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萬元戶”返貧 一把辛酸淚啊
“萬元戶”這個名詞，對于今天的80后或90后青年來說可能是很陌生的，而對于那些50后或60后來說，則是非常熟悉不過的。所謂“萬元戶”，顧名思義就是存款在萬元以上的家庭。在上世紀50年代末到80年代中，物價連續穩定了四十多年。萬元這個數目，對那時的中國人來講，是非常令人眼紅的。要知道，在那個時候，兩塊水果糖僅出售1分錢，一斤上好的有機西紅柿價格只值三分錢。“萬元戶”出現于上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是改革開放初期“先富起來”的一批人。他們大體上是由農村專業戶和城鎮個體工商戶構成，他們早期響應政府號召，帶頭單干致富。“發家致富”這個幾千年來農民的夢想，總算等到機會可以實現了。
在那個一斤糧食不到兩角錢，國家工作人員月工資只有二三十元的年代，農民能成為“萬元戶”確實了不起。然而，隨著社會的進步和經濟的發展，人民的收入在逐步提高，“萬元戶”也就不再是最富裕的人家了。進入21世紀，在經過30多年的快速發展后，“萬元戶”的說法已演化成了“十萬元戶剛起步，百萬元戶馬馬虎虎，千萬元戶才算富”的調侃。這一變化的背后，折射出中國經濟社會的深刻變革，更反映了人們對財富追求欲望的無限放大。
實行聯產承包責任制以后，許多農民通過種植糧食、經濟作物以及經商、打工等方式，使家庭年收入超過了1萬元；城鎮居民則通過經營個體生意使年收入也超過1萬元。在那個允許一部人先富起來的年代，“萬元戶”就成了全國經濟發展的排頭兵。當時，每個地方“萬元戶”并不是很多，因此“萬元戶”就成了當時富裕戶的代名詞。許多地方還給“萬元戶”掛紅花，在全縣大會上予以表彰。
改革開放之初，政策因素將農民長期受壓制的生產積極性釋放了出來。在人民公社體制下，由于農民固有的自私行為，一些人多出工不出力，集體生產的積極性不高。后來實行家庭聯產承包，那些有力氣的農戶不愿意與那些老弱懶的家庭合作，單干在短時間內的確發揮了很大的作用。然而，好景不長，農民的這種生產積極性在強大的以資本為主導的市場經濟面前，很快被擊潰。沒有合作的力量，單干的農民重新回到貧困，其中包括不少當年以種糧為主的“萬元戶”。
2013年春節，我與農民們聊天，得到這樣一個消息。蔣文強，我的初中同學、當年的萬元戶，2003年的春節過得很凄涼。他背了20萬元的債務，已基本沒有能力繼續發展生產。生活都出現了困難，春節是向親戚們借了300元買了點簡單的年貨度過的。
蔣文強是當地有名的種地能手，同時也是一名非常熟練的拖拉機手，還會養豬、養牛。農村聯產承包剛開始的時候，即上世紀70年代末，曾輝煌一時。他1978年初中畢業就回村當了農民，由于會經營，1979年就買上了拖拉機，1980前后就有2萬多元的存款了。大家都知道，33年前的2萬元，其購買力是能抵現在的100萬元的。我的這位同學是農村經濟改革的首批受益者，是當年令人眼熱的“萬元戶”。
過去30多年中，蔣文強依然十分勤快，而且付出得更多了。為什么當年的“萬元戶”，返貧成了“舉債戶”呢? 原因是由大環境造成的，其中很大一部分原因也是政策造成的。經過詳細的了解，初步了解到蔣文強返貧的原因如下：
一是堅持務農
當村里很多人外出北京、上海、南京、杭州、濟南、青島、大連、臨沂打工，傳回來年收入遠比在家種地強的消息時，我的同學并不為之心動，而是堅定地守在農村生產第一線。他將父母的土地還有農民不愿種的土地接過來經營，繼續開拖拉機掙錢，同時養豬還養牛，積累了一個價值17萬元的大院子。然而，不幸的是，他的辛苦努力并沒有使他銀行里有多余的存款，而是經常入不敷出。其主要原因是，農產品價格并沒有像城里人的工資那樣成百倍地增長，而是幾十年來變化相對很小。33年以來，小麥玉米價格僅上升了5倍，遠不如貨幣貶值的速度快，而期間城市工作人員的工資上漲了200-600倍!他現在再掙回2萬元，其購買力連當年的200元都不到。因此，誰從事農業誰吃虧。那些聰明的農民將土地撂荒，進城打工每年可得到2-3萬元的凈收入，相對于在家農民經營10畝地的收入。而前者要輕松的多，后者則非常辛苦，一年到頭都不能停留，還不能生病。
