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中央一號文件提出了鄉村振興的部署。解決“三農”問題，不能僅限于其本身找出路。從關聯和協同的思維角度看，要與提高農業勞動生產率、改革土地產權、促進人口要素雙向流動、增加農民財產性收入、推動新型城鎮化和擴大農業發展增量空間相協同。只有這樣，才能更好地落實和走好鄉村振興這盤戰略大棋局。
一、鄉村振興需要與發展家庭和合作
農場，擴大土地經營規模，提高農業的勞動生產率相協同從農業中就業勞動力的比率看，日本、韓國和中國臺灣在中國大陸目前同等的發展水平時為11%左右，目前的印度尼西亞、墨西哥和土耳其等與中國相同發展水平的國家為15%左右。
而2016年我們農業中就業的勞動力比率高達27.7%，農業中就業的勞動力多達21796萬人，比11%和15%的標準分別多出了12959萬人和9856萬人，農業生產率為2.96萬元/人。而非農業的勞動生產率則高達12.13萬元，非農業勞動生產率是農業的4.01倍，相差了9.16萬元。
目前全國農業勞均耕地只有9畝左右，而日本、韓國和中國臺灣在20世紀90年代末時，分別為24、15.5和10畝（隨著城市化，現在勞均水平又有大幅提高），當時美國、英國和法國勞均耕地為2859、490和580畝。一個基本的判斷是，我國從事農業的勞動力并不是少了，而是太多了；由于戶籍遷移較為緩慢，以家庭形式遷移的比例要比世界其他國家低得多，導致家庭經營的耕地除了碎片化外，土地生產和經營規模擴大十分緩慢；農業比較收益太低，不可能留住有教育投資（需要收回）的青年人力資源。
自然的土地規模特別是小的農戶經濟，與現代市場經濟對接的成本太高，總體上根本就無法良性經營。協同的方向：我國平原地區振興農村和農業現代化的關鍵是，通過一號文件提出的土地流轉、土地入股、建設家庭和合作農場，擴大農業生產和經營規模，提高農業的勞動生產率；丘陵和山區也要轉移農業內部過剩的勞動力，盡可能地通過土地流轉，調整農作物結構，推進連片化種植，解決其承包地分散化和碎片化的問題，提高丘陵和山區農業的規模經營水平，提高從事農業農民的勞均土地產出率。
因此，如2018年中央一號文件提出的，要“實施新型農業經營主體培育工程，培育發展家庭農場、合作社、龍頭企業、社會化服務組織和農業產業化聯合體，發展多種形式適度規模經營”，使中國農業擺脫低勞動生產率的羈絆，邁向高效率和高質量發展的階段。
二、鄉村振興與推進農村土地產權改革相協同
目前迫切需要系統總結農村土地征收、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入市、宅基地制度改革試點經驗，逐步擴大試點，加快修改土地管理法，完善農村土地利用管理政策體系。經營農林牧等業，需要現代化裝備、各種設施、土壤肥力、耕地草場輪休等方面的投入，有投資大、周期長、利潤低的特點。因為擔心土地可能隨時被調整，合同協議無產權規定約束可能隨時毀約，農村集體土地可能被不透明地出租和賣出，征用而不能同地同價，承包和合約的期限太短和頻繁調整，投資和經營者因產權不恒而不可能有投資經營的恒心。
沒有耕地、林地、草地、宅地和其他建設用地的產權證書，在需要流轉、抵押、入股、繼承等時，往往沒有基礎的法律依據，也阻礙了農村各種土地要素的盤活和再配置。比如，農村土地承包經營權證，是農村土地承包人對其依法承包的土地享有占有、使用、收益和一定處分的權利。在耕地要進行短期或者長期出租，或者耕地入股時，需要以土地承包經營權證，來簽訂出租和入股合同，以保證和約定雙方的權利、義務和責任。
因此，振興農業需要在堅持農村土地集體所有制不變的前提下，盡快清晰硬化農村各類土地的使用財產權，確權到村經濟組織、到戶和到人，頒發產權證書；并且這種使用財產權有交易、入股、抵押、出租和繼承權。耕地承包到期后，無償再延長30年，無限無償續期延長，給千年林業、百年農牧業一個產權穩定的預期，使投資和經營者有恒產也有恒心，可以解決其在短期內只施化肥農藥，強力進行掠取，不舍得投入，不進行輪休和施用生物肥料，對土地林場草地等吃干榨凈等短期行為所生產的種種問題。
