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科學理解實施鄉村振興戰略是新時代“三農”工作的總抓手，需要注意實施鄉村振興戰略是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升級版，是順應當前社會主要矛盾變化的迫切要求，是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進而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客觀需要，也是由中國共產黨的神圣使命決定的。有效把握借鑒國際經驗與走中國特色鄉村振興道路的關系，需要注意國際經驗教訓，并從不同角度對中國實施鄉村振興戰略提供借鑒啟迪，實施鄉村振興戰略必須立足國情農情、借鑒國際經驗、強化中國特色，新時代大國發展邏輯轉型更需要推進鄉村振興立足國內，以我為主。
關鍵詞:風鄉村振興戰略；“三農”；社會主要矛盾；鄉村價值
習近平總書記在黨的十九大報告中首次提出實施鄉村振興戰略。鄉村振興戰略成為十九大報告提出的七大戰略之一，并被寫入黨章。2017年12月召開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將實施鄉村振興戰略作為圍繞推動高質量發展需要做好的八項重點工作之一。同月召開的中央農村工作會議和2018年中央一號文件進行了重大決策部署，并明確要求走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鄉村振興道路。科學理解實施鄉村振興戰略的重大理論和政策問題，有利于更好地推動農業全面升級、農村全面進步、農民全面發展，也有利于更好地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自黨的十九大以來，關于實施鄉村振興戰略的研究文章越來越多，但就總體而言，深化相關理論和政策研究，對于實施鄉村振興戰略仍然具有重要性和緊迫性。
一、科學理解實施鄉村振興戰略是新時代“三農”工作的總抓手
習近平總書記和黨中央關于實施鄉村振興戰略的思想，是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在“三農”領域的集中體現，也是科學把握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規律和工農關系、城鄉關系的演變趨勢，結合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的階段特征和社會主要矛盾變化，推動“三農”領域理論創新、實踐創新和制度創新的豐碩成果。提出實施鄉村振興戰略，在中國“三農”發展史上具有重大里程碑式的意義。實施鄉村振興戰略，是新時代中國做好“三農”工作的總抓手，也是當前科學處理工農、城鄉關系的行動指南。
（一）鄉村振興戰略是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升級版
2005年10月召開的中共十六屆五中全會通過了《中共中央關于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一個五年規劃的建議》，明確提出“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是我國現代化進程中的重大歷史任務。要按照生產發展、生活寬裕、鄉風文明、村容整潔、管理民主的要求，堅持從各地實際出發，尊重農民意愿，扎實穩步推進新農村建設”。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十一五”規劃綱要、“十二五”規劃綱要，實際上都是用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統領“三農”工作。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十三五”規劃綱要要求“提高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水平”。過去十余年，中國在推進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方面取得了豐碩成果，為實施鄉村振興戰略打下了扎實的基礎。但實施鄉村振興戰略無論是從中央重視程度、實施保障措施的力度，還是從總體要求和內涵豐富度來看，相對于黨的十六屆五中全會提出的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都有明顯的提升。2018年中央一號文件明確提出“實施鄉村振興戰略是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重大歷史任務，是新時代‘三農’工作的總抓手”。2018年中央一號文件明確要求強化鄉村振興的規劃引領和法治保障，并在堅持和完善黨對“三農”工作的領導方面出臺了許多空前有力的舉措。這些都是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不可比擬的。
