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類進入資本主義晚期以來面臨著資本過剩造成資源、環境綜合性危機的壓力下，中國也表現出一方面資本全面過剩、綜合債務率過高，另一方面污染惡化、環境成本過高等新世紀的“雙重危機”。國家同期提出的向生態文明的戰略轉型，確有一定的現實性。因為，在完成了工業化的國家之中，唯中國還有約一半人口生活在內生具備多樣性條件的村莊，而多樣性是生態文明的基本內涵。恰是由于多樣性村社內在的“內部化處理外部性代價”的邏輯，而使得鄉土中國有對上述雙重危機起到緩解作用。
鄉土中國是歷經多次危機得以軟著陸的基礎。
順著這個分析可以看到，歷屆國家領導人強調的以人為本、科學發展觀、兩型經濟、包容性和可持續， 以及美麗鄉村和美麗中國等，都是符合生態文明戰略的提法。2017 年一號文件提出農業供給側改革的方向是綠色生產方式，于農業政策轉向的同一時期，國家明令取消對地方政府的 GDP 考核，全面轉向生態文明建設。各地政策也在迅速地由“招商引資”向“招人引智”轉變。尤其是針對九十年代以來政策支持的資本下鄉通過壟斷式的資源占有破壞了生態環境，現在則向分享式的市民參與轉化。
有鑒于此，我們 2003 年以來倡導合作社為主體的社會化生態農業逐漸得到主流認可；2009 年以來借鑒海外的CSA 搞市民參與式農業，也得到空前的發展機遇。這是個前所未有的新趨勢……
一、新時期鄉村建設的背景
早在1987 年國家農村改革試驗區建設之初，領導就要求我們把民國鄉村建設的資料復印過來，準備與當代進步知識分子推進的農村試驗區做比較研究。我在這個官方主導的鄉村試驗區一直工作到 1998 年不能再做為止。無獨有偶，各地鄉村建設的資深人士也是從 1990 年代啟動各地鄉村建設的，像山西永濟市蒲韓社區的鄭冰就是從 1998 年就開始在自己家鄉進行鄉村建設。而這個時間，又恰與東亞金融風暴造成中國生產過剩危機爆發同步（1997 年東亞金融風暴之后中國經濟進入蕭條階段，當時的宏觀形勢總體來看是連續 4 年通貨緊縮）。到 2001 年中央正式接受“三農問題”之際，我們依靠民力發起了鄉村建設試驗。
2003 年國家確立“三農問題重中之重”的戰略方針，我們在河北定州翟城村創辦了晏陽初鄉建學院。
同期，國際社會一度發生反全球化運動。1998 年美國西雅圖抗議WTO 運動 1999 年轉到香港。2001 年社會各界在香港發起了一次以亞洲社會組織為主的反全球化游行。因為，全球化本身是一個資本化的過程，在這個虛擬資本無序擴張的大背景下，無論何種制度都在摧枯拉朽般地破壞世界上幾乎跟原住民有關的所有資源、環境、文化、歷史等等。從 1999 年反全球化運動進入亞洲為標志開始了“后西雅圖時代”。由此，也帶動了亞洲這個世界上最大的原住民大陸的文化復興——尚存的鄉土社會的文化復興，連帶著鄉村復興。于是，一百年前在中國起步的鄉村建設，到世紀之交重新興起。
需要特別提示：在鄉建這個突出實踐性的領域中，越是從微觀入手的事情，越是要見微知著。因為鄉建不僅是建設鄉村，也是為生態文明培養新人的大事業。吾輩身處“數千年未有之大變局”，只要是人，總應該會問我們從哪兒來？我們身在何處？我們向何處去？我們為什么是這樣的？為什么我們以前沒這樣做？
做生態農業也應該思考為什么現在有越來越多不同的人加入鄉村建設的行列中。那就得從一個相對的宏大敘事回到微觀鄉建故事上來，我們知道全球資本過剩對農業的負面影響，才具備作為正常人的自覺性。鄉建人做事要體現起碼的自覺。如果自覺性不足，就不能全面理解我們身處其中的天下大事跟具體工作的相關性，那就會有人去找宗教、找歷史，有些人找某個局部的、個別人的因素，隨之衍生出的“好人好事”等等庸俗敘事。但，當代鄉建代表的文明復興，其實是在一個歷史大背景下具有普遍意義的事情，各地實踐者無論是否意識到，也都不得不處在這種宏大敘事構建的框架之內。
