居鳳村位于黃山西南邊緣，地處璜山鎮的最高位置，居民區位于海拔500米以上的狹長山澗兩側。居鳳村是由兩個自然村合并的村莊——曉居村和鳳眼村，兩個自然村在一條東西走向的山麓之上。山麓之東是曉居村，地勢較高，姓氏以樓姓為主；山麓之西為鳳眼村，地勢略低于曉居，姓氏以童姓為主。全村有住戶339戶，人口938人，只有300多人在村居住，大多數人（以中青年為主）都外出經商或務工，村莊中只剩下老人和個別貧困的中年人。
老人們在村莊的生活主要是種植蔬菜，養殖雞鴨等經營庭院經濟。因為“九山一水沒有田”，當地只有零星口糧田。大多數老年人的農業收入依賴于山林資源，萬畝竹海為老人們提供了絕大多數的收入來源。當地身體康健的老人通過砍伐自家的毛竹可以獲得上萬元的年收入，平時也可以采摘毛竹筍和竹林下的覆盆子。另外由集體時代留下來的人工茶葉和零散的高山野生茶葉以及低矮的桑樹，也都成為了村民日常生活來源的一部分。
村莊生活的另外一面是，家庭中的年輕人和孩子在城市里工作生活。諸暨人“寧做雞頭不做鳳尾”，因此當地老人年輕時基本都在外闖蕩過。童華明今年67歲，1985年前在村里辦的衣服廠跑供銷，廠子關閉后和村里人一同外出到云南販賣衣服，從昆明批發衣服到邊疆的州縣零售，2000年后從云南回來，在諸暨某商場買衣服。這幾年年紀大后，把自己的衣服生意交給了兒子。現在是兒子兒媳兩人經營生意，兒子一家在諸暨城里買了房子和車子，孫子在讀小學。平時空閑時兒子一家三口時常回村看望兩個老人，順便吃吃家里產的毛竹筍和新鮮蔬菜，回城時老人不忘把平時留下來的竹筍干、時令蔬菜和各類山貨讓兒子帶回去。一個家庭三代人，分別生活于城鄉兩頭，見面不多但彼此都懷著期待和想念。
當地的村莊是一個老年人退養的場所，村莊是作為一個生活的地方，而不是一個生產的場所；當地的農業是一種生活農業而非生產農業。與中西部村莊一樣，當地村莊也呈現出中青年人大量外流，村莊以老人農業為主的狀態。中西部村莊中，由于青年人在外進廠打工收入較低，不足以維持家庭的城市生活，當年老后不得不回到村莊依靠農業維持自己的養老，也給出去接班打工的青年人帶孫子。中西部農村的老人農業對于小農家庭具有重要的經濟功能，它是作為城市農民工的養老方式和青年農民工城市化的農村大后方而存在。
與中西部處于經濟壓力下的老人農業不同，當地的農業是一種生活化的休閑農業，村莊更多的是作為老人退養的生活場所。東部地區經濟較為發達，人們的經濟能力較強，絕大多數家庭都可以在城市安居樂業，當地大多數家庭都在城里買房買車，過上了市民生活。因此，居鳳老人回村居住并非出于家庭經濟壓力，而是在外打拼多年，年老后會想念家鄉溫情脈脈的鄰里關系和安逸自然的村莊生活。
居鳳村的老人把農作當成一種親近大自然的休閑活動，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有了自然的農作生活就有了規律。老人在每一天的農作、家務和閑暇交替中，生活就變得有了節奏感和意義。因為農作和山林采摘，一年的365天因為躬身勞作而變成了春夏秋冬。時間在付出和收獲的輪替中充滿了期待，時間也因勞動的汗水和期盼的心而變得充實。
當下工業化食物泛濫，食物距離自然越來越遠，自我的親身勞動愈來愈少，老人通過農作獲得了自產的綠色食品，既提高了自己的生活質量，也因這份親力親為的“綠色”收獲，家庭內子孫爺三輩人的關系變得更加緊密和諧。現代社會中，老人失去了家庭的倫理地位，被家庭邊緣化，甚至成為了家庭中的“累贅”。老人雖然在經濟上是邊緣人，但在傳統社會的家庭中仍可以作為倫理輩分上的尊者而存在。當下，許多老人在和子女的城市生活中感受到諸多的不自由和不自在，因此老人在有條件的情況下，大多選擇離開子女居住的城市，到家鄉去獲得自由和自在。同時得益于鄉村迥異于城市的田園生活和鄉黨溫情，兒孫一家常常在周末時節回村探望父母與老人團聚，同時也可作為一次鄉野的田園之旅，畢竟城市生活緊張而忙碌，在外經商的年輕人回鄉也是舒緩壓力的一種方式，可謂一舉兩得。兒孫一家在度假小憩的同時，還可帶回一些城里稀缺的農家自制臘肉、梅干菜、山筍和蔬果等山野食材。
