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86年我國在各級政府中設立專門的扶貧機構以來，便確定了開發扶貧的工作方針。開發扶貧與此前救濟式扶貧的差異，主要表現為由政府主導的扶貧工作從按貧困人口平均分配資金向按項目效益分配資金，從單純依靠行政系統向主要依靠經濟組織（或稱“市場主體”），從資金單向輸入向資金、技術、物資、培訓相結合輸入和配套服務轉變。在上世紀80年代推進市場化改革的特殊氛圍里，開發扶貧被形容為“造血”，救濟扶貧被認定為“輸血”，二者之間高下立見。從上世紀80年代至今，我國的扶貧政策經歷了不同階段，但開發扶貧作為扶貧的主流模式不變，只不過開發扶貧的工作力度變得更大（脫貧攻堅）、脫貧計劃變得更細致（精準扶貧）而已。
開發扶貧本來是指在國家支持下，利用貧困地區的自然資源，進行開發性生產，逐步形成貧困地區和貧困人群的自我積累和發展能力。此即所謂“造血”。其實不管是“輸血”還是“造血”，都是外部資源植入貧困地區和貧困人群的過程?！拜斞焙汀霸煅钡恼嬲齾^別在于，外部資源植入時能否提升貧困人群的自我發展能力。如果我們不是簡單地將貧困定義為物質匱乏和收入低下，那么時至今日，我們也許需要反思開發扶貧模式。
作為反思視角的內發型發展
相對于歐美發達國家的現代化發展模式，內發型發展致力于探尋欠發達地區的發展模式。內發型發展這一概念是由日本上智大學的鶴見和子教授于上世紀70年代末在反思西方現代性時提出的。鶴見和子認為，發展并非限于提高物質生活的方面，而是通過包括精神的覺醒和智慧的創造性，使人們成為社會變革的主體。她認同如下四種發展要素：糧食、健康、居住、教育等生活基本需求；地區的發展由當地共同體的人們共同勞動來實現，即“自助”；地區的發展保持與自然環境的調和；各地區分別為其社會內部的結構變化而采取行動。她強調內發型發展必須以“地區”為單位，這個“地區”的規模不能太大，“‘規模小’之所以重要，是因為只有在這種條件下，居民本身才有可能對生活與發展決定采取什么樣的方式”。她重視傳統在內發型發展過程中的重要作用，“所謂傳統，是指在某一地區或集團內，代代相傳而繼承下來的‘型’（結構）。在傳統中有種種不同的側面。第一是意識結構的型，它被認為是由世代相傳繼承下來的，包括信仰、價值觀的型。第二是由世代相傳繼承下來的社會關系的型，如家族、村落、城市、村鎮等關系的結構。第三是制造衣食住方面一切物品有關技術的型。”“在地區的小傳統中，發現如何解決人類目前面臨的各種困難問題的關鍵，并使舊的東西在新的環境中得到適應和改造，通過這些做法，開拓出多樣化的發展途徑，只能是該地區的小民。從這個意義上說，對內發型發展的研究，實際上是對小民的創造性的探究。”鶴見和子也并非民粹主義者，她清醒認識到，“不把整體社會當作內發型發展的單位，而是通過對地區的限定，可以明確它和現代化模型的并肩競賽以及相輔相成的關系”，她還看到作為政策一環的內發型發展，希望“特定地區的居民，在該地區自然生態系和文化傳統的基礎上創造出來的地區發展方法，由政府或地方自治體作為政策加以采納”。她將內發型發展表述為“適應于不同地域的生態體系，根植于文化遺產，按照歷史的條件，參照外來的知識、技術、制度等，進行自律性的創造”。