三、鄉村振興需要與城鄉人口和要素雙向流動及土地資源再配置，提高農村居民、流動人口和遷移新居民的收入相協同
2018年中央一號文件提出要堅持城鄉融合發展，這包含四個方面的含義：一是人口、勞動力和人才城鄉雙向流動。如文件中提到的“深化戶籍制度改革，促進有條件、有意愿、在城鎮有穩定就業和住所的農業轉移人口在城鎮有序落戶”；不宜于生活生產的農村地區，要“有序推進易地扶貧搬遷，讓搬遷群眾搬得出、穩得住、能致富”“農村對人才吸引力逐步增強”等都體現了這一要求。
二是城鄉資金雙向流動。文件指出，農村金融改革任務繁重，城鄉之間要素合理流動機制亟待健全。向農村流動的不僅是財政資金，還有信貸投資，社會投資資金。應當發揮財政、金融和社會資金的積極性，鼓勵城市社會投資，市場化運作，投入農村農林牧場規模化和現代化建設，促進農牧林的發展，投入農村農林牧產品加工等第二產業和旅游業等服務業，還投入水利、土地改造、生態環境、新社區建設等項目，全方位地振興和發展農業。
三是土地要素動態合理配置。需要建立城鄉統一的市場，進行土地用途的合理管制，使農村各類土地資源順應農村產業結構調整、人口流動遷移、工業化進程、人口城市化、城鄉融合發展等要求，不斷優化再配置。
否則，就會出現無人住宅、空心村、耕林草地撂荒、侵占濕地等問題。閑置和利用率低的農村各類土地，需要以市場為決定基礎的調節機制，進行這種優化配置的調節。四是流動遷移人口享受平等的城鎮公共服務。文件提出，推進“城鄉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水平進一步提高”，使向城鎮流動和遷移的人口“依法平等享受城鎮公共服務”。如果向城鎮遷移的人口不能享受平等的教育等公共服務，以及公平的醫療、養老等社會保障，那么，會發生農村向城鎮流動人口的“青出老回”現象，阻礙中國新型城鎮化的進程。
鄉村振興的重要目的，是提高農民收入，而關鍵則是按照文件中所說的按照市場經濟的原則，盤活要素，雙向流動，城鄉融合發展。除了增加農民的產業收入，特別重要的是要增加農民的財產性收入。從2015年的研究數據看，城鎮居民與農村居民可支配收入差距為2.73∶1，但是財產性收入差距高達12.1∶1。增加農民財產性收入的前提是，通過統一城鄉土地等要素市場的途徑，將過去農村的生產資料（耕地、林地、牧場等）和生活資料（宅地）轉變成資產。也即文件提出的，“推動資源變資產、資金變股金、農民變股東，探索農村集體經濟新的實現形式和運行機制”。
在農村土地為生產和生活資料的體制下，各類土地產權不清晰，城鄉兩個分割的土地市場，各方面管制不能以市場經濟的方式表現為資產，沒有資產價值。因此在城鎮土地和城鎮居民住宅有很強的價格上漲和財富效應的情況下，農村居民的土地和住房卻不值錢，這種純粹的生產和生活資料沒有給農民帶來財富，也沒有給農村的發展帶來經濟發展資產價值上升形成的GDP效應，農民也沒有得到這種資產性出租、交易、抵押、入股等經濟活動形成的合理的財產性收益。因此，需要加快農村土地和城鎮土地同地同價、平等入市、縮小征用范圍、按市價征用農村土地、建立統一城鄉土地市場等方面的改革，使農民真正能獲得財產性收入。
人口、勞動力和家庭的城鄉雙向流動及遷移，是最好的提高居民收入、減少貧困人口、縮小收入和貧富差距的途徑。
當前要加大規模經營，提高農業的勞動生產率，增加農民居民的財產性收入，吸引青年人回鄉和城鎮人才向農村和農業流動；要取消城鄉和地域分割的戶籍制度，及其與戶籍掛鉤的各種限制性規定，實行單一的身份證和居住登記制，促進人口、勞動力和家庭流動；要取消子女教育等公共服務方面的城鄉歧視，提供平等的公共服務和公平的社會保障，另外城鎮中可建設廉租的安居房使進城農民住有所居。