回想當時我們為什么搞鄉村建設？其實就是在全球過剩資本蔓延、資本化掉人類生存所依托的資源的不可逆的趨勢之下，人們普遍受到威脅，感到不能這樣，再聽任資本化大潮繼續，對所有人來說都是滅頂之災。于是有了后西雅圖運動進入亞洲這個世界最后的一塊原住民大陸。而亞洲人都應該知道我們就是原住民，既不是西方殖民者；也不是被西方人殖民占領、大規模消滅后剩下的少數族群。
美國現有五十幾萬原住民，加拿大不到四十萬，因此他們原住民的文化已經被毀掉，在所謂人類學博物館之外幾乎沒有了。美國原住民在亞利桑那的沙漠的保留地里，盡管仍然認為美洲是他們的國家！但沒有力量抗爭。
當西雅圖運動進入亞洲的時候，突然得到廣泛響應，也許是因為亞洲本來就是世界上唯一剩下的原住民大陸，我們原住民也被殺戮了不少，但因為我們原本就是在傳統農業上賴以生存的人群，有相當強的繁衍能力及文化認同。反全球化運動蔓延到亞洲和原住民自己的文化傳承之間有機結合，就有了今天這個世界上無論是歐美還是其它發展中國家的人士紛紛進入的亞洲，因為這兒恰恰是人類最悠久的農業文明得以傳承下去的基礎。
接著，中國人新世紀之初重啟了鄉村建設，并率先提出了生態文明發展戰略。
二、面向生態文明的轉向
為什么中國的鄉村建設比較容易國際化？為什么國際友人會紛至沓來？
有個例子可以說明。美國人文科學院 90 歲高齡的約翰.科布老院士幾乎每年都來。前些年，他把我請到他那兒去了三次，把他的班子召集起來跟我開會，給他們講新世紀以來已經搞了十幾年的中國鄉村建設，講中華文明為什么是鄉土為基礎的文明，現在為什么國家發展戰略要整體上轉向生態文明。他說：我終于發現引領世界生態文明的國家是中國，因為你們還有鄉村。西方世界已經把鄉村消滅了，中國經驗太重要了。科布先生最近每年被弘揚鄉土文化的張孝德教授請到北京來參加“鄉村文明論壇”，還到學校去給大學生演講，對他的采訪上過新華社內參，被國家領導批示，在決策層有一定的影響。
全球化的結局一定是金融的全球虛擬化擴張造成的泡沫崩潰，這套分析我 1996 年東亞金融風暴之前跟美國席勒學會的領導人拉魯旭談過；新世紀跟世界社會運動的領袖薩米爾·阿明談過很多次。他們都認同金融資本異化于實體經濟，內在的排斥性的法西斯化一定導致金融資本內爆，就是金融資本全球化危機的總爆發。而應對全球化危機的主要方式是“在地化”，我們新世紀重啟鄉村文明復興，同期各國的社會運動都在走向鄉土社會，在亞洲就要把原住民社會的根留住。
后來，新世紀鄉建的這套解釋介紹到了歐洲，我們與英國的舒馬赫學院合作，與歐洲“轉型城鎮”運動合作，此外還跟具有改良性質的世界各國社會運動合作，盡可能回避激進沖突，因為 21 世紀的任何激進運動都是不能長期生存的。
我們有了今天鄉建培養的先知先覺的這些人，演變成了大眾化的社會運動，做了十幾年之后看變化很大！不管主流怎么軟磨硬泡，現在中央強調的生態文明，已經明令取消 GDP 考核，18 大以來整個官方體系轉向生態化，把2007 年在十七大上提出的生態文明發展理念到2013 年變成發展戰略。2017 年的一號文件強調綠色生產方式，及新土改政策中的土地三權分置、四至界定、經營權轉讓等等，主流也意識到過去的資本下鄉造成了嚴重的環境破壞。
同期，工業化時代形成的制度體系無論怎樣先進都會受到顛覆性的影響。
現在新啟的潮流是市民下鄉，傳統文化研究專家張孝德教授說：生態文明要搞PPP，農民結合市民。近年來鄉建也有團隊在搞眾籌，參與眾籌的是誰呢？其實主要是城市中產階級，而不是大資本。為什么大家要用互聯網呢？因為互聯網天生具有大眾參與上的公平性，這個工具被搞眾籌及多種多樣的參與方式利用起來，有利于市民下鄉去和傳統文化多樣性、和生態資源多樣性天然結合。據了解，這個過程本身恰恰不是一個被動的過程，它是相對客觀的、多方參與的。
