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于中國特殊性和普遍性的歷史辯證
摘要:上世紀三十年代，梁漱溟與毛澤東有過一場關于中國特殊性與普遍性的辯論。今天需要重新回顧這場辯論背后的歷史邏輯，即現代化過程中國家政權與鄉村建設之間的復雜關系是如何在近代歷史中展開的。其中梁漱溟對中國共產黨建國前后在階級、國家、執政黨、人民與人心問題上的看法與轉變，折射出中國之路所具有的特殊性與普遍性的辯證關系。今天的中國需要呼喚新的政治覺醒、文化覺醒以及新的理論創造，并以之為中國未來的道路開辟方向。
關鍵詞:國家政權 鄉村建設中國道路 人民主權 特殊性與普遍性
梁漱溟與毛澤東關于中國特殊性與普遍性的爭論
1938年，梁漱溟來到延安，與毛澤東有一次著名的歷史性會談。他們在很多問題上都談得很好，不同意見主要在兩個方面：第一，梁漱溟說鄉村建設最大的問題是，號稱鄉村運動而農民不動，農民動不起來。毛澤東脫口打斷了他的話：“你錯了!農民是要動的;他哪里要靜?”第二，在聽了梁漱溟介紹自己的鄉村建設理論后，毛澤東總結說：“中國社會亦還有其一般性，中國問題亦還有其一般性;你太重視其特殊性而忽略其一般性了。”梁漱溟毫不妥協地回答道：“中國之所以為中國，在其特殊之處;你太重視其一般性，而忽視其特殊性，豈可行呢?我與毛先生兩人之間的爭論，到此為止。”①
毛澤東強調中國社會的“一般性”，是因為馬克思主義理論本身的歷史普遍性的追求，毛澤東思想分享了這個前提，中國革命是世界革命的重要組成部分。在這個意義上，馬克思主義本身屬于現代性話語。但梁漱溟卻看到了現代性的普遍主義內在的壓迫性，他強調中國問題的特殊，是試圖從普遍主義的歷史話語(特別是民族國家話語)中解救中國的社會。但是他碰到的問題卻是致命的，那就是農民并不跟他走。那么，為什么農民會跟著共產黨走呢?
革命、政權與鄉村運動
梁漱溟深刻地看到對階級的需求是如何內在于現代性之中、內在于民族國家的歷史敘述之中的，而階級是需要在血泊中鍛造和成就的。但是，他極力想避免的正是這種革命的“暴力”，在這個意義上，他認為共產黨也是破壞鄉村的力量，因為政黨正是近代西方文明的產物，階級斗爭分化了農村的整體性。他試圖利用傳統社會的組織資源加以改造，用村校、鄉校來代替現代民族國家的組織架構，但是“我苦心要引進團體生活，卻不成功;因為我不想走這條路。及至見到共產黨成功了，胸中只有說不出的感慨。”②
從毛澤東1927年《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中可以看到，共產黨農民運動的方式是：打倒土豪劣紳，一切權力歸農會。在這位中國的馬克思主義者的歷史敘述中，此“乃是廣大的農民群眾起來完成他們的歷史使命，乃是鄉村的民主勢力起來打翻鄉村的封建勢力。宗法封建性的土豪劣紳，不法地主階級，是幾千年專制制度的基礎，帝國主義、軍閥、貪官污吏的墻腳。打翻這個封建勢力，乃是國民革命的真正基礎。”“一切革命同志須知：國民革命需要一個大的農村變動。辛亥革命沒有這個變動，所以失敗了。現在有了這個變動，乃是革命完成的重要因素。一切革命同志都要擁護這個變動，否則他就站到了反革命立場上去了。”③在強調農村和農民對于中國變革的重要性上，毛澤東與梁漱溟并無分歧，而且恰恰是因為1927年梁漱溟在廣東農村看到了共產黨組織的農會和地主控制的民團之間的沖突，使他增強了對農民運動潛力的信心，“‘農民運動是中國目前必須有的，誰忽略了農民運動，他就不能理解目前的形勢。’只有當他的旨在復興中國倫理社會并醫治其政治經濟之落后的‘革命的’的農民運動獲得成功之后，其他的農民運動才是無用的。”④
分歧在于，梁漱溟不認為土豪劣紳是中國封建社會的產物，“普通對于土豪劣紳，都喜歡說是封建勢力，其實土豪劣紳并不是傳統的東西，在中國的舊社會，沒有很多題目，沒有很多機會，讓人成為土豪劣紳，所以那個時候土豪劣紳并不多。只是近年社會上種種形勢恰好構成了土豪劣紳。”特別是從晚清到國民政府推動的地方自治、地方自衛，“所怕的是根本說不上自治而強要舉辦自治，那就沒有土豪劣紳，亦要造出土豪劣紳來。”⑤因為所謂自治就是劃一個區域，然后安上一個官府機關，他們可以對農民發號施令，強制加捐要錢，此機關還擁有武力。在梁漱溟看來，這簡直是替土豪劣紳造機會，讓他們取得法律上的地位，老百姓更加無法說話。而且還給他們開出很多可假借的名色題目來，又資以實力。
