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貴州六盤水調研歸來，寫過兩篇文章。一篇《“三變”改革的學理解釋》;另一篇《扶貧當從供給側發力》。本來打算就此收筆，可又覺得意猶未盡。比如怎樣認識“三變”改革的價值，我認為不能僅從農村扶貧角度看。中國要整體形成橄欖型分配格局，“三變”改革將是不二之選。
是的，認識“三變”改革的價值，眼光應放得長遠些。前不久與貴陽市委書記李再勇(原六盤水市委書記)討論，他認為2020年國家實現全面小康后，“三變”還得推進。不知讀者的看法，對此我深信不疑。也許有人問：“三變”與橄欖型分配格局到底是何關系?這樣說吧，若不持續推進“三變”，中國多數農民不可能進入中等收入群體，倘如此，形成橄欖型格局將遙遙無期。
信不信由你。請讀者思考，在目前我們的分配格局中，低收入者為何會占多數?說起來原因很多，但在我看來關鍵是低收入者沒有資產。據研究發現，收入增長存在一個普遍現象，那就是資產性收入增長快于勞動收入增長。試想，一個社會若只有少數人有資產而多數人沒有資產，低收入者占多數是否也就不足為怪了?
縱觀人類經濟發展史，從奴隸社會到封建社會、再到資本主義社會，資產一直都被少數人(統治階級)占有，此乃不爭的事實，無需舉證，也無需解釋。這里要解釋的是，資產性收入增長為何會快于勞動收入增長?我曾說過，解釋現象要借助理論，不能用現象直接解釋現象。那么用什么理論解釋呢?讓我們看經濟學怎么說。
研究收入分配，不能不提到法國經濟學家薩伊。薩伊在行內大名鼎鼎，因為他提出過所謂的“三位一體”公式：“資本得到利潤，土地得到地租，勞動得到工資”，這一公式學界也簡稱“按要素分配”。學經濟的讀者知道，當年馬克思批判過薩伊，說他混淆了剩余價值來源與剩余價值生產條件的區別，掩蓋了資本剝削的實質。批判歸批判，但請注意，馬克思并未因此否定按要素分配。
時至今日，學界反對“按要素分配”的人并不多，10年前，“確立勞動、資本、技術和管理等生產要素按貢獻參與分配的原則”已寫進我們黨的文件。現在的問題是：各要素參與分配的比例怎么定?是資本分配多一些還是勞動分配多一些?根據經濟學原理：利潤乃資本之價;地租乃土地之價;工資乃勞動力之價，既然三者皆是價格，其高低當然得由供求決定。換句話說，要素分配的比例，最終要取決于它們各自的稀缺度。
懂得了這個原理，前面的問題也就有了答案。資產性收入增長所以快于勞動收入增長，原因一定是資產要素比勞動力要素稀缺。之前我分析過，農耕社會地主收入比農民收入增長快，并不是地主比農民勤勞，而是地主擁有土地，且土地比勞動力稀缺。同樣道理，工業社會資本收入比工資收入增長快，也是勞動力供給相對過剩，資本相對短缺。不然，資本性收入怎可能高于工資增長呢?
回頭再說現實。我們要擴大中等收入者比重，關鍵是要讓低收入者擁有資產性收入。然而今天有兩個難題：第一，新中國成立后農村土地歸集體所有，不能像土地革命時期那樣打土豪、分田地;第二，國家依法保護非公經濟產權，也不可能重新分配企業家的資產。怎么辦?于是“三變”改革應運而生。將“資源變資產、資金變股金、農民變股東”，正好可以破解這兩個難題。
在我看來，“三變”改革的妙處，在于它是立足擴大資產增量，而不是抽肥補瘦。資源變資產，是將過去沒有效益的資源變為可盈利的資產。舉六盤水的例子，“三變”改革前，六盤水有大量林地和水域閑置，而且農民的承包地與房屋皆無完整產權。“三變”改革將其確權給農民后，農民不僅可用土地、房屋入股，還可用樹木、河流入股，如此一改，農民就有了自己的資產。
農民將自己資產入股，成了股東，于是就有了資產性收入。我看到的數據，“三變”改革前，六盤水農民人均收入僅4750元/年;到2016年底，人均收入已提高到1.3萬元/年。3年增長至近3倍。要特別提點的是，農民與企業已成為同一利益共同體。農民(股東)收入增長，企業主收入也增長。農民收入增加而沒有人利益受損，此改革在經濟學看來是典型的“帕累托改進”。
我在本文開頭說，認識“三變”的價值不應僅局限于農村扶貧。這樣講包含兩層意思：一是近期看“三變”可協助農村貧困戶脫貧，而從長遠看，則可讓農民通過取得資產性收入成為中等收入者;另一層意思，是“三變”不僅能造福農民，也可造福城市貧困者。這一點是受李再勇的啟發。那天聽李再勇說貴陽正著手推行“三變”，是令人振奮的消息。古人講“有恒產方有恒心”。可以肯定，城市貧困人口一旦有了資產，脫貧將指日可待。
最后再說明一點，“三變”不是一種固定的農村扶貧模式，而是一種改革理念。六盤水的經驗可以借鑒，但各地情況不同，大可不必照抄照搬。要知道，“三變”的要義在于：要讓低收入者脫貧致富，關鍵是要讓他們有資產性收入;要讓他們有資產性收入，關鍵是要推動資產增值;要推動資產增值，關鍵是建立相應的利益制衡機制。
就這么簡單么?就這么簡單!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學習時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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