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觀察中國轉型的正確視角：結構的、歷史的、農民-土地關系
在經歷了近40年的改革開放后，中國的經濟發展表現可以概括為四個“沒想到”：
一是沒想到過去30余年間中國的經濟增速表現會如此亮眼。中國31個省市自治區GDP增速30多年的時間中基本上都保持在年均10%以上的增速，中國過去30多年的經濟增速無與倫比，中國在全球的經濟地位穩步提升；
二是沒想到中國的經濟增速在2010年后出現大幅下滑；
三是沒想到中國成為了世界制造工廠。中國謀求進步的最主要動力是工業化的進程，90年代后中國工業化進程發展速度讓世界驚訝；
四是沒想到中國的城市化進程會如此之快。2012年中國常住人口城鎮化率已經過半。
從這四個現象看，中國在如此短的時間里發生了如此大的變化，在人類歷史上也實屬罕見。但隨之而來而問題是：
中國的經濟增長到底能持續多久？
可持續性有多強？
中國經濟是一枝獨秀還是曇花一現？
中國是否會落入中等收入陷阱？
30多年高增長后的增速下滑到底是周期現象還是階段性現象？
城市化是否能解決一切問題？
對于這些問題，現在各界意見不一，而意見分歧的背后都牽扯到怎樣觀察中國轉型的問題。
圖1：中國的GDP增長率
二、中國結構轉型的三階段：
鄉土中國-城鄉中國-城市中國
研究中國結構轉型時有三個階段：
一是鄉土中國階段，正如費孝通所說從基層上看，中國社會是鄉土性的；
二是城鄉中國階段，這個階段一半農村人，一半城里人。這一階段變化最為劇烈，而城市化并不能代表這個階段；
三是城市中國階段，這是最成熟的階段。
三個階段中，最為關鍵的就是城鄉中國這個階段，因為這一階段中結構轉變最快、要素流動最活躍、城鄉關系變化最大。
鄉土中國有一些基本特征：
（1）“離不了土”。
主要是指農民不輕易放棄土地，土地不流動而表現出的“土里土氣”。以農為業，安土重遷，這是中國農民的天性，但土地也會成為他們的負擔。
（2）以村落為社區基本單位。
在觀察中國鄉村社會的時候，你會發現農村有兩個載體，一個是農民（小農），另一個是村落。而村落不僅僅是一個空間，而是以整個鄉村制度為載體形成的一系列制度集合。
（3）“熟人”社會。
傳統社會是地方性、區域性的熟人網絡，而現代社會中人與人之間是陌生的。所以“熟人社會”只適于那些生于斯、長于斯的“本地人”，陌生人很難融入。
（4）“由近及遠”的差序格局。
正如費孝通講的，整個中國鄉土社會形成了“瓦片飄出去的時候由近及遠，形成深淺不同的波紋，這些波紋是連著瓦片形成的”。這就是中國傳統社會的一種差序格局——由近及遠形成的各種不同關系。
（5）“禮治”秩序。
鄉土社會是“禮治”社會。
（6）小農經濟
基于“家本位”所有制的小農經濟。
（7）“耕作權”為大的產權結構。
整個中國土地制度安排中最大的就是耕作權。
（8）人口對土地的壓力加大。
到19世紀中國易于耕作的土地已經將近用盡。另外，中國近代由于工業化進程受阻，農業又進一步承載了更重的人口壓力。
（9）傳統農業生產率進步很慢。
鄉土中國的農業增長模式是靠“面朝黃土背朝天”式辛勤勞作以提高生產力，從結果上看，中國農業勞動生產力一直沒有增長。
中國在不松動鄉土的情況下，結構轉變可分為幾個階段：
第一個階段，重工業優先的趕超型經濟發展。七屆二中全會時提出“中國要從農業國轉變為工業國”，我們選擇了優先發展重工業的趕超型經濟發展戰略，也就是靠扭曲產品和生產要素價格的宏觀政策環境、高度集中的資源計劃配置制度，沒有自主權的微觀經營機制，人為地壓低重工業發展的各項成本，降低重工業資本形成的門檻。
所以整個制度支撐：
一個是農產品統購制度，國家統一收購農民的農產品，國家統一供應城市的食品供應；
二是集體化人民公社制度，把原來農民土地經過合作化、機械化收到集體手上，集體使用、集體所有、集體統一經營，結果是把農民捆在農業上。
這個時期農業制度是無效的，由于農民沒有離開土地，而且被捆在土地上，為工業化提供更低價的農業化產品，整個中國農業勞動生產力每年以0.2%的速度負增長，造成的結果是人-地比率惡化。
在整個國家工業化時期，農民不僅跟鄉土中國時期一樣，沒有脫離土地，甚至還被綁縛于土地，進城的路也被堵死。
圖2：1949-1985年農民進程的主要途徑