杜贊奇在《文化、權力與國家》中全面論證或者說重復了梁漱溟的觀點：“20世紀時中國‘國家政權建設’與先前歐洲的情況不同。在中國，這一過程是在民族主義(nationalism)以及現代化的招牌下進行的。芮瑪麗(Mary Wright)第一個發現20世紀初膨脹的反帝民族情緒是如何促使滿清政權(1644~1911)為挽救民族滅亡而走上強化國家權力并使政權現代化道路的。具有諷刺意味的是，這種要求‘現代化’的壓力亦來自帝國主義方面。清末新政包括：建立新式學校、實行財政革新、創建警察和新軍、劃分行政區域以及建立各級‘自治’組織。促使改革的動力有多方面，其一是義和團起義以后，帝國主義列強期望中國有一個強有力的國家政權;其二是列強向財政崩潰的清政府勒索巨額賠款使它不得不加強權力以向全國榨取錢財。所有這些因素都匯集起來，要求建立一個‘現代化’的國家政權。”⑥
被認為是第一個發現者的芮瑪麗所編輯的文集《中國革命的第一階段，1900~1913》出版的時間是在1968年。而梁漱溟早在30年代就表達了上述觀點。如果我們繼續借用杜贊奇的“保護型經紀”和“贏利型經紀”的概念來看梁漱溟的鄉村建設理論，那么梁所反對的土豪劣紳其實就是國家和鄉村之間的贏利型經紀人，它是中國的現代性的產物。而他所致力的村學、鄉學，其實就是在新的歷史條件下試圖改造和激活傳統的保護型經紀。
在杜贊奇的研究中，國家權力向鄉村的延伸和對社會控制的加強是在自覺的現代化過程中實現的，它導致國家政權的擴張和內卷化，地方財政陷入惡性循環，似乎只是在養活不斷龐大的官僚和國家經紀集團。進入二十世紀之后，村領袖們的主要職能是征收攤款。二、三十年代，由于國家和軍閥對鄉村的勒索加劇，保護型村莊領袖紛紛引退，村政權落入贏利型經紀人手中，這正是鄉村運動興起的時間、背景和原因。一方面，可以說是苛捐雜稅，而不是鄉村內部的階級斗爭成為農民暴動的直接原因，但它背后正是城鄉分裂所導致的不在地主與農民之間的階級分化。杜贊奇引用共產黨在山東的干部的話說：“減租減息并不是革命的首要任務，因為它既不能動員大部分農民，也不能極大地削弱鄉村中封建勢力，……實際上，一些干部發現減輕租稅負擔是農民大眾的第一要求。”⑦所謂苛捐雜稅，正是現代民族國家各種社會政治權力的運作成本。所以在梁漱溟看來，每一個政府都脫不了破壞鄉村的干系，政權本身正是問題，而不是解決問題的動力。但是，從另一方面，中國革命之不同于傳統社會中的農民起義，正在于階級斗爭所提供的政治資源，它史無前例地把一個社會最貧困的農民階層作為“人民”提升到一個政權最重要的合法性的位置上，這是現代啟蒙主義的果實，也是中國“革命”的意義所在，政府的政治合法性也必須建筑于此。
問題在于，當贏利型經紀人紛紛鉆入村政權，以竊取國家轉讓給村莊的部分權力時，會極大地損害政權的合法地位，所以在被釋放出來的“非法”(delegitimation)力量沖倒之前，過渡政權必須建立起新的合法性，在杜贊奇看來，這是一場關系著政權命運的競賽。因此，打倒土豪劣紳作為反封建的新民主主義革命的歷史任務，也是國共兩黨共同的政治訴求。不過，在梁漱溟看來，這卻是對西方現代性壓迫的抗擊。梁漱溟憑借什么來抵擋這一過程，并取代國共兩黨的解決方案?在他看來，唯獨鄉村運動，異于過去一切維新運動、革命運動、救國運動而獨能統一中國，這是從中國的特殊性出發的解決之道。
其實，正是共產黨的減租減息和土改，打土豪分田地，才有效地打擊了贏利型經紀人對鄉村的破壞，從而贏得了農民的廣泛支持。土改問題，也是近來“翻案史學”的重點所在，土改被描述成共產黨逼農民交納“投名狀”⑧。但是，四十年代末，共產黨其實是為了順應農民的強烈需求，不重犯大革命時代的錯誤，才決定全面推進土改政策，在這個意義上，土改是被農民推著走的。共產黨在這一過程中，必須不斷地在“統一戰線”和農民利益之間調整和平衡。對于共產黨的政治理念來說，農民的利益作為革命的最大訴求，依然最重要，這才是土改的真正動力。⑨這正是其區別與國民黨的地方，國民黨實質上無法完成孫中山“耕者有其田”的政治理想。毛澤東在《新民主主義論》中明確指出了這一點，即土地革命的實現，是共產黨單獨進行的，“中國的民族資產階級，即使在革命時，也不愿意同帝國主義完全分裂，并且他們同農村中的地租剝削有密切聯系，因此，他們就不愿和不能徹底推翻帝國主義，更加不愿和更加不能徹底推翻封建主義。”⑩“中國的革命實質上是農民革命，現在的抗日，實質上是農民的抗日。新民主主義的政治，實質上就是授權給農民。新民主主義，真三民主義，實質上就是農民革命主義。大眾文化，實質上就是提高農民文化。抗日戰爭，實質上就是農民戰爭。”11