內發型發展的要點可歸結為：小地區范圍、當地人群的主體性、當地人群基于傳統開拓出發展的途徑、發展與自然環境的協調、必要的外部資源以及政策支持。內發型發展在此主要強調發展過程中的自主性、協調性以及可持續性。這是因為，在欠發達的貧困地區，其自然生態與社會生態往往呈現雙重脆弱。在發展的議題上，如何組合生產要素、生產什么、為何生產、為誰生產等問題，可能只有當地人群最為了解。在外部資源植入此區域之時，其發展進路的選擇尤其重要。
自然和社會生態雙重脆弱下的開發扶貧
目前我國各級政府集中力量攻堅克難的開發扶貧區域，主要集中在14個連片特困地區：根據《中國農村扶貧開發綱要(2011-2020年)》精神，按照“集中連片、突出重點、全國統籌、區劃完整”的原則，2014年在全國共劃分了11個集中連片特困山區，加上已明確實施特殊扶持政策的西藏、四省藏區、新疆南疆三地州，共14個片區，680個縣。這些區域的共同特點大體是自然生態脆弱與社會生態脆弱。
自然生態脆弱在此是指缺水、人均可耕地不足、植被稀少，生態承載力有限。當地居民世代生活于此，已經累積傳承了一系列可持續發展的地方性知識（包括對自然的禁忌），對生計模式也自有一套獨特的安排。
在11個連片特困山區之一的烏蒙山區，我們深入到涼山彝族聚居的核心區域之一昭覺縣，發現地方政府及NGO都曾經把種植辣椒作為開發扶貧的途徑之一在當地推廣過。當時辣椒價格高，的確一時提高了農民收入，不過當地農民今天又重新種回土豆和玉米了。涼山彝族的生活生產區域以高山峽谷坡地居多，無農業水利設施可言，耐旱兼高產的土豆和玉米自然成為主食首選。在人的口糧解決之后，當地農民還需要養牛養羊養豬養雞，一方面解決飲食中的肉類攝入，一方面婚喪嫁娶人情往來需要宰殺犧牲，同時通過販賣牲畜解決家庭日常生活中的現金開支。但牲畜數量可以養到多大的規模，除了取決于家庭勞動力，還取決于滿足人的口糧之外還有多少剩余的玉米可供喂養。在耕地極其有限的情況下，種植辣椒必然擠占種植土豆和玉米的面積，導致農戶余糧不足，難以繼續飼養牲畜。這樣，即便種植辣椒可以帶來現金收入的提高，但是也導致現金支出的增加，如購買肉類以及人情往來的開支增加。算下來，這樣不僅沒有增加收入，而且還帶來許多麻煩，農民最終拋棄了這個開發扶貧模式，而回到傳統的生計模式上。農民的這種選擇其實并非保守的表現，而恰恰是將人的行為置于區域內自然及社會環境之中，并加以平衡的理性化的表現。這就是內發型發展強調的基于傳統開拓出發展的途徑以及發展與自然環境相協調。
由于大量貧困人群的社會邊緣化與無力感，貧困地區同時也是一個社會生態脆弱地區。目前由政府主導的扶貧政策下的貧困是以人均年收入為標準，這有利于衡量扶貧工作成效。而如果從貧困者本身的角度審視貧困的話，貧困則呈現出多維的面向。世界銀行自上世紀90年代起推動一系列「參與性貧窮評估」（Participatory Poverty Assessment）研究，目的是從貧窮者的角度來理解貧窮。研究結果顯示，貧窮者身處的困境，不單是經濟物質上的貧乏，也是在心理上承受著的極大壓力，在社會中沒有參與、沒有聲音、沒有發展機會。世界銀行倡議以經濟收入之外的社會指標如「脆弱性」（Vulnerability）和「不平等」（Inequality）來量度貧窮狀況。一般認為貧窮有四個維度，其一，物質維度：基本生活所需，如食物、衣服、住房等；其二，心理維度：尊重、尊嚴、安全感、信心等；其三，政治維度：參與、公權力、個人權利等；其四，社會維度：教育、醫療、工作機會等。