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去幾年關于“三農”問題的中央一號文件都提到鼓勵社會資本在農村興辦文化事業，有效整合農村文化惠民項目和資源，推動縣鄉公共文化體育設施的建設。2015年的《關于加大改革創新力度 加快農業現代化建設的若干意見》更進一步提出加強農村思想道德建設，“針對農村特點，圍繞培育和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深入開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和中國夢宣傳教育，廣泛開展形勢政策宣傳教育，提高農民綜合素質，提升農村社會文明程度，凝聚起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強大精神力量”。顯然，這對新農村建設中的文化建設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農村文化建設最終還得落實到農民的文化生活中去。
農民需要健康的文化生活
相對于農村的經濟、政治和治理問題（例如土地確權、土地流轉、農村金融服務、基層選舉、綜治維穩等），文化建設始終處于不溫不火的狀態。一般來說，文化站在鄉鎮各站所中也不是核心部門。然而，農民溫飽乃至小康之后，大量閑暇時間如何打發卻是重要問題。往小里說，農民的文化生活關系到家庭關系、生活的幸福感和家鄉認同；往大里說，它還關系到農民追尋人生價值和意義，以及農村精神文明建設。
根據我們近年來在全國各地鄉村的調查，農民的精神文化生活乏善可陳。農民將其總結為：青少年泡網吧，中年人打麻將，老年人搞迷信。這些閑暇娛樂很難營造村莊的公共文化生活，更談不上承載農村思想道德建設，甚至還有不容忽視的破壞作用。例如，全國農村普遍存在的麻將休閑，就很成問題。很多村已經有了收費的麻將室，有些并不算富裕的農民舍得花兩三千元購置一臺自動麻將機。在鄂西某縣，由麻將演化而來的地下賭場、地下六合彩，在當地早已不是什么新聞。還有，在某些地方，邪教組織打著宗教自由的旗號，招攬信徒，危害甚大。很多時候，農民起初只是抱著功能性需求（例如治病、家庭變故等）和消磨時間的態度開始接觸，但經過長時間灌輸，最終完全接受了邪教的教義。
那么，農民需要什么樣的文化生活？這種需要如何表達？基層政府有能力提供他們喜聞樂見的文化產品嗎？還是用田野調查說話。2015年8月，我們在滇中地區調查期間，恰巧遇到彝族的火把節。很多當地農民，包括彝族、苗族、白族和漢族，放下一天的活計，向工廠請假，攜家帶口，乘坐拖拉機、馬車，花幾個小時往返幾十公里山路，去看斗牛，唱歌跳舞，年輕人借機交男女朋友。在筆者看來，正是因為平日健康的文化活動實在太少，遇到節慶，農民才會不計成本地參與進來。
可以肯定地講，農民渴望文化生活，并且基層政府必須向農民提供受歡迎的、具有競爭力的文化產品，否則鄉村生活就會被麻將、賭博、網吧等占領，甚至可能被邪教利用，危害社會。如果是那樣，即使國家投入再多的資源，新農村建設也難有起色。換句話說，當下中國農村，最大的問題還不是物質條件的匱乏，人員的流動，生態環境的惡化，而是農民的精神生活和文化生活的貧困。
農村文化建設需要重新規劃
近幾年來，國家在農村文化建設上投入很大。然而，資源的投入并沒有發揮應有的效益，農村依然缺乏文化產品的供給。根據我們的觀察，很多地方有定期的電影下鄉，村委會建設了衛星電視、農民書屋和法律宣傳室，有些自然村已建成老年人活動中心、籃球場等設施，有的鄉鎮還定期組織歌詠比賽、籃球比賽。但一般來說，文化設施利用率很低，農民對文化活動的參與度也不高。這究竟是什么原因呢？
