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農耕文化起源于黃河流域并非偶然，黃土高原的土層深厚，土質肥沃，可以不施肥而豐收，在鐵器農具發明以前，只需用木質的耒耜，用腳“跖耒而耕”，就可以松土播種了，這在當時森林茂密、空無人煙、鐵器農具又未曾發明之前的長江流域，是無法做到的。
還要指出的是5000年前的黃河流域到處分布著大小湖泊，雨量也較現今豐富，非常適宜農業生產發展。
一
黃河流域種植的黍粟稻菽等作物是從哪里來的？這是個始終困擾著原始農民的一個大問題。想來想去，只能歸之于上天和祖先的恩賜。上天是日月星辰，祖先是后稷和神農。后稷是傳說中周族發明農業的祖先，稷即是粟（也有主張是黍，但以粟為是），兩者都是當時黃河流域的主糧。神農則比較廣泛，說他是發明種植五谷（禾、黍、稻、麻、菽）之神，神農的信仰遍及黃河長江流域。
禾黍稻麥菽只解決食的問題，還有個衣著起源的問題。衣著之神名嫘祖，是位女性。神農是男性，把嫘祖和神農結為夫妻，人的衣食來源之神的問題都解決了。后稷不是男子，后稷是母系氏族社會的領袖，當然是女性。世界各地各民族都有農神的傳說崇拜，世界所有的農神都是女性。唯獨中國的神農是男性，為什么呢？其實，母系氏族時期的神農氏也是女性，后來父系氏族社會取代了母系氏族，神農也跟著變成了男性。
蠶神嫘祖的神話故事起源于四川。四川古代單稱蜀，這“蜀”字的結構，包含著非常豐富的蠶文化內容，無可辯駁地表明四川是中國蠶絲的原產地。有史以后的黃河長江流域，蠶絲業的興旺發達，是蠶文化沿長江從上游向下游傳播的結果，其末端一直延伸到朝鮮、日本。棉花是遲至宋朝以后才傳入內地的，所以古代文獻所指的衣食農桑并舉，和棉花無關。
上面介紹的中國農業和蠶桑的起源問題，是從神話傳說給出的解釋。但人們所要追溯的是這么多的糧食作物到底是從哪里來的？最后只能是上天的恩賜。為了祈求這種恩賜年年不會中斷，必須對上天和祖宗進行不斷的祈禱，祈求年年風調雨順、五谷豐登、人丁興旺。所以祭祀成了農業生產壓倒一切的頭等大事。祭祀包含著豐富的中國式的農耕文化內涵。
祭祀天地祖先，離不開敬酒，酒必須用糯米釀造，所以早期人們種植的稻米是糯米，吃的也是糯米，至今一些少數民族的主食還一直是糯米。漢族 至今元宵節吃湯圓、清明節吃清明餅、端午節吃粽子、九月九吃重陽糕等都必須用糯米，這是糯米在退出主食地位之后，屈居副食地位，但始終保持糯米文化的光彩地位。
二
農耕文化的載體，包括兩大類：一是口頭世代相傳的農諺和民謠，綿延不絕；二是漢字記載，積累越來越豐富。農諺口頭傳承的歷史悠久性是非常驚人的，1958年，我組織農學系學生下鄉調查收集農諺，在溫州農村收集到一句農諺：“狂風不終朝，暴雨不終日。”使我大吃一驚，因為這話在《老子》23章里是作“飄風不終朝，驟雨不終日”，兩者只有“狂”和“飄”及“暴”和“驟”的差異，但意義完全相同。
我們把這些農諺加以整理，于1965年出版了《浙江農諺解說》。這書引起全國的注意，接著由中國農業出版社組織人力，于1970年出版了上下兩冊《中國農諺》，共收集到全國各地流行的農諺3萬條之多，十分寶貴。
農耕文化除了口頭傳承的農諺之外，更重要又豐富的當然是歷代積累起來的農書。中國的農書從春秋戰國時即已出現，但都失傳了，留傳下來集大成的是賈思勰的《齊民要術》，反映了黃河流域到5世紀時期的北方農牧業生產技術的杰出成就。那時南方還是地廣人稀，未曾充分開發。
隨著唐宋以后南方農業的迅速發展，農業技術也進一步沿著宏觀（全局性）和微觀（地區性）兩方面發展。繼《齊民要術》之后，宏觀全局性的大型農書，有元朝的王楨《農書》、明朝徐光啟《農政全書》、清代官修的《授時通考》。與此同時，結合地區農業特點、富有地區特色的小型地方農書大量涌現，它們的內容從糧食生產擴大到果樹、纖維、蔬菜、花卉、特產等方方面面。據《中國農業古籍目錄》的統計，共達2084種之多。
值得著重指出的是，從宋代開始，又新增了一種通俗形象化的宣傳普及農業知識的媒介——《耕織圖》。
三
農耕文化的特點是農民一年四季的春耕、夏鋤、秋收、冬藏，不能離開土地。世世代代、子孫繁衍，形成了龐大的聚族而居的宗族。聚族而居的農民，形成了巨大的凝聚力，如果遇到意外的自然災害，或大規模的戰爭，像西晉永嘉之亂、匈奴攻陷洛陽、唐朝的安史之亂等，都引起北方人口包括名門望族及普通百姓、特別是大量農民向南方大遷徙的浪潮，農民們每到一個新地方，安頓穩定下來之后，便重新開始農耕，最為典型的便是客家人。唐以前的南方遠未開發，農業生產落后，北方農民南遷，也帶來北方農業的先進農具、技術，迅速促進南方農業發展。唐朝是個很重大 的轉折點，唐以后，農耕文化從此擴大為全國性的局面，一直延續至今。
農耕文化的核心精神是對環境的敬畏和尊重。我們的祖先從反復的實踐中認識到對森林及其資源的正確利用，即所謂“用養結合”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先秦古籍中充滿了保護山林川澤、“以時禁發”的告誡和法令。如孟子說：“數罟不入洿池，魚鱉不可勝食也。
斧斤以時入山林，林木不可勝用也。”管子甚至提出“為人君而不能謹守其山林、菹澤、草萊，不可以為天下王”，管仲認為自然界中人和動植物之間的相互平衡，是客觀的規律：“人民、鳥獸、草木之生物雖甚多，皆有均焉（均即平衡），而未常變也，謂之則。”農耕文化的“土壤”是人口，人口的多寡、品質和分布，決定農耕文化的興衰。人口南多北少的局面，直到今天，仍然如此，未來恐怕也不會倒轉。
（本文為游修齡教授著作《農耕文化漫談》一文節選）
游修齡教授簡介：著名農史專家，1920年生，浙江省溫州市人，浙江大學教授。著有《稻作史論集》《中國稻作史》《農史研究文集》《中國稻作文化史》等，《中國農業通史·原始社會卷》《中國大百科全書·農業卷》《中國農業百科全書·農史卷》主編兼撰稿人。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糧油市場報》2017年04月20日A04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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