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首先論述了全面小康與總體小康的差異；其次論述了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決勝階段農村發展面臨的突出問題；第三，從建立現代農業、培育職業農民、壯大集體經濟、盤活土地資產、完善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健全治理體系、構筑生態屏障和調整政府職能八個方面進行了對策研究。
關鍵詞：全面小康；弱弱聯合；集體股權有償獲得
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是中國共產黨確定的“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的第一個百年奮斗目標，是中國共產黨向全國人民做出的莊嚴承諾。如期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既有機遇，也有挑戰。從國際看，世界經濟緩慢復蘇，治理體系深刻變革，新興國家力量增強，外部環境繼續向好。這些變化有利于中國實施“一帶一路”倡議，提高中國在全球范圍內配置各類要素的能力，為經濟轉型升級營造新空間、打造新動力、創造新活力。從國內看，分工協同、優勢對接、多極支撐、布局改善、均衡互補的區域發展格局和新產業、新業態、新模式正在形成，社會和諧程度和對外開放水平繼續提高。從農村看，糧食連續多年增產，基礎設施顯著改善，農民收入快速增長，社會保障初步覆蓋，農民獲得感逐步提升。從挑戰看，國外方面要化解世界經濟不景氣對中國經濟增長施加的負面影響，國內方面要消除結構調整陣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的負面傳導效應。
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強調的是發展的普遍性、穩定性和永續性。它的主要任務是補齊短板，將區域發展差距縮小到合理范圍，使所有國民都跨入小康門檻；強化創新，確保社會經濟穩定、可持續增長；培育一批世界領先的產業集群，兼顧第二個百年奮斗目標的發展要求。
一、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度量
筆者認為，全面小康與總體小康相比肯定有升級的內容，但它主要是總體小康的普及版，它們的基礎指標應該相同。在總體小康階段，一部分農村社區和農戶因地區指標值達標而被動地進入小康；在全面小康階段，所有農村社區和農戶要以自己的指標值達標而進入小康，即全面小康與總體小康的主要差異在于考核尺度變小，而不是考核標準提高。農村全面小康評估不可能把所有農民作為樣本總體，只能按照統計學抽樣方法確定樣本框，并選取樣本量足以代表所有農民的樣本總體，如國家統計局的農村住戶調查體系。若該體系的所有樣本都達到了小康的各項指標值，就有理由做出農村全面小康社會建成的結論。為提高結論的可信性，還應做一些第三方的驗證性評估。倘若所有驗證性評估都得以通過，則進一步證明依據國家統計局住戶調查體系做出的全面小康社會已經建成的結論是可靠和可信的。
農村全面小康評估要評估每個樣本農戶的人均支出、恩格爾系數和人均住房面積等指標。強調支出是因為它不僅同收入密切相關，而且支出指標比收入指標更穩健。第一，家庭支出的波動小于家庭收入的波動。第二，家庭支出調查要比家庭收入調查更容易、更準確。第三，評價人均支出是國際上通行的做法。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低限是所有人都邁入小康門檻，而不是擺脫貧困，所以，它的恩格爾系數應略高于溫飽社會。貧困階段的恩格爾系數超過60%,溫飽社會的恩格爾系數為45%?50%，小康社會的恩格爾系數定為40%為宜。
