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是世界上唯一值得你為它奉獻，值得為它奮斗、犧牲的事物，因為它是唯一永存的東西。”這是著名文學作品《飄》中令人印象深刻的一句話。的確，土地對于農業社會和工業社會都非常重要，不同的土地制度也塑造了不同國家的不同發展方向。古代中國雖然一度在世界上處于領先地位，但是中國卻未能率先通過工業革命進入現代化。
對于工業革命發生學的研究可謂汗牛充棟，土地制度是一個重要的思考維度。
一、作為現代化先聲的“圈地運動”
現代工業需要土地，這就是歷史上“圈地運動”發生的主要原因。
英國的“圈地運動”大體經歷了兩個階段。第一階段在15世紀后期至16世紀，隨著紡織業的繁榮，羊毛需求量陡增，農戶們自己開始協商重新劃分土地，將小條田轉化為更為集聚的大土地。
第二階段在18世紀，這一階段的圈地運動得到了國會在制度上的支持，由國會對土地進行確權。因為有議會的立法、協商等一整套程序，第二次圈地運動沒有那么劍拔弩張，但是卻盛況空前，到19世紀圈地運動進入尾聲的時候，英國基本已經不存在無主荒地。
英國圈地運動前后，英國的農民經歷了一個分化的過程。一方面，富裕的佃農（Yeoman）漸漸成為地方士紳，他們參與圈地運動，并借此漸漸躋身小資產者乃至上流社會。另一方面，較為貧窮的公簿持有農、租地持有農和農業雇農，有些勉強得到土地進行耕種，有些在圈地運動后繼續進行農牧場作業，有些成為當地的手工業者，有些移民去了美國和加拿大等地，有些沖著相對較高的薪水，進入城市，成為了城市的手工業者或工人。
圈地運動破除了封建土地所有制，將一些土地產權不明確、不匹配的土地，通過地方協商、議會法案以及一些非法暴力手段，重新進行土地確權、功能改良和產業升級，從而為工業發展提供了充足的土地。圈地運動雖然導致了一些“羊吃人”的慘劇，但是從大歷史的角度看，則是解放了農業勞動力，促進了工業化進程，最終提高了所有人的福利。圈地運動的另一個重要后果是形成了可以對抗當時的政治權力的資產階級階層，從而開啟了西方現代政治。由于有相關法律作保障，圈地運動也并非像一些文學作品描述的那樣凄慘。
我國在改革開放后，由于工業建設用地需求激增，也出現了土地財政、征地拆遷、農民上樓等等現象，這與西方現代化的進程是一致的。
我們的問題是，為何英國在幾百年前就出現了圈地運動，先發進行了工業革命、進入了現代化，而我國的現代化歷程主要體現為對西方現代化的被動回應，在今天依然有著一些人為城市化而非自發城市化的痕跡？我們不妨回看中國歷史上的土地制度。
二、勤勞而不富有的中國農民
從英國圈地運動的歷程可以看出，土地的集聚是一個趨勢，這有利于規模化生產。但是在中國歷史上，卻出現了土地不斷碎片化的趨勢。
根據臺灣學者趙岡和陳鐘毅的研究，古代中國的人均耕地面積遠遠小于英國。英國的莊園制度時期，農奴從領主手中得到的份地，普通是30英畝大小，多者能達到80英畝。在中國，以漢平帝元始二年的人口與耕地總數為例，每人平均只有1.6英畝耕地，平均五口之家的農戶只有8英畝。中國自從有文字記載的歷史以來，每戶的平均耕地始終在30英畝以下，而且總的趨勢是平均耕地愈來愈小，土地分配的基尼系數從北宋開始日趨下降。
中國農民勤勞而不富有
“分家”制度的存在進一步加劇了土地的碎片化。秦國的商鞅變法開始鼓勵“分家”，先后規定“民有二男以上不分異者倍其賦”“父子兄弟同室內息者為禁”（《史記·商君列傳》），通過分家制度形成了中國特色的小農經濟。在大多數中國農村地區，土地與勞動力比例非常低，規模經濟無法盛行。相比之下，中世紀英國的長子繼承制一方面保證了土地的規模，另一方面促進了階級流動，使得富裕家庭的次子、幼子向城市工商業轉移，成為優質商人，提高了商業質量。
