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貧困、一般、小康、富裕四類農戶的比較分析
內容提要：本文運用2889戶樣本農戶的調查數據，以農戶為研究對象，考察了農戶對基層治理的滿意程度以及其影響因素。結果表明，農民的基層治理滿意度受公共物品供給評價、是否是村干部和家庭收入階層的影響?！皞}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不同收入水平農戶對基層治理的滿意程度和影響因素存在顯著差異。本文的啟示是，地方政府和村干部應該首先滿足大部分農戶都關注的重大問題；其次，注意將其公共物品多向貧困農戶傾斜，提高扶貧政策的力度；再次，提升鄉村教育建設問題，改變一般農戶對教育的輕視態度；最后，提高農戶對鄉村生態環境重要性的認識，讓村莊環境成為衡量鄉村治理的重要方面。
關鍵詞：基層治理；滿意度；公共物品供給；有序Logistic 模型
一、引言
改革開放以來，農民進城務工伴隨著劇烈的人口流動，農村社會空心化日益嚴重；交通發達導致村莊社會邊界的開放；撤鄉并村運動的開展、新型城鎮化和新農村建設形成了大量的社區化村莊和城鎮化農村；隨著市場經濟的強力滲透，農村的人際關系變得越來越理性化、工具化、冷漠化；傳統的倫理道德和地方規范瓦解，農民淪為“無公德的個人”（閻云翔，2009）[1]。因而，“如何治理新形勢下復雜的農村社會”成為政府和學者面對的嚴峻而重要課題。
農村是我國人口最多的居民聚居地區，農村社會的穩定關系到整個國家的安定團結，故鄉村治理的好壞直接關系到黨和國家長治久安的重大問題。中央連續十年將“三農問題”作為黨和國家工作的重點，中央政府對農戶實行了各種補貼和保護價格收購等政策，不斷向農業派發各項財政支農資金；地方政府和基層組織向農村提供了多種公共產品服務，如對農田水利的修繕、農村道路的完善、醫療服務的供給、公共設施的建設等。而隨著我國農村社會的發展，農戶對相關公共物品的需求越發強烈，而農戶對公共物品效率的評價程度也必然影響到其對基層治理的滿意度。
隨著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農村社會出現了階層分化現象，農戶間貧富差距擴大；同時，鄉村治理模式也發生重大變化，“富人”治村和“混混”治村模式突出。趙宏衛（2012）認為農村基層治理出現了資本化和官僚化傾向[2]。資本化的基層治理中帶有顯著的階層化傾向，即中央補貼和扶持政策向同一階層傾斜。比如“富人治村模式”中，村支書等村干部會將政府扶持產業優先向富裕農戶提供，窮人無法獲得政策支持和幫扶，使得農村階層分化日益嚴重，貧富差距變大，中低收入人群對村莊治理的滿意度下降，最后對基層組織失望、麻木，甚至無視。
在這種背景下，農戶對基層治理的滿意度如何？是否收入不同的農戶其滿意度有差異？農戶對不同公共物品的評價是否會影響其對村莊治理的滿意度？不同收入階層的農戶關注的公共物品的差異如何？這些問題的研究對較全面的反映影響村莊治理滿意度的各因素以及影響程度，對提高村莊治理效率和村民滿意度提供政策依據，具有很強的理論與現實意義。本文根據以上問題進行研究，考察農戶對基層治理的滿意度，同時研究農戶公共產品供給評價和社會階層分化對基層治理滿意度的影響程度。
二、文獻回顧與評述
1.文獻回顧
對基層治理、公共物品以及群眾滿意度評價方面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兩個方面：一方面是政府治理與公共產品供給效率關系；另一方面是政府治理評價以及影響因素分析。具體如下：