因此，對于俄國和中國這樣的鄉村“社會”革命來說，對土地的訴求本身是內在于革命之中的，俄國革命的口號是：“和平、土地、面包”，而中國革命的先驅者孫中山也是把“平均地權”放在革命的首要位置上的。正是因為這兩個傳統鄉村國家在現代化的轉化過程中，由于自上而下地推行資本主義及其失敗，導致城鄉分裂、階級分化，社會不堪忍受，農民大量破產，并因此引爆革命，在此過程中，土地問題首當其沖。這兩個傳統國家都是農業國家，資本主義對社會的破壞首先是對農村和農業的破壞。在這個意義上，梁漱溟強調的中國鄉村無階級性，與他對于中國鄉村破產的分析、對土豪劣紳和地方“自治”的現代性批判之間則有著深刻的分裂和矛盾。
這些政治層面上的解決之道，正是二十世紀中國“革命”的歷史使命。而這也正是梁漱溟的鄉村建設實踐所無法完成的。他在《我們的兩大難處》中論述了這兩個方面的問題，“頭一點是高談社會改造而依附政權;第二點是號稱鄉村運動而鄉村不動”12。第一個問題，梁漱溟認為如果鄉村建設依靠政府來完成，鄉村工作成為地方下級行政，這就成了對現代化過程中國家政權內卷化的合謀，而這正是與鄉村建設的社會改造之宗旨背道而馳的。政府本身就是問題，而非解決問題的動力。共產黨在農村的實踐本身并不能證明它成功，因為它的政權尚未統一，而任何政權都無法避免對鄉村的延伸和勒索，都脫不了破壞鄉村，因為政權本身需要成本，而且是高額的成本。而我們也不得不落到依附政權，“說句最老實的話，就是因為鄉村運動自己沒有財源”13。第二個問題，我們自以為我們的工作對鄉村有好處，然而鄉村并不歡迎，至少是彼此兩回事，沒有打成一片。這是因為，“我們是走上了一個站在政府一邊來改造農民，而不是站在農民一邊來改造政府的道路。”“農民為苛捐雜稅所苦，而我們不能馬上替他減輕負擔;農民沒有土地，我們不能分給他土地。他所要求的有好多事，需要從政治上解決，而在我們開頭下鄉工作時，還沒有解決政治問題的力量。那么，當然抓不住他的痛癢，就抓不住他的心。”14
這就是梁漱溟歷史與現實的困境，但是這并不說明他對中國社會的判斷是完全失誤的。現代化過程中的國家政權與鄉村的關系，正是今天“三農”問題的核心。因此，梁漱溟的鄉村建設的理論與實踐對于我們重新理解二十世紀中國的階級、政黨與國家的關系，依然是一個獨特而珍貴的視野。
政黨、《建國之路》與中國的“理性”
正因為梁漱溟一貫否認中國具有社會革命的可能性，強調社會建構在文化上的統一，否認階級，并以此判斷共產黨不可能在中國成功。因此，新中國的成立，對梁漱溟思想上的撞擊是非常強烈的，也是其思想轉變的開始。這集中體現在1950年開始寫作的《中國建國之路》15上，他總結了中共的三大貢獻：建立國權、引進了團體生活以及“透出了人心”。其中，他改變了自己關于中國階級問題的一些觀點，值得關注。
他首先高度評價了共產黨統一全國、樹立國權的“偉大貢獻”，認為這是歷史性的，他深知這一切來之不易。他以前的評判是共產黨不可能成功，現在，他檢討了自己的失敗。他說他一向認為作為武力主體的條件，必須是階級，且必須是恰當其時的階級。階級既沒有，就要結合一個團體，以統治中國的武力主體自認。既然當時的中國并沒有現成合用的階級可為武力主體，就需要是制造一代替品——團體，一個“準階級”，以此作為建黨的基礎，再以黨建軍建國。而國民黨的失敗就在于：一，黨的基礎不明確，竟想無所不包。黨如果是超階級的全民黨，就會松散而不成為黨了，黨既不成，乃只見個人不見黨，武力也隨之不在黨而在個人。二，政權到手，國家的建設方針卻不明，三民主義還是資本主義?政治上缺乏方向，武力就失去了合法性，武力無法表現為主體狀態，而是分散的。但是，就在國民黨失敗的地方，共產黨成功了。
這是因為，共產黨恰好相反。黨的階級基礎標明無產階級，而不嫌其范圍狹窄，雖然事實上共產黨員是農民和知識分子居多。其立場分明，壁壘頗嚴，黨既成功，武力便掌握在黨的手中，而不至于操于個人手中。黨努力方向明確，這就是新民主主義經濟路線，武力得其正用。16
在他看來，共產黨作為一個團體組織，在中國可稱空前未有之成功。它反抗舊社會，堅強不屈，猶如西方的基督教，是從血斗中成長的，所以它作為一個團體得以成功。17也因此，它統一了全國，樹立了國權，并且把一種新的團體生活引入了中國，改變了中國人散漫的習慣，養成了公共觀念、紀律習慣、法制精神和組織能力，從而徹底改變了中國人。