第二個階段，八十年代整個中國開始發生土地制度的改革。改革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
一是農村土地從原來集體所有、集體耕種轉向集體所有、農戶耕種；
二是非農用地開始允許農民利用集體土地搞鄉村工業化。
這時農民開始參與鄉村工業化進程，開始參與結構轉變，農村內部開始出現分工、分業，但是農民還是在本鄉本土搞工業化，還是鄉土中國。
表1：1978-1991年我國農村勞動力轉移情況
第三個階段，農民開始跨區流動參與工業化。90年代末期以后，整個中國工業化和城市化發生非常大的變化，農一代離土、出村，到沿海地區參與工業化，這些沿海地區工業化高速發展，農民參與工業化，開始跨地區流動。
農民一部分往珠三角走，還有一部分往長三角走。這樣整個農民工業化進程跟鄉村工業化期間的差別是“開始離土、出村”，農村人口離開故土進入城市。
這個階段整個沿海地區的工業化靠的就是這些廉價勞動力的支撐，中國如果沒有土地制度支撐是成不了世界制造工廠。
整個中國工業化過程，除了依靠勞動力低成本，還有賴于一套獨特土地制度形成的土地低價，這避免了中國由于土地資源供應不足造成的土地價格上升而影響中國工業化進程。
中國農業低價表現在2002年到2014年農業價格才提高60%，工業低價保證中國園區工業化，保證土地低成本。沿海地區靠低價土地形成園區以后，整個中西部地區農民開始出村，跨地區流動。
表2：農民跨地區的出村情況
90年代末的這撥農一代，出村、離土，看上去好像開始擺脫了鄉土中國，農民跟土地的關系變化。但是糟糕的是整個農一代在外面奔波20年以后又回去了，其中的原因有兩個方面：
一是城市沒有形成一套讓這些農民落下來的制度，戶籍制度、整個公共服務提供制度、保障制度沒有把這些人納進去；
二是整個農一代戀土情節，農民跟土地的關系，農一代還是戀土，因為搞過農業，跟土地有很深的感情，還有這批人是80年代分到地的人。
整個鄉土中國轉變，當農民跟土地的這種連接沒有發生改變，中國轉型就沒有真正發生。
從國家工業化到鄉村工業化，再到沿海地區的工業化。這三個階段中國基本上已經實現了從農業國向工業國轉變，但是中國沒有實現這幾億人從農民向市民的轉變，他們盡管參與了工業化的進程，但是并沒有參與到城市化進程。所以結果是到農一代為止，中國是一個有結構轉變的鄉土中國時期。
三、當前中國已經步入“城鄉中國”階段
我們認為當前中國已經步入“城鄉中國”階段，主要理由有以下四點：
第一，農二代與鄉村的關系已經發生徹底改變。不管城市是否接納，不可否認的是農民開始變成城里人。
現在中國人口遷移有四個特征：
一個是遷移的人口主要集中在20歲左右，勞動遷移率和年齡呈倒U型，遷移主力軍是80后，這里定義為農二代；
二是遷移的農二代主要是跨省的遷移；
三是外出務工成常態，2012年年均外出務工時間將近9個月；
四是舉家遷移，現在子女隨父母的遷移開始增加。
現在的人口遷移發生的一些明顯變化，現在農二代的遷移一般以家庭為單位遷移，和過去以個體為單位的出去打工發生了本質的變化，農二代與農一代每天工作的時長也發生了變化，農二代的工作時長大幅度下降，教育程度普遍提高，務農活動時間非常少，基本不務農，從事建筑業的人減少，從事制造業和服務業的上升，農二代收入匯回去的比例也大幅度減少，掙的錢更多在城里消費。
圖3：從事建筑業、制造業和服務業的務工人員情況變化
另外，農二代出現了一些新現象，包括跨省婚姻增加，關系網絡增強，農二代主要靠熟人關系，主要在城市交社保。
城鄉中國非常重要的是人與土地的關系，現在發生非常大的變化，80后興起后，在經濟社會特征上出現農二代與農一代本質的差別，一方面表現在農民與土地的關系發生重要變化，農二代收入不是來自于農業，也不會務農。另一方面農二代生活方式、工作方式城市化，生活方式跟城里一樣，完全城市化。
第二，農業部門正經歷重大變革。原來定義的農業，就是糧食農業的概念。但是現在發生很大的變化，農業份額大幅度下降，農業產值份額到2014年只有9%。糧食安全發生了重要變化，現在明確主糧自給。城鄉的需求也發生變化，城市需求從原來量的需求轉向質量、安全、健康、生態。
這些變化后的中國農業正在經歷一場偉大的革命，從原來糧食農業轉向多功能變化，農業功能發生很大變化，農業形態發生很大變化。