1.政府治理與公共產品供給效率關系。大部分研究公共產品供給與政府治理的文章認為只有公共產品供給效率提高，群眾對政府的滿意度提高，才能算是政府治理效率提高。
Tiebout( 1956)最先提出了“用腳投票”理論，其證明地方政府治理好壞很大程度上取決于公共物品提供效率，而居民可以“用腳投票”的方式來保證公共物品供給效率，因為如果不滿意居民會選擇離開；“用腳投票”機制能夠保證公共物品和居民偏好更好地匹配，同時分權下的地方競爭也激勵地方提高公共物品供給效率[3]。
傅勇等（2007）運用實證研究證實由于戶籍制度的影響，居民無法完全采用“用腳投票”機制表達對地方政府治理的態度，同時經濟增長、稅收等硬性指標使得地方政府對非經濟性的公共產品供給動力不足[4]。傅勇（2010）的另一篇文章研究了分權背景下的財政體制和政府治理對非經濟性公共物品供給的影響。實證研究發現，財政分權顯著且可觀地降低了基礎教育的質量，也減少了城市公用設施供給[5]。此外，中央政府的向下轉移支付促進了非經濟性公共物品的供給，并且基礎教育存在明顯規模經濟效應。
Bardhan（2002)認為無論在人員素質、技術水平，還是管理能力上，地方政府與中央政府治理能力上差距明顯，而公共物品供給效率的差異是治理差距的一個重要體現[6]。
政府治理效率的指標根據設定的不同一般為客觀性指標和主觀性指標，主觀性指標一般用政府治理滿意度或者政治信任評價指標。孟天廣、楊明（2012）研究發現，公民對政府在經濟增長、民生福利、純公共產品領域治理績效的積極評價都正相關于政治信任；純公共產品提供的主觀評價對政治治理信任的影響大于經濟增長和民生福利[7]。因此，盡管經濟增長仍然是政治信任的重要來源，但民生福利和純公共產品正趕上并超越經濟增長，成為公民提供政治信任的新源泉。
以上研究表明，公共物品提供效率在公民中的重要性日益顯著，而農村地區公共物品的提供效率和鄉村治理滿意度之間的關系研究較少。
2.政府治理績效評價以及影響因素分析。關于基層政府治理績效的研究較少，通常采用對比分析的方法比較不同時期或者不同級別的政府治理績效問題。Saich（2006）對比分析了城市與農村居民對地方政府治理的滿意度，發現群眾對不同級別政府治理的績效、公共物品提供效率的評價趨勢在城市和農村很相似。但是，農村居民認為農村地區的官員素質與大城市的官員相比較低，所以農村地區的不滿意程度比城市高[8]。陳詩一(2006) 運用DEA方法核算省級政府的財政支出后發現，中國大部分省級政府的治理效率低，而在分稅制改革后， 地方政府支出反映的治理效率有所提升[9]。
而研究農村基層組織主要采用個案、局部地區或者特殊情況下的治理績效分析。吳春梅，邱豪（2012）對湖北省張王于村、邢家村作為個案進行研究發現：鄉村溝通網絡中的評價指標對鄉村治理績效具有明顯的促進作用，如主體信任度、非正式溝通、正式溝通、決策民主指標；建議采取強化多元主體信任關系、暢通溝通渠道、推進決策民主化等針對性對策來提升村莊治理績效[1]。
康菊花，德娜（2011）采用農戶調查的方式，對新疆農民基層治理滿意度以及影響因素進行分析。結果顯示，村民與村干部對村莊治理的滿意度分布大致相同，由于村干部直接參與了鄉村治理活動，了解治理情況，理解治理難度與過程，導致村干部滿意度高于村民；而村干部更重視經濟發展因子，如農產品加工和銷售、特色產品發展、農民合作組織的發展、村民收入等，村民更重政治文化參與因子，如干群關系、村務公開、一事一議制度、村干部選舉的公開公正性等[11]。