總之，貧窮是一個綜合的社會現象，貧窮固然基本上是指缺乏滿足基本生活需要的收入和資產，但與此同時，貧窮亦伸延為心理上的負擔、政治參與上的去權和社會資源上的排拒。從“多維貧窮”的角度看，貧窮者的脆弱性是亟需關注的。因為貧窮是多面向的，所以，在扶貧工作上要有更全面的視角和策略，不能簡單停留在經濟上的援助、產業的開發與扶持，扶貧還應該關注貧困對象的心理及非物質方面的貧困狀況，需要培植貧困人群的主體性。如果貧困人群的主體性得不到確立，那么，在各類資源下沉時，作為外部資源的“血”也就無法直接輸到貧困人群身上，就有可能出現“精英俘獲”、一枝獨大的局面。如果號稱“造血”的外部資源注入各類“市場主體”進行“體外循環”而不為貧困人群直接享用，甚至在某些情況下淪為“吸血”，那么，這樣的“造血”效果可能還不如救濟扶貧的“輸血”對貧困人群有幫助。
根據國務院扶貧辦2015年1月公布的數據，在實施精準扶貧過程中，全國共識別貧困村12.8萬個、貧困人口8862萬人；已向貧困村派出12.5萬個工作隊，派駐干部43萬人，基本實現了對貧困村的全覆蓋。據不完全統計，2014年14個連片特困地區省級實施規劃累計完成投資人民幣4.75萬億元。可以說，國家正在沿著開發扶貧的思路，將越來越多的人力和財政資源下撥到貧困地區和貧困人口中去。但在“壘大戶”的機制之下，貧困人群所在社區的貧富兩極分化也可能進一步加劇，貧困人群也可能進一步被邊緣化。開發扶貧模式發展到今天，在市場化及項目制導向之下，已經被簡化為產業扶貧模式，即作為所謂“市場主體”的農業龍頭企業，冒牌的專業合作組織、農業生產大戶承接開發扶貧項目。貧困戶在此僅作為廉價的勞動力而非發展主體參與其中，貧困戶其實只是在出賣勞動力而并非在提升自我的經濟發展能力。陳義媛在分析“公司+生產基地+農戶”的模式時指出，盡管龍頭企業與所整合進來的代管戶之間沒有直接的勞動雇傭關系，然而，代管戶的種植收益僅等于其所投入勞動的工資；而企業通過控制土地等重要的生產條件，從農業生產的上游和下游獲取利潤，這一利潤的來源實際上正是代管戶所生產的農業剩余。因此，企業與農戶之間事實上形成了隱蔽的雇傭關系，家庭農業在這個意義上已經被改造了。而葉敬忠則更為尖銳地指出：“食品帝國只不過是連接或重新連接了已有的資源。它猶如一張蜘蛛網，不斷延展，將鄉村的人力和各種資源納入其中，并將已有資源組合成一種獨特模式，以便于榨取其價值，等榨干以后，就收網逃走，再到另一個有‘獵物’的地方去繼續榨取。因此，那些農業大亨一般不進行固定投資，基礎設施一般按年租用，這樣就可以很容易地舍棄，也就是說，它具備了一個逃逸型產業的所有特征?！?/span>
我們在作為連片特困山區的呂梁山區、大別山區、武陵山區、六盤山區調研時發現，地方扶貧辦及駐村扶貧干部都在主推項目制的產業扶貧模式。為了如期完成脫貧攻堅任務，各地各級政府無不動用大量的扶貧資金。在完成了精準識別、建檔立卡的工作之后，在如何把扶貧資金、項目、政策真正落實到貧困戶這個環節上，或因急于求成，或因迷信能人而不信任貧困戶的能力（也沒有時間逐步去培養貧困戶的能力）。在大別山區調查時，基層扶貧干部掛在嘴邊的是“市場主體”，說“沒有市場主體怎么搞扶貧”。在武陵山區，一位扶貧干部總結此類扶貧經驗為“資金跟著窮人走，窮人跟著能人走”，即政府將原本應該用于貧困戶發展生產的財政扶貧款、銀行貼息貸款，以貧困戶的名義領取或貸出來，再集中起來給大戶或公司用于發展生產，大戶與公司承諾給貧困戶一定比例的分紅。