民國之時，“滿鐵”曾在華北進行過調查，結果發現，453個村落中最大地主占田千畝以上者只有兩處，2/3的村落其最大地主擁有田產不滿200畝。
綜合來看，從秦漢到南北朝，每戶所得耕地與播種面積大體上是農民勞動力所能負擔的合理面積。土地尚未形成制約性的生產要素。從隋唐開始，人口增長超過了耕地面積增加的速度，產生了土地相對不足的現象。唐以后，人均耕地開始下降，形成絕對性的耕地不足。
隨著中國歷史上人口的增加，每畝耕地上的人力增加，于是勞動力的邊際報酬下降，土地的邊際報酬上升，地主自己經營土地的收益率不如出租土地。趙岡和陳鐘毅發現，自明朝起，整個農業開始走向以租佃制為主，地主自己經營的情況越來越少。明清時期，自耕的農田占農田總面積的比率不足一半。
在轉變為租佃制后，佃農主要以家庭為單位進行生產，而家庭成員的勞動沒有工資成本，不會計較個別成員的貢獻。在勞動力過剩的情況下，生產單位愈發與家庭單位相重合，從而經濟狀況與中國的家庭文化相呼應。中國的農村以家庭為單位進行耕種，既不同于歐洲中世紀的莊園經濟，也不同于西方近現代的資本主義農場。
行文至此，我們不禁會產生疑問：在同樣的耕地上，中國的勞動力遠遠多于英國。按理說，中國應該比英國有著更多的農業勞動力富余，更有動力向城市轉移勞動力，但事實并非如此。中國過多的人口形成了勞動密集型農業，中國的農民勤勞而不富有。這是為什么呢？關鍵在于古代中國制度上沒有為農業剩余勞動力的轉移提供出路，只能維持低效率的生產模式。
三、重農抑商阻礙中國農業勞動力轉移
“重農抑商”的制度導向是阻礙中國農業勞動力向城市轉移的主要因素。
重農抑商是中國古代的主流意識，商人在中國古代是四民之末。早在秦王朝建立之初，秦始皇便“徙天下富豪于咸陽十二萬戶”，實則進行監控，后來又將商人發配去修長城、戍五嶺；漢代規定商賈不得穿絲、乘馬、為官；唐代禁止商人與工匠騎馬，還得率先服兵役，且其子弟不得應試與出仕；明代有關于“商賈止用絹、布。農家有一人為商賈者，亦不得衣綢、紗”等規定。
中國未能自發出現現代化的原因主要在于重農抑商的制度，而重農抑商的制度與專制集權相呼應。要維持專制就要限制民間財力，因為民間資本一旦形成規模，就會出現可以與政治權力相抗衡的社會力量。因而民營工商業勢必受到遏制和壓榨，只能在夾縫中艱難生存。
中國古代的城市主要是作為政治中心，而非商業中心。城市常因政治與軍事功能的變動而興衰變化，不會有持續的城市化發展。中國在北宋時就出現了當時世界上最大的城市汴京，汴京最盛時有13.7萬戶、150萬人左右。但實際上有宋一代的總體城市化率并不高，在10%左右。宋之后，中國的城市化率始終沒有發展，反而不斷下降。洪武二十六年（1393）全國7270萬左右的人口中，大約有6650萬民籍人口，620萬軍衛人口（包括軍人及其家屬），大約有633萬居住在城市中，占民籍人口總數的9.7%。由于都城北遷，明代之后的城市化水平很難超過明代初年。乾隆四十一年（1776），中國城市人口總數為2273.4萬，占中國人口總數的7.3%。雖然城市人口大大增加，但是城市化率卻較明代下降了。
“重農抑商”政策影響了人們的經濟行為，產生了一系列負面后果。
首先，產生了限制人口流動的后果，使中國人養成了留戀故土家園的民族性格，觀念上偏保守。
其次，重農抑商反而導致農業的稅負重于工商業者，因為執政者認為農業生產才是真正的生產，才能創造財富，農業生產者才真正有能力負擔租稅。于是農業生產者的稅負一向偏重，這進一步加重了農民的不利處境，影響社會和諧。