陸奇斌、張強（2010）研究巨災應對的基層政府績效與受災群眾滿意度之間關系。結果顯示基層政府能力成為影響受災群眾對基層政府治理滿意度的關鍵因素；而工作效率并沒有顯著的影響受災群眾的滿意度，他們認為基層政府應重點提升治理能力建設[12]。
衛龍寶、張菲（2012）真正運用微觀數據考察了農戶對農村基層治理的滿意程度以及農村公共物品供給效率對其的影響。結果表明，農戶對本村組織治理的滿意程度主要受到與其生產、生活相關的公共物品供給效率的影響[13]。
2.文獻評述
從文獻回顧可知，（1）目前研究政府治理效率（中央、省市）的文獻較多，以鄉村基層文研究對象研究治理效率的文獻較少，以農戶視角的微觀數據進行研究更是寥寥無幾。（2）研究范圍主要是以個案研究為主，或者以局部地區的農戶數據進行計量分析，以全國范圍進行大范圍的農戶數據進行計量分析較少。（3）研究農戶主要以整體農戶為研究對象，沒有對不同類型農戶滿意度影響因素進行分類研究，沒有對比性與差異性。
本文以農戶為研究對象，以農業公共產品供給為研究視角，找出影響程度較高的公共物品重要解釋變量；并在此基礎上分析處于不同收入階層農戶影響滿意度的要素差異性。
三、理論假設與變量設定
1.理論假設
在關于治理的各種定義中，全球治理委員會的定義具有很大的代表性和權威性。該委員會于1995年發表了一份題為《我們的全球伙伴關系》的研究報告作出了如下界定：治理是各種公共的或私人的個人和機構管理其共同事物的諸多方式的總和，它是使相互沖突的或不同的利益得以調和并且采取聯合行動的持續的過程。農村基層治理是運用公共權威管理村莊共同事務，促進農村公共利益和集體目標的實現，構建鄉村秩序，推動鄉村發展，最終達到農村善治的過程和狀態（帥慶，2011）。而基層治理滿意度是農戶對公共權威管理村莊事務好壞的一種主觀評價，是其經過農戶個人的主體心理加工后的主觀情感反應。在我國目前處于村民自治的背景下，我國農村的公共權威一般就指農村基層組織[1]和基層政府。基層治理的重要內容之一是為村民提供公共物品[2]，而農村公共物品的供給涉及到了農戶生產、生活的方方面面。隨著我國農村社會的發展，農戶對與農業生產、農民生活、農村環境等“三農”問題的相關公共物品的需求越發強烈。我國農戶對于公共物品的需求意愿差異較大，農戶對不同類別的公共物品的需求與重視程度不一致，而不同收入層次的農戶對同一公共物品的重視程度亦不一樣。對于農戶而言，基層組織和政府只有為他們提供了他們所重視和需要的公共物品，農戶才能對基層治理更加滿意；但如果政府與基層組織提供的公共物品不是其需要和重視的，即使其提供了優質的公共物品，也不能提高其治理滿意度。由此可知，村民對公共物品的評價也就直接影響到對基層治理的評價。本文為了探索農民對公共物品的需求變化，掌握不同農戶所重視的公共物品，才能了解農民需求，對癥下藥，有效提高農戶的村莊治理滿意度。因此，本文研究不同公共物品供給效率和村莊治理滿意度之間的關系。
根據本文的研究目的，本文將公共物品分為經濟收入類、農戶生活類和農村環境三類公共物品。經濟收入類公共物品包括農田水利設施，農業信息服務和農業補貼政策，這三個公共物品直接關系到農戶的經濟收入；農戶生活類公共物品包括醫療服務、學校教育、公共交通、生活購物、文化娛樂、公共設施。農村環境類公共物品就是指農村生態環境。我們設計的因變量為了表達農戶對各類公共物品的評價，我們提出的假設如下：
假設：農戶在其他情況一致的情況下，農戶對公共物品的評價越高，其對基層治理的滿意度越高。
