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層治理的智慧就是，大部分工作只要及格就行，而對重點工作提出排名要求。所謂重點工作，就是需要通過運動治理加以改進的工作。基層治理必須將鄉村干部從排名中解放出來，讓他們去做群眾工作。
一、
在農村調研，最經常聽到又特別感到震驚的一句話就是，與取消農業稅之前比，現在的鄉村干部更忙了，而且也更不好當了。
取消農業稅前，“收糧派款，刮宮引產”，一件“要錢”，一件“要命”，“要錢要命”的工作肯定是很難做的，被稱為天下第一難的工作。結果，現在的鄉村干部回想起來，“要錢要命”的工作并不是最難的，因為雖然這兩件工作不容易做，當時終究還是有辦法有手段，一般可以在期限內完成。而只要完成了這兩件最難的工作，其他工作的任務就沒有那么多，壓力也沒有那么大，一年時間還有閑暇。
簡單地說，“要錢要命”的工作雖然很難，卻第一，還是有辦法的，包括可以采取強制措施，出了問題上級會為鄉村撐腰兜底；第二，兩件工作都只是季節性的，并不需要全年都做這兩件天下第一難的事情；第三，只要能完成這兩件工作，其他工作即使有瑕疵，上級也不苛求。
取消農業稅以后，國家不再向農村收取稅費，計劃生育工作也正好變得容易，基層治理中的主要工作是不出事，尤其是不能有太多越級上訪。村民動輒到北京上訪，首都基本安全都保證不了，這是不行的。取消農業稅后有一段時間，只要不出事，基層工作好壞無所謂。
取消農業稅后不久，農村公共品籌資籌勞出現困難，基本生產生活秩序無法維持。國家開始大規模向農村轉移支付。為了保證國家轉移資源的安全，以及為了更加有效地讓資源落地，國家權力越來越多地介入到鄉村社會內部，同時而來的是國家標準、規范的下鄉。
國家資源是通過各個部門下達的，借資源下鄉，國家各個部門都開始對鄉村提要求，定規矩，進行檢查監督，對鄉村工作中的問題一票否決，并對鄉村工作進行評比排名。因為涉及資源安全，每個部門的要求都很嚴很高，幾乎每個部門都會提出具體而嚴格的要求，鄉村兩級僅僅應付上級部門要求都來不及，鄉村兩級就缺少時間真正深入到群眾之中，了解群眾需要，解決群眾問題。結果是鄉村干部工作很忙，群眾卻不理解，上級也不滿意。這個時間，鄉村干部開始懷念起取消農業稅前的日子，就成為莫大反諷。
二、
取消農業稅前，上級對鄉村的主要考核就是完成收糧派款和計劃生育任務的情況。取消農業稅后，地方政府最關心的則是經濟發展，是發展主義導向的。招商引資，GDP增長，財政收入，成為決定地方領導人晉升最為重要的依據。經濟發展速度快，又沒有發生重大惡性事件，地方領導人晉升機會就很大了。
發展主義導向到十八大以后有所糾正，國家不僅強調經濟發展而且注重社會發展，不僅注重政府工作目標的達成，而且強調群眾的獲得感。地方也都開始建設服務型政府，農村建黨群服務中心，基層治理實現從管理到服務的轉變，群眾滿意度成為衡量基層工作好壞的重要指標。
各個部門也都通過對地方與基層工作的考核來評價地方工作，各個部門考核得分匯總，形成地方“高質量發展”得分。從部門工作來講，得分最低的上黑榜，得分最高的上紅榜。從地方政府來講，上級政府對下級政府進行“高質量發展”得分總排名，實行末位淘汰，排名倒數的下級政府領導人必須要保證第二年不再墊底，不然就“讓有能力搞好工作的人”來干。
也就是說，在取消農業稅前，在鄉村基層只要能完成收糧派款、計劃生育任務就沒問題了。取消農業稅后，鄉村基層工作主要是不出事，地方政府工作是發展主義導向的錦標賽體制，經濟指標成為干部晉升最重要的依據。十八大以后，國家開始調整發展主義導向，強調經濟指標以外的社會發展指標，強調服務型政府，強調提高人民群眾獲得感、安全感和滿意度，決定地方干部晉升的指標就不只是經濟指標而有了更加廣泛得多的指標了。
