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需外力撬動，更需內力萌生
上世紀初葉，面對著農村經濟蕭條、民生凋敝的狀況，以晏陽初為代表的一大批知識分子發起了“鄉村建設運動”，旨在為破敗的中國農村尋一條出路。如今的鄉村社會已不可同日而語，然而在城鎮化和工業化大潮下，如何激發鄉村社會的活力依然是個深刻的命題，“鄉村再造”也再次被提及。
浙江的莫干山，就是其中一塊有名的試驗田。與各地土生土長的“農家樂”相比，莫干山主要是由外來資本注入的“洋家樂”，短短幾年間已把這一原本落后的鄉村群落打造得頗有生氣。及至今天，已不再局限于外來資本，甚至帶動了大批當地農民加入到了類似的經營當中。
事實上，對于大部分村莊來說，沒有外力的介入，內生力量又不足，是很難重啟鄉村發展模式的。在這里，外力就好比是一個支點，起到的是撬動鄉村發展的作用。而作為兩個主要方面的政府和社會，發揮的作用又各不相同。政府具有村民乃至村集體都不具備的力量，可以幫助解決諸如交通、水電等基礎設施以及村莊發展規劃的問題。社會的力量則更多的是經營理念的重新注入。莫干山的“洋家樂”就是這樣，不僅注重與周圍環境的融合，低碳環保，還強調民俗的設計、生活的舒適等等。如果單靠當地村民，這樣的經營理念很難在短時間內落地。
然而光有外力的撬動是不夠的。鄉村的再造，關鍵還是要培育起鄉村內部可持續的發展能力。晏陽初曾經提出的“鄉村改造十大信條”中也特別強調了“從他們所知開始，用他們已有創造”，即是說鄉村再造必須發揮村民自身潛伏的創造力，讓村民擔當主角。
問題在于，如何才能培育起鄉村發展的內生力量？關鍵就在于村莊自治理機制，也就是自組織的普遍建立。
“青蛙觀光”的故事一再被提及也是這個原因。桃米村原本是個很窮的村子，9·21大地震后，臺灣出臺補助政策，桃米村農戶可以貸款蓋房。那時候的臺灣和大陸一樣，伴隨著都市化和工業化，村里的年輕人都到城市去了。政策一出，大批青年返鄉蓋房。可是房子蓋了干什么呢？蓋完了，青壯年勞力是不是又走了？這時候臺灣請了新故鄉基金會來幫助做社區營造。
第一個要解決的是經濟問題。臺灣后工業化鄉村營造一個最基本的思路就是“把農村變為都市人養生、養心、養靈的地方。”桃米村依托豐富的青蛙資源，發展起了鄉村旅游和民宿經濟，村里很多老公公、老婆婆都接受了培訓成了導游。
更為關鍵的是，在這一過程中，桃米村村民自己組織起來，成立了民間行業協會，定制“鄉規民俗”互相監督，形成了一種相互合作也是相互制約的關系。這種關系首先體現在了對青蛙生存環境的保護上：各家約定都不蓋大飯店，限制游客總量；村民們還用公共經費創造出更多適合青蛙生活的棲息點，“青蛙觀光”也一下子火了起來。
當然，前提是大家都守規矩，否則就會出現過度開發、竭澤而漁的狀況。然而也有這樣一些村莊，由于地理和環境的關系，這些年來農家樂旅游發展迅速。也正因此，村民們嘗到了甜頭，私搭亂建開始盛行，今天我加蓋1個房間，明天他加蓋2個房間，后天就有人蓋更多的房間。沒有規劃和鄉村自組織的規制，過度的開發和無序競爭逐漸破壞了村莊原本的風貌，可持續發展的本錢也就不復存在了。
即便是以農業生產為主要經濟來源的村莊，也離不開互助合作的傳統，也就離不開一套運轉有序的鄉村自治理機制。
以水利灌溉系統的建設為例。在很多地區，由于農戶的分散，土地規模小，需要在農戶以上層次建設水利灌溉設施。但稅費改革后，村社統一組織的農田灌溉缺少經費來源，村民通過帶有公共品性質的大型水利設施獲取廉價灌溉幾乎不再可能。重新修建水利設施也很困難。在大部分鄉村，村社范圍內是幾十甚至上千戶“自己說了算”的農民，沒有一套互助合作機制，他們中的任何一戶都有可能不配合而使整個水利建設無法進行。一戶不合作或者搭便車，其他農戶又無辦法制衡，就會有越來越多的農戶選擇不配合。最終的結果是，農民只能通過自己打井或者挖塘的方式維持灌溉需求。這種分散的生產方式顯然既需要付出更多的成本，又不能抵御更大的自然災害。
當然，筆者在四川農村也看到了例外的情況。這里的水利灌溉之所以相對豐裕，除了受惠于都江堰水系，還在于當地保存了較為完善的鄉村自組織來協調集體灌溉的緣故。農民成立了用水戶協會，按田畝繳納一定的水費之后，就可以廉價并且方便地獲得灌溉，不用再擔心干旱年頭自己的莊稼被旱死，也不用為爭水而打得頭破血流。
這種鄉村自組織，對于解決社會問題，尤其是面對當前越來越“空心化”的村莊和“原子化”的農村家庭更加具有現實意義。只是在一些“鄉村再造”過程中，政府和社會的力量太過強大，村民本身或者變得可有可無，或者淪為附屬。真正體現鄉村社會內生力量的組織體系普遍還沒有建立，大部分村莊的社會治理方式也仍在摸索之中。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農民日報 2016年10月12日
(掃一掃，更多精彩內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