實施鄉村振興戰略的總要求是“產業興旺、生態宜居、鄉風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相對于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總要求，順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發展要求的新變化，實施鄉村振興戰略的總要求突出了推進“三農”高質量發展的方向，“升級版”色彩更加濃厚。具體來看：
——用“產業興旺”代替“生產發展”，不僅突出了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主線作用，而且豐富了農村產業發展的內涵；不僅更加重視綠色興農、質量興農，而且更加重視實現農業農村經濟多元化發展，重視對新型產業發展方式的接納和包容。如構建農村一二三產業融合發展體系，大力發展鄉村特色產業，鼓勵在鄉村地區興辦環境友好型企業，引導工商資本參與鄉村振興，倡導產業鏈一體化和現代農業產業體系建設等。
——用“生態宜居”代替“村容整潔”，不僅要求更高，而且視野更開闊，順應了人民對美好生態環境和生態服務需要不斷提高的趨勢，凸顯了建設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現代化的自覺性和“讓農村成為安居樂業的美麗家園”的目標要求。
——在實施鄉村振興戰略的新語境下重申“鄉風文明”，實際上要求將堅持農村文化自信與推進農村文化繁榮興盛結合起來，將農村文化傳承發展中的“不忘本來、吸收外來、面向未來”結合起來，培育向上向善、孝老愛親而又獨具魅力的鄉村精神、鄉村價值、鄉村力量和道德規范，提升農民精氣神，提升鄉村社會的文明度。
——實施鄉村振興戰略用“治理有效”代替“管理民主”，內涵更豐富，寓意更深刻，更加突出了從重視過程向重視結果的轉變，更加突出了走鄉村善治之路的要求，是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將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作為全面深化改革總目標的重要內容在“三農”領域的具體化。
——在實施鄉村振興戰略中，“生活富裕”被放在總要求的最后，并代替新農村建設總要求中的“生活寬裕”，有利于突出實施鄉村振興戰略的目標導向，而且相對于新農村建設總要求中的“生活寬裕”，實施鄉村振興戰略將“生活富裕”作為總要求的重要內容，可以更好地兼容“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進而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新征程中農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
（二）鄉村振興戰略是順應當前社會主要矛盾變化的迫切要求
1981年召開的十一屆六中全會指出，“我國社會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會生產之間的矛盾”。習近平總書記在黨的十九大報告提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我國社會主要矛盾已經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與之前所說的“物質文化需要”相比，“美好生活需要”范圍更廣、要求更高、內涵更豐富。如對農產品/食品消費的需求日益走向安全化、優質化和多樣化，并以分層化、個性化、體驗化作為需求多樣化的主要表現。在繼續要求農業農村提供產品貢獻、市場貢獻、要素貢獻、外匯貢獻的同時，城鄉居民對農業農村提供優質生態產品和休閑旅游、科技教育、文化傳承等功能的需求也在明顯上升，甚至要求通過促進農業農村經濟的多樣化發展，廣聚農村人氣，增加農村對優質資源、優質要素和優質人才的吸引力。城鄉之間、工農之間發展不平衡，農業、農村、農民發展不充分，成為中國不平衡不充分發展最突出的表現。因此，順應社會主要矛盾的變化，迫切要求實施鄉村振興戰略，借此激活農業農村農民的發展潛能，提升農業農村的多重功能和價值，更好地解決涉及“三農”且較為突出的發展不平衡不充分問題，更好地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