正因為城鄉居住的距離、城鄉生活的迥異、農業生產和工商業生產的差異，使得已經實現了城市化小農家庭中的子孫爺三輩人可以和諧相處。老人不用擠在子女家庭的夾縫之中，也不會在城市的退休生活中覺得自己不中用。居鳳老人早年外出闖蕩，年老回村退養從事綠色休閑農作，不但舒展了自己的身心，也維護了子孫爺三輩的家庭關系。居鳳作為退養型的村莊存在，更重要的是它使得實現了城市化的農村不至于消失。從中國當下大規模的城市過程看，居鳳退養型的鄉村關系和家庭關系，給了我們對于未來幾十年后完成城市化的中國城鄉關系巨大的啟發和想象空間。從小農經濟發展起來的中國城市化可以不同于西方，中國可以在一方面推進城市化的同時，另一方面也進行著歐美發達國家所進行的逆城市化。小農經濟下的城市化，城鄉關系不是對立的，而是和諧共生的。子孫爺三代的生活生產差異可以不作為代溝而存在，而是作為差異所以得到和諧共處。
與浙江相同的是同樣地處發達地區的上海。這里的農村老人大多居住于鄉下老房子，子女則在城市工作，子孫三代過著兩棲生活，農村和城市、農業和工商業。周末年輕人會把孩子帶回農村老家度假，讓孩子和老人玩兩天，自己則可以呼吸一下鄉下的新鮮空氣。年輕人回城上班時再帶一些父母種的小菜回去。上海的這種代際小農代際分居模式和浙江是比較相似的，都是在經濟獲得了發展之后，老人以休閑和養老農業的方式生活于農村，生活于城市的子女常回農村老家看望父母。
浙江上海等東部發達地區高收入家庭的老人選擇在年老后依然在鄉村居住，也許這就是未來中國實現高收入后的城鄉關系模式。當前中西部的小農家庭大多是半工半耕的經濟模式，半耕起到了為半工補貼和改善家庭收支結構的作用。而東部發達地區的半工半耕中的“工”已經大多進入到了完全就業的狀態，可以實現家庭體面穩定的城市化，但是小農家庭依然選擇半耕的家庭生活方式。從中部到東部的地理經濟差異跨度使得半工半耕從家計模式內涵轉變成了小農家庭生活內涵，我們也可以進一步將這一經濟地理跨度理解為中國小農家庭發展階段的時間跨度，既未來中國依然還會有大量小農家庭維持著半工半耕的模式。半工半耕從一種小農的經濟理性決策轉變成小農家庭的生活理性決策。
在城市化、工業化的進程中，中央集權和小農結合的中國的城鄉關系和西方國家會出現極大的差異。例如，英國沒有強大的中央政府，小農依附于封建貴族，土地為貴族所有。當資本主義的面向市場的大規模農業興起時，貴族就將農民從土地上驅趕出去，鄉村從貴族主導的溫情脈脈的封建等級關系進入到了高效冰冷的資本主義關系。當時只有貴族可以有鄉愁，只有貴族還可以回到田園牧歌，英國的貴族即使生活于城市之中依然向往田園生活，就像今天的中國農民一樣，在城市工作累了或者是年老時回到鄉村生活。差別只是在于英國只有貴族擁有村莊的土地、房屋，同時還向往著鄉村生活，而中國是所有的農民都擁有鄉村的土地和房屋。中央集權和小農經濟是一對共生關系，在經歷了社會主義改造后的中國農村，小農經濟是變得更加穩固了，農民的土地和房屋使用權被更穩固地確定下來。
我們可以大膽想象未來中國的城鄉關系，從現在，農村作為中國開啟現代化進程中的穩定器和勞動力蓄水池的社會經濟安全作用，轉變成更加輕薄愉悅的中產階級與田園牧歌的關系，從實質的功能關系，轉變為生活和精神關系。家庭有寬裕的收入后，家庭內部的城鄉關系也就不用這么厚重和實用，代際關系和城鄉關系都可以變得浪漫、溫情和充滿幻想。誠如現在的上海農村，在公共層面被打造成田園牧歌的郊野公園，在家庭層面成為了改善代際關系提高生活質量的“外婆家”。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三農中國網 2016-08-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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