2.變量設定
因變量（解釋變量）為各種影響因素，包括經濟收入類、農戶生活類和農村環境類公共物品供給評價，而農戶自身變量、農戶家庭變量為控制變量。
農戶對公共產品供給評價變量。傅勇（2010）指出非經濟性的公共產品供給影響財政支出效率；衛龍寶、張菲（2012）認為農戶對本村組織治理的滿意程度主要受到與其生產、生活相關的公共物品供給效率的影響。本文主要研究農戶對經濟收入類、農民生活和農村環境類公共物品評價對村莊治理效率的影響。經濟收入類變量包括農田水利設施評價、農業信息服務評價、農業補貼政策評價變量；農村生活類變量包括醫療服務評價、學校教育評價、公共交通評價、生活購物評價、文化娛樂評價和公共設施評價；農村環境類變量指生態環境評價。
問卷中，農田水利變量通過問題“我們村目前灌溉基礎設施的狀況非常好”了衡量；農業信息服務評價變量通過問題“5年來農村提供的農業信息服務更加完善了”來表示；農業補貼政策評價變量通過問題“近5年中央對農村的補貼政策更有利了”來表達；醫療服務評價通過問題“與5年前相比，農民的看病問題有明顯改善”來衡量；學校教育評價通過問題“相比5年前，當地的農村教育變好了”來表示；公共交通評價通過問題“近5年來村里的交通出行變得更方便了”來表達；生活購物評價通過問題“近5年來，村里的生活購物更能滿足需要了。”來衡量；文化娛樂評價通過問題“近5年來村里的社會文化生活更豐富多樣了”；公共設施評價通過問題“近5年來村里的公共設施變得更好了”來表示；生態環境評價通過問題“近5年來村里的自然生態環境變得更好了”來衡量。以上10個問題的回答為完全不同意、不同意、同意、比較同意、完全同意五個等級，數值從1到5，分數越高，表明農民對農村公共物品評價越高。
農戶自身特征變量包括性別、年齡、受教育程度、是否當過村干部；Saich（2006）與樊明麗、駱永民（2009）提出農戶當過村干部，會體諒基層政府的困難，理解村莊治理的復雜性，因而滿意度較高[16]；而受教育程度高的農戶往往對鄉村治理效率提出更高要求。
農戶家庭特征變量包括家庭成員數、勞動力數、外出務工數和收入階層變量。孟天廣、楊明（2012）認為農戶外出務工人數越多，對城市生活了解增多，對鄉村與城市之間差距認識越清晰，對鄉村治理的要求變多，滿意度降低；Saich（2006）認為而收入越高，對村莊治理效率期望越高，滿意度相應變低。
四、數據來源、樣本信息與模型設計
1.數據來源
本文采用大樣本抽樣調查，數據來源于2014 年7月至9月清華大學中國農村研究院組織首都高校在校學生進行了“百村千戶”農村調研活動。在正式調研之前，課題組對調查問卷反復修改形成最終問卷，對調研人員進行培訓。根據需要，調研主要涉及農戶對農村教育、醫療、水利、交通、生活購物、文化娛樂、生態環境、公共設施、信息服務和補貼政策等公共物品的評價和基層治理滿意度。本次調研采取隨機走訪的形式進行，調查地點涉及陜西、河南、山東、內蒙古、重慶、湖北、貴州、黑龍江、四川、云南、海南、湖南、吉林、北京、山西、江蘇、福建、河北、浙江、安徽、江西等21各省、直轄市、自治區；根據各省份收入水平的差異，每個省選經濟發達、中等和落后的縣（市）3-5個，每個縣（市）選取3-6個行政村，在每個行政村隨機選取8-15個農戶，每個農戶選擇1名成年農民進行調查，項目組最終獲得3132戶農戶調查問卷，并對部分村干部、村民進行了深入訪談。在剔除了部分內容不完整，前后不一致的問卷后，本文所用的有效問卷2889份，調查范圍包括了全國大部分省份，對全國農戶基層治理滿意度調查具有較強代表性。