農村全面小康社會評估不僅要以農戶為評價對象，還要以農村社區為評價對象。農村總體小康評估以省市縣為評價對象，尺度太大；農村全面小康評估應當盡可能縮小農村社區的量級。例如，農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率應以自然村或行政村為評價尺度，城鎮化率應以縣為評價尺度。
二、決勝階段農村發展的突出問題
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決勝階段中國農村發展面臨的突出問題是農產品缺乏國際競爭力、曾獲成功的改革經驗暴露出局限性、干群合作意識薄弱、部分農村空心化和非點源污染加劇。
（一）國內生產的農產品缺乏國際競爭力的挑戰
改革初期，農業生產的主要目標是增加糧食和其他農產品產量，解決農民溫飽和城市居民農產品短缺問題。在絕大多數勞動力從事農業生產的欠發達階段，農業實行家庭經營極大地調動了農民的生產積極性，所以，隨著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普遍實施，很快就解決了農產品總供給不足的問題。由于此時還無須考慮國產農產品的國際競爭力，農業的超小規模經營幾乎沒有負面影響。
農戶是按照收入最大化目標配置勞動力資源的。隨著城鄉非農產業的快速發展，越來越多的農業勞動力轉移到比較利益更高的非農產業部門，農業超小規模經營的局限性逐漸暴露出來。經濟開放程度的提高，則使這種局限性暴露得更加充分。為了消減這種局限性的負面影響，政府接受了一些學者推出的“重中之重”理論和“工業反哺農業、城市支持農村”的反哺理論，采取的主要措施包括：以免除農業稅、為村干部發放補貼等方式減輕農民負擔；以發放各種農業補貼和實行最低收購價、臨時收儲政策等方式將黃箱政策的效應充分釋放出來，保護農民利益及種糧積極性、保障國家糧食安全。這些政策的正面效應是即刻產生并逐漸衰減的，它的負面效應是滯后出現且累積放大的。由此引發的國內大宗農產品價格的逐步提高，造成2010年國內生產的稻谷、小麥、玉米的價格全面高于國際市場離岸價，2013年后高于配額內進口完稅價格，以及玉米、棉花等農產品庫存越來越大等問題。為了減輕大宗農產品進口壓力、庫存積壓和財政負擔，2014年和2016年，政府分別取消了棉花、大豆和玉米臨時收儲政策，取得了國內農產品價格與國際接軌，玉米及其替代物進口量下降、庫存量下降、種植面積下降等效果。雖然政府對農業的補貼方式和補貼力度有所變化，但政府信號的作用仍然大于市場信號的作用，市場在農業資源配置方面仍然沒有發揮決定性作用。
農業超小規模經營能有效解決農戶溫飽問題，但它難以演變為具有國際競爭力的現代農業。要解決農地平均經營規模小、農民改變現狀意愿弱、農業產業化水平低和農產品競爭力低等一系列問題，中國農業必須繼續深化改革，進入由市場發揮決定性作用的發展階段，促進傳統農業向現代農業轉換，構建具有競爭優勢的農業組織體系和產業體系，有效提高中國農業的國際競爭力。
（二）曾獲成功的改革經驗的局限性暴露出來的挑戰
毋庸諱言，20世紀80年代推出的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改革，具有往后退一步的特征。為了讓這項改革持續地釋放改革紅利，農地產權制度改革是沿著私有化方向推進的。具體措施是延長承包期限、宣布該做法長期不變、取消集體行使“三提五統”的權利，采用GPS方法把每一個地塊確權到戶。這些措施的實質是把農戶無償獲得的集體土地經營權“生不增、死不減”的政策做實。其實,不僅集體產權不宜無償獲得，私有產權也不宜無償獲得。先行發達國家設置遺產稅就是為了限制后人無償獲得私有產權。如何將農戶無償獲得的農地經營權“生不增、死不減”政策調整為“如何增、如何減”政策，是必須要做的工作。它的經濟實質是改農地經營權的無償獲得為有償獲得或讓渡。