四、鄉村振興要與促進新型城鎮化相協同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城鎮化是現代化的必由之路。推進城鎮化是解決農業、農村、農民問題的重要途徑”。振興農村并不是否定人口城鎮化，而且是要實現農村與城鎮的關聯、協同和共同發展。
一方面，農村人口、勞動力和家庭向城鎮流動和遷移，給城鎮和國民經濟增長帶來了極化推動效應。一是人口集中帶來了城市的消費需求、市場規模。二是青壯年進城給制造業和服務業提供了勞動力，給國家的出口形成國際市場上的比較成本競爭優勢。三是家庭向城鎮的遷移，擴大了城鎮的住宅、裝修、日常生活、家具、耐用品、汽車等消費，并且其收入不斷提高和消費升級，推動技術不斷創新，新產品不斷出現，產業結構不斷升級。
另一方面，不斷推進的城鎮化，給農村的發展帶來了外部經濟和擴散動能效應。一是人口、勞動力和家庭向城鎮流動，使農業領域中的人口和勞動力減少，使得人均和勞均擁有的土地、林地和草場等資源水平上升，有利于推進農業的規模經營和農業現代化，提高農業勞動生產率。反過來說，城鎮吸收農村和農業日益擠出的人口、勞動力和家庭，既形成了城市發展的經濟動能，也給農村和農業的發展提供了外部經濟。
二是城鎮收入、技能和創業精神向農村的回流和擴散效應。在城鎮務工的勞動力，將其收入的一部分向農村匯回和帶回，形成農村子女教育、農業投入、建房消費等支出，對增加農村人力資本、發展農業生產、擴大農村消費市場，提供了支付能力。
三是城鎮資金、技術、人才和消費流向農村和農業。當城鎮經濟發展到一定程度，有更多的社會資金，當農村農業適當規模化經營，逐步向現代化邁進，當農村生活和生產資料，使用財產權清晰，形態向著資產轉型，投資能夠進得去，當城鎮居民消費結構轉變和升級，城鎮的資金到農村去投資辦廠和興辦服務業，技術下鄉提升各類產業的產出能力和產品質量，人才下鄉去創業形成帶動農村發展的企業家隊伍，消費下鄉形成旅游、休閑、養老、購買特色產品等農村市場。
因此，城鎮化發展后，形成的向外擴散效應，是農村和農業向現代化邁進的強大動能。當然，在城鄉協同發展中，需要防止的是回流和阻隔這樣的負效應。從發展經濟學角度看，城市對經濟發展不僅有擴散效應，也有回波效應。也就是說，城鎮發展的同時，其收入、資金、技術、人才和消費，向農村擴散轉弱或者停止，但對農村和農業的人口、勞動力、資金、土地等，有不斷和很強的吸引和吸收能力。
在我國需要改革農村土地制度，改變其土地資源只能向城鎮的二、三產業和建設流動，卻不能用于農村二、三產業發展和其他建設；需要將農村生產和生活性質的土地資料，變成能夠吸引和吸收城鎮資金，能夠抵押貸款的有價值的資產，克服體制對城鎮資金流入農村和農業的阻隔；也需要改革戶籍體制，改變城鎮只吸引勞動力要素和土地資源，不吸收人口和家庭，使勞動力發生“青出老回”逆向流動；推進農村土地資產化進程，改變城鎮吸收農村存款，只貸給城鎮產業和居民的吸力，而發生土地資料不能抵押而阻隔銀行資金不能留在農村和城鎮銀行資金不能下鄉的扭曲狀況。打通阻隔，消除回流效應，是振興農村與城鎮化協同發展的關鍵。
五、鄉村振興要把農村和農業經濟作為國民經濟循環和流程中的一個環節考慮，與宏觀經濟穩定、提高經濟質量和推動經濟中高速增長相協同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我國經濟發展的主要特點是：增長速度要從高速轉向中高速，發展方式要從規模速度型轉向質量效益型，經濟結構調整要從增量擴能為主轉向調整存量、做優增量并舉，發展動力要從主要依靠資源和低成本勞動力等要素投入轉向創新驅動。”
基于國民經濟這樣四個大轉變的思想，筆者認為，一是應當擴大中國經濟增長和發展新空間。振興農村和農業存量與擴大做優新農村和現代農業增量相結合，用調水各類技術和工程能力向西北、華北等地增加淡化供給量；用土地改造技術改造可利用的干旱土壤地、退化沙漠地、鹽堿地、工礦廢棄地和其他荒地，擴大農業、城鎮、新農村、交通和其他用地供給量；放開戶籍，建設新城鎮和新農村，轉移人口密集地區、不宜生活發展地區的農村和農業人口向新擴展的發展空間轉移，形成勞動力供給和新的市場需求；用大力度的增量土地產權創新，吸引社會資金進入增加淡水、改造土地的領域。
