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學家費孝通在二十世紀八九十年代探討中國城鄉發展道路時提出了“小城鎮論”，倡議在農業發展的基礎上大力興辦鄉鎮工業以鞏固農村經濟，實現農業勞動力“離土不離鄉”的就地安置，從而推動中國的工業化進程。然而，多年來的城市化發展和國家結構轉型并未按照費孝通當年的設想進行。大城市日益繁榮而鄉村卻逐漸衰落，城鄉間產業結構、資金以及人口流動出現矛盾，農村人口向城市大量流動，如何進行鄉村振興成為了城鄉結構轉變的關鍵。
11月18日，“城鄉融合與鄉村現代化”主題講座在上海交通大學安泰經濟與管理學院舉行。此次講座由上海交通大學中國發展研究院主辦，招商局慈善基金會、中國人口福利基金會協辦，邀請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黨委書記兼院長劉守英發表主題演講，分析中國鄉村衰敗的根源以及未來城鄉結構轉變的方向。劉守英認為，鄉村振興的合理路徑需要實現城鄉由“通”到“融”，重構鄉村產業結構，實現以要素組合為核心的農業工業化。
鄉土中國到城鄉中國，農民與土地的黏度由不變到減弱
一個國家的結構轉變關乎國家發展，其核心就在于國家“如何從一個農業國變成工業國”，工業份額和城市化率的上升都是體現結構轉變的指標。“我在這里提出一個在結構轉變中被大家忽略的問題，我們看一個社會結構轉變的本質，除了城市和工業，更重要的是看鄉村的變化。”劉守英表示。
在工業化與城市化的發展過程中，世界上發達經濟體結構變遷的趨勢主要體現在農業占GDP份額與農業就業占總體就業份額均出現同步下降，農業回報率提升，在城市化率過半后還出現了郊區化的城鄉融合現象。但是中國的工業化與城市化只帶來了農業GDP份額的下降，農業就業份額依然占比將近三分之一，農業成本利潤率也呈現下降趨勢。而且在城市化率達到將近60%的今天，中國的鄉村反而出現了衰敗的趨勢，與世界各國的情況相比有些“反常”。
劉守英提出，社會結構的轉變方式決定了鄉村結構變遷的方向，中國歷史上的幾次結構轉型并未給鄉村帶來活力。中國社會結構轉變的歷史導致農民離土程度小于農民對農業經濟的依賴程度，農民的入城率小于農民城市經濟活動率，農業要素無法重新組合，中國的鄉村轉型才因此遇到了困境。
第一次結構轉型始于近代。古代農耕文明的穩定性一部分得益于將農業生產與家庭手工業相結合的有機產業模式，農民并非單純以農業為生，還會參與手工業、開商鋪，從而形成了一種高度自治的農工混合經濟。隨著西方機器工業品的進入，鄉村的平衡狀態被打破，鄉土工業失去了市場，原先農工互補的結構遭到了破壞，導致鄉村只能依托于農業。但是農業本身的目的是解決生計而非盈利，由此農民陷入了貧困。貧困導致青年勞動力與資本迅速撤離鄉村，鄉村治理失去了自治的基礎與活力。
第二次結構轉型出現于計劃經濟時期。在國家優先發展重工業政策的背景下，農業在國家戰略中的角色是提供農業剩余與低價農產品，從而滿足城市低價食品供應的需求，保障國家工業化的低工資和低成本。為此，國家分別出臺了農產品統購統銷制度、集體化人民公社制度以及戶籍制度。“這套制度安排確實幫助建立了中國最全的工業化體系，但是工業化把農民束縛在了集體土地上；（這套制度也）確實實現了結構轉變，但是農民沒有離土也沒有離村。”劉守英通過數據分析指出：1952年農村勞動力占全國勞動力的83.5%，1979年這個數據依然是72.5%。由此可見，農民并未隨著工業化趨勢離開土地。不僅如此，這次結構轉型使得鄉村的產業更加狹窄化，“只有糧食了”，糧食的價格又由國家統一規定，最終造成了農民更加貧困、農業績效與城市相比更加落后的情況。
第三次結構轉型出現在20世紀80年代初到90年代中期，這是中國開啟農村改革、進行鄉村工業化的階段。在這一時期，土地性質從集體所有、集體支配轉變為集體所有、農戶承包，并且允許農村的非農用地可以從事工業化。由此，農民參與到了鄉村工業化的進程中，開始使用集體用地開辦鄉鎮企業。然而，劉守英認為，這種鄉村的工業化是在城市體系對鄉村封閉的情況下進行的，雖然帶來了農民的分工分業和農業經濟的多樣化，但城市工業以及城市空間并不接納鄉村工業與農民，因此依然沒有成功輔助鄉村企業和農民離土。