在當前乃至今后相當長的時期內，中國在總體上仍處于工業化、信息化、城鎮化深入發展的過程中。從國際經驗來看，在此過程中容易因優質資源、要素和人才大量外流甚至單向流失，導致農業蕭條、農村衰敗、農民發展停滯，致使“三農”發展機會和權益邊緣化，甚至成為現代化進程的“落伍者”。近年來，中國“三農”工作取得了突出成就，但在部分地區類似現象已開始形成，甚至比較嚴重。當前農產品質量、效益、競爭力亟待提升的問題已引起廣泛關注，在此無需贅言。農村留守兒童、留守婦女、留守老人的問題總體上比較嚴重，村莊空心化、人口老齡化、農戶農業經營副業化、農村勞動力老弱化、農村經濟單一化問題凸顯。在許多農村地區，面源污染問題久難緩解，部分地區甚至越來越重；濫施化肥和農藥、生活垃圾和農業廢棄物亂排亂放、居民點甚至民居布局凌亂等現象時有發生。青壯年人口大量外流，導致許多鄉村人氣和活力下降，部分村莊甚至日趨破敗。諸如此類的問題，一方面是對比較嚴重、亟待解決的農業農村發展不平衡不充分問題的生動注釋；另一方面直接影響城鄉居民特別是農民美好生活需要的滿足。就總體而言，當前農業仍是國民經濟的“短腿”，農村仍是國家發展的“短板”，農民仍是“保證全體人民在共建共享發展中有更多獲得感”的“薄弱環節”。從抓重點、補短板、強弱項和推進高質量發展的戰略要求出發，積極實施鄉村振興戰略，將堅持農業農村優先發展同堅持城鄉融合發展有機結合起來，推進“三農”全面振興，對于解決當前社會主要矛盾具有較強的現實針對性。
（三）鄉村振興戰略是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進而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客觀需要
黨的十九大吹響了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進而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沖鋒號。全面建成小康社會，農民的全面小康不可或缺。實現農民的全面小康，離不開農業、農村發展的堅實支撐。僅從農民收入來看，離開了來自于農業收入的穩定增長，農民收入的增長也會根基不牢甚至“地動山搖”。2016年在全國農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中，工資性收入、經營凈收入、財產凈收入、轉移凈收入分別占40.6%、38.3%、2.2%和18.8%，其中來自第一產業的經營凈收入占26.4%。在東北等人均耕地面積較多的部分地區，來自于第一產業的經營凈收入仍占農民人均純收入的50%甚至60%以上。就總體而言，沒有農業收入的穩定，農民收入的整體穩定增長必然難度大增，甚至很容易化為“泡影”。習近平總書記早就提出，“中國要強，農業必須強；中國要美，農村必須美；中國要富，農民必須富”。實施鄉村振興戰略，推進“三農”“強、美、富”是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當務之急。
農業、農村、農民問題是關系國計民生的根本性問題，作為一個農業、農村、農民“體量”都比較大的國家，推進“三農”現代化是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不可或缺的重要內容。無論是到2035年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還是到二十一世紀中葉把中國建成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美麗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都要求農業、農村、農民成為現代化進程的“共商、共建、共享者”。如果農業、農村、農民在現代化進程中“掉隊”或“落伍”，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的目標就會落空，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美麗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也很難真正實現。到二十一世紀中葉，即使城鎮化率達到80%，中國仍有2.5億左右的人口生活在農村。屆時，如果一邊是繁榮發達的城市，一邊是破敗蕭條的農村，建設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美麗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就會成為空談，新發展理念中的協調、共享理念就容易落空，因不同社會等級、不同社會分層差距過大可能導致的“社會斷裂”也很容易成為現實。