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題：回歸鄉土與現實:鄉鎮企業研究路徑的反思
摘要：20世紀八九十年代興盛的鄉鎮企業研究的核心問題是所謂的“中國模式”的悖論：這樣一種產權模糊的企業如何能夠成功？此問題并沒有得到從企業經營和治理本身出發的充分回答，而隨著鄉鎮企業的大規模轉制和倒閉被人忘記。本文在渠敬東《占有、經營與治理：鄉鎮企業的三重分析概念》一文的啟發和引領下，通過對鄉鎮企業研究的評述，對渠文的思路進行闡發，試圖指出“鄉鎮企業悖論”的真正答案也許并不在產權本身，而是在企業的經營過程及其與鄉土社會的緊密聯系之中。
關鍵詞：鄉鎮企業 產權 中國模式
一、“中國模式”的悖論
1994年，哈佛大學的馬丁·魏茨曼（Martin Weitzman）與倫敦政治經濟學院的許成鋼在《比較經濟學雜志》上發表了一篇題為《中國鄉鎮企業作為一種界定模糊的合作企業》（Weitzman and Xu，1994）的論文，提出了一個關于“中國模式”的悖論：“按照幾乎任何一種形式的標準的主流產權理論，這里所說的‘中國模式’應該是一種引起經濟災難的、極端不現實的方案。沒有真正的所有者，誰會有清晰的權利與激勵來管理企業以求得最大利潤呢？在現有的產權結構下，鄉鎮企業應該是沒有效率和無人負責的。”清晰界定的產權及其相關的激勵機制和組織結構被認為是企業成功的前提條件，而鄉鎮企業無論從上述哪個方面來看都與這種標準相去甚遠，所以，鄉鎮企業的成功給中國經濟增長的理論解釋帶來了巨大的挑戰。兩位教授在20世紀90年代提出的這個悖論，實際上代表了國際學術界對于中國“漸進式”改革模式能夠取得成功的普遍困惑。
對于中國轉型期經濟增長的解釋，可以分為前后兩期。前期以林毅夫代表的“比較優勢理論”為主，后期則以錢穎一代表的“地方競爭理論”為主。比較優勢理論是以發展經濟學中的二元經濟增長模型為基礎。改革開放前，我國具有明顯的農業經濟為主、勞動力大量過剩的特點，但是重工業優先的趕超戰略不能充分發揮我國的比較優勢，再加上計劃經濟的資源配置和無自主權的企業經營制度，導致中國經濟難以發展。改革開放在一定程度上發揮了我國的比較優勢，成為中國經濟增長的關鍵所在（林毅夫、蔡昉、李周，1999）。地方競爭理論則以政治經濟學的分權理論為基礎，認為中國政府實行的財政分權所引發的地方政府競爭是中國經濟保持持續高速增長的主要原因。在財政包干制下，地方政府以擴大財政收入為其主要目標，從而引發了大辦鄉鎮企業的熱潮，這是第一階段的地方競爭（Oi，1992）；20世紀90年代分稅制改革之后，地方政府的競爭從企業擴展到包括土地經營和城市化在內的諸多經濟領域，其競爭體制在理論和經驗上都得到了比較充分的分析（周黎安，2004；Li and Zhou，2005），這種競爭與經濟增長的穩定關系也在實證研究中得到了比較充分的證明（Qian and Weingast，1997；Qian and Roland，1998；Zhang and Zou，1998；Lin and Liu，2000；張晏、龔六堂，2005）。以上這兩種主流解釋，雖然得到了學術界的普遍認可，但是并不能充分回答魏茨曼和許成鋼所提出的問題，因為它們歸根到底是從宏觀制度的角度入手的，與產權安排和微觀經營機制并無必然的邏輯性關聯。就地方競爭理論的解釋而言，一個重要的問題是，當地方政府推動以GDP和財政收入為主要指標的經濟增長時，并無充分證據證明它們是通過明晰產權制度和改革經營機制來實現其目標的。