三、
從經濟指標到社會指標，最大的不同點是，經濟指標相對容易統計，多是硬指標，社會指標相對不好統計，多是軟指標。對于基層治理來講，十八大以前，只要基層不出事，發展指標主要在縣市兩級，縣市對鄉村要求就不高。十八大以后強調社會指標，加上借資源下鄉，幾乎所有部委都開始對地方和基層工作定標準，提要求，進行考核排名，地方政府領導人就不能只注重經濟增長指標，而且要求鄉村必須更好地完成各個部委下達的社會發展任務，必須在部委工作考核排名中取得好成績，這些由各個部委條條進行考核的排名成績加總，就成為一級政府年度“高質量發展”得分。得分靠前很重要。
因為“高質量發展”得分不只是經濟指標，而且包括大量社會指標，有的指標容易進行量化測度，有的指標卻很難量化測度，這樣一來，無論是上級政府還是職能部門，都對下級政府和鄉村兩級提出要求，不是不出事，也不能完成主要任務一俊遮百丑，而是要對所有工作進行排名：每項工作都排名且綜合得分也要排名。各項工作排名靠后，綜合得分倒數，就說明領導能力不行，就得換人來干了。
四、
大概來講，十八大前，無論是不出事還是錦標賽體制，絕大多數工作只要及格就行，地方和基層工作主要是抓重點。只要重點工作做好了，一俊遮百丑，其他工作只要及格不出事就行。十八大以后，各項工作都要做好，且每項工作都要排名，排名的結果就是，無論基層治理得多么好，也總有倒數第一名。上級對下級進行末位淘汰，倒數第一名就必須不計代價搞工作以提高名次，所有工作也就變成不計代價提高名次，基層治理就必然會出現惡性競爭，高度內卷。
在地方實踐中，一項工作只得60分當然是遠遠不夠的。工作要求不斷提高，得分不斷上升，你80分，他90分，一直到99分100分仍然不行，因為有人做了加分題（創新項目），結果就是，為了得第一，或不排倒數，地方政府和基層治理中就出現過度消耗資源去追求不必要的精細，防止難以防范的小概率事件，以及追求徒有外在形式的所謂創新。基層治理中就產生出各種讓人難以理解的荒唐現象，基層干部很忙，形式主義嚴重，鄉村體制空轉，真正基層需要解決的問題無人問津，群眾實際需求無人關注，群眾對基層治理不滿意，上級對基層干部也不滿意。
舉個例子，空氣質量指標排名是一項可以量化的指標，縣環保局對每個鄉鎮的空氣質量進行監測。為了防止本鄉鎮排名落后，鄉鎮就不會允許靠近空氣質量監測探頭附近的農田機械化收割，就要在附近馬路上不停灑水降塵。甚至冬天要封群眾爐灶，以免空氣質量監測落到后面。
五、
在基層工作總體情況不佳時，提高要求，進行運動治理，通過排名來強制基層干部搞好工作，是很有必要的。而當基層治理中大多數工作都已經理順的情況下面，再以排名來推動工作，就會造成不必要的治理內卷，就會消耗過多資源去追求不必要的精細，就會產生基層治理中的形式主義，脫離群眾。結果就是，基層干部非常忙且辛苦，群眾和上級卻雙雙不滿意，基層治理進入惡性循環。
這個時候，基層治理的智慧就是，大部分工作只要及格就行，而對重點工作提出排名要求。所謂重點工作，就是需要通過運動治理加以改進的工作。基層治理必須將鄉村干部從排名中解放出來，讓他們去做群眾工作。
事事都重要，等于事事不重要。
（作者系《中國鄉村發現》學術委員、湖南師范大學中國鄉村振興研究院專家委員、武漢大學社會學院院長，武漢大學中國鄉村治理研究中心主任；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新鄉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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