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鄉發展不平衡和農村發展不充分是當前我國社會主要矛盾的重要表現。在此背景下，鄉村振興必然地已經成為決勝全面小康社會的重大戰略選擇。需要明確的是，由于我國農村區域范圍廣，不同區域差異大，脫貧攻堅任務仍然繁重，尤其是近年來農村“空心化”和農民“老齡化”等問題日益凸顯，農業和農村發展中的成本約束和環境約束矛盾不斷加重，因此實施鄉村振興戰略的任務極其繁重，必須準確判識一系列需要高度重視的短板制約，并且有針對性地實施重點突破，才能有效實現鄉村振興的戰略目標。進一步考察分析，當前實施鄉村振興戰略仍然面臨著以下突出的短板制約因素。
1.農業轉型升級瓶頸制約明顯
盡菅通過持續努力，我國對傳統農業的改造在原有基礎上實現了長足進步，但總體上我國仍然只是農業大國而非農業強國，通過農業產業振興實現高質量發展依然面臨著多重障礙：一是農業整體競爭力不強。在消費需求升級不斷加快背景下農產品供求失衡問題仍然突出，優質農產品供給不足和農產品質量安全保障壓力加大成為同時并存的突出矛盾，受生產成本“地板”和農產品價格“天花板”雙向擠壓，農業增收日益困難，市場競爭力下降的問題趨于尖銳。二是產業同構化蘊藏較大風險。許多地方農業產業發展中盲目的規模化偏好十分突出，既缺乏特色優勢又缺乏地域適應性，不僅各類經濟作物的產業同構現象十分嚴重，而且鄉村旅游、康養民宿的同質化也快速發展，由于許多地方產業同構化的過度擴張是行政力量強力推進的結果，背離了市場供求關系的基本約束，因而必然蘊藏著巨大的潛在風險。三是現有農業經營方式不適應現代農業發展需求。由于主要受人口單向外部流動的影響，我國農村勞動力老齡化矛盾日趨加劇，直接導致農業兼業化和粗放化不斷發展，“誰來種地”成為普遍性突出矛盾，進而致使分散化的小農戶經營模式不可避免地趨于弱化和衰落，如何創新農業經營方式，盡快將小農生產融入現代農業體系，已經成為一項極為緊迫的改革任務。
從總體上看，鄉村振興中產業振興是關鍵性支撐。當前需要破解的基本難題是資源錯配、供需脫節和市場扭曲，其核心任務是創新農業經營方式，優化農業資源配置，減少無效供給，解決農業結構調整難和農民增收難的兩難困境。因此，產業振興就是要通過制度創新和政策優化化解農業基礎性矛盾，以需求為基本導向保障農產品的供給質量，實現我國農業從數量型發展向質量型發展的根本轉型。
2.多方主體投資能力均顯不足
雖然近年來持續推進統籌城鄉戰略使長期嚴重失衡的城鄉關系有了顯著改善，但總體上農村土地、勞動力、資金等基本生產要素大規模由鄉到城流動的態勢仍未扭轉。一是財政加大投入力度乏力，雖然地方政府對農業農村發展的重視程度大幅提升，但在整體經濟下行壓力仍然較大的條件下，其大幅增加財政涉農投入的空間非常有限。二是農村金融抑制問題依然嚴重，涉農企業、合作社、家庭農場和農戶“貸不到款”與金融機構資金“貸不出去”并存，農村金融服務能力嚴重不足依然是突出矛盾。三是社會資本參與農業農村發展的功能作用仍顯不足，相當一部分工商資本不僅對農業農村領域的實質性投資有限，而且還利用各種方式占有農村資源和獲取高額政策補貼。四是集體經濟組織和農戶經濟實力極為有限，缺乏參與鄉村振興的基本能力。基于當前的現實基礎，多方主體因缺乏足夠的投資能力而難以支撐鄉村振興巨大的資金需求，無疑是一個極為顯著的短版制約。
針對投資能力嚴重不足的嚴峻挑戰，除了進一步建立完善支農資金穩定增長機制和財政涉農資金整合機制之外，推進鄉村振興還必須更大力度深化農村金融創新，健全金融資本支持鄉村振興的有效機制，同時還需要最大限度引導社會資本投向農業農村并 撬動農村內部的各類閑置資金，從而通過構建多元化投資體系，有效滿足鄉村振興的投資需求。
3.鄉村內部失衡矛盾較為突出