改革初期，農戶為了獲得自主安排農地生產經營活動的權利，接受了“交夠國家，留足集體”的義務。所謂“交夠國家，留足集體”，就是農民既要為政府履行職能提供一部分經費，又要為村委會承擔政府職能提供所需經費。現在農戶既無須為政府履行職能提供經費，也無須為村委會履行政府職能提供經費。2006?2017年，國家以保障糧食安全、保障農民增收和促進新農村建設等政策累計投向“三農”的資金達10多萬億元。隨著政府投入的增多，農民對政府扶持的預期變得越來越高，這種政策難以為繼也是不爭的事實。
（三）干群合作意識薄弱的挑戰
中國在改革初期實施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具有很強的特殊性。不宜將這個特殊性當作一般性，進而過于強調私有產權的重要性而否定集體產權的必要性。在人類發展史上，第一輪生產力快速發展是以家庭替代氏族公社作為基本生產經營單位實現的。然而，家庭替代氏族公社并沒有解決人類面臨的所有問題，于是出現了合作。亞當?斯密提出的分工理論倡導的是勞動者（或企業）的生產合作，李嘉圖提出的比較優勢理論倡導的是地區的生產合作，科斯提出的交易費用理論倡導的是勞動者（或企業）的非生產合作。不應有“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繩”的心態，不宜在認識上將合作視為洪水猛獸，將合作與“大鍋飯”劃等號，把農業適宜以家庭經營為基礎同農業適宜實行單一家庭經營劃等號，進而否定農業合作的必要性。
毋庸諱言，中國的官員幾乎都以替百姓謀福利為己任，缺乏與百姓平等合作的意識。筆者的調查表明，村干部普遍認為找政府辦事要比以“一事一議”的方式找農民辦事簡單得多。面對與農民合作不如與政府合作的現實，村干部自然難以形成與農民合作的意識。農民的合作意識也很薄弱，遇到問題時很少考慮同其他農民開展合作，而是寄希望于村委會或各級政府。其實，無論是提高農業組織化水平、產業化水平、農業競爭力水平以及培育農產品品牌，還是開展技術推廣、防疫檢疫、農產品安全檢測和農田水利、道路交通、供電給水等，都需要開展合作。舍此，就難以充分開展這些活動。由于缺乏合作機制，農村能人也難以主動將技能、經驗、信息等帶給周圍農民，從而帶領他們共同發展。
（四）農村社會分化的挑戰
農村社會分化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一是農業對農民增收的重要性下降。近些年農民農業收入的增加主要來自政府臨儲價格的提高，臨儲政策的取消導致農業收入增幅的下降。2016年，農民人均種植業收入名義增長率為1.1%,而同期CPI上漲2%,實際收入是負增長。經濟增速的放緩導致農民工資性收入增幅下降，2014年和2015年的增速分別比上年回落0.5個和0.6個百分點，而農民工的食品及房租支出卻增長較快。財政收入增速的放緩導致農民通過農業補貼和社會保障所得的轉移性收入也增速放緩。
二是農村住房的居住功能下降。近些年來農村的居住條件有了驚人的改善，但由于常住人口不到農村戶籍人口的一半，農村房屋的居住效應難以充分發揮出來。青壯年人口長期在外、家庭破碎引發的風險更為嚴峻。在幾乎都是老人的農村社區，留下的能人很容易成為寡頭式人物，控制村集體經濟，進而導致社區內部缺乏相互信任，精神生活貧乏，迷信活動盛行。
