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題："精準扶貧"的概念性偏差
筆者注：扶貧的對象包括男女老少，其中女老少居多，且文化不高。但扶貧政策的制定者及實施者多是男性，并受過良好的教育。扶助者與被扶助者身份及經驗的落差容易使這樣的對接幫扶出現視野上的盲區。本文以人類學理論為基礎，對"精準扶貧"這一概念里的文化偏差做反思性思考。
在短短不到一個世紀的時間里，貧困取代了人類之前給自己界定的種種道德罪，成為了現代人的原罪。世界各地的窮人于是開始以各種方式對此加以懺悔，現代救世主們也積極投身于對這些罪不可赦又無力自拔的人們進行救贖的偉業中。在中國，"貧困"與"成功"形成了一組顯眼的對比，成功人士講臺上聚光燈下鏗鏘有力地演說，映照著貧困人士屋檐下灰土地上卑微無力地自嘲。成功人士談吐如蘭，沒有的字可以造；貧困人士識趣地閉嘴，沒人想聽那些事實證明只能帶來貧困的經驗。這還不夠，貧困還成了病，那些不巧染上貧困病毒的人，就像傳染病攜帶者，人人見而避之。原本有這病的人混跡于人群而不太被人們知曉，后來被明晰化，設傳染專區投入重金隔離救治，再后來區域聚焦，挨村挨戶挨個瞄準，謂之精準。
然而，這樣一種模式的推進在實踐中被證明并沒有解決扶貧工作里一直存在的一些問題，比如層層截留以及不可持續，甚至產生了一種似乎越準越不準的結構性"失的"現象。在這篇文章里，我對這一現象做一些反思性討論。我先簡單地追溯一下"精準"這一概念在西方現代科學及國家治理范式里的淵源，然后基于人類學的相關理論，我從作為文化概念的經濟和作為關系概念的個體兩個層面探討"精準扶貧"這一概念里的文化盲點。最后，我提出兩點建議，供相關專家和政策制定者斟酌。
"精準"這樣一個概念來源于哪里?這也許可以追溯到西方現代科學的起點。啟蒙運動之后理性主義崛起，這在科學上表現為"分類法"成為了基本思維范式。同時，以現代科學為基礎的西方國家管理系統，即科層官僚制，也采納了這一結構模型。我的博士研究便是對這一范式作了相關探討。分類法要求每一個對象物體都被歸置到主導結構里相應的區間，才能對其進行認知和管理。這樣一來，物品的屬性便更多地有賴于其歸屬點；那些無法歸置或歸置錯誤的物體成為了認知和管理的障礙，因此而被設定為危險品。比如，犯罪分子需要呆在指定的監獄，否則便是危險分子。一瓶酒放置在酒窖是佳釀，而拎在手提行李里上飛機便是危險品。由于物體的歸屬成為了科學與管理的首要考慮，因此科學的進步和管理的提升在很大程度上也就表現為分類的日益精細化。這就是"精準"的來由。
那么，這樣一種模式應用到各地各種具體事務的管理上，比如我國的扶貧，是否直接可行?這里首先需要我們對貧困的本質有更全面深入的認識。在這個問題上，也許很多人類學家會推崇波蘭著名經濟歷史學家Karl Polanyi的觀點。Polanyi認為，不同于西方發達國家，二十世紀在全世界非西方地區產生的經濟轉型并沒有在這些地區形成一個相對獨立的以市場規則為基礎的經濟領域，以市場為平臺的經濟生活依舊盤根錯節地鑲嵌在各地原有的社會生活里。也就是說，雖然很多國家，包括中國，效仿西方模式推行了市場經濟，但其經濟生活沒有發育成為相對自成一體的系統，市場經濟理性作為一種目標沒有成為主導性實踐邏輯；經濟生活屈居于各地本土治理及社會文化邏輯之下并產生了各種膠著狀態。因此，如果說貧困在西方國家可以更多地被認作為一個經濟現象，在非西方地區，則應更多地被認作一個文化現象。
如何將"作為文化現象的貧困"這一概念應用于扶貧?人類學的相關理論告訴我們，區別于將貧困僵化的種種范式，我們應該更多地關注作為貧困的載體的人的生動的社會生成過程，因為一個社會如何造就生存于其間的人，與它的經濟的生成是同構的?；赝覈鴼v史，將人作為經濟理性人來看待是最近幾十年的事。在這之前的漫長歲月里，以親屬制度和國家科層等級為基礎的龐大體系是人們身份的主要界定，它所規定的各種"關系"既是政治及社會生活的藍圖，也是多數中國人日常生活的導航線。經濟狀態的變化無法獨立于這些既存的關系：一方面，經濟狀態是各種"關系"在時間段里的生成物；另一方面，經濟作為一個單一社會指標劇烈變化而產生的可預見外部性之一便是其所對應的關系叢相應的不確定變化。