首先，是資源投入方式上的問題。近些年來，農村文化事業的投入主要依賴“項目制”，通過專項經費或者“一事一議”的方式組織。“項目制”有利于硬件設施的建設，但卻缺乏長期運營和維護的有效機制。這導致了三種常見的情形，一是由鄉村兩級組織管理的，如衛星電視，長期閑置，不對農民開放；二是由自然村、村小組管理的，如運動健身器械、籃球場，損耗嚴重，無法長期使用；三是硬件設施建成，卻沒有活動開展，例如有些村的老年人活動中心被當作公房使用，除了村里的紅白喜事，平時大門緊閉。事實上，在很多基層干部的認識中，只要把錢花出去，房子建成，設備裝好，文化建設的工作就完成了。
其次，鄉鎮、村組缺乏組織農民文化活動的意愿和資源。村組無力組織農民文化活動，主要是村集體經濟的問題，集體沒有錢，村里修路、夜間照明、清運垃圾等問題還沒解決，村干部不可能有心思去搞文化活動。鄉鎮缺乏意愿，除了經費原因，更重要的是擔心安全，擔心引發群體性事件，怕出亂子。很多地方的傳統活動都因此被地方政府叫停了，例如龍舟賽、廟會等。對于基層干部來說，組織農民文化活動，既花錢又擔責任，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干脆盡量不組織活動，或搞一些虛套的東西應付上級檢查。如此一來，新農村建設中的文化建設，就算投入再多硬件設施，也難以取得成效。
再次，社會資本下鄉，文化生活“商品化”帶來的負面影響。基層組織的缺位，使得農民文化活動只有依賴于社會資本的組織。中央的政策也鼓勵社會資本在農村興辦文化事業。但是，社會資本在帶給農民文化生活的同時，也迅速將其“商品化”。一方面，資本的邏輯是盈利，有償甚至高價的文化產品，將部分農民排除在外，尤其是經濟能力相對較差的青少年和老年人；另一方面，資本推動的文化活動，通常嵌入了消費主義的價值取向，與農村精神文明建設、思想道德建設并不合拍。還以上文提到的滇中地區彝族火把節為例，現在當地已經很難見到原生態的節日形式，大多數地方舉辦的火把節都有贊助商或旅游企業介入，因而參加火把節需要每人20元的門票。這對于全家出動的農民來說，一次活動就要花費百余元（不包括計算誤工費、路費）。對于一年一次的節慶，農民或許還能做到不計成本的投入，但經常參加，是消費不起的。
最后，基層組織提供的有限的文化產品，不對農民的胃口。例如，我們見到有些村委會的農民書屋，只有少量農業科技方面的圖書，大部分是中外文學經典和法律法規。這些書籍多是嶄新的堆在角落，無人問津。再例如，有些鄉鎮會組織一些歌詠比賽和籃球比賽，但真正有條件參加的，其實主要還是鄉鎮政府、村兩委的工作人員，以及少量的個體戶和在鄉鎮企業工作的上班族。這些文化活動，難以吸引大量農民參與進來。
總而言之，當下新農村建設中的文化建設存在很多問題，需要重新規劃。依筆者所見，文化建設的主體雖然是農民，但資源的投入主要還得依靠政府；基層組織必須發揮中堅作用，積極大膽、有所作為，不但要維護好寶貴的硬件設施，還要組織好農民的精神文化活動，鼓勵農民自發的民間活動；對社會資本在農村興建文化事業，既要支持又要管理，應當明確農村的文化事業更多是公益性質的，社會資本主要應由國家政策扶持，而非從農民那里獲得盈利；更重要的是，改變農村文化建設“項目制”的單一方式，尋求多元的農村文化建設模式，尊重農民的意愿，讓農民充分表達喜好，最終提供具有鄉土品位、受到歡迎的文化產品。
農村的文化生活有其自身的特點，它的理想狀態是“低消費、高福利”的，而不應當、也不可能復制城市精英的消費主義文化。歸根到底，農村的文化建設服務于建設美好的家鄉，“把農村建設得更像農村”。在中國今后若干年漫長的城市化進程中，使得農村生活依然有價值、有吸引力，能讓人感到幸福，并且提升人的綜合素質和文明程度。因此，農村的文化建設就不僅僅是社會轉型期安頓人心的一時之舉，而是事關中國人的精神世界和人生價值，以及思想道德建設，培育、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重要舉措，具有人的本體性追求的意蘊。
農村思想道德建設需要文化載體