三是農民獲得教育和醫療服務的便利性下降。農村學校為提高成班率和教育經濟效益而開展的并校，影響了學生接受義務教育的便利性，城區學校則因班級人數過多而影響了教學質量。農村醫療存在資源配置不合理的問題，大部分資金投向縣級醫院。鄉鎮衛生院配置的醫療設備檔次低、醫療診斷水平低，難以滿足診療需要，農村患者不得不舍近求遠，輾轉到配置了高端醫療設備的縣級醫院治病。醫務人員配置也不合理。受工作環境和福利待遇等因素的影響，鄉鎮衛生院不但難以吸引高水平醫務人員，而且培養出的優秀人才相繼調入上級醫院。農村醫療改革的關鍵是：提高鄉鎮衛生院的基礎設施水平、設備配置水平和醫療技術水平，讓普通疾病能夠就近醫治；推進城鄉醫務人才交流，鼓勵優秀人才到基層服務；提高鄉鎮醫務人員待遇。
四是農民參與政府的社區工程項目的可能性下降。國家在農村實施的土地、道路綜合治理工程等項目實行招投標制。農村集體經濟組織因沒有競標資質而無法參與工程建設，進而無法得到勞務收入；政府則因無法購買到更廉價的勞務而不得不承受更重的投資負擔。
五是政府規劃造成農民收入差距擴大。城市附近的農村，因城市和工業交通建設造成土地用途變化，引起了土地價值的巨大變化。農地征收補償費隨周邊地價提高，引起無征地農民的收入大大低于被征地農民的收入。在現實中，往往既沒有處理好國家、集體和被征地農民之間的利益分配，更沒有處理好被征地農民和未被征地農民的利益均衡。
（五）農村非點源污染的挑戰
農藥、化肥、地膜等化學物品的過量使用，對土壤、水體、生物、大氣和人體健康造成嚴重危害。規模化畜禽養殖場的廢棄物污染，嚴重影響了農村居民的日常生活。隨著農村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和生活方式的轉變，生活垃圾數量增多，但沒有得到有效處理；生活污水任意排放，致使河流、湖泊污染嚴重。城里耗能高、污染重、治理難的企業遷至農村，對農村環境也造成了嚴重影響。
三、決勝階段農村發展對策研究
（一）建立現代農業
隨著市場開放程度的提高，國內受沖擊的農產品數量越來越多。農戶經營規模小，農業競爭力弱，是影響農業產業化、一體化、現代化、國際化的主要原因。
一些學者以農業曾為工業化、城鎮化作出貢獻為理由，強調現在應對農業采取反哺政策。其實反哺只能消除農業弱質性的負面影響，農業弱質性要靠提高農民素質和發展現代農業來消除。各級政府應當加強農村人力資本投資，把農民的創新活力和創收潛力充分激發出來，形成依靠人力資本投資興農、富農、惠農的局面。以增加公共品供給的方式改善農村和農業基礎設施，消除它們對農業生產集約化、規模化的抑制，而不宜提供農業生產補貼，造成另一種形式的市場扭曲。
在農村人口流動性增強、農民分工分業加快、農業生產集約程度提高等因素的共同作用下，中國進入了加速發展現代農業的戰略機遇期。發展現代農業要以市場化、科學化為導向，提升農業自生能力、農產品競爭能力和生產生態協調能力，消除傳統農業的弱質性和化學農業對環境的破壞。現代農業是由科學技術體系、微觀經營體系、農業產業體系和政策法規體系四輪驅動的。其中，科學技術體系要由機械化、電氣化、水利化和化學化拓展到生物技術、電子技術和信息技術，微觀經營體系要由家庭經營拓展到適度規模經營和三產融合經營，農業產業體系要由追求產量和產出效率拓展到追求產品安全、資源節約和環境友好，政策法規體系要由政策完整性拓展到法律嚴密性。
現代農業的發展水平應當用總要素生產率的貢獻率來衡量。這樣不僅可以對中國農業發展進程做出量化評價，還可以對中國農業和其他國家農業以及中國農業和國內其他產業做出量化比較評價。
隨著現代農業的推進，農民數量會越來越少，農地平均經營規模會越來越大，農業收入集中度會越來越高，農業競爭力會越來越強。一個消除了弱質性、具有自生能力和國際競爭力的現代農業，方能使農業成為體面的職業，使農村成為農民安居樂業的家園，使農業成為真正的國民經濟和現代化的基礎，成為國家最大限度減稅的基礎，成為城鎮和第二產業、第三產業健康發展的基礎，從而實現部門間的充分競爭和所有部門資源配置的優化。
