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遺棄的人群:珠三角代耕農未來路在何方
在工業擠壓下，代耕農不得不讓出他們耕作的土地去尋找新的生存空間，其中的一些人遷入城市加入到工業生產體系，一些人則是遷往他處繼續尋找土地。看來，這些“離鄉不離土”的代耕農群體，不得不又“離鄉又離土”，他們以后的命運又將如何，這是值得我們關注的問題。
1991年，我進入北京大學跟隨費孝通先生讀博士。入學之后，即陪同費先生到湖南、湖北、四川交界處的武陵山區，沿著當年潘光旦先生走過的路線進行田野調查。費先生當時的研究思路大致有兩條，其一是對民族與文化的思考；其二便是對武陵山區發展問題的思考。從武陵山區調查回來之后，費先生叫我到他的家中，拿出他新出版的《云南三村》并囑我認真閱讀。大家知道，《云南三村》的英文版是《被土地束縛的中國》（Earthbound China），這本書中主要討論的是土地和人的關系。
中國社會長期以來都存在著人地矛盾，歷史上中國人通過走西口、闖關東、下南洋等移民方式來解決人地矛盾。在當代中國也同樣面臨著人地緊張的問題，可以說，對人地關系的探討仍是認識中國社會的重要切入點。如何將束縛在土地上的大量農村人口解放出來，成為20世紀以來中國學者關注的重大問題。在費先生的研究中，從《江村經濟》到《云南三村》，再到小城鎮研究，始終貫穿著人地關系這一脈絡。
費先生強調文化傳統和社會結構對農村社會發展的重要性，提出了離土不離鄉的“內發型發展”模式。在他看來，小城鎮起到蓄水池的作用，推進鄉村工業化，發展小城鎮建設，是實現農村地區內發型發展的一條重要思路，同時也是將農民從土地束縛中解放出來的根本途徑。
離鄉不離土
20世紀50年代后，中國的戶籍制度對“農業戶口”與“非農業戶口”進行了嚴格的區分，同時又根據戶口和籍地的差異，進一步劃分為不同戶口所在地的人群。這種戶籍制度構成一種制度性壁壘，限制了中國社會的人口流動，農民被緊緊地束縛在他們的土地之上。直到80年代，中國進行改革開放，僵化的戶籍制度才被打破。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和工業化進程的加快，中國社會出現了一群規模龐大的離鄉又離土的打工群體，他們脫離農村、脫離鄉土，進入到城市工業體系中謀求生存。
與離鄉又離土的農民工群體大體同一時間出現的，還有一群離鄉不離土的代耕農群體，土地和農業仍是他們的維生之本。越來越多的農民擺脫戶籍的限制，進入到他鄉的地域空間謀求生存，這種“外發型”的發展方式在很大程度上突破了費先生最初設想的內發型發展思路。
城鄉之間大規模的人口流動對中國社會產生了深刻的影響。在整個的過程里面，大家關注較多的是與工業生產相聯的農民工群體，而對于離鄉不離土的，與土地打交道的代耕農群體一直關注很少。實際上，代耕農群體在當今中國已成為一個普遍現象，他們在不同的區域，不同的文化體系里面，以不同的方式存在。
如在中國廣大的牧區，隨著草場的承包，牧民沒有能力經營大面積的牧場，這時候出現了很多代牧群體。當前，在北京、上海、廣州等各大城市的周邊都出現“代耕農業圈”，代耕農在城鄉之間的過渡帶上依靠土地來維持生存。總之，在整個大農業的概念中，都出現了具有相當規模的代理群體，這些人在農業領域從事經營活動，受現代工業的約束較小。
代耕農的出現可以說是中國農民謀求自身生存發展的一種選擇，他們通過流動，將自身嫁接到異鄉的土地上。代耕農離開故鄉進入他鄉，但與當地村民之間卻始終存在著身份上的差異感，他們與當地社會存在著融而未合的問題。那么，他們如何在異地的社會空間中謀求生存？他們如何獲得當地社會的成員資格？在異域的時空里他們的精神世界又如何？這些都是值得深入探討的問題。
實際上，代耕這種生產方式在中國歷史上早已有之，封建生產關系下的佃農、雇農都可以看做某種形式的代耕。但今天所說的代耕農，則是中國工業化進程和特定農業制度共同作用的產物。珠三角地區大量代耕農的出現，是工業化進程中的一個特殊現象。