二是醫療風險
農民長期從事有一定風險的農業，不生病不出事故是不可能的。當年“萬元戶”蔣文強，就因搭建牛棚摔斷了胳膊進了醫院。農民進了醫院就由著人宰割，高昂的醫療費用中，很多花費是與治理無關的(如沒完沒了的各項檢測)。為治理胳膊，老同學花了近5萬元。禍不單行，蔣文強的兒子在外面打工做電焊工，年輕人不懂得勞動保護，火星迸進了眼睛，治眼傷花了3萬多元。工地老板以年輕人沒有戴防護面罩為由，拒絕支付工傷費，他們只好認倒霉。
三是孩子結婚與生子
農村給孩子定親辦婚事的費用越來越高，低俗的攀比之風直接促成了費用升高。以見面禮為例，上世紀80年代末為1007元，其寓意為“千里挑妻”，到上世紀末就變成了10001元(“萬里挑一”)，翻了10倍；到現在干脆上升到30003元了，又翻了3倍。美其名曰“三生有緣”，說什么年輕一對、丈母娘一對、公婆一對，聚到一起就是緣，其寓意俗不可耐。如果男方拿不出見面禮，女方扭頭就走。蓋房、定親、結婚、一直到生子，費用最低15萬元。蔣文強就一個寶貝兒子，這在農村是少有的，因此對孩子就十分疼愛。為了給孩子娶媳婦，非常舍得花錢。孩子從定親到生子，將其所有的積蓄都搭上了還不夠，只得去使高利貸。
四是養豬賠錢
農民越窮就越想翻身，而違背自然規律的種養殖方式增大了掙錢風險。蔣文強2012年養殖了50頭豬，養殖時間從原來的一年多縮小到不足4個月，豬很容易生病死亡。本來想發一筆，不料遭遇豬瘟，大部分豬死亡，凈賠3萬元。
五是為銀行掙錢
由于醫療、孩子娶親、加上養殖出現的災難，蔣文強為了在經濟上翻身，只好冒著更大的風險去使高利貸，年息高達12%，以不動產做抵押，同時還要有親戚擔保。為了還銀行利息，只有起早貪黑地干。這樣，其收入的一大部分要還銀行利息，等于為銀行打工，貸款越多利息就越高。
以上原因造成了上世紀八十年代的“萬元戶”，淪落為今天的“欠債戶”，是典型的老實農民被逆淘汰。幾十年來，蔣文強為國家貢獻了幾十萬斤糧食，出售了一千多頭豬，一百多頭牛，而今他已一貧如洗。來年的出路在哪里呢?也許老兩口加上新婚的小兩口不得已進城去打工。對保障國家食品安全做出了很大貢獻的農民，將含淚告別養育他的土地，告別他辛苦積攢起來的農家大院，進城去打工，從此鐵將軍把門。
“誰種地、誰吃虧” 糧財倒掛是隱患
2015年8月22日，新華網發表記者王宇的文章稱，中國小康建設研究會的一份調研報告稱，占全國糧食總產量近四分之三的我國800個產糧大縣中，國家級貧困縣卻超過100個，貧困人口達3600萬。糧食產量與縣級財力“糧財倒掛”現象十分明顯，給國家糧食安全帶來隱患。
中國小康建設研究會在對全國800個產糧大縣深入調研的基礎上，形成了《在十三五時期加快實施800個產糧大縣城鄉統籌一體化發展戰略的建議》的調研報告，并召開了專題研討會。報告認為，糧食生產占全國糧食總產量73.64%的800個產糧大縣，一直都是我國糧食生產的主力軍，但這些產糧大縣的發展普遍落后，綜合城鎮化率僅為24%左右，國家級貧困縣竟達105個之多。許多產糧大縣仍是財政窮縣，日益陷入糧食貢獻越大、地方財政收入越少、農民收入越低、經濟越落后的怪圈，已嚴重影響地方政府抓農業生產和農民種糧的積極性，給國家糧食安全和社會經濟全面可持續發展帶來隱患。
調研報告顯示，我國糧食主產區人均財政收入不到全國平均水平的八成，產糧大縣多是財政窮縣。以我國產糧第一大省黑龍江省為例，該省的70個產糧大縣中，43個縣財政收入不足1億元，21個縣是省級或國家級貧困縣，60個縣要靠財政轉移支付維持政府運轉。