第三，重農抑商使得更多的資金流向附加值并不高的農業。雖然商業的收益率高于農業，但是商人在賺到錢后還是把資金投向農村，購買土地。這有點類似于今天人們一有錢就買房，因為沒有太多使財產保值增值的選擇。商業資金投資土地，導致耕地價格迅速上漲，結果是土地投資的收益率下降。進一步導致地權交易頻繁，妨礙耕種。唐朝以后，商業日漸發達，人口也有上升趨勢，這使得耕地日趨分散于中小業主手中。大地主絕少，而中小業主多，是普遍現象。
第四，重農抑商使得古代中國沒能出現有質量的中產階層，缺乏推動自發型現代化的社會力量。
第五，當大量人口集中于土地上之時，中國的科技創新模式也受到了影響。在宋朝之前，農業技術發明的主要方向是節省勞動力。趙岡和陳鐘毅認為，從南宋開始，中國的技術改進方向發生變化：一是，農民盡量開發以前不值得開發的土地；二是，與湖泊及河流爭田；三是，盡量提高復種指數，試行雙季稻或稻麥兩熟制；最后是，關注新的作物。總之，是以提高土地利用率為原則。而工業革命的主要特征是采用大量節省人力的機器從事生產，工業革命以后的新發明與科技進步，都是朝這個方向走。但是中國恰恰不需要節省人力。古代中國的主要問題不是人口過剩，而是制度原因造成的農業人口過剩，因而農戶家庭要在已有的耕地上盡量多用人力去精耕細作，以提高單位耕地面積上的產量。
最后，過剩的農業勞動力也會從事一些副業，且主要以家庭為單位，這種模式影響了中國工業的發展方向。從南宋開始，中國的手工業日趨家庭化，以南方為典型。同時工場手工業出現了沒落的趨勢。在明清兩朝，棉紡織品幾乎全是由家庭出產。直到19世紀末，才開始有了使用洋紗織布的手工業工場。中國的手工業與其說是工業，不如說是農業的副產品。這樣的一種以家庭為單位的生產模式使得中國民間很難自發地孕育出成規模的重工業，而重工業恰恰是工業革命的重頭戲。
總之，古代中國無法依靠自發力量形成“圈地運動”，從而由農業化走向工業化。
四、走向自發型城市化
改革開放全面拉開了中國城市化和現代化建設的大幕。但是由于歷史傳統、社會基礎等原因，中國的城市化和現代化建設很大程度上是在政府主導下進行的。隨著改革的深化，一些問題不斷暴露出來。就土地問題而言，一方面，土地和勞動兩種生產要素在產權方面的不完備性制約了農業生產率的提高與產業升級；另一方面，工業建設用地指標緊缺已成為一些地方發展的重要制約因素。回顧歷史有助于我們發現促成現代化的自發因素與阻礙因素。中國歷史上的重農抑商政策本質上體現的是政治權力對社會空間的擠壓，抑制民間資本、壓制民間思想。然而，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的動力源泉則在于釋放社會活力。
作者簡介：畢競悅，騰訊思享會專欄作者。有多年智庫工作經歷。現為神華研究院戰略研究人員。曾任《改革內參》執行主編、華中科技大學普通法研究所研究員。北京大學法學碩士，北京航空航天大學管理學博士。主要學術興趣為憲法理論、能源與環境政策、公法與規制。出版譯著《聯邦黨人與反聯邦黨人文集》《大憲章》《權利的成本——為什么自由依賴于稅》等十本。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騰訊思享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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