從改革開放的歷程來看，雖然私有經濟一直在迅速增長，但是產權改革對于中國經濟的貢獻并非一直占絕對主導地位。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前，帶動中國經濟增長的主要動力是鄉鎮企業；90年代中期之后，隨著鄉鎮企業的大規模轉制與國有企業的股份制改革，私有經濟部門的成長成為經濟增長的主要因素；進入21世紀之后，中國經濟進入第三波增長期，政府投資拉動以及國有企業的重新興起成為經濟增長的強勁動力，其中地方政府的土地經營開發和城市化起到了重要作用，國有控股企業的實力在這個過程中大為增強。今天，無論贊成還是反對中國經濟的增長模式，很少有學者會否認地方政府在經濟增長中的主導性地位，這也是“地方競爭理論”成為主流解釋的重要原因。但問題在于，即使我們承認這種“中國模式”的政府特色，也并不能令人滿意地解答十幾年前魏茨曼和許成鋼提出的“悖論”。只有回到對企業的占有、經營和治理的機制分析中，才有可能對頗具中國特色的產權安排和經營機制展開更加深入的討論。從這個角度來看，對最早帶動中國經濟高速增長的鄉鎮企業的認識，在今天仍有很強的現實意義。
二、鄉鎮企業的“外圍”解釋
從多個方面來看，鄉鎮企業都帶有明顯的經濟上的“不合理”性。首先，鄉鎮企業不具有規模經濟的特征。鄉鎮企業大多坐落于村莊、集鎮等比較典型的農村地區，一般遠離中心城市，交通不夠便捷，企業對于市場和產品信息的需求很難便利地得到滿足。20世紀80年代后期，在幾種比較典型的“蘇南”、“廣東”和“溫州”模式的帶動下，山東、河北乃至中部廣大地區都興起了大辦鄉鎮企業的熱潮。這些“后發型”的鄉鎮企業大多帶有政府行為的色彩，是在地方政府推動下以銀行信貸為主興辦起來的。其次，鄉鎮企業投資規模比較大，無論是鄉辦企業還是村辦企業，一般都在一個“農工商聯合總公司”的大牌子下面，這與其說是多個企業組成的產業集群，不如說是一個規模巨大的聯合企業。從20世紀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中期的農村工業化，基本上是以這類鄉鎮企業為主帶動的。這種形式的農村工業化被稱為“異軍突起”是有道理的，因為它并不符合一般農村工業化的特征，更不符合傳統中國農村工業化的特征。
民國時期，在商業化浪潮的沖擊下，中國農村地區出現了大量專業化的手工業區域，這可以說是中國的第一次農村工業化。與傳統社會的手工業相比，這些手工業具有一些現代經濟的特征，比如遠程貿易、勞動分工和專業生產區域，在一些地區甚至引起了農村剩余勞動力的跨區域流動（吳知，1936）。以農村紡織業為例，在全國幾個大的農村布區，雖然農民已經發展到“荒田織布”的狀態，但是這些布區的織布業仍然以家庭工業作坊的形式出現，以包買制的形式來組織生產和開拓市場，并沒有出現織布工廠（方顯廷，1935）。這在當時激烈的市場競爭和大量的市場需求背景下的確是一個奇怪的現象。至于為什么沒有出現工廠制形式而一直維持著“家庭＋包買商”的生產和市場制度，學術界流行的解釋主要有兩種：一種強調過剩的農村勞動力和紡織業的低利潤率構成的“過密化”（趙岡、陳鐘毅，1977），另一種則突出包買制這種制度形式相對于工廠制度在當時的經濟和社會背景下的優越性（周飛舟，2006）。今天看來，這兩種解釋模式都各有其片面之處。“過密化說”以極低的勞動力機會成本作為理論基礎，難以解釋這些農村布區在經歷了繁榮發展和技術改進之后為何仍維持家庭生產的現象；制度主義思路雖然能夠解釋農村工業的組織效率和技術進步，但是對于家庭生產所面對的高昂的監督費用、質量控制的困難和生產者的“道德風險”則難以給出令人滿意的答案，而事實上，工廠制度相對于分散的家庭生產的最大優勢恰恰在于這些方面。由此可見，對于民國時期許多地區出現的繁榮的農村工業，學術界的理解至今依然是不夠完整的。
