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過三次致命的歷史性顛覆，華夏農耕文明最終在文革中徹底死亡，而文革后的中國，只剩下技術落后的農業。把這種低端農業跟傳統農耕文明相混，是許多人易犯的常識性錯誤。鄧小平發動的城市化浪潮，引發近30年的農民進城打工運動，“盲流”們逐漸升格為“農民工”，收入有了大幅提升，但其地位卻沒有實質性的改變。面對城鄉二元對立以及文化技能的限定，農民無法在城市獲取戶籍和穩定的工作，他們的命運被凍結于現代性空間的邊緣。這導致了農業、農民和農村的三重危機。
一個眾所周知的事實是，基于青壯勞力的大規模流失，鄉村的凋敝似乎已經無可挽回。對安徽某國家級貧困縣調查發現，農村留守兒童人數超過90%，而留守老人更是高達95%以上。休寧縣的土地拋荒率，約為80%，這意味著，除了少數良田，大多數土地已經成為野生植物占據的荒野。農民作為鄉村社會的主體，缺席在田野調查的現場。
這是中國農業的黃昏，瑰麗的晚霞已經消失，黑夜正在大面積降臨。只要在中國各地的鄉村行走，人們視野所及之處，只有一些老嫗和小童，出沒于新舊錯雜的民居，儼然是村社空間的唯一主人。人口、道德和價值的多重空心化，制造了無數農村家庭的破裂。農民工離婚率超過城市中產階級，高踞中國各階層榜首。夫妻、父女、母子和人與土地的分離，是鄉村里上演最頻繁的戲劇。
哈尼族四季生產調傳承人朱小和家里的肉干
兩年前我在云南元陽縣進行文化調研，不經意中走進一間哈尼族民居，里面竟然暗無天日。視覺適應之后才模糊地看到，一位衣衫襤褸的老嫗，孤獨地坐在火塘邊，雙眼已經失明。她的兒女都在城里打工，而她還要負責照料兩個正在念小學的孫兒孫女。我還訪問過文化部指定的哈尼族四季生產調傳承人朱小和，他已年逾70，子女都在城里打工，自己一身孑然，家徒四壁，唯一的財產，是懸掛在梁上的幾條肉干。它們在風中輕微擺動，隨歲月硬化為深棕色的物體，形影相吊，說出氣息幽暗的言辭。
逃離——凋敝——更凋敝——更逃離，沒有任何人能擺脫這種惡性循環的怪圈。“新農村建設”鋪設公路，形成沿路筑屋的新聚落模式，但這種“高速公路意象”未能籠絡農民，反而成為新的離鄉動力，因為上路變得更加輕而易舉；電網、電視機、手機和“小時代”式趣味的普及，向“小鎮青年”提供都市的巨大誘惑，與此相比，故鄉變得日益老舊而窮困，早已喪失自我更新的生機。與其在無望的村社里輾轉掙扎，不如向都市逃離，后者是農民最簡潔的選擇。
這場危機最初限于經濟，隨后便轉向制度、家庭、倫理和精神層面，形成“鄉村凋敝綜合癥”的典型格局。離奇的死亡案件，變得愈來愈頻繁而兇險，替鄉村社會打上破產的血色標記。
不妨以貴州省畢節市為例。2012年11月，該市七星關區街頭，平均年齡10歲的5名男孩，因在垃圾箱內生火取暖，導致一氧化碳中毒死亡；2013年13日，就在上述同一地點，５名兒童于放學路上被工程車失控撞死；2013年10月19日，朱昌鎮村民吳某全家3人被殺死，1人負傷，幾遭滅門之災；2014年4月，一名男教師因強暴12名留守女童而被揭出，受害女孩最小年僅８歲；2015年6月，七星關區4名兒童服農藥自殺身亡，最大的孩子留下遺書稱：“謝謝你們的好意，我知道你們對我的好，但是我該走了。我曾經發誓活不過15歲，死亡是我多年的夢想，今天清零了！”同年8月4日，該市納雍縣再度發生慘案，一對未成年兄妹在家中被殺，血濺四壁。