從上面的報道來看，如果我國糧食真的如有關部門宣稱的那樣，實現了“十二連增”，我國生產了6.3億噸糧的話，我國800個產糧大縣貢獻了4.5億噸，即貢獻率為71%，遺憾的是，800產糧大縣中，國家級貧困縣105個，占13%。且不說其他的縣是否為省級或其他類型的貧困縣，產糧大縣中發達的似乎不多，總收入連國家的平均水平都達不到，還差20%。這就造成了這樣一個局面，在當前市場化農業提前下：誰種地、誰吃虧。
筆者掌握的信息是，我國的糧食安全還是很不容樂觀的，如果將大豆折算為主糧，早就突破億噸(大豆的產量遠低于小麥玉米)。2015年我國進口糧高達1.3億噸，進口的糧食夠2億人吃。
我國大陸30個省市自治區中，有50%的省份糧食不足。其中海南、青海、福建、浙江、上海、北京等等自足率只有12%-56%，糧食真正富裕的只有黑龍江、吉林、內蒙古、河南等少數省份，自給率150%-375%;而甘肅、寧夏、江蘇、湖南、四川等剛好夠用(自給率102%-107%)，幾乎無糧可調。
筆者有幸參加了上述研討會，并被選為小康研究會專家智庫高級研究員。在會上，我呼吁國家重視生態農業，即提高農產品附加值，讓農民愿意種地，釋放城市的消費力量，帶動新型產業經濟發展，同時破解環境保護與人體健康保障難題。當前，我國農業面源污染釋放嚴重，60%以上的化肥，80%以上的農藥并沒有用來滿足作物生長需要或為作物健康保健護航，而是進入環境，污染了環境和食物鏈，造成國民身體素質下降。
作為優質農業的前提條件，從事農業的農民必須在專家指導下，告別農業中的有害物質，生產好口感健康的食品，否則城市消費人群的購買力無法釋放出來。生態農業滿足的不會是小眾，而是大部分城鄉居民(一線生產的農民最先滿足)。國家對農業補貼、環保治理、醫療投入的大量補助也應當向從事生態農業的人群傾斜。否則，將來將沒有人愿意種地!
走進空心村 將家交給了鐵鎖
2009年10月，筆者陪同新華社記者宮一棟赴山東沂蒙山區考察新農村建設，所見所聞令人心情十分沉重。在一個人均耕地面積不到半畝的村莊，村里有一位女孩，為了替家里還債，同父親一道闖上海，做起了山東煎餅生意。幾年下來，便還清了外債。在她的帶領下，村里乃至縣里3000多人也到上海打拼。這個村原本有1256人，如今常住人口不足300人，多為老人、婦女和孩子。一個80多歲的老漢，兩個兒子都在上海打工，他孤獨地坐在自家院子門前，嘆著氣說：“我老了，干不了活，孩子們守著我也沒用，只能一個人呆在家里。”
回到筆者出生的村子，也發現同樣的現象。該村是沂蒙山區少有的平原區，一條小河彎彎流過村莊，沿著小河自然分布許多村莊。人口800至1000人不等，算是人口密度較大的。農民平均有土地1.2畝，主要從事傳統種植業。26年前筆者上大學時，這里剛有了電，鐵路還沒有，鄉村公路自然是奢望。
如今村里雖然通了公路，但小河岸邊的天然植被沒有了，沙子幾乎被盜賣一空。村民們的房子都翻蓋一新，通了大街，鋪了水泥路。如果從這表面現象看，似乎新農村的目標已經實現。但是，仔細考察，卻發現農民們看似“過上好日子”，實則背后滿是辛酸。因為，很多人家都進城謀生了，剩余的是個村落的空架子。一家人家的看門狗餓死好久了，脖子上還拴著鐵鏈子。在另一個村莊，不到晚上7點，就見村里漆黑一片，大街上幾乎聽不見孩子們玩耍的喧鬧。
為什么農民“傾巢而出”去打工？為什么會出現“空心村”？讓我們來算算農民的一筆賬就明白了。
種地成本太高了。以每畝計算，化肥需要200元；機械耕地40元，澆水80元；農藥20元；除草劑10元；機器收獲40元；種子30元，總共種地成本420元。那么，農民能夠收入多少呢？山東中產田小麥玉米大約都是800～900斤，價格0.6～0.7元/斤。我們就按最高的產量和最理想的價格計算，每畝地的凈收入只有840元。如遇天旱，化肥、農藥、地膜漲價，收入只有500～600元。種兩季只收一季，還不如出去打工一個月掙得多。