團體組織和科學技術，是改造中國舊文化所切需的，農民的合作社正體現了以組織的形式來承接新技術的可能性。所以，在中國求民主與求組織是不可分割的一體兩面，這與西方的個人主義不同，民享、民有、民治必須建立在組織的基礎上，必須在求組織中求民主，才能夠完成社會主義，“引進團體生活為政治改造之大本者，亦為經濟改造之大本者，亦同為文化改造之大本者;一貫到底，一了百當。”18梁漱溟重點談了工人、農民與國家建立的嶄新關系，他考察了東北工廠里工人生活上的福利、待遇是如何由國家法律、單位和工會組織來完成，以及多種多樣的民主組織形式與工人積極性的關系;東北和山東的土改和各種生產互助的合作組織運動，也給梁漱溟留下深刻的印象，這都是團體與理想的結合。
梁漱溟關于中國的民主問題必須建立在團體組織上的思想，對于我們理解今天中國的民主問題，依然是深刻的。在這個意義上，零散化的失去鄉村社會的農民和農民工，與失去工廠的工人一樣，意味著失去了政治上的主體地位，喪失了獲得民主的可能性。中國工人、農民的經濟民主與政治民主的問題，都是需要重新在“組織”的框架下思考的，這一點對于理解今天中國的民主問題依然至為關鍵。
新中國建立后所有這些成績，在梁漱溟看來，都是“透出人心”，是人心的勝利，人心問題成為建國中的大問題。“工人為社會主體，不論在國家、在廠礦，其地位與過去完全不同。在當真受到尊重，而他自己亦覺悟過來時，這實是針對著人心最有效的一大刺激，人心自然立刻透出來。他在團體生活中自覺主動性之提高，全要從這里啟發。”19
在這個意義上，共產黨是“無意”中解決了近代以來中國的大問題，而這些問題正是他一直孜孜以謀求解決的，“我反對他們背離溫文深厚的固有精神而定向粗野去;但我了解他們是本乎其向上心，而且承認對舊文化亦有加以廓清之必要。”20
1951年，梁漱溟在《參加西南土改時的一篇發言草稿》中，記述說，“我領會共產黨著眼不在分田土，而在農民樹起脊梁，昂起頭來當家作主，意義甚深。”在另一篇土改發言草稿中，他寫道：“人與人關系的空前變更，每人自己精神上心理上空前的變更。抬起頭，站起身來，并且會自己組織起來辦事情”。1981年，八十九歲的梁漱溟給此草稿加了批注，仍然是：“對于土改運動的了解是我在解放后識見上一大進步”。21寫于1959至1961年間的未刊長稿《人類創造力的大發揮大表現——試說明建國十年一切建設突飛猛進的由來》，是真誠地試圖用新的馬克思主義觀念去解釋他自己的鄉村建設實踐中一直沒有解決的問題，那就是毛澤東和共產黨如何爭取了人民，并成功地調動了群眾的主動性和積極性。他特別關注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的思想和方法，對“兩參、一改、三結合”(干部參加生產勞動，工人參加企業管理;改革企業中不合理的規章制度;在技術改革中實行企業領導干部，技術人員，工人三結合的原則)的“鞍鋼憲法”做了詳盡的闡述和肯定。
正是梁漱溟思想上的這個轉換導致了其后文化研究的轉向。之前的《東西方文化及其哲學》、《鄉村建設理論》以及《中國文化要義》都著重于強調中國文化與社會所具有的特殊性，以及文化與社會的統一，其問題意識是為暴露在強權的帝國主義叢林里的中國社會尋求國家統一的基礎。之后，梁漱溟更多轉向強調中國文化的理性精神、人類文明中“心”、“理性”與倫理道德的關系所具有的普遍性意義。梁漱溟對中國人之“理性”的強調在于講理，不同于西方的“理性”概念，而是一種在互相承認基礎上的對話關系。對于梁漱溟來說，新中國的建立和發展是一個必須理解的事實，理解的途徑就是重新解釋和發展“理性”與“人心”。他試圖通過重新界定中國人的“理性”來解決人的主體性問題。
1967年，正是在中國進入文化大革命的時候，他著手寫作《中國——理性之國》一書。在這部書中上半部分，主要解釋為什么“自覺性”使得中國革命獲得了成功，其中辟出上下兩章來討論“中國革命的客觀形勢與主觀努力”，辟出上中下三章來回答：“絕大難題的解決過程”，即知識分子等非無產階級的無產階級化;新型人民軍隊的民主化，引用毛澤東在《井岡山的斗爭》中關于官兵關系的例子，來說明軍隊的民主化是破除“封建雇傭軍隊”的武器，其關鍵是“人民軍隊之建立，建立在人心之由塞轉通，建立在人的自覺性之提高”22;以及新中國的建設是人類創造力的大發揮和表現。
在這本書里，他試圖回答的依然是新中國成立帶給他震撼，那就是為什么中國革命和建設可以成功?他沿襲中國特殊性的思路，但最后的歸結卻是中國所具有的普遍性意義：“列寧晚年有《論我國革命》一文，在說俄國革命具有其特點后，又預言‘我們的歐洲庸人們做夢亦沒想到在東方那些人口無比眾多、社會情況無比復雜的國家里，今后的革命無疑會比俄國革命帶更多的特色’。這不正是說中國嗎?”
