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3月27-28日，由中國（海南）改革發展研究院與挪威城市區域研究所共同舉辦的第九屆中挪社會政策論壇暨第82次中國改革國際論壇在海南省海口市召開，主題為“擴大中等收入群體經濟全球化新挑戰、新動力”。
中國（海南）改革發展研究院院長遲福林在論壇上發表了題為《在經濟轉型升級中實現中等收入群體倍增》的演講。
機遇：中等收入群體倍增
對于如何判斷經濟轉型升級大趨勢下中等收入群體倍增的現實性，遲福林提出，中國正處于經濟轉型升級的歷史新階段，經濟結構變革的趨勢性特點比較突出，制度結構還有很大的調整空間，這將為實現中等收入群體倍增提供重要機遇。
在經濟轉型升級大趨勢下，中國產業結構變革趨勢使得中等收入群體擴大。首先，產業結構升級是擴大中等收入群體的基本前提。中等收入群體既是產業結構變革的主體力量，又是產業結構變革的重要成果。
其次，消費結構變革趨勢使得中等收入群體擴大。當前，中等收入群體消費的“升級型”特點相當突出，并成為推動消費結構從物質型消費向服務型消費為主轉型的內在動力。可以預期，消費結構升級及制造業服務化的快速發展，將為擴大中等收入群體提供新的空間。
最后，城鄉結構變革趨勢使得中等收入群體擴大。從現實情況看，中等收入者80%以上來自城鎮，未來農民與農民工將成為中等收入群體的重要來源。隨著越來越多的農業轉移人口進入城鎮，其就業形態將日趨多元化，收入來源日趨多元化，收入水平不斷提高。
關鍵：以財產權為重點調整利益關系
對于如何以調整財產利益關系為重點實現中等收入群體倍增，遲福林院長表示，經濟轉型升級為中等收入群體倍增帶來歷史性機遇。要把這個機遇轉變成為現實，關鍵是要盡快以財產權為重點調整利益關系。
遲福林指出，首先要扭轉實體經濟的結構性失衡，防止虛擬經濟和房地產異常波動引發中等收入群體規模的下降。振興實體經濟，實現資本市場和房地產市場的平穩發展，既是經濟運行中的重大挑戰，也是實現中等收入群體倍增的重大任務。
其次，要加快落實農民土地財產權，使部分農民進入中等收入群體。“實現中等收入群體倍增的最大空間在農村，最大掣肘在于農民土地財產權未得到落實。為什么中等收入群體中的農民比重嚴重偏低，主要原因是其財產性收入占比太低。若農民的財產性收入可以落地，那么每戶農民每年可新增收入1.5萬元左右，這可以為一部分農民進入中等收入群體提供重要條件。”
最后，要提升產權保護的制度化與法治化水平，穩定中等收入群體的制度預期。擴大中等收入群體，需要加大知識產權保護力度，為知識產權資本化創造有利的制度環境。此外，以員工持股的形式實現勞動力產權是普通勞動者自身價值資本化的重要途徑。
重點：變革城鄉結構、教育結構和稅收結構
對于如何以結構性改革破解中等收入群體倍增的結構性矛盾，遲福林院長提出，經濟轉型升級的趨勢性變化蘊藏著中等收入群體倍增的巨大潛力。但是，當前制約中等收入群體成長的結構性矛盾突出，成為了中低收入者向上流動的制度性障礙。實現中等收入群體倍增，要以城鄉結構、教育結構和稅收結構變革為重點，通過結構性改革破解中等收入群體倍增面臨的結構性矛盾。
遲福林認為，首先，要加快城鄉結構變革，在城鄉一體化中使部分農民和農民工進入中等收入群體。擴大農村中等收入群體，當務之急是在嚴格農村土地用途管制和規劃限制的前提下，盡快賦予農民土地承包權、宅基地使用權的物權性質。
其次，加快教育結構變革，在提升人力資本中擴大中等收入群體。面對全球新一輪科技革命，需要通過教育結構改革和教育市場開放，加快形成創新型、開放性、專業化的教育體制，形成全社會辦教育的社會環境，形成與經濟轉型升級相匹配的人力資源結構。由此，使具有創新意識、專業技能的勞動者有條件進入中高收入群體。
最后，加快稅收結構變革，形成有利于擴大中等收入群體的新稅制。合理的稅收結構能夠降低中低收入者稅負，并且增強中等收入群體的自我認同感。適應經濟轉型升級大趨勢，培育中等收入群體，需要逐步改變以間接稅為主的稅制結構，提高直接稅比重。此外，擴大以財產稅為重點的直接稅征收范圍和征收力度，有利于降低工薪階層稅負。
（來源：中國網）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微信號 第一農經內參
(掃一掃，更多精彩內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