種植大蒜、西瓜收入高些，農民紛紛棄糧種菜種瓜。即使如此，風險也很大，大蒜滯銷的年份，只有5分錢一斤，連成本也收不回來。就是加上養的豬、喂的雞，再種植一半的經濟作物，一個四口之家全年的收入也不足6000元。
再看看花費情況：筆者老家村支書家里有兩個學生。上大學的兒子每年最低需1萬元，上高中的女兒最省也得5000元；人情往來1000元；留生產成本1000元；水電費50元，冬季取暖500元。這些簡單的開支就達17550元。而家里還不能有病人，否則就是傾家蕩產。因為，農民們壓根兒沒有將生病的開支考慮在內，小病小災完全是用身體扛過來的。
如果兒子要結婚蓋房，約5萬；女兒出嫁購嫁妝，約1萬元。這些費用都是要慢慢積累的。迫不得已就得借高利貸，利息最高達25%，因為困難家庭即使向親戚借錢也借不出來了，銀行更不愿意貸款給他們，唯一的出路就是進城去打工。
2011年清明節，我回老家祭祖。因為事先沒有和老家的人打招呼，走到幾個親戚家里，好幾家都不在。只好將帶來的禮物，放在親戚的門口，等他們回來時再取。毫無例外的事，許多家的大門都是“鐵將軍”把門，偌大的一個村子，大白天的，冷冷清清，除了偶爾見到幾個老人，聽不到孩子的游戲的笑聲，聽不到婦女的歌聲。中國當今農村呈現了和平年代空前的衰敗。這個過程只用了短短一二十年。
筆者小時候，農村幾乎是不上鎖的。那時候很少有小偷，白天關大門是不吉利的，因此很多人家幾乎都是大門敞開的；白天下地干活，也開著門出去。只有出遠門了，才將門鎖上，而鑰匙就放在窗臺或者門口的一塊石頭下面壓者的。今天，看到眾多的“鐵將軍”把門，心頭充滿了酸楚。
城市的繁榮是以農村的衰敗為代價的。在城市里，農民建造了高樓大廈；修馬路、挖地鐵；在工廠里，中國農民的優秀兒女創造了巨大的財富；在遠離他們家鄉的空野里，中國農民修高鐵、建高速公路、建水電站、建核電站。中國經濟的騰飛，就是這些廉價的勞動力創造的。
中國創造的巨額財富，養活了美國那樣的發達國家。中國消耗了不可再生的資源，犧牲了生態環境，犧牲了農民的健康乃至生命，最終換回了中國城市的歌舞升生平，美國人的狂傲，中國鄉村的高度衰敗。
曾幾何時，我們雄心壯志地建設新農村，這個過程從蔣介石的時代就開始，我們曾經出現過熱火朝天的中國農民當家作主、集體勞作的局面。而今，中國農民蓋上了瓦房，看上了彩電，開上了摩托車的時候，卻拋棄了他們熱戀的故土好家鄉，來到了城市，將新瓦房留給了父母；或者父母也進城照看他們的孫輩，將家交給了鐵鎖。
中國農村的嶄新瓦房成了農民春季回家短暫度假的“別墅”，他們建造了很多住房，但城市里依然沒有他們的家，他們在馬路邊、水泥筒、地下室、簡易的工棚里，或者城鄉結合部臟亂的擁擠的臨時民房里棲身。
中國建造了越來越多的住房，但永遠不夠，因為中國250多萬個農村的的住房，越來越沒有了人氣，成了閑置房。城市里，窮人買不起的樓房成了鬼屋；農村中，非常寬敞的瓦房成了空房。然而，依然有人提出，要給農民改善住房條件，在村邊給農民建造了別墅房，與原來的平房遙相呼應，都成了空房或鬼屋。開放商賺足了錢，政府或村領導出賣了土地。這些房子誰來住呢？
讓人心寒的“空心村”，讓人百思不得其解的“空心村”。完全放任市場經濟，缺乏社會和諧的發展，犧牲生態環境和生命換GDP的發展，已使中國的廣大的農村和農民成了直接的受害者。如果不改變這種局面，現在我們面臨的是“空心村”，將來面臨的可能就是一座座“空城”！
“空心村”現象暴露了我國農村的幾個要害問題：一是農民為教育支付的“天價費用”超過了他們全年收入；二是中央新農村建設費用根本沒有到村里；三是農民為生計所迫，消失了半個多世紀的“高利貸”、“驢打滾、利滾利”死灰復燃；四是農民幾乎沒有給醫療留什么后路，一旦生病，只有傾家蕩產或者等死。這些問題如解決不好，將動搖我國糧食安全的基礎。
老人與婦女種地 社會的分工竟然是如此滑稽