在此背景下，社會整合協調機制和可持續發展機制難以有效形成，社會矛盾、社會沖突和社會不穩定極易發生。通過實施鄉村振興戰略，廣泛調動廣大農民的積極性、主動性、創造性，同時廣泛激發全社會力量支持鄉村振興，就可以調動一切積極因素、廣聚社會資源，向“三農”發展聚焦發力，加快農業農村現代化進程，協調推動農村產業興旺、生態宜居、鄉風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就可以不斷提升農民的獲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促進“三農”發展更好地趕上國家現代化，特別是非農產業、城市、市民發展的步伐。屆時，工農互促共榮、城鄉融合互補的新型工農、城鄉關系就會逐步形成。因此，2018年中央一號文件提出，實施鄉村振興戰略，是“實現‘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的必然要求，是實現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的必然要求”。
（四）鄉村振興戰略是中國共產黨神圣使命決定的
長期以來，黨中央堅持“始終把實現好、維護好、發展好最廣大人民根本利益作為黨和國家一切工作的出發點和落腳點”。尤其是十八大以來，黨中央提出并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強調堅持“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的新發展理念。習近平總書記在十九大報告中明確提出，“增進民生福祉是發展的根本目的。必須多謀民生之利、多解民生之憂，在發展中補齊民生短板，促進社會公平正義”；要“保證全體人民在共建共享發展中有更多獲得感，不斷促進人的全面發展，全體人民共同富裕”“讓改革發展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體人民”“使人民獲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實，更有保障，更可持續”。2017年12月召開的中央農村工作會議是黨中央就實施鄉村振興戰略進行謀篇布局的一個重要會議，規格之高前所未有，中央重視前所未有。大會在部署實施鄉村振興戰略時，明確要求“把維護農民群眾根本利益、促進農民共同富裕作為出發點和落腳點，促進農民持續增收，不斷提升農民的獲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為此提出的一系列保障措施含金量之高前所未有。習近平總書記反復強調，實施鄉村振興戰略要深刻認識其重要性和必要性，堅定信心、咬定目標，苦干實干、久久為功，真正做到扎扎實實。實施鄉村振興戰略是黨的神圣使命決定的，是黨對全國人民特別是廣大農民的莊嚴承諾。
二、有效把握借鑒國際經驗與走中國特色鄉村振興道路的關系
2018年中央一號文件明確要求“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鄉村振興道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鄉村振興道路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重要組成部分。那么，怎樣看待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鄉村振興道路與有效借鑒國際經驗的關系？
（一）國際經驗教訓從不同角度對中國實施鄉村振興戰略提供借鑒和啟迪
習近平總書記在十九大報告部署實施鄉村振興戰略時，強調“農業、農村、農民問題是關系國計民生的根本性問題”。2018年中央一號文件明確要求“堅持鄉村全面振興”“統籌謀劃農村經濟建設、政治建設、文化建設、社會建設、生態文明建設和黨的建設，注重協同性、關聯性，整體部署，協調推進”。在今后相當長的時期內，如何協調推進工業化、信息化、城鎮化和農業、農村現代化，仍然是一個嚴峻挑戰。長期以來，為解決“三農”問題，為協調處理工業化、信息化、城鎮化和農業農村現代化的關系，許多國家進行了大量富有創造性的探索（參見案例1—3）。早在20世紀70年代，歐盟共同體農業政策就開始關注農場現代化問題，并幫助山區等發展條件較差地區的農民參與發展。2007—2013年的歐盟農村發展政策圍繞提高農林業競爭力，改善鄉村環境和提高農村生活質量，推動農村經濟多樣化等軸線展開。由于諸多原因，巴西在推進工業化、城市化的過程中，出現區域、城鄉發展失衡，過度城市化，城市貧民窟等嚴重問題。先行國家的探索和經驗教訓，可以從正反兩方面對中國提供借鑒和啟迪，有利于拓展中國實施鄉村振興戰略的視野和選擇空間，少走彎路。