2.樣本信息
（1）樣本總體情況
從表1可看出，調研農戶中以男性為主，占總戶數的84.51%；年齡一般在30以上；文化程度不高，以小學初中文化為主，高中及高中以上文化程度的農戶只占17.14%，農戶家庭人均收入以8000元以上為主，可見農戶收入已提高；家庭中的勞動力人數以1-5人為主，其中包括有勞動能力的老人。外出務工人數以1-2人為主；農戶職業雖然以純農戶為主，但已經不具有絕對優勢。
從“滿意度”頻率上看，滿意大約為47.97%，不滿意為24.42%，一般為27.69%，可見在調查樣本的范圍內，農戶對村莊治理的態度滿意的約占一半。這表明，對于當前的村莊治理，滿意的農戶數量高于不滿意的農戶數，大多數的農戶對村莊的治理現狀較為滿意。
注：我們將“比較滿意”和“十分滿意”定義為“滿意”，將“很不滿意”和“不太滿意”定義為“不滿意”。
（2）不同收入階層的滿意程度情況
從不同收入階層對村莊治理滿意度的調查來看，不同階層的滿意度相差不大。不滿意的頻率值在一般農戶階層達到最高值，同時，滿意的頻數變化趨勢呈現先下降后上升的趨勢，富裕農戶的滿意頻率最高，可能是人均收入處于一般和小康的農戶對鄉村治理的其他方面提出的更高要求，導致滿意頻率的略微下降，如鄉村環境、道路、醫療等其他方面的公共服務供給方面；當農戶收入繼續提高成為富裕農戶時，滿意度增加。
表3不同收入階層對村莊治理滿意度情況表（%）
3．變量設定與模型設計
（1）相關變量的統計性分析
表4 解釋變量定義及其描述性統計分析
本文將公共物品評價分為5等，小于3的均值說明農戶不滿意，在3和3.5之間的表示合格，3.5到4之間基本滿意，大于4 的是比較滿意。由農戶對不同公共物品評級統計可知，農戶對交通的滿意度最高，表明我國對農村公路的建設較完善，無論是村間還是村組公路，通過村村通工程、新農村建設工程、項目制工程等完善了鄉村公共交通方面的建設；而醫療的滿意度較低，通過調研可知，一些村莊沒有衛生室，而縣城意愿和城市醫院的醫療費用較高，農戶認為負擔較重，而新農合的報銷難問題也是滿意度低的重要因素。由表可知，農戶只對醫療、水利處于不滿意狀態，其他公共物品都處于合格狀態，生活購物、交通、中央補貼政策、公共設施、信息服務、自然環境等公共物品基本滿意，而農村教育、文化娛樂等公共物品還需進一步提高。
（2）模型設定
本文研究的是農戶村莊治理滿意度的影響因素分析，主要分析公共產品供給評價、農戶個人特征、家庭特征等因素對農戶基層治理滿意度的影響。本文設定的自變量（被解釋變量）y是農戶對基層治理滿意度。通過問題“近5年來村莊治理是否滿意”，采用打分賦值的形式將農戶對村莊治理的滿意度分為五類，即“十分滿意”=5，“比較滿意”=4，“一般”=3，“不滿意”=2，“很不滿意”=1，分數越高，表明農民對鄉村治理滿意度越高。由此可知，農戶對基層治理滿意度屬典型的多元選擇問題。由于自變量的定義與賦值具有等級次序的性質，故有序Logistic模型更能反映不同農戶基層滿意度的性質。因此，選擇建立有序Logistic多元回歸模型對影響農戶基層滿意度的因素進行分析。具體設定如下：
y*=βX+ε (y*不可觀測)，而選擇規則為
(1)式中，r1＜r2＜r3＜r4＜r5為待估參數，y為基層治理滿意度， X=(x1，x2，x3，……，xn)為影響因素，為上述的16個變量，包括因變量和控制變量，β是回歸系數，ε是隨機擾動項。
五、模型回歸結果
1.總體模型回歸結果與分析
