莊共識，調動了內部一切可以利用的治理資源與關系網絡。“硬”的規則主要體現在村莊制定了一系列的強制性制度，通過這些制度的執行引導村民在日常生活中養成環境友好行為。例如，A村黨支部結合基層黨建示范點建設與美麗鄉村長效管理的要求，設定綠化養護崗、污水整治崗等十余個“黨員示范責任崗”，黨員自由報名認崗、上崗，共同監督、參與美麗鄉村的維護與經營；村監委和黨員代表全程參與監督截污納管、農村生活垃圾處理等工程建設。“軟”的規則是指村莊充分利用“面子”“道德”等村莊內生性的規范，經常性地“做工作”來積極引導村民在生活中參與環境保護。A村尤為注重對村民的美麗心靈建設，通過村民信箱、宣傳欄、培訓、入戶宣傳等形式，對環境保護的意義與價值進行了深入淺出、生動形象的闡釋，推動了在村莊范圍內全民環保氛圍的形成。
環境改善反哺村莊發展。隨著村莊自然環境與人文環境的不斷改善，越來越多的工商資本進入村莊，直接助推了村莊生態旅游以及生態有機農業的快速發展。換言之，生態環境反哺的種種生態紅利，反過來對村莊發展與治理又起到了促進作用。村莊會在規劃設計中更加突出生態文明理念，尤其在篩選工商資本的過程中會有選擇性地引入環境保護型企業。例如，村莊根據美麗鄉村建設的整體規劃，吸引了一家從事休閑農業觀光園的企業“進駐”村莊，村莊通過與該企業展開深度合作，進一步保護和改善了村內的農業生態環境，同時也推動了村莊產業結構的調整和優化。再如，A村通過合理規劃生態農業現代科技園區，建成了具有較好示范作用的生態黃花梨及生態白茶基地，有效帶動了村級經濟和美麗鄉村的健康發展。此外，生態旅游業的發展拉動了村內民宿產業的蓬勃興起，在潛移默化中提升了村民的生產經營意識。總之，村莊通過自主協調與環境的關系，達成了讓二者共生共存、共同發展的目標。
引導村民主體自發參與
村民環境意識的轉變促環境治理。村莊自主治理不僅意味著尋求村莊與環境的良性互動，同時也是村民個人與環境友好相處的集中體現。村莊與環境之間的密切互動關系，會促使社區中的村民更加懂得人與自然良性互動的重要意義。隨著生態保護觀念的廣泛普及和環境整治工程的不斷落實，村民不用再忍受垃圾圍村、水土污染等問題，生活質量得到明顯改善。在優美的生態環境以及良好的生態理念的熏陶下，村民們的環境意識在潛移默化中得到提升。村民會在日常生活中將環境治理的職責與個人的實際利益掛鉤，保護環境就意味著保護自身的切身利益。村民會自發在日常生活中積極配合村莊的環保宣傳工作，同時自覺參與到護河、護林、垃圾分類等領域的環保活動之中。例如，在2017年，村莊推行了“垃圾不落地”試點工作，取消了村內公共區域垃圾桶、垃圾箱等衛生設施。村民自愿配合在固定時間內，將垃圾分類后投放進保潔車，做到了生活垃圾不落地以及日產日清。總之，在不斷地參與環境治理的具體實踐中，村民的環境意識與生活方式都發生了重大轉變。
村民參與呈現組織化趨勢。村民在參與村莊環境治理的過程中，通過自我管理、自我學習和自我服務等形式，實現了由原子化、理性化的狀態向組織化的轉變。A村在充分尊重村民意見、建議的基礎上，公開推選并成立了業主管理委員會，該委員會主要圍繞自然村（住宅小區）內公共秩序、消防、環境衛生、綠化養護和公共設施等方面開展管理工作。業主管理委員會由5人組成，都是由自然村（住宅小區）住戶選舉產生，且是自愿、無報酬地參與村莊的日常管理。業主管理委員會還牽頭成立了村莊環境衛生評定小組，定期（每季度）組織綠化衛生評定小組對村莊內住戶的環境衛生保持情況進行現場檢查并打分，對存在問題的住戶則通過約談、幫助整改等形式來應對。業主管理委員會的成立，實現了管理制度村民定、管理人員村民選的目標，村民由此真正成為了環境治理的參與者與受益者。在村民自發參與環境治理的過程中，村莊內部的團結與合作程度得到增強，這又進一步強化了村民的集體意識以及對村莊的歸屬感與認同感。
農村環境問題因其所具有的污染源小而多、污染面廣而散的特征而成為治理難題，在治理實踐中，A村通過發揮村莊在治理中的主體性作用，不僅實現了村莊社會系統與環境系統的良性互動，同時也通過積極調動內部的社會資源與關系網絡改變了村莊的社會結構，最終有效地提升了村莊的環境治理效果。優越的自然與人文環境反過來吸引了大量的資金、游客進村，使得村莊及村民真正享受到環境治理的建設成果，村莊逐漸實現經濟、生態、社會三大效益的和諧統一。
本文系中國人民大學2018年度拔尖創新人才培育資助計劃成果
作者單位：中國人民大學社會學理論與方法研究中心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中國社會科學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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