案例1 20世紀90年代以來，美國更加重視農村發展政策，推進其與農業支持政策融合。當前的美國農業農村政策，一方面在促進農業多模式共同發展的同時，努力挖掘能源、旅游等農村多元化經濟的增長潛力，并推進農產品/食品“地產地消”，借此帶動為農場、企業提供服務的儲藏、加工、流通業發展，增加當地就業和發展機會；另一方面突出重視建設宜居宜業的農村居住社區，創新促進發展的農村資源環境保護工作，并通過培育增進互信的農村合作組織等措施，促進農村包容發展。美國農業農村發展政策的演變日益重視以下方向：一是增強農業競爭力和抗風險能力；二是在農業產業鏈之外拓展農業產業體系和非農產業發展帶來的就業增收機會；三是政策項目的執行效率和可獲得性；四是農村包容性發展和增強創新創業能力，如優先扶持中小農場和農村小企業發展，加強對創業期中小農牧場主的扶持等。
案例2 早在20世紀60年代中期，日本就制定了《山村振興法》，并在農林水產省下設農村振興局，推進相關事業、項目、法律執行及與其他部門的溝通協調。近年來日本政府大力推進農業“六次產業化”、農山漁村活性化、農業農村的多功能化。推進農業“六次產業化”，主要是通過鼓勵農業生產者發展農產品加工業、農產品/農資流通業和農村旅游業等服務業，形成集農產品生產、加工、銷售、服務于一體的完整鏈條，將流到城市等農村外部的就業崗位和附加值內部化，為農業生產者更好地獲得農產品加工、流通等環節和農村旅游業的附加值創造條件，借此增加農民收入，激活農業農村多重功能，增強農業發展活力，解決農村人口特別是青壯年勞動力向大城市和城市圈快速轉移帶來的農村人口老齡化，町村過疏化和農村區域之間、城鄉之間發展失衡問題。這也有利于順應城鄉消費結構升級帶來的農產品消費更加重視飲食健康、消費安全、消費體驗和飲食文化、農產品新鮮度等趨勢。在經濟發展和交通改善的同時，日本農村混合居住迅速發展，日本重視農產品“地產地消”的傳統和國家政策，也為推進農業的“六次產業化”提供了適宜的土壤。自20世紀60年代以來，日本政府把促進小規模兼業農戶退出農業、擴大專業農戶的農地經營規模作為重要的農業政策目標，雖然在總體上未必成功，但其經驗教訓也值得認真研究，尤其是近年來日本加大對認定農業生產者的扶持，實施農業“后繼者支持政策”，放寬對公司法人進入農業的限制等措施及其前因后果值得仔細品析，從而更好地防范和補救農地市場失靈問題。為更好地應對國內外挑戰和重重困難，近年來日本將提升小農競爭力作為提高本國農業競爭力的核心指向，并積極推進農政改革，其動向及背景也值得中國借鑒。
案例3 法國曾盛行以小農為主的家庭經營，鄉村土地碎片化嚴重。1946年到1975年是法國快速城市化階段，城市化率從53.2%提高到72.9%。從20世紀70年代后期起，法國城市化轉入相對平穩階段。從法國經驗看，在快速城市化階段，鄉村是需要重點關注的地區。從20世紀40年代中后期到50年代，法國鄉村政策重點關注農業生產力提高，促進農業勞動力轉移和鄉村基本服務設施建設。20世紀60年代，為解決因農民特別是青壯年農民大量外遷導致的鄉村衰敗問題，法國鄉村政策積極推進兩大轉型。第一，從主要重視農業發展向更加重視農村多業并舉轉型。一方面積極推進農業生產專業化、地域化發展和農業景觀功能的提升，為此更加重視農場結構轉型、土地集中和發展規模經營，重視農業生產者退出和青年人培訓機制建設，完善農業基礎設施并發展農業生產性服務業；另一方面更加重視發展鄉村工業和旅游等服務業。第二，從主要重視經濟問題向涵蓋經濟、社會、生態、文化等綜合型問題轉型，注意改善鄉村生態和居住環境，建設高質量服務設施，借此增強鄉村活力和魅力，吸引年輕人返回到文化和自然資源相對豐富的鄉村地區工作和生活。此后特別是20世紀70年代以來，法國日益重視城鄉、人與自然之間和諧發展。順應交通條件和居民對生活質量要求提高的趨勢，推進農業和鄉村生產生活設施現代化，在明顯縮小城鄉差距的同時，凸顯了鄉村的多元功能和價值，推動鄉村功能呈現從農產品生產地到休閑旅游目的地、生態環境保護地的轉型，從農民居住地到城鄉居民、城鄉從業者共同居住和休憩地的跨越，帶動逆城市化逐步發展，實現了鄉村人口從大量外流到合理均衡的階段性轉變。城郊鄉村地區成為人口回遷的主要目的地，部分追求鄉村生活的城市居民和退休人員回到農村居住。
（二）實施鄉村振興戰略必須立足國情農情，借鑒國際經驗，強化中國特色
