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實施鄉村振興戰略的過程中，有兩個基本問題需要明確，即鄉村振興為了誰和鄉村振興依靠誰。城鎮化是現代化的必由之路，鄉村振興戰略作為全面推進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一部分，從根本上講，是為持續推進的新型城鎮化和市場體系建設構建大后方，是為我國邁向現代化的過程中可能出現的波動和風險構筑壓艙石。因而，鄉村振興要以維護在鄉農民的利益為根本出發點，要為奮斗進城的億萬農民提供退路選擇。
另一方面，今天的鄉村高度分化，尤其是一部分人已經離開家鄉在城市扎根多年。這部分人可能見識廣泛、社會資源豐富、專業技術出眾，他們是推動鄉村發展的潛在力量。如何發揮離鄉人群的資源優勢，同時又堅持維護在鄉農民的利益，是鄉村建設的一個難點。對此，近期農業農村部等九部門聯合印發的《“我的家鄉我建設”活動實施方案》，鼓勵專業人才、經濟能手、文化名人、社會名流等各類人士回鄉參與鄉村振興。
在這個文件發布之前，一些地區已經探索了形式各樣的“能人”回鄉活動。結合實踐來看，“能人”回鄉參與鄉村建設存在幾個誤區：
一是期待過高。例如，一些地區引導大學生返鄉擔任村干部，期待他們帶領農民創業創新。實際上，大部分地區的鄉村工作都是基礎性的，大學生的專業知識與鄉村工作要求有著很大的差別。一方面大學生的專業技能很難在短期內“落地開花”，立馬改善鄉村面貌，另一方面鄉村也尚且不具備讓他們扎根下來的土壤。
二是誤判村莊經營的風險。一些地區鼓勵外出經濟精英返鄉投資，用政府財政項目和土地政策創新來撬動社會投資。這類做法在一些資源稟賦特別好的地方確實能夠成功，但不少地區也出現了村莊負債以及返鄉精英被套牢的情況。
三是鄉賢返鄉以后未能合理推進后續工作。一些地區退休干部返鄉后爭取地方政府項目進行鄉村建設，助推各種創新創建以及亮點打造。但是在實施過程中，部分地方存在一些問題，如為迎合政績的需求，將普惠資金變成亮點建設，造成財政資金的低效投入、政策上的不公平和形式主義。
一些地方在探索“能人”返鄉的實踐過程中出現了問題，從根本上看，是偏離了鄉村振興要堅持以農民為主體的基本宗旨。引導外出人士參與鄉村建設，第一點是要積極回應在鄉農民的利益。《“我的家鄉我建設”活動實施方案》明確提出“以義為先、義利兼顧”。返鄉人士投資家鄉建設的底線是不能變成與在鄉農民“爭地爭利”，理想形態是返鄉人士帶著資本、技術和專業知識回到家鄉，創造新的利益生長點。
外出人士返鄉參與鄉村建設，重在做催化工作。當前鄉村工作存在的最大難題是農民的客體化。近年來，國家每年投入數萬億的涉農資金，然而，一些地方基層工作卻出現了“政府干、農民看”的現象。幸福生活是靠奮斗的，誰都不能并且也不應該替代農民創造美好生活的主體地位。外出人士返回家鄉，重在參與社會建設，要做基層組織的動員者、分散農民的粘合劑、基層公共事務全過程民主治理的推動者，要多從熟人社會重建和基層上層建筑夯實上用力。
鄉村振興的有序推進不能完全依賴少數人和少數人帶來的特殊資源和特殊政策，我們需要合理定位返鄉人士的作用，進一步的要求是要對鄉村振興的目標有更清晰的認識。鄉村振興是一項長期戰略，最終要通過鄉村人口的有序減少來實現城鄉平衡發展和現代化事業的高水平發展。在未來很長一段時期內，鄉村人口變動不居、鄉村邊界不斷變化將是常態。在此背景下，鄉村不可能按照城市的投入強度進行建設。當前，國家經濟發展和突破“卡脖子”問題的重心在城市，鄉村的定位是現代化的后方基地，絕大多數村莊要按照“底線”標準進行建設，以基本公共服務有效供給和農民生產生活秩序維護為要義。在這種底線標準下，鄉村振興要以有效治理和公益事業建設為優先項，以低降農民消費負擔和構建“高福利、低成本”養老體系為重點，而非以拉動經濟增長和重大創新為核心。鄉村建設只守住這種底線標準，才能夠匹配在鄉農民有限的收入與儲蓄、鄉村較為稀薄的熟人社會資本以及趨于淡化的鄉情鄉愁紐帶。
歸結起來，底線標準的鄉村建設，既不會讓在鄉農民負擔過重，也不會讓返鄉人士負擔過重，避免經濟資源和社會資本過度透支的鄉村建設才是健康可持續的。
（作者系武漢大學中國鄉村治理研究中心教授；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中國鄉村發現》2023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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