總之，人們從過去被動接受資本化轉為自覺參與社會化，恰恰是否定之否定。
而大家現在之所以仍然感到困難，其實只是因為上個世紀親資本政策的慣性還在。例如過去的政策鼓勵資本下鄉，有相當多的資源已經被資本名義上占有了。例如，有的投資人跟地方政府簽一紙合同，把山區的各個流域占有了，有的是包括山地和溪流在內的一條溝都被投資人包走了。但自然資源本來是鄉村社區共有的。有些投資人沒有交足額的全域資源長期占有的費用，也有的并沒有得到所有權和使用權主體的授權，沒有客觀上的合法性。因此，制度創新的領域還有相當豐富的空間。
在全球資本化走向資本全面過剩的主流趨勢下，21 世紀鄉村建設發展的整個過程很有意思，成千上萬各色人等冥冥之中就聚到了一起，近年加入鄉建研究和實踐的人越來越多，會發現在這個多樣性社會中的普通民眾反倒不認同對抗性的激進兩派。當中國這個大國率先轉向生態文明的時候，沿海發達地區的地方官員會迅速學會一套話語，表述當地的生態化資源如何體現新的發展觀，他們會迅速跟中央戰略接軌， 尤其是江浙一帶。接著內地也會轉向生態化建設。
三、建議
很多地方下鄉工作中的制度經驗大同小異。大家基本上是“拿來主義”，對這十幾年我們先走一步探索出的做法，各地的項目都是包裝進來為我所用。
經過了 2001 年以來 16 年的艱苦奮斗，當初參與鄉建的年輕人都已人到中年，他們在第一個 10 年中一直磕磕絆絆，遭遇過相當多困難，第二個 10 年慢慢受到重視了。總之，在國家的生態文明發展戰略的引領下，各項政策正在調試，鄉村建設的局面正在好轉。當務之急是各地要把每一個微觀的經驗盡可能地描述出來。鄉建骨干中，有些也能夠做到見微知著，各地做具體工作的人，腦子里也有點宏觀大勢了。這是很重要的進步。
在做項目或對具體經驗做歸納時，需要注意以下三點：
第一個要做到的是清晰描述整個故事的來龍去脈，特別是把項目所涉及的不同主體在不同背景條件下的演變過程說清楚。例如，2004 年開始的農業免稅，對縣鄉村三級治理影響巨大，超過了具體當事人的反應能力。又如，2005 年開始的新農村建設的國債投資 12 年來史無前例地高達十幾萬億，造成任何經濟主體下鄉都可能有巨大的“搭便車收益”——這是當前成千上萬下鄉創業和創新的人們真正意義的利潤來源……
第二個要做到的是頂天立地，要跟中央的生態文明戰略調整的需求結合。我們搞鄉村建設 16 年了， 之所以能夠在非常復雜艱苦的環境當中生存至今，就因為所有做法都穿靴戴帽，無論哪一任領導，只要有一個表述對三農而言是相對積極的，一定都要被我們拿過來放在帽子上，如同帽徽上有一個閃閃的紅星， 永遠符合中央的這一部分政策要求，穿靴戴帽才能夠做到頂天立地。
第三個要求就是要更注意國際化。在推進國際化的過程當中，特別要強調自主性、引領性，堅持以我為主，才能夠把穿靴戴帽的、政策配合的具體做法，變成更為積極的符合海外話語邏輯的解釋，那就能夠把多種積極因素包裝到我們的工作中來。事實上，這個世界將會看到原住民社會的亞洲大陸如何在傳統文化、在鄉土社會資源的多元性、人文多樣性的有機結合中，形成對21 世紀人類文明發展的引領。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鄉土慢生活（微信公眾號）2018-06-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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