在20世紀80年代，珠三角地區迅速進入工業化進程中，本地農民大多洗腳上田，進入工業生產體系，進而出現農田無人耕種的局面。當時，每個農戶都承擔著國家的公糧負擔，在這種情況下，本地村民急切地希望從外地引進勞動力來替他們耕種農田，替他們完成國家分配的公糧任務。與此同時，粵西、粵北山區，以及廣西、云南等省份的山區農民由于土地貧瘠，人地關系緊張，正在積極向外界尋找新的生存空間。二者相遇后一拍即合，于是就產生了今天令珠三角各地政府非常頭痛的代耕農問題。
被遺棄的人群
目前，在珠三角地區的幾個城市中都分布著大量的代耕農群體，其總人數在20萬以上。這樣一個規模龐大的群體，從原有的社會體系中脫嵌出來，但卻并未融入新的社會體系之中，長期以來他們一直處于“雙重邊緣性”的生存境地。珠三角地區的地方政府在制度設計時也未能照顧到這個特殊的群體，代耕農似乎成為被遺棄在社會制度之外的人群。
近年來，隨著土地價格的上漲和國家農業稅的減免，當地人收回土地的要求意愿越來越強烈，代耕農與當地村民之間的矛盾也愈演愈烈，代耕農問題演變成珠三角地區一個敏感的社會問題。在這個過程里面，代耕農群體成為一個典型的底層社會。他們一方面要謀求自身生存，另一方面要維護自身權益，而在謀生與維權的過程中，他們受到多重力量的支配。
黃志輝關于代耕農的研究（《無相支配：代耕農及其底層世界》），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進行的。他圍繞代耕糧農和代耕菜農這兩個群體展開調查，闡釋了“無相支配”下代耕農的生存境遇與生存策略。代耕農群體從嵌入到脫嵌，這個過程本身反映了工業化進程中社會成員身份歸屬的不平等問題。對代耕農來說，他們雖是外來者，但在他們遷入之處即希望永久定居于此，他們的子女在代耕的背景下出生、成長，對他們來說，代耕之地就是他們的故鄉。
然而，對代耕農來說，他們對土地的權利以及他們的成員身份一直處于一種閾限狀態，他們無法完全獲得代耕土地的所有權，因此，他們也很難取得村落社區的成員資格。實際上，費先生早在20世紀30年代就曾注意到農村的代耕問題，他在祿村調查時就曾注意到祿村存在“沒有田的新戶”，這些“外來新戶得不到土地所有權，在所住的社區中只能當傭工和佃戶”。在費先生看來，在以農業為基礎的鄉村中，得到農田是進入社區的重要資格。可以說，費先生的《云南三村》是探討農村代耕問題的一個起點。
在傳統農村社會，一直存在著“本村人—外地人”的差序。對內實行利益均分，對外則采取排斥和區隔，這種“內—外”有別的思維邏輯決定了作為外來的代耕農很難融入傳統的農村社區。我們不能對“內—外”有別的思維邏輯進行簡單的批判，對區域社會中成員身份的問題需要關聯馬克斯·韋伯（Max Weber）提出的“對內道德—對外道德”來加以理解。
代耕農是一個處于工業社會中的流動群體，他有別于傳統的村落研究，因此對這一群體的田野研究也具有很強的流動色彩。實驗民族志的代表性人物馬爾庫塞（George E. Marcus）對世界體系中的民族志研究提出了一些新的方法，如追蹤人、追蹤物、追蹤故事、追蹤沖突等方法都是把握流動群體的有效手段。
在工業化和全球化的背景之下，人類學所研究的人群業已成為一個流動的人群，而田野本身也成為一個流動的田野。在黃志輝調查結束后的兩年多時間里，我又到他的田野點進行追蹤調查，發現他所研究的這兩個區域的代耕農在急劇減少，代耕農曾經耕作的土地被改造成魚塘或是大型的農業種植園，其附近的大片土地被房地產開發商征用建起樓房。在工業擠壓下，代耕農不得不讓出他們耕作的土地去尋找新的生存空間，其中的一些人遷入城市加入到工業生產體系，一些人則是遷往他處繼續尋找土地。看來，這些“離鄉不離土”的代耕農群體，不得不又“離鄉又離土”，他們以后的命運又將如何，這是值得我們關注的問題。
作者為中央民族大學民族學與社會學學院院長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財經》雜志第46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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