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以前看的歷史書給我一個印象是，西方的憲政與共和制度先于普選制而產生，而私有財產權似乎是憲政的基礎。最近我從哈佛大學教授派普斯（RichardPipes）的書《財產論》（原書名為“財產與自由”，PropertyandFreedom）找到了這段歷史的文獻記錄。
一般認為，憲政制度起源于英國。按照派普斯記載的英國歷史，土地私有制是英國憲政、代議制的基礎。由于土地私有權神圣不可侵犯，所以國王必須求財產所有人交稅。由于私人財產所有者財政上獨立于國王，反而是國王有求于百姓，所以收稅一直是個頭痛的事。早期英國王室賣王室土地得到相當財政收入，后來主要靠稅收。為了解決稅收的困難國王開始召集國會。英國國王是非專制君主，因此讓國會自訂稅率，并形成憲制承諾，“不經國會同意，不能加稅”。這可是個制度創新。國會自訂稅率，使得稅收更加容易強制執行。這可能也與英國普通法傳統有關，告辨雙方有權選擇打官司的法院（當時有國王的法院、宗教裁判所和地方封建主法院），而且國王法院中告辯雙方有權排除陪審團中有可能不公的成員。既然判有罪無罪的陪審團是當事人自己同意的，所以一旦判決，也不得不服氣。因此司法、執法的權威反而高于歐洲大陸成文法國家。
國會在英國歷史上是獨立于王權的另一個政治中心。國王不會喜歡它，但在私有財產不可侵犯的約束下，又不得不靠它來收稅。英國國王的財政在這種制度環境下不得不依賴民意代表機關。有幾位國王盡量少開國會，只是要加稅時才想起開國會。但這種制度逐漸演變成習慣：“沒有代議制，就不交稅”。國王慢慢接受了這種公共財政與國王稅收之間的關系。
國會與國王在稅收之間的爭執有時會導致兩個政權并立和沖突的情形，甚至導致內戰（英國大革命和美國獨立戰爭都是這類沖突引起）。令人驚奇的是，這種國王財政依賴于民意代表機關的制度卻不因這些沖突而被廢止（克倫威爾專政是個短暫的例外），要是在東方國家，國王被議會中的造反派殺了頭，王朝復辟后，大概頭件事就是取消代議制。但英國克倫威爾死后王朝復辟時期，及至光榮革命，國會制度反而日益鞏固。仔細琢磨，私有土地財產神圣不可侵犯是一個國王無法逾越的制度約束，有這個約束，國王財政依靠國會就是對國王最有利的制度安排。因為國會自訂稅則，收稅最有效。
按美國經濟學家默克（JoelMokyr）的記載，17、18世紀英國的平均稅率比法國高得多，但老百姓老老實實交稅，卻民富國強（比法國人均收入高三分之一），自然是私有財產加代議制的功勞。還是默克的說法，法國哪怕是有了《拿破侖法典》后，對私有財產的侵犯比英國還厲害得多。土地地表下的礦藏在法國就不是土地所有者的，而英國的土地私有權卻非常徹底，地上地下的東西都歸地主所有。按默克的說法這是英法憲制游戲規則差別的基礎。有了代議制，讓人民自己決定稅率，稅率反而可以高些，因此高稅收可以用來做很多修橋、鋪路、司法、城市公共設施，所以當時人民的收入反而高過東方一些看似薄賦輕徭的專制國家。第一批清朝官員去西方時驚嘆西方政府稅收能做這么多善舉，原因即此。
想想希望用廢除個人財產所有制的辦法來減少稅收的麻煩，順便也一勞永逸地避免了執政者財政仰賴民意機關威脅的主張，看似聰明，實則是民富不起來，國也強不起來的餿主意。這也說明讀史的重要，當年持這種主張的人要是讀了很多英法的歷史，他們會發現他們關于制度的想法早就被法國舊王朝的教訓證明大錯特錯了。如果不保護土地產權的制度是對的，當年就應該是法國比英國更富強，而不是法國在落后的刺激下爆發大革命，不得不改專制制度。
英國實行民主是1830年，但是它的共和，是1688年就有。
說到這里，先要澄清民主與共和、民主與自由之間的區別。英文中的民主一詞主要與普選權的擴大、選舉政府及少數服從多數有關，而共和主要是講上層的權力制衡。自由與共和較接近，關心的是如何以權力制衡來保護少數，限制政府的權力，使人的自然權利不受侵犯。從某種角度而言，自由和共和就是對民主不信任，害怕其導致多數人的暴政。美國民主黨與共和黨之爭確切地反映了民主與共和之間的緊張。
再接著前題往下說。1688年前后的英國，大多數人根本沒有選舉權。財產沒有達到一定程度的，交稅沒到一定水平的，都沒有選舉權。婦女也沒有選舉權。那不是民主。但是，它沒有政治壟斷，有上層政治權力的制衡。也就是，有共和。這個共和，又是在私有財產的基礎上形成的。有權選舉的，都是有財產的人，特別是交稅大戶。1688年的時候，還沒有工業革命。1760年才工業革命。那時候的財產主要是地產。所以，是土地私有制跟共和的對應關系。大家都尊重財產，就有一個保險在里面。我丟了權力不怕，因為我的財產不會被別人侵犯。這樣，人就變得文明了，不會抓了權不放的。這在西方是一個傳統，《圣經》里面就說，要愛你的鄰居，保護別人的財產。不像中國古代，丟了權，皇帝可以把你的家產抄沒，沒有這種事。丟了權就丟了權，你就不當官了。地產還在那里，不是你死我活的。這是政治共和的一個基礎。
沒有明確的土地產權和市場，政府收稅就沒有道德標準。因為地價算不出來，比如，這里有一座山，你能知道它值多少錢？只有有人出價，有買這個地產的市場，才會有價值，基層政府的行政權、收稅權才會有道德基礎。否則，老百姓說，你侵犯我的權利。政府則說，我在給你辦教育、修公路，你為什么不承擔這個責任？這是講不清楚的。如果有地價了，地價出來了，比如說，交5％，就沒什么架可吵了。你不交5％，就是你的不對。你超過5％，我也可以說你不對。
地產的權限沒有界定，誰該交多少稅，都講不清楚。所以，人就變得很機會主義，“公講公有理、婆講婆有理”，無法公認一個公平的收稅規則。因為權利不清的時候，老就想搶人家的，因為搶不算搶。我白拿你的，也不算偷。那大家當然都想拿。地產不清的時候，人就不文明。而且，這個時候，有權的人可以任意解釋，說我這樣做就是對的。政治上就變成你死我活了，這個政治共和就搞不起來。
作者：楊小凱（1948－2004），男，原名楊曦光，澳大利亞經濟學家，華人，原籍湖南省湘潭縣，出生于吉林省敦化縣。他最突出的貢獻是提出新興古典經濟學與超邊際分析方法和理論。他已出版的中英文專著包括：《專業化與經濟組織》、《經濟學：新興古典與新古典框架》、《發展經濟學：超邊際與邊際分析》，使他獲得了世界級的成就和同行的推崇。 楊小凱曾經被兩次提名諾貝爾經濟學獎（2002年和2003年）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南方周末》 2003/5/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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