在此過程中，受益最大的是當地的大戶或公司，真正的貧困人群反倒被邊緣化，甚至出現了大戶攜款潛逃、銀行找貧困戶索要還貸的極端惡性案例。在六盤山區，三四萬畝連片的“公司+農戶”的蔬菜生產基地甚為可觀，該基地作為開發扶貧項目，所有的噴灌設施由扶貧資金無償提供。公司作為最大獲益者，承諾安排當地貧困人群作為農業工人就地就業，可是在菜地里干活的卻有不少來自貴州的農民，因為對公司來說，外地人遠比本地人好管理。
開發扶貧工作中貧困人群的邊緣化現象，除了地方政府為了盡快出扶貧政績而依賴公司和大戶之外，還因為某些基層干部對廣大貧困人群充滿偏見，在粵北山區，一位多年從事扶貧工作的干部每每向人介紹扶貧經驗時，都強調只能把錢交給有能力的人，不能把錢給貧困戶，因為貧困戶“一般都是些方便之后總是忘記拉褲子拉鏈的人”。這種偏見，使貧困戶沒有機會以及沒有足夠的信心申請小額貼息貸款。以上幾個連片特困山區的扶貧干部一致反映，很少有貧困戶單獨來申請小額貼息貸款。所以，一方面是國家的扶貧力度越來越大，另一方面，卻是貧困人群越來越不被作為開發扶貧中的發展主體。這不僅導致開發扶貧的“造血”功能被大打折扣，還導致貧困人群無法“賦能”（empowerment），貧困地區的社會分化加劇，社會生態更加脆弱。
貧困人群如何被 “去能”（depowerment）
貧困人群無法成為開發扶貧過程中的發展主體，主要是因為貧困人群存在所謂的能力問題而受到排斥。貧困人群所欠缺的能力，又主要是指發展生產以及市場銷售的能力。貧困人群本來都是“生于斯長于斯”的在地者，除智障體殘人士外，他們作為長期與土地打交道的直接生產者，應該最為稔熟在地農產品的生產經驗以及家庭日常消費之余的農產品的自主銷售渠道。在此，我們應該思考的并非是如何提高貧困人群發展生產以及市場銷售的能力，而是貧困人群為什么喪失了這一能力。
先看看市場銷售能力。在開發扶貧的過程中，規?；氖袌鼋洕暮侠硇员粺o可置疑地加以預設，農民在地的傳統生產方式也相應地被視為經濟發展的障礙。本來各地農民都會根據日常生活需要、傳統習慣、氣候條件，在有限的耕地上輪作、套種多品種、小規模的農產品，但這在開發扶貧的思路里，屬于沒有效率的、無法給貧困人群增加收入的保守農業。經歷過早年有些地方政府“逼民致富”，大規模種植經濟作物而最終因銷售渠道不暢導致農民虧本的慘痛教訓之后，今天地方政府則大力推行“公司+農戶”的開發扶貧模式?！肮?/span>+農戶”的實質是公司將農業生產的風險轉嫁到農戶頭上，同時控制農業生產的產前、產后環節并獲取利潤。由于公司與農戶之間存在嚴重不平等的利益分配關系，所以，如果市場的零售價格高于公司的收購價格，農戶也會為自己的利益考慮而將部分農產品直接賣到周邊市場上去。為此，公司往往選擇那些適宜在當地種植但又不為當地市場接受或者不屬于在地人群飲食習慣范圍內的外來農產品或者中草藥種植，這樣可以有效防范農戶的自主銷售。這與全球范圍內大型農業企業偏好于拉大產銷地之間距離的做法如出一轍。如武陵山區桑植縣的開發扶貧項目是公司帶動農戶種植高山金錢草，該公司自己加工并設立專賣店銷售；六盤山區西吉縣的開發扶貧項目是公司帶動農戶大規模種植西芹，該公司統一收購加工為易拉罐西芹汁飲料。不管是金錢草還是西芹，都是難以進入在地的日常消費的，也是缺乏在地的市場需求的。在“公司+農戶”的扶貧開發項目中，公司越來越趨向選擇大規模種植與在地市場脫節的農產品，這樣，農戶當然只能越來越依靠公司而毫無自主的市場渠道和銷售能力?？梢哉f，如果公司與農戶之間的生產關系沒有改變，那么，政府對“公司+農戶”的扶貧開發項目的進一步投入，只能進一步鞏固貧困農戶對公司以及資本的依附性。