“事情似有奇怪：世界上資本主義工業各先進國迄今總不見出現社會主義革命，而率先出現社會主義革命，邁進于社會主義建設的倒反是在經濟上文化上一向落后的俄國和中國。”23
在他看來，中國革命的特殊性首先就在于毛澤東創造性地運用“無產階級革命”的原理，以農村包圍城市的方式取得勝利，而非俄國那樣在大城市舉行起義。這其實與梁漱溟鄉土中國的理論建立了強有力的對話關系，正因為中國在它的鄉村里，所以中國革命對鄉村的掌握正是對中國主體社會的掌握。在這個意義上，中國革命不同于歐洲和俄國革命，是因為中國作為國家，不同于起源于城邦國家的西方民族國家。中國革命的特殊性還體現在“以人的無產階級化來補充和代替現實所不足的工業上無產階級”，是全力注重人的思想的革命化。
梁漱溟對毛澤東的群眾路線特別有感觸，他認為毛主席一生中最大的本領就是永不脫離實際、永不脫離群眾，因此與中國社會密切相關。中國社會的特殊性也體現在毛澤東身上，他出身農民，了解農村，從知識和情感上具備團結農民與他們打成一片的條件，但同時又通古達今，學問淵博，為冠絕一世的高級知識分子，這是只有中國才會有的現象。耕讀傳家，半耕半讀，“朝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這是任何外國中古封建社會所不可能的。俄國革命前二十世紀初的俄國農民不可能有，印度社會等級森嚴不容此事。歐洲一般封建社會教育由教會壟斷，之后的高等教育也是貴族化的。
他在注釋里補充道：“1951年8月7日承毛主席召在頤年堂談話，因我自陳以先父思想維新，從未讀過‘四書五經’，主席說他倒讀過的。他八歲后開始讀書，十歲后便愛看書，自己家中書少，而外祖父文家卻有藏書，他總去借去來飽讀之。類如《史記》《漢書》皆閱讀于此十多歲時。此固有過人之處，亦唯中國社會組織關系士農接近相通乃得之，豈任何其他封建社會所得而有乎?”24
正是在這本書的下半部分，他開始把中國革命與中國傳統聯系在一起，試圖融合這兩個“道”統。他認為中國革命靠的是知識分子和農民的結合，其實是傳統的士農關系的一種新發展。所以，中國革命的特殊性“皆非事出偶然而實有著中國歷史文化社會結構的特殊背景條件在。”25這是因為中國人的理性早啟，三千年的社會生活遂以敦篤倫理情誼的周孔教化代替了宗教，所以民族社會得以拓大而融通若一，“其精神頗與個人本位自我中心之資本主義社會相刺謬，而與無產階級革命精神卻可接近相通。”這就是為什么，他再次把論證的重點放在了中國人的“理性”和“心”上。
在此基礎上，他討論“漢族所以拓大無比之理”，特別討論了中國民族問題的特殊性。他認為中國和蘇聯的民族問題性質不同，漢族比起其他兄弟民族的總和要多出近十六倍，而俄羅斯民族與其他民族的綜合比是百分之四十二。中國的兄弟民族單位小，分散而非集中一地區，與漢族雜處，彼此間等多插花為鄰，這都是歷史發展的結果。雖然藏、蒙聚集占有一方，但仍有不少成小聚落于他方者，這是因為各民族之間并無彼此對立對抗的情勢，“正為各兄弟族處于廣漠散漫的漢族人之間，遂不知不覺自趨于渙散游離耳”。中國本來就是融國家于社會中，所以融合而非區隔是中國的特點。“我不敢說漢族人全沒有如歐洲人說的‘沙文主義’，甚至我不否認過去漢族亦有壓迫弱小異族之事例。但若列寧所指斥帝俄那樣摧殘壓迫其異族者則沒有。正如沙皇俄國——如列寧說的話——是其‘各族人民的監獄’那種情勢，是列寧從乎馬克思主義，站在無產階級立場，所以倡言‘民族自決’亦即‘國家分離權’和在革命后必行各蘇維埃共和國聯盟制度的由來。然而在中國呢?既有如上所說的那些情勢，殊乏建立聯邦聯盟的基礎條件，更不容輕率從事以致授隙于彼久在伺機侵略我邊疆的各帝國主義者。至于民族政策的一切實施，雖不茍同蘇聯，其精神意趣固與列寧之所為曾無二致。”26
他認為甘肅的回漢雜處，歷來皆有相處之慘劇發生，這是因為回族從其宗教組織，而漢族依靠官府為靠山。盡管如此，當地回族仍然分散為大小聚落在遠近，以致在寧夏回族自治區以外，還分立著一些回族自治州、縣，可知促使回族團結一方以與漢族相對立對抗之勢，固未之有也。全國各省幾乎都有回民居住，其分散之廣遠，非任何其他國度所有。回漢相安之情況，愈是內地愈可見。廣西壯族自治區有壯族人口六百多萬，漢族人口卻有一千一百多萬。1957年，廣西壯族自治區成立，漢族人士初于黨的政策頗想不通，國家曾動員在京的漢族廣西人回鄉做說服工作，祖籍廣西的梁漱溟自己也參與其中。“此政策之英明正確固出于領導方面，然非得廣大群眾之擁護服從，又豈能推行順利?從領導黨以致于廣大群眾一是表見出了漢族文化的深厚精神，不其然乎?”27