作為“改革后遺癥”的犧牲品，貴州畢節為中國鄉村危機提供了經典樣本。正如那位七星關少年所說，死亡就是它的終極夢想。它預示著一種令人不寒而栗的未來。
但我們也已看到，都市對鄉村的回饋運動正在啟動，盡管它無法阻止農耕文明的死亡，卻有望讓農業和農村得以有限的復興。目前出現的三種復興路徑，都展示出自己的獨特樣本。第一種是NGO組織發起的鄉村教育運動，如崔永元和查建渝推動的鄉村小學教師的培訓計劃，梁曉燕等人推動的西部陽光農村發展計劃（查和梁都是我的同學）、以及向教育資源匱乏地區輸送短期教育人才的“美麗中國”項目等等。它們旨在從文化層級上改善鄉村的愚昧面容。
藝術家渠巖向公眾展示他的“許村計劃”
第二是有過鄉村童年經驗的城市藝術家，以高度個人化的藝術風格，努力改造自己的鄙陋家園。這方面的范例，是渠巖所策動的許村藝術化計劃。他耗費五年以上時間，在其太行山麓的故土，制造出一個令人鼓舞的樣板。
在渠巖的推動下，該村從打造“食宿玩一條龍”的“農家樂”開始，逐步形成藝術公社、有機農場、酒吧，高校寫生基地等組合項目。音樂課、美術課和攝影課等藝術教育課程，也提升了農民的藝術趣味。它看起來很像是對蔡元培“美育”倡導的跨世紀呼應。
渠巖的未來計劃，是為農民設計一種用清水磚墻構筑的信仰空間，它們貌似安藤忠雄的教堂空間。渠巖意識到，終結鄉村凋敝的關鍵不是審美，而是信仰的重建。但問題在于，什么才是這信仰的真正內涵？究竟是要復原祖先崇拜和土地崇拜，還是引入佛教、道教或基督教信仰？在新的祠堂空間被豎立起來之后，祠堂里的神靈仍然缺席，蹤跡全無，而解決這個難題，可能需要耗費整整一個世紀。
龐煥泰正在巡視他的“復興產業”
第三種路徑跟鄉村旅游密切相關。飽受霧霾、毒食和緊張節奏戕害的都市中產階級，利用假日前往鄉村，體驗綠色閑適生活，重組人與自然的關系，這已成為現下旅游業的重大母題。一個符合人文主義標準的新式鄉村，不僅是旅行者的目標，更是農民的福音，它為營造城鄉共同體的“山水社會”（戴志康語），提供了全新的歷史性契機。
鄉村復興，不僅要完成舊民居的保護和改造，更應確立自我造血的脫貧機制，以便動員更多農民返回故里，成為鄉村復興的主干力量。
無獨有偶的是，在黃山市休寧縣，一位年近70的老人，啟動了“一個人的鄉村復興”計劃。他就是來自上海的龐煥泰老先生。他帶領自己的團隊，在溪口鎮祖源村租下30多棟破爛舊屋，以及豬圈和堆滿垃圾的廢地，以某種不可思議的激情，拯救搖搖欲墜的徽州老宅，打造供鄉愁病患者棲居的山地民宿。
打造中的民宿建筑，土黃色的外墻維系了古民居的文脈
僅僅短短半年時間，那些精心改造的民宿、飯莊、面包房和咖啡館已經逐漸現身，其風格大致分為三類：以黃墻黑瓦、雕花木窗和錯頂為特色的江南民居，以白墻黑瓦和馬頭墻為特色的徽派建筑，以及少量輕型木結構農舍。其民宿造型的多樣性和復雜性，令那些專業設計師都束手無措。
在造訪中我看到，龐煥泰老先生收集和采購廢舊雕花窗扇，經過仔細修繕，鑲入建筑外立面，又以舊瓦鋪頂，在外墻涂以黃泥與水泥的混合物，藉此還原土黃色的質樸農居風貌；而其內部則使用現代家電和衛浴設備，再配以根雕、奇石和明清家具。這場混搭游戲平衡了傳統文脈和現代性的位差。