當然也有相反的例子。云南省臨滄市鳳慶縣是省級貧困縣，也是滇紅茶的核心產地，其種植大葉紅茶的歷史悠久。鳳慶縣為山區，平坦耕地匱乏，農民不得不在高達六七十度的陡坡上開發梯田，并摸索出核桃套種茶葉、核桃套種魔芋的獨特種植方法。鳳慶縣共有200多萬畝茶田，農戶大約10萬戶左右，可是至今沒有一個農業龍頭企業可以成功進駐。農戶在自家兩畝左右的梯田上套種茶葉、核桃、魔芋，在每五天一市集（逢農歷一、六）上行銷，區域內滇紅茶廠的收購價格也無大的波動，農戶并不需要公司的帶動。也有龍頭企業想在當地發動農戶種植澳洲金果、臺灣木瓜，但無人響應加入。同樣的貧困人群，為什么鳳慶縣的農民就可以解決市場銷售的問題？關鍵在于種植品種多樣化，傳統化，小規模，農產品為在地人群日常消費所樂見，可以在地長銷。我們在烏蒙山區的涼山彝族地區調查時也發現，盡管苦蕎的產量及利潤低，但是當地貧困人群還是堅持種植。正因為產量及利潤低，又是當地的特產，所以外部的農業資本才沒有興趣前來投資生產，從而排除惡性競爭，使得苦蕎在當地市場上保持相對穩定的價格以及小農戶維持相對穩定的低收入。這些都是屬于內發型發展強調的“小地區范圍”以及傳統的重要作用，也是屬于施堅雅強調的基層市場乃是鄉村社會的真正單位，在那里，基層群眾可以結成社會網絡，利用各種社會資源于生計。
可見，一旦將農民的農業生產架空于在地的傳統種植及傳統飲食需求，農民就會被“去能”，他們既無種植經驗，也不知道產品銷向何方，淪為一個更加全面的貧困者。所以，“地產地銷”才可以成為全球范圍內底層貧民反抗農業資本入侵的一個口號。
再看看生產能力。經歷過人民公社時期大興農田水利建設、綠色革命之后，中國的農業基本上告別了靠天吃飯的時代，農業的生產能力實現了革命性的飛躍。上世紀80年代初，人民公社解體，農業生產又回到了以家庭為經營單位的格局上去，作為政府向農業領域提供的公共產品，諸如興修水利、品種改良、病蟲害防治、因地制宜的農業機械發明等嚴重缺乏。對偏僻貧困地區來說，農業生產又回到了靠天吃飯的時代。貧困人群的農業生產能力如何，這需要在與其他農業生產主體的比較中得以表現。今天的情況是，市場化改革使得地方政府幾乎放棄了對農業生產過程的公共產品供給，原來設立于公社（鄉鎮）服務于農業生產的“七站八所”也已經全部市場化，貧困人群只能通過市場途徑尋求必要的農業生產服務，這無疑大大抬高農業生產成本。在貧困人群缺乏現金的情況下，其必然壓縮對市場化的農業服務需求，農業生產能力也無法提高。另一方面，各級政府中的農業部門無不青睞農業龍頭企業，紛紛將本來應該投入于農業公共產品供給的有限資金向龍頭企業傾斜，低息、貼息或者無償向龍頭企業提供專項資金，幫助其改善農業生產條件，加大科技投入，修建滴管噴灌設施等。這樣，貧困小農戶的農業生產能力便完全無法與農業龍頭企業相提并論。在開發扶貧政策的推動下，為了獲得立竿見影的扶貧效果，專項扶貧資金越來越匯聚向允諾帶動貧困戶的農業龍頭企業。