隨著城市化的進程，越來越多的人走進了城市，當前我國城市化率已達55%，還有人嫌慢。那些沒有進城的農民，由于城市里的錢好掙，紛紛進城打工，造成了春節幾億人群流動的壯觀——地球上最大的動物遷徙也沒有那么多人。而留守農村的是老人、婦女和孩子，他們在家里伺候土地。由于中國的老人挨過餓，他們堅持種出自己吃的糧食來，多余的才進入市場。中國種地農民的平均年齡是57歲，那是前幾年的數據，估計今天這個年齡又變大了。
有一次，在山東老家，看到幾個老人和婦女在鋤草，就趁他們休息時攀談起來。這個由老人和婦女組成的鋤草小組已在地里干了快一個星期的農活，這個活是弘毅農場安排的，如果是他們自己家的地，他們才不愿意費這樣的功夫，10元的除草劑解決一天都干不完的鋤草活。
當然，他們也知道除草劑不好，因為打除草劑的時候他們會感覺渾身不舒服，但由于很快完成這個活，抗一抗就過去了。他們不斷地抗，各種疾病都抗出來了。
年齡最大的老人已經快80歲了，是村里的勤快人，我喊他叫五老爺。五老爺話不多，相信勤勞才能夠致富，他常年在農場干雜活，有什么活就干什么，人也聰明，不僅會除草，還會揚場，干泥瓦活。他的兒女都已結婚，最遠的嫁到北京，孩子都不在身邊，老兩口在一起，除了伺候自己家的五六畝地，還抽空來農場打工。五老爺家的大兒子在棗莊煤礦上打工，因事故被機器吞掉了一只手，面對如此明顯的工傷事故，打官司竟然沒有贏。對方律師是誰給的錢多向著誰，白的能夠說成黑的。這是老人的一塊心病，不能提這個話茬。
婦女中有一位我叫她三嬸子的，善言談，也60多歲了，干農活也是一把好手。她的兒女也已結婚，在外面打工，打工收入每人月收入在三千月左右。
我問三嬸子現在好，還是生產隊的時候好，三嬸子快言快語地說：“還是現在好啊”，她指的是生產隊的時候很窮。三嬸子來除草，也不走路了，騎著電動三輪車來的。
但當聊到水不能喝了的時候，三嬸子開始懷念當年的水好。“那個時候河里的水多清啊，我們都到那里洗衣物，現在不行了”，她嘆一口氣。現在的河水成了臭水溝了。
“不能生病啊，到了醫院里，人烏央烏央的。”山東農民說“烏央”一般都是指成群的動物的，三嬸子形容臨沂醫院里的病人。
他們不知道，今天的所謂好日子就是用那些烏央烏央的病人，加上發臭的河水等等為代價換來的。農民容易滿足，他們感覺科學技術解放了他們的勞動力，但他們不知道的是，他們辛苦種植出來的糧食在城市里，還不如水貴。還有，他們不知道的是，那些能夠讓他們省力氣的科技發明，會把他們送到醫院里去。
“那個時候哪有什么癌癥啊，聽都沒有聽說過”。和三嬸子一起的叫不上名的老年婦女結過話茬。
面對低廉的糧食價格，他們更不愿意向地里投入勞動了，能省事就省事。農民種地，沒有定價權，有時西瓜2毛錢一斤都沒有人要了。
上述3個婦女和一個老人的鋤草小組，平均年齡65歲，這個65歲組合，在全國或許不是個案。
這么多年來，農民都是忙完自己的活，才來我們的試驗田干靈活，而干靈活的大都是60歲上下的老人和婦女，最小的50歲，最大的79歲。我們在低產田上實現的噸糧田，就是靠這樣的老人，在他們忙完自己的農活后，來實現的。如果有機農田里投入的是青壯年的勞動，再更好地利用農時，精耕細作，玉米小麥實現3000斤/畝也是非常有可能的。
城里的老人和婦女，每天都在打太極拳或跳廣場舞，甚至年輕人有力氣都不知道望那里使，農村的老人和婦女卻要為他們生產糧食，社會的分工竟然是如此滑稽。
萬能的市場，將青壯年勞動力剝離出農場，再將婦女和老人辛苦種植出來的糧食打壓到水和沙子的價格，如果糧價稍微升高，再進口糧食、油料和飼料，乃至非常進口過期凍肉，繼續逼迫農民用粗暴的方式對待農田，于是化肥、農藥、除草劑、地膜、激素源源不斷地進入農田。有些人仍嫌不夠，還要搞什么規模化家庭大農場，讓中國的老年和婦女農業大軍與武裝到牙齒的美國的農業大軍在國際市場上去競爭！
棄荒：農民的無奈選擇 農民不愿意伺候土地了