從歷史的角度進行考察，鄉鎮企業在20世紀80年代的興起似乎是民國時期農村工業化的一種創新形式。但是，從大量的經濟學文獻來看，鄉鎮企業雖然是一種工廠制度，卻不能有效解決監督費用和質量控制的問題。這主要是由于其模糊的產權結構所導致的“軟預算約束”和日趨嚴重的“委托—代理”問題導致的。首先，由于鄉鎮企業帶有色彩鮮明的政府投資和管理背景，其主要功能之一就是增加地方政府的財政收入。在財政包干制下，鄉鎮企業無論經營效率如何，都能夠為地方政府帶來大量的產品稅和增值稅，地方政府存在強烈的意愿和實際行動去擴大鄉鎮企業的規模，因此形成了20世紀80年代中期以來各地政府“大辦企業”和“辦大企業”的熱潮（Oi，1999）。這是一種典型的軟預算約束現象。其次，鄉鎮企業在報酬分配方面難以形成較好的獎懲方案，對經理人的激勵不足。在這方面，村辦企業似乎問題更加嚴重一些：在一些村辦企業內，企業不能自由解雇有村民身份的員工；村民無論是否在企業工作，都有部分享受企業利潤或福利的權利。這些現象，都可以歸結為企業的模糊產權所導致的代理問題（Kung，1999）。
因此，從歷史的角度看，鄉鎮企業既不是傳統農村工業的延續，也不是對傳統農村工業形式的“反動”，因為鄉鎮企業的工廠制度至少在產權、經營層面上并不是一種對于家庭工業來說具有明顯優勢的現代企業制度。純粹從制度主義的角度出發，我們既不能徹底解釋傳統農村包買制組織下家庭工業的成功，也難以深入解釋鄉鎮企業的繁榮。事實上，對于鄉鎮企業的繁榮最有力的解釋都是從“外圍”入手的。從目前學術界的研究成果來看，這些解釋可以分為三類。
第一類解釋可以稱之為“經濟結構論”。這類解釋以兩位學者的研究為代表。第一位是巴里·諾頓（Barry Naughton）。他認為，鄉鎮企業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新中國成立后30年在趕超戰略下形成的以重工業為主的產業結構。20世紀80年代中期，當時國有企業生產的大多數是重工業產品，輕工業產品嚴重短缺，鄉鎮企業正是通過填補這項結構上的空缺而興起的。在旺盛的市場需求下，企業效率和產品質量的低下都不影響鄉鎮企業的擴張和盈利（Naughton，1996）。進入90年代中期之后，隨著國有企業的改革和民營企業的勃興，以耐用消費品為主的輕工業市場形成了多種企業競爭的局面，此時鄉鎮企業的利潤率就出現了直線式下降的局面，并直接導致了鄉鎮企業的大規模倒閉和轉制。另一位學者李稻葵（Li，1996）討論的不是產業結構而是市場結構，這也是比較有代表性的一種解釋。鄉鎮企業繁榮的時代是計劃與市場“雙軌”并行的時代，國有企業在很大程度上受到計劃經濟的束縛，而鄉鎮企業作為新生事物，與計劃體制沒有舊有的聯系，其帶有政府色彩的背景又十分有利于這些企業在當時并不完備的要素和產品等“灰色市場”中進行各種規范或不規范的交易。90年代中期之后，隨著市場經濟的日趨完善，鄉鎮企業難以適應這種較為完備的市場，其倒閉和轉制也成為順理成章之事。