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需要加強農村思想道德建設，但這項工作很容易流于形式，往往效果不佳。一方面，鄉鎮基層組織習慣將其簡單轉化為各類先進的評選和政策文件的宣傳，程式化傾向嚴重；另一方面，對于農民來說，這些內容與鄉村生活缺少切實的聯系，缺乏吸引力。總之，如果沒有農民的積極參與，思想道德建設很難有實質性的內容。這再次突顯了農村文化生活的重要性，它可以成為主要載體，以農民喜聞樂見的形式，將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融入生動活潑的鄉村生活之中，寓教于樂，潛移默化地開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和中國夢的宣傳教育。
農村思想道德建設應當突出鄉土本色，將抽象的內容還原為農民身邊的情境。更重要的是，它必須長期、反復、堅持不懈地進行，才會有成效。這些特征決定了，作為重要載體的農村文化工作，需要轉換思維方式，改變傳統做法，將農民的需求置于首要位置，充分挖掘地方資源，結合本地的民間藝術等，發展出健康活潑、具有農民主體性的文娛方式，讓人民群眾在其中能感受到愉悅和審美。并在此基礎上，將文化工作日常化和制度化。進一步說，農村思想道德建設要取得成功，必須構建承載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文化平臺，以各種形式的文化生活圍繞在人民群眾身邊，營造一種濃厚的氛圍。也正因如此，農村文化建設與思想道德建設是可以相互為用、攜手并進的，亦即思想道德建設以文化建設為依托，文化建設以思想道德建設為內涵。
最后，還需要指出的是農村文化建設與思想道德建設的某些核心內容：一要追求農民的鄉村認同，增強農民對村莊生活的長久預期。當下中國正處在城市化的進程中，農村的人、財、物都在流向城鎮，因而農民人心浮動，對村莊生活的預期越來越短，這造成了很多問題。例如，鄂西農村人情異化嚴重，“整酒”成風，很多農民辦各類“無事酒”進行人情競爭和斂財；再例如，東北地區某些地方，村集體完全存不住錢，農民要求將集體資產全部分干凈，以至于村集體幾無能力興辦村莊公共事業。農村文化建設與思想道德建設要改變這樣的現狀，為農民安頓好鄉村生活和心靈家園。二要強調農村和諧文化的建設。農村生活是具體的，包括婚姻關系、代際關系、鄰里關系、農民與村組的關系等，而這些關系在某些地方卻非常緊張。這顯然不是社會主義新農村的理想狀態。例如，在豫東平原的農村，父代對子代的責任很重，包括為子代婚姻籌錢、建房，為子代養育、照顧孫輩，形成了嚴重的代際剝削；再例如，在湖北荊門的某些農村，存在相當數量的老人自殺。這都反映了農村生活某些方面的緊張，需要和諧文化建設來緩解與矯正。三要塑造農民正確的權利、義務觀，培育現代公民素養。后稅費時代，農民種地無需交納各種稅費，并且近年來國家對農村的投入越來越大，這也促成了部分農民等、靠、要的想法，以及“培養”了一批釘子戶和無理上訪者。有些地方，農民不再愿意為集體作任何貢獻，哪怕明知是有利于村莊的。這種只講權利不講義務的作風，極易引發群體效仿，影響惡劣。
綜上所述，農村文化建設是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的核心內容，也是農村思想道德建設的主要載體，而農村文化建設，歸根到底還是要發揚黨的優良傳統，堅持走群眾路線，調動農民的主觀能動性，鼓勵農民積極參與進來。同時，這也要求我們的文藝工作者深入基層，創作富有鄉土氣息和時代意義的優秀作品，為人民服務。
作者系湖北民族學院講師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中國黨政干部論壇》2016年080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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