從文明、文化社會的角度來論證中國獨特性，最終的歸結正是“理性”早啟代替了宗教，這樣的倫理本位的社會特色，亦是通往未來的共產主義和世界大同之路。在這個意義上，中國文化復興本身并不是目的，為人類謀出路才是最后的目的，此為中國特殊性所具有的普遍意義。由此可見，這個時期的梁漱溟其實是致力于從理論上打通二十世紀革命與傳統中國之間的關節與路徑，為新中國的發展著眼。
至晚年，在與艾凱談話的時候，梁漱溟認為自己最后一部著作《人心與人生》，是最重要的和總結性的。艾凱問他，你本人認為作為紀念留給歷史的是什么?他說：如果一定要留下什么作紀念的話，那么只有這本書。28在這本其實并不是當時和現在的學術界所特別看重的著作中，梁漱溟談人心、理智、身心關系、禮俗制度、宗教，最后的歸結點是道德和倫理，通篇是用“心”的歷史來解釋人類史。雖然，艾凱對此書的印象不過是早期《東西方文化及其哲學》、《中國文化要義》的發展和最后表述。但事實上，最大的不同是，在這最后的著作中，梁漱溟談的不再是中國的特殊性，而是人類的共通性，是從中國的特殊性出發而通達為人類普遍的“心”性。在梁漱溟看來，這是對人類文明所做的一種展望，是為“天下太平”所做的最后一項理論鋪墊的工作。
1988年，96歲的梁漱溟進入生命中的最后一年，他用錄像的方式為香港中文大學召開的“中國文化與現代化”第三次學術會議做了最后的講話，他再次強調了人類倫理的重要性，而倫理就是“互以對方為重”：“隨著注重倫理而來的是講‘天下太平’。‘天下’，無所不包，不分國內國外;講‘太平’，而不講‘富強’。講‘富強’，春秋戰國時有之，但此后均講‘天下太平’。‘天下’無疆界可言。講‘天下太平’最無毛病，最切實可行。這個精神最偉大，沒有國家，這是人類的理想;人類前途不外乎此。”29
在他看來，中國人最大的財富就是這種倫理精神，有此精神，中國人才有資格講“天下太平”，講人類前途。人類的前途就在于以倫理的力量超越民族國家的界限和區隔，超越自我和他者的區隔，走向大同。富強本身不是目的，富國強民，還是被民族國家的地域所局限。比“富強”更重要的是“太平”，人類只有超越民族國家的本位追求，以平等的倫理原則與他者相處，才有可能實現天下的永久太平。
從投身于謀求國家統一建國，到重新闡釋新中國的革命與傳統，再到展望“天下太平”，穿越了整個風云變幻的二十世紀，這位世紀老人為這個世界留下最后的意愿，是“天下太平”。1918年，其父梁濟決定在60歲自沉之前三天，曾就歐戰的新聞和他討論，并問他：這個世界會好嗎?他答曰：我相信世界是一天一天往好里去的。父親說：能好就好啊!這就是父子之間的最后談話。30梁濟為中國傳統文化舍身殉難，對梁漱溟是一個極大的刺激，也是激發。通過編撰父親的遺稿，闡明其意愿，并身體力行，梁漱溟完成了一種中國知識分子的精神傳承。這正是今天的中國知識分子應該擔當的傳承：以天下為己任。
梁漱溟致力于從中國自身的傳統和立場中出發。而作為共產黨的領袖，毛澤東同樣自信：中國要對人類做出較大的貢獻。他強調的正是中國的普遍性。建國初期，梁漱溟倡導建議文化研究院研究中國傳統文化，毛澤東對此很冷淡，因為他的著眼不在此。梁漱溟對解放后毛澤東的階級斗爭理論和路線也一直不理解并持批評的態度。但是，實際上，梁漱溟是試圖從另一個角度解決同樣的問題，那就是通過確立“理性”與“人心”的關系，為中國人及其作為社會主體性的存在尋找和確立基礎。
階級、人民主權與社會主義
在《建國之路》對中國革命中階級問題的總結中，梁漱溟強調民族國家與階級的關系，為了鍛造民族國家，首先的任務是需要鍛造一個階級，這就是中國共產黨與無產階級的關系。我們需要由此出發去進一步討論政黨政治中“公”與“私”的問題。在梁漱溟對革命黨的理論中，革命是以社會的公共性為前提的，南京國民黨時期“成群成黨的腐化墮落”，正是其黨制不成，落入“個人制”的表現，黨變成私黨，是其階級基礎不明確的表現，黨因此喪失了公共性。那么，對于共產黨的階級斗爭理論來說，這意味著什么呢?我們需要順著這個視野再往前走。
階級斗爭理論是經典馬克思主義的核心理論，在這里，無產階級是歷史唯物主義的理論支點。當馬克思在《〈黑格爾法哲學批判〉導言》里找到了無產階級作為歷史的動力，他才把自己從一個黑格爾主義者變成了馬克思主義者。從此，階級取代了黑格爾哲學中的理念，從而使馬克思主義成為能動的辯證唯物主義。“德國人的解放就是人的解放。這個解放的頭腦是哲學，它的心臟是無產階級。哲學不消滅無產階級，就不能成為現實;無產階級不把哲學變成現實，就不可能消滅自己。”31正是馬克思主義哲學造就了世界無產階級的主體地位，推動了整個二十世紀世界歷史的車輪。