由前文可見，在中國實施鄉村振興戰略的過程中，不注意借鑒國際經驗教訓，絕非明智之舉。但由于具體國情農情，特別是資源稟賦、發展階段和發展背景與許多國家有很大不同；加之中國推進工業化、信息化、城鎮化和農業現代化的方式，不像許多先行的發達國家那樣更多呈現“按部就班”的特點，而在更大程度上具有壓縮性、疊合性和加快融合性的特點，如工業化尚未完成，信息化已加快啟動，信息化與工業化、城鎮化、農業現代化融合發展的特征日趨鮮明。這會給協調推進工業化、信息化、城鎮化和農業農村現代化，構建新型工農、城鄉關系提供新的機遇，同時，也帶來復雜嚴峻的挑戰。因此，相關國際經驗和教訓只宜作為中國實施鄉村振興戰略的借鑒和參考，不宜照搬照抄。聯系國情農情、時代特征和戰略要求，對國際經驗進行批判性的吸收借鑒和與時俱進的改造提升，才是中國的上策。況且，部分國家，一段時期解決“三農”問題、構建工農城鄉關系的許多探索未必成功，其短期效果和長期影響是否差異懸殊也有待進一步觀察。
從案例1、案例2和案例3可見，在解決“三農”問題，處理推進工業化、信息化、城鎮化和農業農村現代化的關系方面，許多國家的戰略和政策經歷了長期演變的過程，打下了所處時代的深刻烙印。其經驗教訓的借鑒啟示意義更多地具有松散型、碎片化或組團性的特點，并且更多地表現為某個維度、某些側面，且成效各異。迄今為止，像中國這樣準備大規模、長期持續性地“舉全黨全國全社會之力，以更大的決心、更明確的目標、更有力的舉措”推進鄉村振興，在世界發展史上尚屬首次。因此，在中國實施鄉村振興戰略，更需要基于世情國情農情和發展階段的變化，按照立足當前、著眼長遠、以我為主、為我所用的原則，在批判性地借鑒國際經驗教訓的同時，將加強頂層設計與鼓勵基層自主探索相結合、整體推進和重點突破相促進，積極探索并集成提升富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鄉村振興道路，推進中國鄉村振興的高質量發展，既是當務之急，也是戰略需要。
（三）新時代大國發展邏輯轉型更需要推進鄉村振興立足國內，以我為主
隨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中國發展的外部環境和內部條件正在面臨重大階段性的轉變，中國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生態文明建設的發展邏輯正在面臨深刻轉型，并影響到工農城鄉關系的重塑、鄉村功能價值的審視和改造提升。從國際上看，盡管就總體而言，中國與發達國家相比仍有很大差距，在主要人均指標上尤其如此，但中國經濟總量已經穩居世界第二，發展的步伐明顯快于全球影響力較大的大多數國家，近年來中國在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生態文明建設方面的國際影響力已明顯提升，在少數領域，中國的創新能力建設和消費結構升級已經或正在實現由對國際先進水平“跟跑”向“并跑”或“領跑”轉變。作為一個后發的發展中巨國，中國人口眾多，近年來以人口老齡化提速為主線，人口和勞動力結構、消費群體結構正在發生迅速變化，并對實施鄉村振興戰略的人口、人才支撐和要素供給結構、社會需求結構轉型，對重新審視和改造提升鄉村的功能價值產生深刻影響。在此背景下，實施鄉村振興戰略，如果過多寄希望于國際經驗，甚至對少數發達國家“亦步亦趨”，就很容易面臨國際經驗供給“短缺”，導致推進鄉村振興無所適從；立足國內、以我為主，探索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鄉村振興道路，才能更好地讓實施鄉村振興戰略的宏偉藍圖“落地生根”，并“開花結果”；也才能更好地統籌利用國內國際“兩種資源”“兩個市場”，更好地調動一切積極因素促進鄉村振興高質量發展。
此外，中國有源遠流長、豐富多彩的歷史文化，有長期積累的發展基礎和經驗教訓，有近年來推進社會主義新農村和美麗鄉村建設打下的扎實基礎，特別是有堅持和完善黨對“三農”工作領導的政治優勢，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的發展環境和龐大、旺盛的國內需求。這是中國實施鄉村振興戰略面臨的重要環境背景。在實施鄉村振興戰略的過程中，只要順勢而為、有效作為，堅持立足國內、以我為主、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鄉村振興道路，就很有可能將這些重要的環境背景轉化為推進鄉村振興的環境優勢，在借鑒國際經驗基礎上，有序推進鄉村振興高質量發展，探索形成可供借鑒的國際經驗，為后發國家協調推進工業化、信息化、城鎮化和農業農村現代化的關系貢獻中國智慧。
作者簡介：姜長云，男，中國宏觀經濟研究院產業經濟與技術經濟研究所副所長，研究員。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南京農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8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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