第二類解釋可以稱為“政府行為論”。這是從中央與地方關系入手，討論財政包干制度對于縣、鄉政府行為的影響。在財政包干制下，無論鄉辦企業還是村辦企業，都能為地方政府貢獻大量的產品稅和增值稅，鄉辦企業還能為鄉鎮政府的預算外財政提供企業上繳利潤。鄉鎮企業自90年代中期以后的轉制和倒閉潮也與中央同地方關系的改變緊密聯系（Kung and Lin，2007）。
第三類解釋與前兩類解釋相比，更加注重20世紀80年代改革初期鄉鎮企業所產生的社會經濟背景，可以稱為“歷史背景論”。這類解釋認為，鄉鎮企業這樣一種看似不具有經濟合理性的生產組織形式在一定程度上是“路徑依賴”的結果，依賴的是中國農村“三級所有、隊為基礎”的集體所有制形式。蘇南鄉鎮企業的前身就是這個地區的社隊企業，大部分鄉鎮企業所占用的土地是無償獲得的農村集體建設用地。從勞動力來看，鄉鎮企業所利用的勞動力也正是所謂“離土不離鄉、進廠不進城”的農村剩余勞動力。這些勞動力都有自己的承包地，不但沒有機會成本，連基本的福利和社會保障也不需要企業支付（葉揚，2004）。
無論是從企業制度本身還是從企業的經濟、政治和歷史背景來解釋鄉鎮企業的發展、繁榮及后來的轉制、消失，上述觀點都各有其理論和現實依據。但是，這些觀點無論其洞察性如何，幾乎都存在一個共同的問題，就是自覺不自覺地將企業的產權、經營機制與外圍的經濟、政治和歷史背景割裂開來進行討論。例如，就委托—代理的觀點來說，鄉鎮企業的失敗是理論上注定了的，中國鄉鎮企業的現實命運不過是產權和企業理論的注腳而已；就“經濟結構論”、“政府行為論”和“歷史背景論”等“外圍”解釋而言，企業的微觀經營機制又顯得無關緊要，鄉鎮企業的歷史命運似乎是由這些外圍因素所決定的。在今天看來，鄉鎮企業不過是中國改革開放史上的一個階段，但是如果對這個獨特的歷史現象的理解僅僅停留于現有的分析是遠遠不夠的，因為這會影響到我們對當前中國經濟和社會的深入理解。
具體而言，產權的明晰化與中國經濟的轉型和持續增長之間的內在聯系到底是什么？這一點還需要更加深入的討論。就此而言，渠敬東（2013a，2013b）的《占有、經營與治理：鄉鎮企業的三重分析概念》一文（以下一律簡稱“渠文”）正是從這個角度進入，對于已經漸趨沉寂的鄉鎮企業研究而言，開創性地揭開了新的篇章。本文的討論只是對渠文的一個拓展性的注釋。
三、鄉鎮企業的鄉土性與現實性
魏茨曼和許成鋼（Weitzman and Xu，1994）在其文章中試圖從一個新的角度回答“中國模式”的悖論。主流經濟學在研究制度與合作的關系時，“合作能力”被看做是一個常數，在效用最大化的前提下，人們的行動策略是由情境和規則決定的。具體而言，界定清晰的產權有利于人們采取合作，而界定模糊的產權則會促使各種機會主義行為的產生。這篇文章提出，“合作能力”不一定是一個常數而有可能是一個變量，至少在不同的社會文化中，人們傾向于合作的意愿以及能力是不同的。實際上，如重復博弈模型中“民俗定理”所展示的，博弈可能會產生一組與理想的、由約束協定所產生的結果非常相似的解。也就是說，如果我們將清晰產權界定下的企業行為看做是理想結果的話，產權的清晰界定并不一定是這種結果的必要條件。在中國經濟研究中就存在這樣的先例。林毅夫（Lin，1990）在解釋20世紀50年代農村合作化與生產效率之間的關系時，就是通過分析農戶間的重復非合作博弈來解釋全要素生產率是怎樣在私有產權被迅速剝奪時繼續實現增長的。