該模型運用stata12軟件，采用了多元有序logistics回歸分析方法，估計結果如圖所示。估計結果及分析模型整體擬合優度卡方值是1071.09，似然比檢驗統計量（－2 Log Likelihood） 為-2292，Hosmer and Lemeshow 檢驗得到卡方值為132.59。
從整體回歸模型的回歸結果總來看，模型整體擬合效果良好、檢驗基本可行。模型通過wald值可以看出變量的重要程度，影響農戶基層治理滿意度的因素依次是公共設施評價、農業信息服務評價、補貼政策評價、農田水利評價、是否當過村干部、文化娛樂評價、學校教育評價、公共交通、農戶收入階層。而年齡、性別、受教育程度、外出務工人數、醫療服務評價、生活購物評價和生態環境評價的影響不顯著。具體影響農戶基層治理滿意度的主要因素如下：
表5 總體模型回歸結果
農戶公共產品供給評價對村莊治理滿意度有顯著影響。本來不同變量的影響程度一般不能簡單的通過系數的高低來判斷，但是本模型在設定過程中將公共產品變量評價變量等滿意程度進行相同的分類(完全不同意=1、不同意=2、同意=3、比較同意=4、完全同意=5)，因此可根據系數大小來比較各個公共產品的影響程度。
根據公共產品供給的重要程度來看，影響程度比較高的因素主要是公共設施評價0.527、農業信息服務評價0.448、農業補貼政策評價0.402，；學校教育評價、農田水利評價、公共交通評價、文化娛樂評價等公共產品供給效率較低影響著農戶的滿意度；而醫療服務評價、生活購物評價、生態環境評價等對基層治理的滿意度沒有明顯影響。
首先，考察農戶對經濟收入類公共物品評價對基層治理滿意度的影響。信息服務評價顯著的正向影響農戶滿意度，影響系數為0.448。信息服務主要是關于農機具、種子的購買與農產品銷售信息等與農民息息相關，基層政府為農戶提供信息服務已經直接影響到了農戶的生產、生活與收入水平，故而農戶對信息服務需求迫切，信息提供的好壞直接影響到農戶對村莊治理的評價。
農業補貼政策變量在1%的水平上顯著與基層治理滿意度正相關，并其變量系數較高（0.402）。中央一號文件連續12年對三農問題的持續關注，也使得農戶對中央補貼政策的關注增強。農戶對補貼政策滿意度越高，從政策中獲得的利益越大，也會輻射到對基層治理的滿意度上來。 農戶對農田水利變量也比較重視，由系數和t值都可以看出。
由此可知，3個生產類變量的顯著性和系數值都較高，說明農戶對生產類公共物品非常重視。
其次，農戶生活類公共物品評價也較顯著的影響基層治理的滿意度。從結果上看，農戶對公共設施、學校教育、公共交通和文化娛樂等公共物品比較重視，可見農戶對日常經常需要用到的公共物品的關注度較高，并開始重視農村的文化娛樂生活，著重提高生活品質。
而農民看病問題、生活購物對基層治理滿意度影響不大。原因不是農民看病問題已得到解決，而是在村里已經基本無法解決看病問題，村里的衛生所已經很少，農民小病靠吃藥，大病直接去鎮醫院或者省市醫院，看病問題已經與村兩委的村莊治理關系不大，因而看病問題與滿意度關系不大；而生活購物問題在各個村莊基本解決，農戶的關注較少。
生態環境供給評價對基層治理的滿意度沒有明顯影響，這表明農戶對生態環境的重視程度還不足，沒有意識到生態環境對農村居民生活的重要性。其中一個可能是外出務工人員的增多，農民呆在農村的時間縮短，農戶更關注經濟、文化需求，對環境質量的要求較低。
農戶自身的特征對村莊治理滿意度的影響較小。在農戶自身特征中，只有“是否當過村干部”變量基層治理滿意度有顯著相關性，說明將其他因素控制的情況下，當農戶是村干部時，其親自參與了村集體做事，對村莊治理的滿意度提高。