雖然有關部門宣布實現了糧食“十二連增”，但進口壓力以及糧食自給能力下降也是不爭的事實。為什么會造成很多省份糧食不能自給這樣的問題呢？一個很大的原因是原本18億畝耕地上，種植季節與種植面積都出現了下滑。一方面強調種子的重要性，一方面耕地面積與季節不能保障，加上大量化肥農藥使用，耕地質量下降，生態環境壓力很大。這一系列的問題是有內在聯系的，其核心的核心是農民不愿意伺候土地了。我們必須高度重視糧食危機，如果處理不好，這個危機可能會引發社會動蕩。
農民棄荒現象最早出現在經濟發達的江南地區。“夠自己吃的就行了”。這是他們的普遍心態。過去維持國家糧食安全的格局是“湖廣熟、天下足”，而今這一格局變成了“北糧南運”、“外糧內運”，甚至原不適應開墾的新疆和東北平原成了糧棉的主產區。對于內地農民撂荒現象，媒體有大量的報道，摘錄如下：
2007年8月24日，據食品商務網報道，以種糧為主年近70歲的山西省聞喜農民李有生打起了這樣的“小算盤”：小麥不值錢，賣還得自己想辦法，加上柴油價格高，收糧的地方又少又遠，多種不如少種；在家存糧多糟蹋也多，孩子常年在外吃不了多少，種些夠自己吃就行。萬榮薛店農民李三怪說他家15畝地，種了14畝蘋果和油桃樹，剩下的1畝還種了蘆筍。孩子上學（高中）每年4000多元，上大學每年不下1萬元，兒子結婚還要蓋兩層新房，更不要說看病的治療費、住院費，光種糧根本無法解決上學、看病、蓋房的問題。山西運城市有關資料顯示：1998年全市小麥播種面積560.96萬畝，到2007年下降到461.6萬畝。小麥面積逐年下降，每年平均下降10萬畝。聞喜、萬榮、芮城小麥面積只占到耕地面積的35%，并且出現了相當多的“無糧村”。
2008年4月21日，新華社記者在揚州市郊走訪農民，發現所到過的一些近郊農村，有許多耕地被撂荒，或者被各種不成規劃的建筑物蠶食。可在這風調雨順、美麗富饒的江南魚米之鄉，人們卻嚴重地浪費著耕地，這不能不讓人感到揪心與不安。記者與一些在田間里翻整土地、準備育稻秧的中老年村民交談時，聽到最多的一句話就是：“夠自己吃就可以了！”或者是：“現在種糧食又不值錢，肥料什么的又那么貴，種地越多賠錢越多，少種點夠自己吃就可以了。”由于留在農村農業勞動力群體大部分都是年老體衰的老人，年幼的孩子也在“業余”幫助爺爺奶奶干干農活，可他們還正在接受九年義務教育，沒有更多的時間來干農活。多數是老人們，由于已不能再干更多過于繁重農活，或者因為農業上的投入與產出越來越不劃算的原因，聰明的江南農民種地的目的已不是為了發展農業，更不是想從農業上取得什么良好的收入了。
2011年5月23日，國際先驅導報記者在湖南采訪發現，當農資價格上漲遠大于惠農補貼，種糧無利可圖甚至存有風險時，拋荒農田已成為不少農民的新選擇。過去，行駛在湖南鄉村的公路上，隨處可見農民忙碌的身影。而到記者采訪時，村民周大伯家的稻田還在沉睡中，一片綠草覆蓋著幾畝水田，不遠處，也可見零星的拋荒的耕地。周大伯是長沙市岳麓區雨廠坪鎮泉水湖村村民，此前在城里打工，那幾天，他請假回家希望購置點化肥為種稻作準備。但在附近縣城寧鄉縣的幾家農資店轉半天，他也沒相中滿意的化肥。“現在種糧不如買糧合算。”周大伯算了一筆細賬：以2010年為例，種一畝水稻雙季收成大約在650公斤左右，全年收入在1700元上下，除去種子、肥料、農藥以及機耕、機收等費用，毛收入還不到800元。如果算上從犁地到播種、管理、收割的人工，基本剩不下多少錢”。對于一個月能夠賺3000元錢的他來說，種田已經沒有意義。
在周大伯所在的泉水湖村，很多像他這樣在外打工的村民，他們的農田或半休耕或完全拋荒。當農資價格上漲遠大于惠農補貼，種糧無利可圖甚至存有風險時，拋荒農田，然后進城打工已成為不少農民的新選擇。