魏茨曼和許成鋼將這種“合作能力”定義為一個可以變化的值λ。在λ值較高的社會中，產權可能不需要定義得那么清晰，人們就有可能采取合作而不是機會主義的行為策略；而在λ值較低的社會中，產權就需要進行更加清楚的界定。需要指出的是，用“合作能力”這個詞容易引起一種文化上的誤解，即不同社會文化背景的行動者會“先驗”地具有不同的合作能力，這樣一來，λ值并不具有什么實際的解釋力，只是把鄉鎮企業的解釋變成了一個文化比較的問題。眾多關于“東亞模式”或“東亞四小龍”研究文獻中的一部分最后都變成了文化討論，而這對本文提出的問題并沒有什么實質性的幫助。實際上，在魏茨曼和許成鋼的分析中，鄉鎮企業中的實際行動者在重復非合作博弈中的理性化前提與西方現代產權理論并無不同，有所區別的是，這些行動者在面對模糊界定的產權時最終會達成一些“合作性”的結果，其中的關鍵要素并不是現代企業明晰的產權結構和契約式的行為規范，而是一些模糊定義的權利結構、行動者彼此關聯的社會情境、潛在的規則以及行動者對這些規則的共識。這些結構、情境、共識是λ值的決定因素，也是渠文所要討論的關鍵問題之一。
鄉鎮企業經營者的地位是在討論企業占有和經營時的首要問題。鄉鎮企業的獨特之處在于，企業所有者與企業生產者之間并沒有清晰的分界。例如，就村辦企業而言，其名義所有權帶有強烈的村莊“成員權”（membership）的色彩，而這些村莊成員中的許多人又被企業所雇用，成為生產者。在股份制改革之前，這種權利結構無法用清晰的產權界定表達出來，“集體所有制”是一種帶有必然性的描述形式。在大部分村辦企業中，經營者往往就是村干部，村干部與村民的關系同企業經營管理者與生產者的關系形成一種平行的類似關系。在渠文中，作者通過對農村土地集體所有制的考察來分析鄉鎮企業的占有和經營，正是敏銳地意識到了這種關系對于理解鄉鎮企業經營的重要意義。經營者在企業經營中類似于“家長制”的權威支配并不能單獨依靠企業的產權結構建立起來，而恰恰是通過對村莊中土地調整以及其他公共事務的支配關系建立起來的。村莊中的社會關系會被“帶入”到企業的經營、管理乃至分配中。例如，一個村民或其親屬可能因違反計劃生育政策而失去在村辦企業中的工作，另一個村民或其親屬可能因為在村級事務中配合了村干部的要求而在企業中得到獎金或者升職。同樣，如果一個村莊企業的經營者對某些員工的管理感到棘手，雖然他不能解雇員工，甚至不能對其直接做出懲罰（這明顯是產權模糊帶來的委托—代理問題），但是他可以通過村莊中的事務或者關系來進行某種“間接”的懲罰，比如拖延、阻撓村民所需要的一些證明文件，如“不給蓋公章”。我們看到，模糊界定的產權結構帶來的問題并不完全在產權構架內部得到解決，而是要利用村莊內部的“社會關聯”（賀雪峰，2001）。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村莊的社會結構“參與”了企業的經營，而企業也參與了真正意義上的村莊“治理”。對于更高一級的鄉辦企業而言，鄉鎮政府與企業、企業經營者的關系是學術界關注的重點之一。事實上，鄉辦企業的產權結構與村辦企業非常不同。與村集體相比，鄉鎮政府是更加明確的鄉辦企業的所有者，與企業經營者的委托—代理關系也更加明確。社會學研究中提出的重要概念，如“關系合同”、“逆向軟預算約束”、“經營性占有”等，就是試圖從不同的方面捕捉這種委托—代理關系的中國特色（劉世定，1999；周雪光，2005）。與村辦企業相同的是，委托—代理雙方各自受到的約束并非經濟性的和契約性的，而是社會性的。這正是魏茨曼和許成鋼（Weitzman and Xu，1994）試圖概括的那個λ值。