開發扶貧尤其是精準扶貧，本來應該立足于提高貧困戶的能力，這樣才能實現可持續的發展，減少返貧現象的發生。真正與農民生產息息相關的公共服務項目，特別是農業生產所依賴的農田水利、農業技術指導、農作物病蟲害防治等，雖然對貧困群眾而言更有直接針對性和迫切需求性，卻少有扶貧干部問津。在絕大多數涉農服務部門都圍著大項目轉的情況下，還在從事家庭農業生產的貧困戶難以享受到由政府提供的農業公共服務。基層農業、水利等涉農部門的市場化，極大地增加了貧困人群從事農業生產經營的成本，擠壓了直接生產者的利潤空間。在我們調研途中，常?？梢姳唤y計為水田的耕地由于水利設施年久失修，已經無法灌溉而成為旱地。為此，開發扶貧應該將更多的資金直接投向面向廣大貧困戶的農業生產過程，普惠式地向他們提供家庭農業生產過程中必需的公共產品。同時，不能將提高貧困戶的農業生產能力視為只是扶貧工作的臨時任務，而應該將其常規化、制度化；即使是扶貧工作，也不能將其視為只是外來幫扶單位的事情而與地方政府農業部門無關。從小農農業生產能力提高的角度著想，地方農業部門應該從機關化、官僚化的辦公室中走向農業生產一線的田間地頭，將恢復“七站八所”的公益性納入扶貧工作范圍，貼近小農提供農業生產所需要的公共產品，實現真正的精準扶貧。
可見，貧困人群的能力不足問題的產生，在一定意義上其實是制度實踐的產物，是被“去能”的結果。我們在開發扶貧工作中與其強調對貧困人群“賦能”，不如致力于防范對貧困人群“去能”，在扶貧資源的分配上避免“壘大戶”。
貧困人群的主體性及其再組織化
貧困人群的能力取決于其主體性的發揮，但今天諸如“治貧先治愚”、“扶貧先扶志”等口號，事實上是“矮化”并壓抑了貧困人群的主體性。特別是開發扶貧中的數字考核機制和項目制，更是妨礙了貧困人群主體性的生成。
我們在調研中發現，基層扶貧工作人員往往忙于填寫各種表格、檔案，以應付上級檢查，而沒有辦法騰出足夠的時間、精力深入扶貧工作一線，到貧困戶之中做思想溝通、組織動員、激勵幫扶的工作。來自省、市、縣的考核繁多，目標層層加碼，基層工作人員加班加點應付各種數據上報、檔案檢查或現場抽查。一些基層干部稱之為“數字扶貧”、“表格扶貧”。我們在武陵山區調查時，一位鎮扶貧干部表示，每個月僅是應付省、市、縣的檢查就達三次，再加上復查、抽查就更多，而不斷調整的政策每次還需要準備新的檔案資料（如無詳細資料，前期工作很容易被上級否定），文案工作占去了絕大部分的工作時間。這位干部誠懇地說，如何簡化扶貧考核，“讓基層扶貧工作人員從電腦面前解放出來，真的很重要。我們也都是本地人，辛辛苦苦，也真的是想把工作搞好，把家鄉搞好，不愿意只做了形式，卻沒有實效?！备鞯胤鲐毑块T普遍反映，貧困戶較少主動申請小額貼息貸款，這起碼從一個側面反映了基層扶貧干部對貧困人群動員不足的問題。
目前開發扶貧的主角似乎是政府和龍頭企業，尚有待廣大貧困人群真正參與進來，讓貧困戶成為產業發展的主體。開發扶貧應該考慮貧困人群的參與度、參與方式和收益形式。對扶貧效果的評價，不能只看數字指標，還應將貧困戶的滿意度作為扶貧績效考核的重要內容。我們在呂梁山區調研時發現，有的地方將幫助貧困戶種植多少畝果樹作為考核指標，在對口扶貧單位的支持下，果樹是種在了集體的山坡地上，但三五年后掛果收成時集體與貧困戶之間的利益如何分配卻無人厘定，貧困戶只是作為散工加入了種植果樹的勞動，獲得了一些勞務現金收入，他們并不關心以后是否可以從這些果樹中受益。還有一些地方政府的扶貧部門對脫貧時間表層層加碼，因為考慮到脫貧的時間限制，一些基層扶貧干部直言，把貧困戶組織起來，進行技術培訓，提高他們的發展能力，需要做大量耐心細致的群眾工作，并且必然是一個較為漫長的過程。在現有的政績考核機制下，他們希望在有限的時間內打造出亮點，舍棄那些可以細水長流、明知有可持續發展價值但“遠水解不了近渴”的扶貧措施。
