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國成立以來，中國農村制度變遷經歷了從合作化、公社化的“統”到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分”，再到新型集體經濟的“合”；從高度集中的計劃體制到各領域的市場化改革，再到全面深化改革；從人民公社的“政社合一”到“鄉政村治”，再到鄉村善治；從城鄉分割的二元體制到城鄉統籌、城鄉發展一體化，再到城鄉融合發展的體制機制轉變。盡管經歷了一些波折，但總體上看，新中國成立以來，我國農村經濟發展取得了輝煌的成就，全國糧食產量和農業綜合生產能力穩步提高，農村產業融合深入推進，農民收入和消費水平顯著提升，農村經濟面貌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農村貧困人口大幅減少，為促進世界農業發展尤其是保障世界糧食安全和全球減貧事業作出了巨大貢獻。發展歷程
1978年的改革開放是中國農村經濟發展的一個重要分水嶺。對于改革開放以來中國農村經濟發展的階段劃分，至今學術界并沒有形成一致的看法。事實上，2002年黨的十六大提出了“統籌城鄉發展”的要求，將農村改革發展的重點從農村內部逐步轉移到城鄉之間，就是一個重要的分界點。根據這兩個分界點，大體可以將新中國成立以來我國農村經濟發展的歷程分為集體化發展（1949—1978年）、市場化發展（1979—2002年）和城鄉融合發展（2003年至今）三個階段。集體化發展階段。新中國成立之初，中國農村人口與土地占有狀況嚴重不平等。為改變這種不合理狀況，中央人民政府于1950年6月30日公布實施《中華人民共和國土地改革法》，隨后開始在華東、中南、西南、西北等廣大新解放區開展大規模的土地改革運動。到1952年底，除新疆、西藏等少數民族地區和臺灣外，基本完成了土地改革任務，全國有3億多無地和少地的農民無償分得了約7億畝土地和其他生產資料。土地改革極大地調動了農民的積極性，農業生產得到迅速發展。從1949年到1952年，全國糧食產量增長了44.8%，油料增長了63.5%，棉花、糖料、水果和茶葉產量均增長了1倍以上，水產品產量則增長了2.72倍。土地改革任務基本完成后，1953年中央正式提出了過渡時期的總路線，要求在一個相當長的時期內，逐步實現國家的社會主義工業化，以及國家對農業、手工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為確保實現社會主義工業化，國家實施了對農業農村發展產生深遠影響的三項重要制度，包括推進農業的合作化和集體化、對農產品實行統購統銷制度以及實行城鄉二元的戶籍管理制度。在這一時期，農村經濟發展較為緩慢。市場化發展階段。1978年以來，中國進入了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歷史新時期。中國的改革是從農村開始的。在1979—2002年間，中國農村改革主要集中在農村內部，以放活還權為重心，在建立完善農村基本經營制度的基礎上，推進各領域的市場化改革。這一時期，以家庭聯產承包經營為基礎、統分結合雙層經營的農村基本經營制度的確立，鄉鎮企業的異軍突起，價格和流通領域的改革以及鄉政村治體制的實施，均為農村經濟發展提供了重要支撐和制度保障。這種市場化改革極大調動了農民的生產積極性，激發了農村發展活力，有力促進了農村經濟發展。1979—2002年，農村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長7.3%，比城鎮居民家庭增速高0.6個百分點。特別是，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實施，極大地促進了農業增長和農民增收。1979—1985年，農村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長15.2%，比城鎮居民家庭增速高8.2個百分點。然而，自1985年經濟體制改革的重心轉向城市后，農村居民收入增速明顯低于城鎮居民。1986—2002年，農村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長4.2%，比城鎮居民家庭增速低2.3個百分點。城鄉融合發展階段。2003年以來，隨著改革開放和城鎮化的不斷推進，中國農村發展進入了城鄉融合的新階段。黨的十六屆三中全會提出“五個統籌”，并把統籌城鄉發展放在首位；十七屆三中全會提出“把加快形成城鄉經濟社會發展一體化新格局作為根本要求”。十八大報告提出“推動城鄉發展一體化”，十九大報告再次強調要“建立健全城鄉融合發展體制機制和政策體系”。這期間，國家開展了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實施了脫貧攻堅戰和鄉村振興戰略，出臺了一系列強農惠農富農政策，包括取消農業稅和完善農業支持保護體系。其著眼點也從單純的農村內部擴展到城鄉關系層面，核心是全面深化農村改革，調整國民收入分配結構，促進農民持續增收與反貧困，推動城鄉融合和協調發展。這期間，在城鄉融合發展的大背景下，農村各項改革全面深化，有力地推動了農村經濟發展，農民收入持續快速增長，農村減貧取得了巨大成效。2003—2019年，農村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長8.2%，比城鎮居民家庭增速高0.3個百分點，比1979—2002年農村居民家庭增速高0.9個百分點。特別是，自2010年以來，中國農村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持續超過城鎮居民家庭，2010—2019年年均增速達到8.6%，比城鎮居民家庭增速高1.8個百分點。這表明，中國農村經濟已進入持續快速發展的軌道，改革創新已經成為推動農村經濟發展的重要源動力。成就與經驗