再看我國扶貧事業所針對的廣大農村地區。這些地區原本大體上可視為個體與群體以及群體之間相互密切聯系的，以親屬制度為基礎的文化體。在日常生活層面，人們既相互幫助也糾紛頻繁；很多人生活的厚度，或說意義，便來自于這些有時顯得有些驚心動魄的"來往"。比如他們的文化概念之一是"熱鬧"：熱鬧是對群體融合狀態的描述，是以灶臺和炕頭為中心的家庭溫暖以及社區繁榮這樣一些文化價值的表達，這里面男女老少密切關聯并且互補共生。同時，"熱鬧"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個人工作的動力和生活的樂趣，而工作和生活又被認作是生成經濟的兩個不可或缺的支撐體。這樣，作為文化概念的關系、個人和經濟就有機地融合在了一起。很大程度上，我們也許可以說，經濟的繁榮反映了相關關系整合的成功；反之，貧困是關系失敗的表征。這些經濟體因此也可以被稱為"關系經濟"、"生活經濟"或是"熱經濟"。改革開放以來，這樣的"原始整合"在以家戶為單位的農村經濟轉型中開始被制度性松動，之后又在進城務工大潮中在文化觀念與現實可行度上被瓦解。發展到今天，很多農村地區在社會意義上講已經變得支離破碎滿目瘡痍。
聯系"作為文化的經濟"這一理論范式和"以人為本"的人文主義關懷，我認為，在實施精準扶貧過程里被提到的很多問題在很大程度上可以歸咎為破壞了社區原有關系結構，同時沒有發育出新的有效的文化關聯范式。將個體從其賴以生存的關系中抽離出來作為扶持對象，在操作層面上往往被簡化地表達為對個體作為一個社會人所承載的種種"關系"的霸權式抹殺，這有別于以個體為主體而產生的結構變化。這樣抽離出來的社會單元，不論是個體，家戶或是村落，即便符合經濟衡量意義上的貧困，因而貌似"精準"了，卻會因為不體現生成該單元貧困的社會關系，而產生"去主體"的負面副效應。對"去主體個體"進行的扶持活動，理論和實踐上都存在很大的挑戰。
基于以上思考，我認為應對這樣的現象我們需要在兩個層面進行概念性"融合"。第一，我們在借鑒西方管理經驗的同時，應該正視我們的文化里原本存在的準確概念，并找到這兩者相共生的方式。我國社會自身日積月累形成的符合當地文化的科學，我將其稱為"整體性準確"。舉一些例子，中國的山水畫總帶有些許朦朧，美景是在云霧深處若隱若現，美人是在琵琶背后若即若離，這里面沒有精確卻能準確地表達美。中醫的理論基礎是作為抽象存在的穴位和作為整體認知模式的對應關聯體系。而我國"建設和諧社會"這一概念，也應被認作是一種帶有模糊感的整體性構想，而非明確的意指。再看日常生活，中國人習以為常的圓桌餐便是一例；不同于西餐，圓桌餐不區分哪份飯食是誰的，但同樣能確保飯食和食客之間的有效分配。這其中的模糊感與整體性，與西方的清晰感與分類性形成對比，卻又似乎有異曲同工之妙。
第二，具體而言，我們需要還農村一個"整體社區"。新的歷史時期的"整體社區"不能僅僅指具體的作為封閉單位的村、家戶或者個人，而應該是一種區別于現有的破碎社區的，相互關聯并且整體可運轉的共生體，是農村內部各群體的有效再整合及其與外界的有機對接。在操作層面上，我們是否可以考慮：第一，扶貧的對象是否可以從以"個體"為單位，不論這樣的個體是指縣、鎮、鄉、村，還是農戶或個人，轉變為對"關系"的思考，即對導致貧困的關系和結構的瞄準。第二，將"精準"從一個"量"的概念轉化為一個可以更多地從"質"的角度來思考的概念，比如將其理解為"以關愛為核心的扶助力量"，要求"扶的人"和"被扶的人"有一種心貼心的靠近。這既是一種人類學的現實訴求，也體現了"精準"這一西方現代科學概念的內涵而非僅外延。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共識網 2016-08-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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