在農戶的家庭特征中，外出務工數的影響不顯著；家庭收入階層明顯影響基層治理滿意度。農戶的家庭收入與村莊治理的滿意度呈現顯著的負影響，即收入越高，對生產、生活和環境的期望與要求越高，村莊的滿意度越低。
2．分類模型分析結果與分析
由總體模型結果可知，農戶收入顯著負向影響農戶對村莊治理滿意度，但不同收入階層的農戶對村莊治理滿意度的主要影響因素是哪些變量，需要進一步驗證。
在本次調研中，本文將農戶分為四類，貧困農戶類，一般農戶家庭、小康農戶家庭和富裕農戶家庭。根據中國科學院中國現代化研究中心在京發布《中國現代化報告2013——城市現代化研究》的報告中，中國科學院中國現代化研究中心主任何傳啟建議，實施家庭小康工程，建設全面小康社會。2015年將貧困標準定位人均可支配收入為2800元；全面小康社會的標準包括城鎮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超過18萬元，農村家庭人均純收入超過8千元。故將貧困農戶人均收入小于2800元，一般農戶定義為還沒有達到小康水平的農戶，其人均收入為8000元以下；小康農戶家庭的人均收入在8000-20000元之間；富裕農戶家庭的人均收入為20000元以上。
表6 分類模型分析結果
(注：表格中沒加括號的數字表示變量系數，括號內為t統計檢驗值；***表示在0.01的水平下顯著，**表示在0.05的水平下顯著，*表示在0.1的水平下顯著。）
對不同收入階層的農戶滿意度回歸結果分析。由表6可以看出，不同收入組的農戶對公共產品供給的關注點不同。
農田水利設施評價主要影響非富裕農戶的鄉村治理滿意度，說明灌溉設施的好壞直接關系到前3類農戶的滿意度。純務農或者兼業農戶的農業收入是家庭總收入的重要部分，而灌溉設施的好壞直接影響農業收入，故大部分農戶重視灌溉設施供給效率。富裕農戶一般從事非農產業或外出務工，較少或不從事農業生產，因而農田水利對他們的重要程度較低。
信息服務評價變量對于收入高于2800元的農戶都有顯著的正影響，說明村集體為農戶提供的信息服務越好，村民對基層治理的滿意度越高。從不同組的信息服務變量的系數比較上來看，一般收入越高，系數越大，說明信息服務對農戶的重要程度也隨之收入增加而提高，高收入群體比較重視農村的信息服務。
農業補貼政策評價變量對于收入高于2800元以上的農戶也有顯著的正影響。筆者認為，補貼政策對農戶的支持主要涉及中高收入農戶，比如專業大戶、家庭農場、農民合作社、農業企業等中高收入人群獲得大量的政策扶植，如種糧直補、良種補貼、農機補貼、新型農業經營主體補貼等。補貼政策一般是由基層政府和村干部向農戶傳達，一部分補貼也由村集體向農戶發放，故農戶對農業補貼政策滿意度又轉向到村莊治理滿意度上；而貧困人群獲得補貼較少，呈現出貧困農戶組的補貼政策變量對基層治理滿意度的影響不顯著。中央歷年來的惠農與支農政策幫助了大部分農戶，但對部分貧困農戶的支持力度較低。
公共基礎設施評價變量與所有農戶的鄉村治理滿意度都顯著的相關，說明此公共物品獲得了全體農戶的重視。
醫療服務評價、生活購物評價變量、生態環境評價與基層治理滿意度沒有顯著相關性，說明四類農戶關于此三項公共物品都不影響其對于鄉村治理的評價，上文已經說過原因，這里不再贅述。
從學校教育評價變量看，富裕農戶對辦學條件這個公共物品比較重視，系數明顯高于總體模型，說明富裕農戶更清楚認識到孩子教育和文化學習的重要性，而其他收入階層農戶明顯沒有對孩子教育問題足夠重視，他們想要孩子盡早工作或者務農，分擔家里生活負擔。