新中國成立以來，中國農村經濟發展取得了輝煌成就。特別是，農業經濟呈現持續增長態勢，農業產業結構不斷優化，一二三產業融合步伐加快。按可比價格計算，1953—2019年中國農林牧漁業總產值年均增長率為4.5%，其中，1979—2019年為5.5%。對具有典型弱質性的農業而言，這是一個較高的增長速度。同時，農業科技和裝備水平顯著提高，農業生產方式發生了深刻變革。1949年，中國農業科技進步貢獻率不足20.0%，改革開放初期也只有27.0%，到2019年迅速提升到59.2%，主要農作物良種基本實現全覆蓋。農業生產方式則實現了從主要依靠人力、畜力到主要依靠機械動力的歷史性轉變，2019年全國農作物耕種收綜合機械化率已超過70.0%，而1978年全國農業綜合機械化率僅有19.7%。農村產業融合近年來也在不斷加快。隨著農業農村經濟的快速發展，農村居民收入和生活水平顯著提高，實現了從貧困到溫飽再到小康進而全面小康的歷史性跨越。新中國成立之初，中國農村居民收入水平極低，處于極端貧困狀態。1949年，全國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只有43.8元，1952年也只有57.0元。從1978年到2019年，農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從133.6元增加到16020.7元，名義增長了118.9倍，年均實際增長7.67%，比城鎮居民增速高0.5個百分點。這期間，全國農村貧困人口減少了7.65億人，貧困發生率從97.5%下降到0.6%，中國減貧對世界的貢獻率達到三分之二。農村居民的消費水平也快速增長，1979—2019年年均實際增速達到7.3%，比城鎮居民增速高1.0個百分點。到2019年，農村居民恩格爾系數已下降到30.0%。回顧新中國成立以來我國農村經濟發展的歷程，主要有以下幾方面的基本經驗。一是始終繃緊糧食安全這根弦不放松。新中國成立以來，無論是在糧食緊缺還是相對寬松的環境下，中央都始終高度重視糧食安全問題，把確保國家糧食安全放在經濟社會發展的首位，實行了最嚴格的耕地保護制度，制定實施了一系列糧食宏觀調控與支持政策，全面加強糧食生產、流通、儲備能力建設，切實提高國家糧食安全保障水平。由于糧食短缺，新中國的糧食安全戰略最初主要是確保糧食增產，后來逐步向能力安全、質量安全、生態安全等多維目標轉變。1996年10月，中國首次明確提出了“立足國內資源，實現糧食基本自給”的糧食安全戰略，并要求正常情況下糧食自給率不低于95%。2013年12月，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又根據新情況提出了“以我為主、立足國內、確保產能、適度進口、科技支撐”的糧食安全新戰略，確立了“谷物基本自給、口糧絕對安全”的糧食安全新目標。70多年的經驗表明，確保國家糧食安全是維護社會穩定、保障國民經濟運行的重要前提，任何時候都不能放松保障國家糧食安全這根弦。二是充分調動農民的積極性和主動性。從新中國成立以來的發展歷程看，一些影響農村經濟發展的重大事件，如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鄉鎮企業和村民自治等，都是中國農民的偉大創舉。農民始終是農村改革和發展的主體，要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理念，切實保障農民的經濟利益，尊重農民的民主權利，發揮農民的主體作用和首創精神，使農民充分分享改革和發展的成果，走共同富裕之路。實踐經驗證明，只有充分調動農民的積極性、主動性和創造性，才能激發農村經濟發展的內生活力，農村改革和發展才能取得成功。三是堅持農業農村優先發展總方針。新中國成立以來，中央始終把農業作為國民經濟的基礎。2003年明確提出把解決好“三農”問題作為全黨工作的重中之重，2017年進一步提出“堅持農業農村優先發展”。從“基礎”到“重中之重”再到“優先發展”，體現了國家“三農”政策的一脈相承和不斷深化。在新形勢下，要構建新型的工農城鄉關系，加快推進農業農村現代化，促進城鄉共同繁榮，就必須把農業農村發展放在優先的位置。優先發展，就是政府在公共資源配置和政策支持上給予優先考慮。堅持農業農村優先發展，是補齊農業農村短板的需要。為此，要加強頂層設計，完善體制機制和政策體系，并在要素配置、公共服務、干部隊伍、支撐條件、支持政策等方面，切實把農業農村放在優先的位置，真正做到向農業農村傾斜。四是以市場為取向全面深化農村改革。改革創新是農村經濟發展的第一推動力。40多年的改革實踐經驗表明，農村改革必須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框架下，正確處理好政府與市場、農民與土地的關系，鞏固和完善農村基本經營制度，保持農村土地承包關系穩定并長久不變，同時要全面深化農村土地、集體產權、集體林權、供銷社、農墾、信用社等各項改革。通過市場化改革，全面激活農村發展要素、主體和市場，促進城鄉要素雙向流動和資源優化配置，全力激發農村經濟發展的內生活力和動力。