（二）培育職業農民
超小規模農業對于解決農民溫飽和農產品供給短缺問題是有效的。但隨著充分競爭的勞動力市場的形成和隱蔽失業的消失，其缺乏就業競爭力的缺陷暴露得越來越充分。超小規模農業走向衰敗是職業農民形成的必要條件，我們應該樂見其成。要培育職業農民，形成以家庭經營為基礎、合作為紐帶、外包服務為支撐的農業經營體系，提高農業效益，促進現代農業發展。職業農民是在競爭中脫穎而出、達到適度經營規模和具有自生能力的農民。他們能自行解決發展過程中遇到的問題，能在市場競爭中成長壯大。銀行樂意為他們提供貸款，保險公司樂意替他們提供保險。這樣，市場化的農業營商環境就形成了。政府的責任是為職業農民創造公平競爭的環境。
培育職業農民的同時，要兼顧無法進城的老人和需要照顧父母而無法進城的中年人，為他們保留基本的生產條件屬于保底問題。即使是這些農民，他們經營的農地也應逐步逼近適度規模。
（三）壯大農村集體經濟
農業部的數據表明，截至2016年年底，在統計的55.9萬個村中，村集體沒有經營收益或經營收益在5萬元以下的村有41.8萬個，占總村數的74.9%；經營收益在5萬元以上的村有14.0萬個，占總村數的25.1%。全國約2萬個堅持集體經營的村都實現了共同富裕，公共建設、環境整治、基層治理和群眾性文化活動都走在前列。要使越來越多的村達到這樣的水平，就必須壯大集體經濟。
壯大集體經濟，首先要把集體經濟組織的成員界定清楚，構建農民集體資產按份共有的基礎。其次要將產權股份同成員身份對應起來，建立成員的進退機制。成員資格的獲取要以購買特定數量的集體產權為條件，成員資格的退出要以回購其擁有的集體產權為保障。農村集體資產的清產核資、成員界定、股權設置和權責義務、進退機制等都要由農民自主討論決定。中國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應當在工商機關登記注冊，使之具備法人地位。
一些地方政府推崇外部資本和小農戶結合的“強弱合作”模式。這種依靠外部力量解決農業問題的做法的適用范圍是有限的，且隱含的風險會因其難以成為真正的利益共同體而不斷累積。對于大多數農村社區來說，應當從完善農村集體產權制度入手，以社區內部“弱弱合作”的方式把內生力量凝聚起來，實現留在農村的農戶與流出農村的農戶的合作，推進適度規模經營，克服超小規模經營難以發展現代農業、難以抵御市場風險的局限性。
無論是“強強合作”“強弱合作”還是“弱弱合作”都會產生合作效益，農戶缺乏合作意愿并非他們不清楚合作有助于提高勞動技能、發揮比較優勢和節約交易費用，而是現實中缺乏合理分配合作效益的機制。現實中成功的合作社有一個共性，即領頭人出力為公，取之有道，因而能激發出大家參與合作的積極性；不成功的合作社也有一個共性，即領頭人借力為私，不僅想得到政府支持合作的政策紅利，還想最大限度地得到合作紅利，因而難以誘發出大家參與合作的積極性。所以，做好“弱弱合作”的關鍵是要有樂意奉獻的領頭人。
貴州省安順市平壩區樂平鎮塘約村的實踐表明，隨著城鄉分割的制度藩籬的逐步瓦解，發展現代經濟所需的基礎設施體系的逐步完善，越來越多的村莊具備了融入現代經濟體系的條件。就此而言，讓農民群眾推舉樂意奉獻的領頭人以推進“弱弱合作”，將是今后一段時間里的重要工作。