第四次結構轉型出現在20世紀90年代末期，中國經歷了高速的工業化和城鎮化，農民在其中開始卷入跨區域流動，真正出現了離土出村的現象。但是，劉守英認為這一時期的離土出村并沒有真正帶來農民與土地的斷根，參與了城市工業化的農一代因為知識素養有限，依然選擇回到鄉村。而且，隨著國家實施新土地管理法對耕地進行保護，鄉村的功能再次變得單一化，所以鄉村變得衰而未亡。
中國社會結構轉型發展到今天，“已經發生了一場從鄉土中國向城鄉中國的轉型”，這種轉變終于讓農民開始離土離鄉，也帶來了城市對鄉村的新回歸。鄉村不再只是生產糧食的地方，也成為了城市人以休閑、自然教育、歷史記憶等為主題的活動目的地。“城市對鄉村新的需求提升了鄉村的價值，為單純以農業為主的產業增加了許多功能性，實際上形成了圍繞農業產業的多樣化的經濟活動。”
劉守英提出，這種城鄉關系的轉變有賴于兩個特征的“革命”。首先是農民的代際革命。農二代比起農一代來說更加期望融入城市經濟，對職業選擇和置業都更加重視去農化，在鄉下建房與在城里買房的比例也出現了此消彼長的情況。而且，農二代更注重子女的教育，80后的農二代有70%的收入都在城市中被消費掉，只有30%匯回鄉村，相比之下60后的農一代有60%的收入都會匯回鄉村。第二個方面則是農業的產業革命，隨著糧食安全管理觀念的變化，國家開始鼓勵對除主糧外的其他農產品進行市場化，這種觀念轉變為農業經濟活動創造了特色化發展的可能性。
鄉村振興要“先活業，再活人，最后才能活村”
劉守英認為，村莊是農民跟農民、農民跟鄉村、農民跟政府發生的各種關系的綜合載體，城鄉型中國需要考慮的一個關鍵問題是，村莊的未來會是什么？“我自己的觀點是，在整個中國未來三十年期間，村莊不滅，村莊的功能不滅，村莊是一套制度裝置。”
中國未來鄉村演變將會出現村莊的高度分化，少部分村莊“能活”，大部分村莊需要維持的則是“體面”。劉守英解釋，“體面”有三層涵義。首先，村莊的基本公共服務到位，能夠滿足村民的生活需求即可。其次，各地的鄉村建筑形態需要保留其原有的特色，而非依照統一模式去安排與設計。最后則是要關注鄉村老人，近年來，鄉村老人自殺或者患抑郁癥的現象愈發嚴重。在農二代帶著自己的孩子離村進城時，鄉村老人成為了留守群體，“體面”也意味著維護他們的權益、豐富他們的生活。
“活業”“活人”“活村”才能帶來鄉村振興，而三者的發展順序對于鄉村振興是否真的能夠開展起來也十分重要。劉守英認為，鄉村振興的順序要先“活業”，產業發展起來，才能“活人”，有人看到機遇后愿意留下來從事這項產業，最后才能“活村”。現在一些地方政府比較常見的做法是先“活村”，結果很可能是一直都只有幾個示范村有發展，其他村莊依然逐漸衰敗，這也從側面證明了發展順序的重要性。
想要“活業”，就需要農業真正實現產業革命。劉守英表示，工業化的本質是生產要素組合方式的變化，產業升級則指的是生產要素的組合方式從低級到高級的突破性變化，成功的鄉村工業化依靠的就是這兩方面的變化。貴州省遵義市湄潭縣是一個農業產業化的成功案例，當地的主導產業是茶，這并非是政府單方面規劃的結果，企業和村莊根據當地資源條件做出的主動選擇發揮了主導作用。湄潭地方政府能夠耐心對茶產業進行持續培育，并適時在農民培訓、市場建設、公共品牌培育、市場監管方面提供政策支持。在這一背景下，湄潭的茶產業生產要素重組和產業升級，產業鏈從幾千畝擴大到了60萬畝，整個地區的農業生產率、土地生產率、勞動生產率都有了大幅提高。
除了農業產業改革以外，“活業”還需要中國的城鄉關系從單向的城市化走向城鄉互動與融合。劉守英提出，城鄉間壁壘的打破有利于資源的雙向流動。在城市機會逐漸減少的大背景下，資本下鄉意味著企業先看到了鄉村蘊含的機遇。“企業在鄉村尋找機會的過程就是鄉村各種要素重組的過程”，城鄉的互動與融合能夠促進鄉村產業升級。
在講座最后，劉守英總結：“中國未來的鄉村有沒有戲？有戲的，但是不能瞎來；中國未來的城市有沒有戲？也有戲的，但是城鄉必須要融合。”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澎湃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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