拋荒的現象不僅出現在湖南，在江西，到處都有成片或者零星的耕地拋荒。江西省余干縣黃金埠鎮，早稻田拋荒現象也隨處可見。黃金埠鎮一位李姓農民介紹，當地種地的農民越來越少，一些農民種稻只是為了自給自足，這位農民道出了自己的無奈：“辛辛苦苦種上一年地，碰上風調雨順年景，也許能掙個二三百，一旦碰上氣候異常，則要賠上幾百元錢的種子、農藥和化肥錢，很不合算。而讓土地拋荒，一年還可以得到100多元政府給的良種等各類補貼。”江西省宜黃縣農業縣統計局向媒體透露，該縣26萬多畝耕地中全年性拋荒的保守估計已高達到12%。另外還有大量農田是三季種兩季，兩季種一季。
在劉少奇的老家湖南寧鄉縣，土地隱性拋荒問題已經是一個無法否認的普遍現象。寧鄉縣農業科技物資有限公司的譚新明說，2010年5月，他們公司的復合肥銷量已超過200多噸，到2011年5月，他們只銷售了不到50噸；2010年5月之前農藥銷售額超過200萬元，而2011年5月銷售還不到50萬元。“早稻播種面積減少應該是主要原因”，譚新明嘆道。
2011年7月11日，新華社重慶站記者李松報道指出，隨著“打工潮”的不斷壯大，大量農村青壯年勞動力轉移，并離開傳統農業生產，留下大量老人打理土地。在西部農業大區重慶市，不少基層干部說，由于缺乏勞動力，過去種田是“綠肥鋪底,農家肥當家”，如今則是省時省力的化肥當家，田地越來越瘦。由于勞動力缺乏，農民不在農田基礎建設上下工夫。水庫塘堰淤塞，渠道多年失修。在重慶第一種糧大區合川區，該區淶灘鎮兩堂村63歲的村民鄧國能向記者坦言，自己的體力已達不到水稻育秧、插秧、耕地要求，只能做多少算多少，“夠自己吃就行”。重慶萬州區天河鎮天河社區農民王文義，家有6畝土地，全靠他一個人種，根本種不過來。如果春耕時遇到寒潮、霜凍、干旱等自然災害，要搶播搶種，勞動力短缺就更明顯了。種不過來，只有任由耕地撂荒。
2011年10月28日，人民網記者廣東清遠河背村調查發現，原本23戶人家的村莊，如今搬遷得只剩下兩戶村民，年輕人成了稀罕物。在山西省臨汾市永和縣趙家溝村，情況大致類似。趙家溝村戶籍人口數234人，在村常住約130人，基本上也都是老年人和兒童。據山西省永和縣坡頭鄉校長楊香瑞介紹，近年來“娃娃們越來越少”，以前的小學，都是50-60人一個班，現在800人口的村小學，今年3個學生，一個老師，只開到3年級。由于沒有充足的勞動力，農村土地撂荒日益嚴重，影響農業穩定和糧食安全。據了解，在湖北省濱湖村，由于勞動力短缺、種糧效益較低等原因，農民對發展農業生產特別是糧食生產興趣不大，2008年全村耕地撂荒面積達40%以上，并且還存在“隱性撂荒”現象，本來可以種植雙季稻的水田，一半以上都只種了單季稻。
2011年10月29日，光明網記者報道了這樣一組數據：由于沒有充足的勞動力，近年來農村土地撂荒日益嚴重，影響農業穩定和糧食安全。在中西部廣大偏遠的農村，農村的景象如此凋零與寂寞，除了留守兒童與老人，很難找到五十歲以下的勞動力。從東南沿海到內陸省市，土地撂荒造成了整個行政村的消失。統計數據顯示，從2005年到2009年全國的村民委員會數目每年減少7000多個。土地作為廣大農村最基本的生產資料，很難產出可觀的效益。種地不賺錢，甚至要賠錢，在這樣的背景之下，很多農民都拋棄了祖祖輩輩傳下的土地遺產。土地荒廢已經不是極個別現象，在農忙時節，農田里也只是老弱婦孺，年富力強的農村勞動力大部分已經背井離鄉去城市尋找生存的希望。
2012年5月3日中國網發出了這樣的疑問“未來靠誰種地？”的警告。在湖南麻陽縣舒家村鄉獅子灣村，全村10個組留守在農村種地的婦女占種地農民的38.6%，因耕種不過來，村里部分土地撂荒。農村留守人員勞動能力不高，農業規模萎縮和耕種效率下降。獅子灣村村糧食播種面積10年下降了200畝，糧食年總產量下降了23萬公斤，農業生產后勁嚴重不足。