同國內大多數村莊一樣，塘約村的村民也把外出打工作為增加收入的第一選擇。該村1400多個勞動力最多的時候有1200多人外出打工。村支部書記和村委會主任都有外出打工的經歷。塘約之變發端于2014年6月3日的特大洪災。洪災發生的當晚，塘約村的黨員和干部分頭把老人、婦女和孩子轉移到安全地帶，全村無一人傷亡。群眾在災害面前真真切切地感受到黨員和干部是大家的主心骨。洪水沖毀了房屋、道路和田地，莊稼沒了，地界沒了，但村民不要錢不要糧，而要求政府幫助修路。村黨支部抓住這個時機提出成立合作社，把責任田集中起來搞規模化經營。該提議得到了村民的熱烈響應，村民挖掉分割土地的田坎，將破碎的田地連成一片；對土地、林地、集體建設用地、農村房屋、小型水利、集體財產等七權進行確權，實現資源變資產、資金變股金、農民變股東的轉變。合作社種植了3800畝蔬菜、蓮藕、精品水果和綠化苗木，利潤按合作社30%,村集體30%,村民40%的比例分成。村民不僅享受土地入股紅利，還能獲得務工收入。村里還成立了運輸隊、建筑工程隊等合作組織，拓展農戶致富門路。2013年塘約村人均純收入不足4000元，2016年全村人均純收入10030元,全村138戶600名貧困人口全部脫貧。村集體經濟收入從不足4萬元增加到202萬元，90%的外出務工人員返鄉就業創業。為了根治農村陋習，村民們共同制定了包括公共衛生、孝敬奉養父母、管教未成年子女等內容的鄉規民約，并互相監督。
恢復農村集體經濟組織的活力，提高農民的組織化程度，實現土地所有者、經營者、勞動者利益的統一，是將中央提出的土地公有性質不改變、耕地紅線不突破、農民利益不受損三條原則落到實處的基礎性工作。土地集體所有要由一系列規則體現出來，具體包括：村集體對土地擁有處置權、受益權，土地承包期和統分結合辦法由集體經濟組織成員共同決定，土地承包經營者向村集體繳納承包費，集體土地的經營收入公開透明并用于提供成員所需服務等。村民小組或自然村是關系更為緊密的利益共同體，以村民小組或自然村建立合作社更容易形成共識和集體行動，更容易降低組織成本，也更容易發揚民主。所以，村民小組或自然村應當成為農村最基礎的合作單位。堅持農村土地集體所有，并非為了讓新生勞動力無成本地擁有土地股權。
（四）盤活農民土地資產
盤活農村土地市場可為中國深化改革提供持續動力。盤活農村土地市場需要深化國家征地制度改革、農村集體建設用地制度改革和承包地改革。改革的核心問題是農地和農村建設用地的增值收益怎么分配。其他國家（地區）土地增值收益分配主要有兩種做法：一是土地增值收益歸土地所有者，政府通過稅收調節；二是法律規定分成比例。例如，中國臺灣省規定，農民所獲土地增值收益不低于40%。農村集體建設用地包括宅基地、公益性公共設施用地和經營性用地。農村集體建設用地的上市應謹慎開展。承包地改革是與農民關系最密切的改革。承包地改革既要保障農戶作為土地承包者的權利，又要通過土地經營權流轉促進現代農業發展。
農業勞動力轉移是土地承包經營權流轉的基礎。農地承包經營權流轉不能改變土地所有制關系,不能改變農地用途，同時要消除耕地撂荒乃至濫用濫占等現象，守住耕地紅線，保障國家糧食安全。
近年來中國農地流轉越來越活躍。隨著農地流轉規模擴大，流轉形式增多，現行農地產權安排也越來越不適應要求。解決土地流轉中的問題，最為簡明的辦法是把隱含在農村集體土地中的股權顯現化。中國農村土地集體所有是20世紀50年代農戶以土地折股入社的方式形成的，這是將隱含的股權顯現化的理由。農村集體土地的股權是穩定的，適宜用權證的方式界定；土地經營權是變動的，適宜采用契約的方式界定。農村土地制度應該具有穩定性、靈活性和有效性。其中，穩定性是指擁有土地產權的集體組織成員不要輕易變動。靈活性是指土地產權既要有利于土地整理，又要有利于土地產權細分。在這兩個方面股權形態的土地產權要比實物形態的土地產權更具靈活性。有效性包括集體經濟組織成員權益保護的有效性、土地經營者的農業生產的有效性，以及國家關注的土地資源可持續利用的有效性。
（五）完善農村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