在推進農村改革的過程中，必須采取自下而上與自上而下相結合的方法，通過試點試驗將基層創新與頂層設計有效銜接起來。只有這樣，才能充分調動基層的積極性，同時把握改革的正確方向。五是強化科技和人才的支撐作用。70多年的經驗表明，農業發展的根本出路在于科技創新，而農業農村現代化則需要強有力的科技和人才支撐。黨中央歷來高度重視農業科技創新，不斷加大科研經費投入，逐步建立了全國農業科技創新體系和技術推廣服務體系。正是科技創新特別是農業機械、農業新技術的應用以及新品種的培育和推廣，如雜交水稻與雜交玉米品種等的大面積推廣，對糧食增產和農業發展起到了重要作用。同時，國家高度重視“三農”人才尤其是實用鄉土人才的培養，逐步形成了全國農業教育體系、新型職業農民培訓體系和農村人才培養體系，建立了一支規模龐大的“三農”人才隊伍，為農業農村發展提供了堅實的人才支撐。中長期展望
當前，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和打贏脫貧攻堅戰的任務目標即將實現。在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實現第一個百年奮斗目標之后，中國將進入開啟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新征程、向第二個百年奮斗目標進軍的新發展階段。中國的現代化離不開農業農村現代化，在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新征程中，迫切需要加快農業農村現代化進程，加快實現由農業大國向農業強國轉變。農業農村現代化是鄉村振興戰略的總目標，建設現代農業強國則是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必不可少的重要組成部分。按照國家鄉村振興戰略規劃，到2035年要基本實現農業農村現代化，到2050年鄉村全面振興，農業強、農村美、農民富全面實現。這就為未來農村經濟發展和鄉村振興指明了方向。農業農村現代化具有豐富的內涵，是包括農業現代化在內的農村產業現代化、生態現代化、文化現代化、鄉村治理現代化和農民生活現代化“五位一體”的有機整體。據我們研究，按2035年目標值測算，2018年農業農村現代化的實現程度為66.1%，按2050年目標值測算，其實現程度為54.2%，均處于中期階段。如果按照2010—2018年平均增速推進，從總體上看，2035年中國可以達到基本實現農業農村現代化目標值，2050年可以達到全面實現農業農村現代化目標值。然而，分領域看，目前各方面的進程差別較大，農村產業現代化進程最快，而農村文化現代化進程最慢，鄉村治理現代化也較為滯后。因此，加快推進農業農村現代化，必須集中力量補齊短板，加強薄弱環節。剛剛勝利閉幕的十九屆五中全會重申堅持把解決好“三農”問題作為全黨工作重中之重，并明確提出全面實施鄉村振興戰略，這為加快農村經濟發展提供了絕好的機遇。然而，也應該看到，當前農村經濟發展仍面臨諸多方面的嚴峻挑戰。一是糧食生產成本不斷攀升；二是中國農業生產以小規模分散經營為主體形態，還難以適應農業現代化和綠色化轉型的需要；三是近年來農民收入增長越來越依賴工資性收入和轉移凈收入，經營凈收入和財產凈收入貢獻小；四是隨著城鎮化的快速推進，大量農村勞動力尤其是學歷較高、文化素質較好的中青年勞動力不斷向城鎮轉移，加大了村莊布局規劃調整和人才振興的難度；五是農村現有各種資源有待激活。為此，需要全面深化農村改革，全力破解上述難題和矛盾，積極應對各種挑戰，全面激發農村發展的內生活力。在加快推進農業農村現代化進程中，還需要著力解決好以下三個關鍵問題。一是實現城鄉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到2035年，要實現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目標，首先要盡快解決好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問題，實現基本公共服務城鎮常住人口全覆蓋。在此基礎上，要將農村人口納入進來，實現基本公共服務城鄉常住人口全覆蓋。這就意味著，在2035年之前，要實現城鎮化與市民化同步以及城鄉社會保障并軌、城鄉公共資源均衡配置和城鄉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二是促進農民持續增收和城鄉差距縮小。如何依靠鄉村振興尤其是鄉村產業振興，逐步建立一個主要依靠本地產業支撐的農業農村導向型農民持續增收長效機制，使農村居民收入水平、生活水準和生活品質逐步接近城鎮居民，實現城鄉居民生活質量的等值化，將是一項艱巨的長期任務。三是加快由農業大國向農業強國轉變。判斷現代農業強國的重要標志，關鍵是看農業綜合能力和發展水平是否實現“四強一高”目標，即農業供給保障能力強、競爭力強、科技創新能力強、可持續發展能力強和農業發展水平高。作為現代農業強國，其主要農業發展水平指標，如農業機械化水平、智慧化水平、社會化服務水平、農產品加工水平、產業融合水平和農業管理水平等，應該達到世界先進水平。
作者系中國社會科學院農村發展研究所所長、研究員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中國社會學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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