二是充分利用所有勞動力、縮小收入差距、提高收入、增強有支付能力的消費需求、化解生產過剩。利用新人才發展新經濟，與通過開拓農林牧、旅游、新城鎮、新農村等這樣的產業和建設領域充分利用農村和城鎮傳統經濟中豐富的勞動力資源相結合。在未來的發展階段中，還有2.8億左右農民工、農業領域中2億多勞動力、6000萬留守并沒有得與城鎮相同教育的未來的勞動力，還有城鎮傳統產業中需要再就業的6000萬勞動力，如此大規模在技能和素質方面滯后的勞動力，不可能全部乘上新經濟就業的這班車。
如果不開拓適度技能的發展空間，如果這部分人口的失業率提高，將造成更大的收入分配差距，使生產更加過剩。而擴大農村農業和新城鎮新農村發展空間的戰略，則會給上述2億左右的農村、農民工和傳統工業中的勞動力，提供較為充足的就業機會，留在存量中的勞動力因資源擁有水平和勞動生產率的提高而增加收入，提高他們的收入；轉移到新空間的農業勞動力、農民工、留守兒童未來勞動力和東北等地區傳統工業的勞動力，會在新的空間中，建房修路、發展產業、形成規模化經營，建設城鎮和新農村，提高他們的收入。這會在8~10年的時間中，形成強勁需求，變成擴大有支付能力需求化解產能過剩的新路。
三是農村存量土地產權改革、擴大中國發展空間、增量土地產權大力度創新，與擴大社會投資領域、吸引留住社會資金、改善資金出入和國際收支、消解不良資產、降低國民經濟負債、穩定人民幣幣值、保證金融體系穩定，需要通盤考慮。
從目前政府、企業和居民，特別是地方政府債務總體杠桿較高的情況下，要有能夠有吸收貨幣的領域，調水工程、鋼材水泥、工程裝備、工資費用等，都是投放貨幣的準公共產品地方，在拆遷較少、土地改造余地較大的區域，實行干渠的周邊綜合開發的模式，使其盡可能贏利；總體上要有投資—良性資產—回收這樣的循環，有營利性，使它能夠成為增值的資產，能夠交易顯示其價值和贏利，關鍵是要硬化土地的產權；農村存量土地資產，通過產權改革成為資產，也可以吸引社會資金，從過去休眠和“僵尸”資產，變成有價值的良性資產，也使其有財富和GDP效應；總體開辟了貨幣和投資進入的增量和存量土地資產領域，銀行和國民經濟體系中良性資產增多，既消化過多的貨幣，又吸引和穩定住了往外流出的資金，還抑制房地產泡沫等，保持人民幣幣值的穩定和堅挺。
四是珍惜和搶抓老齡化之間還能夠中高速增長的機遇和寶貴時間，與實現未嚴重老齡化之前進入高收入國家行列的發展目標相結合。從城鄉各領域的生產要素組合看，存量農村農業領域中勞動力要素太多，而土地和資金要素太少；新經濟中現有的勞動力要素不能夠被新經濟中的資本所匹配。在既定局面下，以及人口收縮、收入分配差距格局下，計算所謂的經濟增長，當然是潛在的動力越來越弱。
現在的關鍵是：在存量農村和農業中，相對減少太多和過剩的勞動力要素，增大資金的投入，其首要條件是土地為資產，能夠吸收社會資金，使勞動力、土地和資金能夠組合，提高其增長動能；用拓展發展空間的辦法，增加淡水、土地資源，使其與現在的技術和社會資金相結合，并且轉移吸收存量農村和農業中過多的勞動力要素，形成新的增長潛能，首要條件是更大力度的新土地產權改革，使目前的不毛之地，變成優質資產。從新的空間和新的體制方面，獲得未來8~10年國民經濟中高速度增長的動力。
作者系中共中央黨校國際戰略研究所副所長、研究員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新浪財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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