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村公共文化建設的核心內容是培育農民的公共理性或公共精神，只有這樣才能最終建成文明、富足、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新農村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農村文化發展總體上呈現兩大特點：一是農村文化發展滯后于農村社會經濟發展；二是農村公共文化滯后于農村私性文化的發展。對于農村文化發展落后于農村社會經濟發展，人們并無異議，但是對于農村公共文化落后于農村私性文化發展卻沒有引起足夠的重視。
鄉村倫理道德衰敗
改革開放以后，農民取得了土地的自主經營權，原本依靠強制性集體生產和意識形態教育維持的農村集體主義逐漸消解；尤其是解除城鄉之間的人口流動的樊籬以后，農民開始離開土地大規模進城務工，城市成為他們工作的主要場所。農民逐漸從原有的家庭、親緣、社區的權力下解放了出來。恰如閻云翔所言，“集體化終結、國家從社會生活多個方面撤出之后，社會主義的道德觀也隨之崩潰，既沒有傳統又沒有社會主義道德觀，非集體化之后的農村出現了道德與意識形態的真空。與此同時，農民又被卷入了商品經濟與市場中，他們便在這種情況下迅速地接受了以全球消費主義為特征的晚期資本主義道德觀。這種道德觀強調個人的權利，將個人欲望合理化”。農村社會不僅公德敗壞，農民的私德也出現了危機。近些年，農民的離婚率急劇上升，打破了農民婚姻家庭一貫的穩定形態，農民的性觀念、婚姻觀念、家庭觀念和養老觀念也隨之發生著深刻的變化。原來農民對婚前性行為說三道四，如今外出打工農民婚外同居、農村女孩進城“做小姐”、城市妓女“下鄉”、農民婚喪的脫衣舞表演已屢見不鮮，農民對此也見怪不怪了。
農村公共事業無人關心
“無公德的個人”只想獲取不想給予，農民難以在公共事業上形成有效合作。在農村稅費改革之前，農民還因為稅費的關系參與村莊的選舉，如今農民連村莊選舉這樣的公共事務也不愿意去參與了。當人們在行動時，總是要問自己“我能從中得到什么好處？”于是，人際關系也因此變成待價而沽的交易關系。正是因為過分注重這種交易關系，以至于把社會關系也量化為金錢的形式。農村社區鄰里之間曾盛行的互惠性換工、幫工、互助已逐漸消失，金錢成為維續人們之間關系的主要“砝碼”，也是衡量一個人社會地位和社會意義的主要“準繩”。
農民在日漸功利化的同時，也日益原子化、疏離化，使得傳統社區公共生活走向瓦解；由于各種理性計算因子開始滲透到農民的生活邏輯中來，其行為充滿著越來越多的變數而無法進行有效預期。“農民善分不善合”不再是一個爭論不休的價值判斷問題，而是當下農村社會的現實寫照。
“輿論壓死人”在傳統的熟人社會發揮著規制人們行為的作用。一旦人們感受到了“人言”的“可畏”，輿論懲罰的威攝力就生效了，個體在公共領域做事情也就有了“分寸”。然而，在一個日益開放、認同日漸減弱的鄉村社會里，村莊公共輿論對于人們行為的影響越發顯得乏力無效。農村輿論形式上似乎在趨向尊重他人的個人權利和隱私而顯得更加包容，實質則是公共道德力量的式微或消解。誠如賀雪峰所言，沒有了公共輿論，也沒有了對村莊公共輿論的顧忌，村莊的公共性和倫理性不但日益衰竭，村莊本身也越來越缺乏自主價值生產能力。人們開始肆無忌憚地做任何事情，年輕人開始頻繁地拋棄父母、虐待老人，村干部可以毫無顧忌地貪污，甚至與鄉村混混勢力聯合在一起。農村社區叢林原則肆虐橫行，成為當下農村治理無可回避的問題。
雖然最近幾年國家逐年加大了對農村公共事業的投資，但即便是這樣，農民考慮是否參與這些公共事業建設也是看它能否從中獲取即時性利益--政府是否給予金錢報酬以及所給的報酬是否高于外出打工的收入，而不是因為這項公共事業給他們帶來長遠的利益。農民村莊生活中的公共精神瓦解，是農村治理必須破除的又一個關鍵性難題。
很顯然，農村公共文化的消解完全悖離了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的目的和方向。因此，在新農村建設中，重建農村公共文化顯得格外重要和緊迫。
至于如何重建農村公共文化，可以有很多不同的途徑和方法。但是有一點值得注意，農村公共文化建設不是簡單地從鄉村社會之外輸入所謂的先進文化或者城市文化。
過去進行農村文化建設的一個模式，就是把社會主義或集體主義價值觀灌輸給農民，雖然這在一定程度上建構了農民對社會主義國家和集體的認同，但也瓦解了農村傳統婚姻家庭觀、家族認同和道德倫理生活；這種靠外在國家力量植入的意識形態，隨著農村傳統集體性生產的消逝和國家基層治理方式的轉變，很快趨于衰落。
當前每個農村社區的道德準則都是受到他們的生活條件決定的。倘若我們把另一種道德反復灌輸給他們，不管這種道德高尚到什么地步或先進到何種地步，這個社區都會土崩瓦解，所有個人也會痛苦地感受到這種混亂的狀況！也就是說，農村公共文化建設簡單地靠輸入先進文化是行不通的，甚至是事與愿違。
農村文化是一套處境化的生產和生活經驗體系，它由該社會的生產和生活條件所決定，無論如何“先進的”文化從外面輸入到這樣的社會也是脫離實際的。農村公共文化建設必須跟農民的日常生產、生活相聯結、相融合，這樣一種文化建設方式我們稱之為生活化的文化建設模式。農村公共文化建設的核心內容是培育農民的公共理性或公共精神，只有這樣才能最終建成文明、富足、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新農村。
作者系華中師范大學中國農村問題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導師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人民網-《人民論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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