為了調查農村土地撂荒現象，筆者先后在全國各地調研，先后到黑龍江、吉林、遼寧、內蒙古、新疆、寧夏、甘肅、西藏、陜西、山西、山東、河南、湖南、湖北、江西、四川、貴州、云南、廣東、福建、浙江、江蘇、海南、上海、北京、天津等地，足跡幾乎遍布全國所有內陸省份。為了尋找農業撂荒的原因，2008年4月，筆者現場到毛澤東主席的老家湖南韶山沖調查。只見高速公路兩旁的農民家庭，十室九空，大都是鐵將軍把門，稻田里很少見到勞作的農民。只有到了韶山沖，因為是旅游景區，才看到人山人海，但許多導游都自稱姓毛，拉我們去吃她們家的“毛家菜”，毛主席發動湖南農民“打土豪、分田地”的最初發源地，如今也成“本末倒置”了，他們招待客人的糧食竟然大都是從市場上買來的。
歷史上，當最底層的農民因為吃不飽飯而淪為饑民，甚至盜賊時，只要有人揭竿而起，就會蜂擁而至，一場轟轟烈烈的改朝換代運動就開始了。農民起義的代價是巨大的，誰都盼望和平而痛恨戰爭。過去的農民起義多發生在封建制度對農民的殘酷剝削，大地主以及富農對小農或雇農的過度欺壓，農民因貧而失去土地，從此吃飯成了問題。但在和平年代，農民只要還有口飯吃，農民起義的概率是很小的，但一輩子與土地打交道的農民紛紛棄荒，任由土地荒蕪，面對這種現實，就不能視而不見了。
現代版的“闖關東” 農民撂荒遠走他鄉
集體力量消失，單干的結果是沒有力量與強大的資本抗衡，農民將最終失去土地。連土地這一最后的生產資料也要在各種名義下從農民手里被剝奪出去，土地流轉、家庭農場、種糧大戶的出現將很快將這一擔憂變成現實。
最初實行以家庭聯產承包為主的責任制，建立統分結合的雙層經營體制，行之有效地破除了“大鍋飯”弊端，極大地調動了農民的積極性，促進了生產力發展，這是一個很大的進步。但是，片面強調“分”的一面，集體財產被分掉，致使集體經營這一層次在很多村莊成了空架子。單純的家庭經營，自然資源、勞力資源及其他各種資源得不到充分利用，農民向農業投入的積極性受到限制，水利化、機械化、山水林田路電綜合治理難以實現，科技成果難以推廣。
由于沒有了集體力量的保護，單個的農民再也沒有優勢與分工嚴密的市場對抗，小戶經營沒有效益，只好去讓一些大戶帶頭種地，即形成所謂的種糧大戶，或者發展美國式的大農場。但這些做法，同樣不利于農業落后現狀的改觀，那些種糧大戶或者家庭農場，由于得到了政府的扶持，將逐漸脫離農業生產第一線，靠出租土地得傭金，雇傭沒有土地的農民種地，重新回到以前的大地主剝削農民的時代。這樣的農業模式不是進步，而是倒退到解放前了。現在很多地方搞所謂的城鎮化，就是以消滅農民為主，將農民與世代相依為命的土地分離。這樣的城鎮化如果遍地開花，引起的社會問題將是十分巨大的，將會嚴重動搖國家存在的根基。
近年來，我國現代農業發展取得了一定成果。一方面，農業綜合生產能力明顯提高，糧食等主要農產品實現了連續增產，油料、糖料、肉類產量均大幅增加。另一方面，農業結構得到一定優化，優質專用小麥、優質水稻和雙低油菜種植面積不斷增加；農業技術裝備水平、農業科技創新能力也都得到了增強和提高。2009年全國農機總動力達到8.75億千瓦，比2005年增加1.91億千瓦，全國耕種收綜合機械化水平達到49%。農業技術推廣體系進一步健全，科技對農業的貢獻率提高到51%。
然而，必須清醒的是，極端惡劣氣候、動植物病蟲害、土壤肥力下降、農藥化肥用量增加等國內因素以及經濟貿易全球化對農業和糧食發展帶來的沖擊等外部因素，都使得農業生產環境日趨復雜。農業中，水利、良種收集、動植物病害防疫體系等基礎設施建設等，都是需要依靠集體的力量才能完成的，一家一戶的農業模式，根本不能起作用。其最終結果是，農民選擇無奈的撂荒，遠走他鄉，進城打工，這與當年農民“闖關東”有什么區別呢？
作者：蔣高明，山東平邑人，中國科學院植物研究所研究員、中國科學院大學教授。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科學網 作者的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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