跟渠巖的身份截然不同，龐煥泰并非藝術家，而是一位飛行員出身的企業家，擁有上海舊廠房改造的豐富經驗。在祖源村，他親自制訂改造方案，勾畫圖紙，選擇建材，現場監理，外出采購，甚至自己挑土種樹，渾身沾滿塵土和泥漿，就像一個地道的農夫，以“泥腿子”面貌和幾近70歲的高齡，遠離上海的家庭，孤身投入徽州農舍改造的艱難歷程，就像是一次自我獻身的苦行。在當地居民口中，這位“異鄉人”“以命相搏”的故事，已然演化為一段鄉村傳奇。
龐煥泰的第二步計劃，是組建鄉村經濟合作組織，鼓勵農民以房屋和土地入股，成為經合組織的股東成員，同時也為自己打工，憑著勞動技能去獲取薪金與紅利。鑒于這種自我造血機能的確立，外遷和外出務工的農民勞力，有望得以大面積回流。不僅如此，它還能成為都市居民安放靈魂和鄉愁的場所。一旦都市居民實施逃離，反向遷入村落，鄉村凋敝的進程就有可能被放緩或終結。
這是鄉村復興的第一步驟。龐煥泰擁有一種與眾不同的飛行員思維。他喜歡以俯瞰的方式描繪他的復興藍圖。除了深化民宿功能，令其向養生和自然療法基地拓展，他還計劃開辦成人技術教育培訓班，像陶行知和晏陽初所力倡的那樣，從技能、知識和素養的層面改造農民，促使他們逐漸適應21世紀的生存模式。這是針對鄉村凋敝綜合癥的“雞尾酒療法”，涉及旅游地產、經合組織和平民教育三個層面，是目前我所看到的最具實操性的鄉村營救方案。而這種“一個人的鄉村復興”，并非僅限于龐煥泰和渠巖兩人。此類故事正在多地相繼發生，“引領者”們猶如零星的紅點，為我們勾勒出鄉村營救路線圖的依稀面貌。
祖源村屬于黃山市休寧縣溪口鎮，位于海拔600多米的山坡上，是明代開國謀臣朱升的故里。村內有樹齡1200年以上紅豆杉，以及罕見的數百年歷史的老桂樹。山坡上到處是無人打理的野茶樹，在云霧纏繞中生長，低調地襯托著梨花、桃花、油菜花、桂花和菊花的輪值怒放。清澈的溪水流經每戶人家門口，匯入山下的橫江與新安江，帶著古老的記憶，向杭州方向流去。而就在附近，穿過紅石板鋪就的萬安老街，教育家陶行知當年曾經乘坐帆船，悄然駛出童年的碼頭。
號稱“中國第一狀元縣”的休寧，于北宋嘉定至清光緒年間，出過19名文武狀元，其徽墨、日晷、貢菊與紅茶，均獲巴拿馬萬國博覽會獎牌。而縣名“休寧”，更是直指其“修身養性，寧靜致遠”的稀有特性。作為“國家級生態示范區”，其森林覆蓋率高達81%，境內齊云山，山石奇異，為道教四大圣地之一。所有這些資源，正是營造“山水社會”的基本素材。
我在萬安古鎮參觀羅經文化博物館，被那些風水羅盤和日晷所吸引。其中一臺僅有五厘米大小的日晷-羅盤組合器，是我從未見過的神器。吳魯衡家族傳人告訴我，只要讓晷針對準太陽，這架袖珍儀器就能準確標定當地時間。休寧縣的一位朋友見我戀戀不舍，遂將她家里收藏的一臺，托人輾轉帶來贈我，令我感到意外的驚喜。面對這架細小而精密的玩具，我突然意識到，時間之門可以閉合，也可以被重啟。無論龐煥泰還是渠巖，個人的復興運動，也許會以“蝴蝶效應”方式，部分地終結凋敝的現實，向迷津里的農民，提供有效的新生活實務指南，并重新開啟鄉村的未來，但鄉村的全面復興，最終只能取決于“土地歸還農民”的制度性革命。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文化先鋒 微信公眾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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