對于第三世界中國的馬克思主義者毛澤東來說，由于資產階級和民族工業的歷史性缺席，工人階級為主體的無產階級其實是一個現實中的虛體。但是毛澤東之所以能夠用中國社會最底層的農民去添補了這個主體位置，一是因為農民自近代以來在現代化過程中的普遍破產，使其成為更大意義上的“無產”階級，而工人的實際經濟地位是相對高于農民的。二是鄉土中國作為傳統社會主體所具有的決定性意義。但是，僅僅是消極的農民本身并不能實現自身作為歷史主體的使命，要把占人口絕大多數的農民鍛造成新型的民族國家的主體，把自在的階級變成自為的階級，需要的是馬克思主義和農民運動的結合，也就是馬克思主義的知識分子與農民的結合，這正是黨的任務，也是現代啟蒙主義的任務。這種中國革命的實踐在世界歷史上是開天辟地的，在這個意義上，它是激進的，是以最激進的方式對民主的實踐，從民主最基本的意義，建構“人民”的主體性地位，以實現最大多數人民對政治的參與，這個意義上的社會革命與民主革命是必須合二為一的。毛澤東領導的共產黨以中國的方式——農村包圍城市，最終完成了鍛造一個民族國家主體的歷史使命，這就是工農聯盟，它的主體是由“無產階級”構成的人民主權，它成為第三世界以社會主義方式創建民族國家的前提。
西方的資產階級在它崛起的時候，是以普遍性的面目出現的。正如馬克思的描述，在它上升的時候，在領導全體人民反抗封建王權的那一剎間，它是社會普遍性的代表，這正是它作為一個階級能夠承擔民族國家主體的歷史依據，也是資產階級政黨體現出社會普遍性的時刻。但是對于第三世界的資產階級來說，卻無法以普遍性的歷史力量來確立自身，相反，它卻是以自身的利益訴求分裂了社會的利益公共性和價值普遍性，這正是很多新興的民族國家憲政危機的根源;是在印度、尼泊爾等南亞國家，毛派共產黨依然具有強大生命力的原因;也是梁漱溟從三十年代起對國民黨廣泛批評、對中國憲政歷史不斷反思的歷史依據。
但是，中國社會主義改造的歷史任務已經結束，階級與主體性的關系究竟應該如何理解?是“社會”作為主體還是“人民”作為主體?——這是共產黨與梁漱溟的分野。在毛澤東看來，人民，只有人民才是歷史發展的動力，社會的發展離開人民的推動就會倒退，在這個意義上，反“封建主義”是必然的，它與反帝國主義同樣重要。毛澤東思想的要義是把經典馬克思主義中的無產階級從“工人階級”轉化為農民階級，是以“無產階級”作為內在的邏輯轉換依據。因為馬克思賦予無產階級歷史的正當性和道義性，從而使得“無產階級專政”對于社會主義國家具有合法性地位，而階級斗爭則聯系著國家主體性的建構這一重大問題。對于中國的民族國家的歷史構建過程來說，共產黨之所以能夠用“無產階級”作為公共性的價值源泉，來鍛造以“人民主權”為主體的新興民族國家的公共性和普遍性，正是因為馬克思的經典表達：無產階級是以消滅自身為歷史訴求的，也正是在這個意義上，這個階級的訴求同時構成了整個社會的訴求，最激進的民主訴求。人民是新社會的主體，階級斗爭是保證人民主權的必由之路。以無產階級專政為人民主權的權力主體，才能消滅產生貧富分化的社會機制，這就是為什么計劃經濟時代的“無產階級”成為一個政治符號，而不再是經濟地位的現實表達。但是，為什么一個實際上消滅了階級差別的時代卻仍然要不斷強調以階級為國家主體?按照馬克思主義的經典敘述：“無產階級將取得國家政權，并且首先把生產資料變為國家財產。但是，這樣一來它就消滅了作為無產階級的自身，消滅了一切階級差別和階級對立，也消滅了作為國家的國家。”32
消滅了階級差別的社會也應該消滅國家。但是悖論在于，一方面，我們看到內部不斷的、由黨動員起來的群眾運動對國家機器的沖擊;另一方面，則是敵對的國際環境導致的對強大民族國家的外部需求。因此，我們需要從兩個方面看問題。
首先，對外方面，計劃經濟時代的階級斗爭理論應該從民族國家主體構建的層面予以重新理解，這就是為什么這個理論的核心是“反修防修”，不斷強調國際上美國之“帝國主義”和蘇聯之“修正主義”霸權性的壓力，并時時刻刻將之與亡黨亡國的危機意識聯系在一起。托洛斯基派作為共產主義內部的批判者，其“不斷革命”的理論背后，針對的正是一個敵對的國際環境下社會主義單獨出現必然導致內部專制的預見，但是因為它的前提構成了實踐中的取消主義，則在中國革命的歷史過程中不斷受到嚴厲的批判。