鶴見和子認為，內發型發展可以和現代化模型并肩競賽?！肮?/span>+農戶”的龍頭企業代表著現代化的模型，內發型發展欲與其競賽，單家獨戶的農民顯然不是其對手，農民需要組織起來。這種組織可以是靈活多樣、程度不一的，可以利用作為傳統的在地的“價值觀的型”、“社會關系的型”、“技術的型”開展生產及銷售過程的合作。在農民不可能自發組織起來的情況下，由黨和政府動員他們組織起來，走合作的道路，這才是貧困戶脫貧致富的可靠出路。動員和組織群眾，走群眾路線是中國共產黨的看家本領，鄒讜先生認為群眾路線是“一種查清群眾自己理解的利益所在的方法”。走群眾路線，貧困人群的利益才能突顯出來并獲得保障，群眾路線才是扶貧的重要工作方法。這需要各級扶貧干部，特別是一線扶貧干部，從各種數據表格中解放出來，沉下去、接地氣，走家入戶，訪貧問苦，與貧困戶打成一片，一起面對和解決生產生活中遇到的各種問題，取得群眾的高度信任，再通過與貧困戶共同策劃發展項目，引導貧困群眾走向合作。以貧困戶之間（而非公司與貧困戶之間）生產合作的方式增強自身發展能力，駐村扶貧干部可充當貧困戶農業生產合作社的首任社長，并慢慢從貧困戶中培養接班人。扶貧資金應該更多地投向促進貧困戶之間農業生產合作的方向上來，如給貧困戶的農業生產合作社免費提供種子、化肥、農技服務、優質農產品認證服務，搭建農產品集中分撿包裝的屋棚，補貼電商快遞農產品的郵費等。只要廣大貧困戶真正動員和組織起來，成為發展的主體，貧困地區的發展才會有源源不斷的內生動力。
在貧困人群被設定為欠缺發展能力，同時扶貧工作時間緊、任務重的情況下，開發扶貧項目依靠龍頭企業及地方精英，在開發扶貧以項目制落地實施的過程中以市場化機制運作，貧困人群只是一個被企業帶動的客體，貧困地區的社會結構及利益格局可能進一步固化。其實，打破這個惡性循環的關鍵在于，能否將開發扶貧的模式從公司帶動的產業化扶貧扭轉到組織貧困戶、發動貧困戶、依靠貧困戶、以貧困戶為發展主體上來。如前所述，今天的貧困地區屬于自然生態和社會生態雙脆弱地區。扶貧作為國家的重大國策，各類資源正源源不斷地輸入貧困地區，政府應該以手中掌握大量資源為契機，既致力于提高貧困人群的物質生活水平，也激活貧困人群的主體性，以扶貧工作作為杠桿，通過對貧困人群的發動組織，推動貧困地區的社會建設，將貧困地區社會活力的再造、貧困人群的再組織化視為政府在扶貧工作中最大宗最重要的公共產品供給。
參考文獻：略
作者簡介：吳重慶，中山大學哲學系暨馬克思主義哲學與中國現代化研究所、中山大學華南農村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導師。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天府新論》2016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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