文化娛樂評價變量只對富裕農戶沒有顯著影響，原因是一般農戶會經常在農村生活，對社會文化生活提出需求，而富裕農戶一般從事非農產業，在農村居住的時間較短，經常外出打工或者從事商業活動，對于社會文化生活需求較低，故富裕農戶對于社會文化生活重視較低。
公共交通評價變量只和富裕農戶的鄉村治理滿意度存在相關關系，說明只有富裕農戶較為重視公路等公共物品，而其他農戶不太重視。原因可能是一般農戶只是通過道路進行交通出行、生產生活，而富裕農戶可能通過道路進行產業發展和商業活動，增長經濟收入。
以上可知，不同收入農戶對公共產品供給的關注點不同。貧困農戶一般為純農戶，從事農業生產經營活動，對農村的文化娛樂、公共設施和灌溉設施等方面要求較高；一般農戶和小康農戶主要關注灌溉設施、文化娛樂生活、公共設施、農業信息服務和補貼政策；富裕農戶主要關注學校教育、公共交通、公共設施、農業信息服務和農業補貼政策?？梢?，貧困農戶和富裕農戶對于不同公共物品的關注度上存在較大差異，富裕農戶更關注學校教育和公共交通，貧困農戶更關注灌溉設施、文化娛樂；一般農戶和小康農戶的關注點基本一致。
六、研究結論與啟示
根據上分析可知，農民對村莊治理的滿意度受多方面的影響，主要影響因素是公共物品供給評價、是否是村干部和家庭收入階層。根據公共產品供給的重要程度來看，影響程度比較高的因素主要是公共設施、信息服務和補貼政策；學校教育、農田水利、公共交通、文化娛樂等公共產品供給效率較低影響著農戶的滿意度；而醫療服務、生活購物、生態環境等公共物品供給評價對村莊治理的滿意度沒有明顯影響。
而不同收入組的農戶對公共產品供給的關注點不同。貧困農戶和富裕農戶對于不同公共物品的關注度上存在較大差異，富裕農戶更關注學校教育和公共交通，貧困農戶更關注灌溉設施、文化娛樂；一般農戶和小康農戶的關注點基本一致。
總之，“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人類的需求具有復雜性，其會根據時間、地點、事件的不同產生新的需求，農戶亦如是。本文通過對農戶基層治理滿意度的實證分析，得出在不同收入階層的農戶對基層治理滿意度有差異，同時影響不同農戶的具體影響因素既有相同點，又存在特殊性；即農戶對鄉村治理的關注點會根據生活水平和收入的不同發生變化，如何滿足不同農戶的需要考驗執政者的智慧。
本人認為，地方政府和村干部應該首先滿足大部分農戶都關注的重大問題，如公共設施、灌溉設施、信息服務、補貼政策和文化娛樂等方面；其次，將公共物品多向貧困農戶傾斜，提高扶貧政策的力度，提升貧困農戶的收入和生活水平，實現精準“扶貧”任務，以完成我國政府在2020年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和消除貧困階層的宏偉目標；再次，提升鄉村學校教育建設問題，改變一般農戶對教育的輕視態度，提高農村的文化水平；最后，提高農戶對鄉村生態環境重要性的認識，改變農戶僅重視經濟收入和生活質量的思想，讓村莊環境成為衡量鄉村治理的重要方面。而如何逐步滿足農戶的需求，需要地方政府、村兩委和基層自治組織的共同努力。
作者單位：清華大學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農林經濟管理學報》2016年第三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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