鄉鎮企業具有濃厚的“鄉土性”。這個“鄉土性”并非指鄉鎮企業坐落于農村，使用的是完全來自農村的土地、勞動力等生產要素，而是沿襲了費孝通（2006）在《鄉土中國》中所使用的“鄉土”的含義，是與“差序格局”、“私人道德”等概念聯系在一起的。鄉鎮企業雖然是一個曇花一現的歷史現象，但是這樣一種現代企業制度扎根于一個鄉土社會之中所產生的新的經營和治理方式卻具有長盛不衰的深意。渠文在最后將討論追溯至包買制以及更早的族田、社倉和永佃制，并試圖由經濟史引向觀念史的討論正是在挖掘鄉鎮企業的經營和治理中既傳統又現代的意義。
在《鄉土中國》中，費孝通（2006：23－24）指出了傳統鄉土社會中“維系著私人的道德”所具有的社會含義：“……這并不是個人主義，而是自我主義。……一切價值是‘己’作為中心的主義”。“為自己可以犧牲家，為家可以犧牲族，……這是一個事實上的公式”。這與西方“團體格局”的社會形成了鮮明的對比。中國缺乏具有契約精神的團體格局，在這個方面，費孝通的論斷無疑是正確的。但是，由差序格局所生發的道德是否走向自我主義 或者 自私自 利，則存在很大的疑問。吳飛（2011）在《從喪服制度看“差序格局”》一文中指出，為家犧牲國或許成立，但是為自己可以犧牲家則不能如此輕易做出結論。梁漱溟（1990：80－81）在承認西方“團體本位”的同時，認為中國社會是“倫理本位”而非自我本位的。梁漱溟沒有用“家族本位”而使用“倫理本位”一詞，正是在強調這種“私人的道德”并非純粹家庭、家族的道德，而是一種社會的道德：“然則中國社會是否就一貫地是家庭本位呢？否，不然。……倫理始于家庭，而不止于家庭。吾人親切相關之情，幾乎天倫骨肉，以至于一切相與之人，隨其相與之深淺久暫，而莫不自然有其情分。因情而有義。……倫理關系，即是情誼關系，亦即是其相互間的一種義務關系。倫理之‘理’，蓋即于此情與義上見之”。這種以倫理為本位的道德觀念在經濟活動中的作用對我們理解鄉鎮企業的經營和治理有著重要的參考意義。
重新回到前面關于傳統農村工業的“包買制”的討論中去。我們發現，純粹從新制度主義的思路出發，難以徹底回答包買制中“外生”的質量控制和道德風險問題。包買制和鄉鎮企業雖然在形式上大不相同，甚至互相對立，但是其扎根于村落社會的“鄉土性”則是前后一致的。包買制將生產網絡在村莊中不斷擴張的過程，也是高度利用了村莊固有的社會結構和“維系著私人的道德”來降低其監督費用。在民國的幾個布區中，“領機”和“摘機”制度正是扎根于村莊的社會關系之中而發展起來的（周飛舟，2006）。在鄉鎮企業已經消失的今天，隨著沿海地區工廠的勞動力成本迅速上升，生產組織方式也開始發生變化，各種“外包制”、“包買制”等“反縱向一體化”的形式大量出現，活躍于以婦女、老人為留守人員的農村地區。這些組織形式仍然一如既往地缺乏正式的契約和明晰的產權界定，但在經營和治理的精神層面上，我們仍然可以將它們看做是鄉鎮企業的實質延續。
中國的經濟轉型是向現代市場經濟的轉型。市場經濟和現代企業制度在中國的成功，依賴于中國人有效的競爭與合作。競爭與合作是利益的競爭與合作，但是真正有效的競爭與合作則依賴于傳統與現代融合出的時代氣質和制度精神。這些氣質與精神難以在“以利為利”的風氣中長成。利者，義之和也。社會學的解釋力和想象力在這個層面上才能進一步發揚光大。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愛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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