其次，對內方面，階級斗爭是作為政治性存在的黨和作為官僚行政體系的國家之間緊張關系的體現，黨需要不斷地強調與群眾的聯系來強化和鞏固其合法性地位，并以此方式抑制官僚體系在社會肌體中的擴張。這些外在和內在的壓力互相制約和悖離，并一波接一波地傳遞到中國的社會內部，強制性地形塑著中國社會關系，不斷引發黨內和社會內部的沖突。隨著國際、國內政治形勢的變幻，這種內與外的互相影響和制約就經常處于變動的狀態中，在這個意義上，計劃經濟時代之對外“閉關鎖國”與對內“階級斗爭”是方式而不是原因，因為只有這樣才有可能形成社會統一意志和黨的統一意志，對外抵御最強大的國際政治和經濟的壓力以維護國家統一，對內則一面需要抑制現代國家機器自身的腐敗和蔓延，一面卻要促進人民發揮主動性，“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國家，完成國家的現代化轉型。
在這個意義上，對“階級斗爭”作為社會動員方式的依賴，正是對作為主體的“人民”的依賴。國家與社會在政治層面和行政層面的不同體現，就是黨和人民、干部和群眾的關系問題。相對于“公民”的同質化，民族國家范圍內的平等無區別的人，以及建立在公民基礎上的消極自由;“人民”強調的是占人口絕大多數的工人和農民作為政治主體的能動性，以及建立其上的積極自由。國家屬于人民，意味著“人民”高于國家，只有堅持這個立場，才是“社會主義”，否則就是“國家主義”和權貴資本主義。社會主義本身是反國家主義的，雖然中國作為社會主義國家的鍛造來自于民族國家的世界性動力，但是中國革命既是民族革命，更是社會革命，而社會革命正是民族革命得以成功的條件。計劃經濟時代以階級斗爭形式所表現出的反官僚主義運動，正是這一社會革命的延續。
今天，執政黨的理論正在轉型。這一方面體現出國際關系層面上國家主權合法性壓力相對減弱，或者說，一個世紀以來對外的民族革命的歷史性任務已經基本完成，這曾被梁漱溟稱之為近代以來中國最大的政治任務;另一方面，則表現為社會內部的政權合法性的壓力持續上升。因此，黨的工作重心從政治層面轉變為社會/經濟層面，黨和國家的距離開始消彌，使得經濟成為最大的政治議題，其政治合法性來源日益依賴于經濟的發展。階級話語從官方話語中消失，作為主體的“人民”崩解，黨群關系斷裂。經濟話語的強制性，替代了階級話語的強制性，并上升為新的政治正確性。對地方官員的考察和提拔，建立在地方GDP的發展指標上。發展主義盛行，使得“大躍進”中泛濫成災的經濟數據浮夸風再度盛行，環境污染和資源急劇消耗，“經濟”成為吞噬社會的怪獸，鄉村社會解體驟然加劇，城鄉分裂日漸嚴重。也正是在這個意義上，一方面，三十年代梁漱溟對中國政黨問題的批評，再度在中國的新的歷史語境下獲得意義。官本位和腐敗，利益群體對國家的操控，使得去政治化的政治成為今天的歷史困境。按照汪暉的描述，它表現為工農主體性的取消，國家及其主權形式的轉變和政黨政治的衰落。33正是在這樣的歷史變革下，三十年代以來梁漱溟對中國社會鄉村本位的思考，對城鄉經濟、社會與國家問題的理論討論和實踐，對1927年之后國民黨政黨政治失敗的批判，再次成為今天的警世鐘。
意大利學者喬萬尼?阿里吉在區分歐洲和東亞市場發展道路的時候，認為歐洲的道路“并不是由于它擁有數量更多的資本家，而是由于資本家擁有更大的能量以犧牲國家利益為代價獲取自己的階級利益。馬克思將斯密的‘非自然的’道路定義為資本主義道路，在這里，這種更大的能量把政府變成了管理資產階級事務的委員會”，34在這個意義上，國家與階級的關系問題并不是消解了，而是相反。我們需要在這樣的結構中重新思考社會主義與人民主權的關系，剝離對“人民”的階級性界定，“社會主義”在何種意義上還是可能的呢?
今天，政府公權力在與資本結盟的過程中不斷蔓延，它導致的社會沖突反過來成為國家權力強化的理由。在“人民”主權消泯的情況下，國家與社會的矛盾再度浮現。其中，城市與鄉村的二元關系，卻成了今天理論界國家與社會二元對立的現實來源和理論表達，這正是理論的短視。在這個意義上，中國需要呼喚新的政治覺醒和文化覺醒，以及新的理論創造，以之為中國未來的道路開辟方向。
注釋:略
作者系復旦大學新聞學院教授。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人民論壇·學術前沿》2013年2月上、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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