土地制度方面的變化，首先看所有權狀況，按照法律的規定土地三級所有，村所有、組所有、集體所有，但是三級所有權狀況現在是41%歸村所有，51.5%歸村小組所有，也就是中國現在土地集體所有制，以小組或者是以村為邊界的所有權單位基本是小組和行政村各占一半，這就是集體所有，集體所有土地最后是由集體將村范圍內的土地承包給農戶經營。
表3：耕地流轉轉入主體（2010-2014）
14億畝耕地中13億畝包給了一家一戶的農戶，以農戶為單位的承包現象，中國這幾年土地流轉方面，轉讓的面積、股份合作的面積發生了重要的變化。
土地制度發生變化就是中國農業經營制度發生變化，農業戶的土地面積開始增加，除了大部分小規模農戶以外，100畝以上甚至100畝到200畝以上的農戶規模開始上升，土地經營規模開始上升，這是土地和經營制度發生的重要變化。
其實最大的變化是中國農業發展的模式，在鄉村中國時期，中國的農業發展模式主要特點是高勞動投入提高勞動成本。
在結構轉變以后，農業用工成本上升，但是畝均作物用工量下降，中國農業機械投入上升，要素比例發生變化，中國的農業從鄉土中國轉向城市中國。
中國農業轉型最重要的標志就是從以高勞動投入提高勞動生產率轉向以機械投入提高勞動生產力為主的增長模式。
第三，“熟人社會”的村莊制度正在發生劇烈變動。
維系鄉土中國最重要的制度就是村莊制度，這套村莊制度現在發生了幾個方面的變化：
一個是村莊隨人口代際差異而變化，農一代，人走資本回、出村再回村，農二代，人走資本不回、出村卻不再回村。這導致村莊的兩極分化，大部分村莊衰敗，原因是資本不再回來。
第二個是村莊制度現在趨于瓦解，本村人變陌生人，人際關系斷裂與非人際關系的進入，禮治秩序瓦解，公私關系模糊。
第三個是政治化控制失效與鄉賢治理缺失。
第四個是村莊分化加劇，大部分村莊破敗與少部分復活。
第四，城鄉生產要素對流不斷增加。上一輪中國城市化進程，主要生產要素土地、資本和勞動力從單向流動轉向對流。
土地配置縣一級土地指標是200畝、300畝，資本是完全往城市走，勞動力從鄉村往城市轉移。但是城鄉中國階段發生了一個非常重要的變化，這三個要素都開始出現城鄉之間的對流。
四、建議用“城鄉中國”取代“城市化”理念
我們提出城鄉中國的概念主要是因為：
第一，城市化是對城鄉轉型的誤讀。把城市化理解成是農村人口向城市的轉移，城市化的結果是城市不斷的擴大，鄉村最后消亡，所有的要素向城市積聚，這種對城市化的理解跟城鄉轉型真實世界是不一致的。
城鄉轉型應該一是在城市和鄉村之間要素的平等配置；二是城市跟鄉村共生共榮。盡管鄉村GDP份額很低，但是鄉村功能是城市不能替代的；三是城市跟鄉村之間的分工專業化和互補。這樣去理解城鄉轉型，就不是一個通常理解的城市化。
另外，城市化是一個要素單向流失的過程，簡單用城市化來看城市與鄉村的這場變遷是不夠的。
第二，當前公共政策有所偏差。當前金融、生產要素配置、財政都向城市配置，公共政策的結果是典型的城市偏向，最后導致城鄉之間差距更大。
公共政策服務失誤恰恰是對城市化和鄉村失誤理解的結果，現在城市和農村形成對立兩極：
一是公共政策還固守著一個沒有結構革命的非小農意義的改革，農民與土地之間的關系是切不斷的；
二是農民就是搞農業的，農民就要搞糧食農業。
這兩極之間的公共政策失誤恰是造成目前城鄉問題的根源，最后導致鄉村和城市之間發展的不平等。在以鄉土中國的概念形成的公共政策又導致中國結構轉型要素配置的失誤，公共政策必須要在一個新的框架下提出。
第三，城鄉中國不同于城鄉二元體制下的城鄉分割。城鄉中國和城鄉二元體制下的城鄉風格是不同的，城鄉二元體制形成的結果是由于制度性障礙，使城市高度繁榮，使鄉村越來越衰敗，這個背后是體制性的障礙。
而城鄉中國指的是要消除目前城鄉二元體制的制度障礙，真正打通城和鄉，形成城和鄉之間的平等發展的發展階段。
第四，提出城鄉中國概念的目的是要制定基于城鄉中國的發展戰略。使整個中國下一輪發展既不是為城市，也不是為農村，應該是這兩個空間平等發展，兩種制度不斷的融合，形成城鄉融合、城鄉平等發展。
作者系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教授，國家發展與戰略研究院研究員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中國城市規劃
(掃一掃，更多精彩內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