國家促進農村發展的主要責任是改善農村公共服務和基礎設施，化解公共服務和基礎設施不足對農村經濟社會發展和農民發展生產、改善生活的制約。農村公共服務體系包括農民就業、教育、文化、社保、醫療、住房、養老和相關的法律、制度，從而使村民的基本權利得到有效保護，福祉得到明顯提高。國家一方面要逐步提升農村基礎設施水平，另一方面要廓清農村基礎設施管護主體，確保基礎設施得到維護，效益得以持續，并防止被私人侵占。
（六）健全農村治理體系
首先，加大農民人力資本投資。對農民來說，最重要的是擁有參與發展的機會和公平競爭的環境，獲得自己努力的成果。政府的主要責任是完善就業服務平臺、創業扶持政策和技能培訓制度。
其次，強化農村基層組織建設。鄉鎮干部應當從農村優秀干部中選拔，而不宜將其作為大學生臨時就業的途徑。大學生缺乏實踐經驗，大多不如土生土長的干部。大學生在社會經濟活動中施展才華的機會要遠遠多于在政府管理活動中施展才華的機會，他們應當從合作社社長助理做起，利用合作社這個平臺學習和積累經營才能，在成功邁上第一個臺階后再考慮是否從政的問題。這可能是更為穩妥的選擇。
再次，健全農村社會保障制度。繼續完善農村居民大病保險制度，構建包括社會救濟，社區互助、志愿者介入在內的救助體系。建設以居家為基礎、社區為依托、機構為補充的多層次養老服務體系；保障婦女、未成年人權益和殘疾人就業創業權益；倡導健康生活方式，加強心理健康服務。
最后，推進農村市場化改革。形成統一開放、競爭有序的市場體系，消除各種隱形壁壘；培育各類投資基金、產業基金和合作發展基金，完善農業保險制度，提升農村融資能力。
（七）構筑農村生態屏障
從培養農民生態意識和提高環境法律法規可操作性入手，推進農村生產系統、生活系統和生態系統的相互鏈接，實施大氣、水、土壤污染防治計劃，工業污染源全面達標排放計劃和農業面源污染防治計劃，實施山水林田湖生態保護和修復工程、生物多樣性保護工程，確保生態建設取得實質性進展。完善水利基礎設施，保障水利工程良性運行，實現供水安全、防洪安全和水生態安全。實施生態資產評估核算和生態補償制度，使農民為生態建設所做的貢獻得到應有的回報。
（八）調整政府職能
首先，進一步向農民賦權。30多年來，農村改革的主線是向農民賦權。改革初期賦予農民自主經營承包地的權利，20世紀80年代中期賦予農民在農村從事非農產業的權利，20世紀90年代以來賦予農民進城就業的權利，現在要賦予農民土地股權和經營土地資產的權利。
其次，農業現代化要由職業農民來推進，政府要改變以行政力量推動農業現代化的做法，全力做好農戶、企業和市場做不了和做不好的事情。實行最嚴格的耕地保護制度和農業用水總量控制制度，保護基本農田和農業產能，促進地表水替代深層地下水，守住水土資源紅線；確定和實施土地耕作強度和化學品投放標準，解決農業生產過度消耗水土資源、過度依賴化肥農藥的問題，守住生態紅線；強化食物生產和消費管理，倡導“一方水土養一方人”的理念，減少鮮活農產品運輸中的損耗和能耗；開展居民素質教育，消除食物消費中的浪費行為；拓展農業政策體系，將保障食物產量和農民收入的政策體系拓展為保障食物質量、農業資源、農業生態系統安全的政策體系；多扶持技術研發等具有乘數效應的公共品，少扶持或不扶持農產品、生產要素等沒有乘數效應的私有品。
參考文獻和注釋：略
作者系中國社會科學院農村發展研究所研究員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中國農村經濟》2017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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