現實表明，我國當前農村內部嚴重的產業和區域發展雙重失衡的嚴峻現實，是鄉村振興必須突破的又一重要短版制約。就產業看，我國現代農業的總體水平雖有較大幅度提升，但極為顯著地表現出較大的地域差異。在農業基礎生產條件優越和交通相對便捷區域，各種現代農業模式正以相當快的速度擴張性規模增長，而在偏遠的傳統農區，農業結構的轉型提升不僅沒有實質性進展，而且許多區域還存在向自給性生產方式退化的逆向調整特征，由于缺乏勞動力和產業支持政策缺失，這些區域相當部分農戶家庭又被動地回歸到低投入、低產出的傳統小農經濟模式。正因如此，當前我國事實上面臨著一些地區現代農業加快發展與另一些區域傳統的精耕細作農業趨于衰落兩種趨勢并存的嚴峻現實，農業產業發展的區域失衡矛盾十分突出。就區域看,農村內部區域發展不平衡的矛盾同樣十分嚴重。在發達區域，新農村建設取得了重大進展，不僅基礎設施和村容村貌實現了根本改變，而且公共服務能力與社會治理水平也顯著提升。與之形成鮮明反差的是，在許多區位條件差和交通不便的偏遠農村，伴隨人口大量外流產生了鄉村的全面性深度衰退，村莊空心化與土地荒蕪、粗放經營、產業萎縮在同一區域同時發生，在空間上完全重疊，與發達區域新農村建設所實現的深刻變化構成巨大反差。
農村內部嚴重的產業和區域發展雙重失衡盡管具有階段性發展特征的內在必然性，但當這種失衡超過合理限度而對全局性穩定增長過程構成威脅時，就必然地成為需要及時解決的緊迫性重大問題。因此，鄉村振興戰略的實施絕不能仍然單純是選擇性的錦上添花，進而繼續加重農村內部業已嚴重發展的失衡現象。相反，鄉村振興應更加關注產業發展滯后和鄉村衰退嚴重的重心區，必須更加重視突岀重點和彌補短版。
4.人力資本不足問題十分尖銳
由于主要受人口外部非均衡流動的影響，我國農村人口老齡化的問題比城市更為突出，未富先老的矛盾十分尖銳。目前大多數農村區域實際務農的勞動力平均年齡高達60歲左右，勞動力老齡化矛盾加劇不僅直接帶來因供給不足而不斷推高農業人工成本，而且促使老齡化的農村家庭由多種經營向單一經營轉變，為自食而種地引致商品經濟向自給經濟倒退，結果是農業的兼業化和粗放化不斷發展，“誰來種地”成為普遍性的突出矛盾。還值得高度關注的是，農業勞動力老齡化進一步拉低了農業勞動力的教育水平，對農業技能培訓產生不良影響。而自給性的農業生產取向使老齡勞動力缺乏有效技術需求，對采用新技術、新品種持保守態度，“如何種地”同樣成為普遍面臨的嚴峻挑戰。雖然農民工返鄉和城里人下鄉的城鄉人口對流機制正在開始形成，但在現實中表現出顯著的區域差異，在大多數傳統農區和貧困地區，農村內部優質人才流失矛盾仍在加重，農村外部優秀人才的進入還面臨諸多障礙，鄉村振興普遍面臨經營人才、技術人才、管理人才嚴重不足的困擾。更為重要的是，鄉村人才的缺失對于鄉村衰退的影響是全面性和系統性的，直接關系到鄉村振興的基礎性支撐。在實施鄉村振興戰略中，如何求解人才振興之路同樣極為關鍵。
毫無疑問，人才振興在鄉村振興中的地位極為重要，其中最重要的是要通過制定多層次、多形式的新型職業農民教育體系，有效激發更多的農民成長為新型職業農民，同時大力挖掘和培養鄉村本土人才，改善鄉村創業環境，建立農民工返鄉創業的多元激勵機制，激活城里人下鄉創業動力，探索多種形式的鄉村引才引智方式，促進各類人才流向并留在農村。
5.農村集體經濟發展亟待突破
在推動我國農業轉型升級的過程中，如何通過合作和集體行動將小農與現代農業有機銜接起來，將是必須完成的重要任務。實踐表明，除了加快培育家庭農場、合作社和龍頭企業等新型經營主體之外，農村集體經濟的發展壯大，對于聚集分散資源，帶動小農發展同樣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但是，我國農村集體經濟十分薄弱，目前全國絕大多數村均為基本沒有集體經濟收入的“空殼村”或薄弱村，不僅村級集體經濟組織的經營性收入微乎其微，而且主要來源于低端的集體資產資源的直接出租，經營水平、收入水平普遍較低。雖然通過推進集體資產股份權能改革為正在為農村集體經濟發展奠定了必不可少的產權制度基礎，但總體上進展有限，仍未突破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有資源，無發展”的瓶頸性困境制約，其帶動小農發展的能力依然十分有限。
在現實背景下，僅僅依靠集體經濟組織的自積累發展將很難有效激活集體資源并在帶動小農方面發揮應有的積極作用，因此，必須更大力度強化政策支持，在發展壯大農村集體經濟上實現重大突破。一方面探索建立集體經濟發展資金、財政投入涉農資金分類股份量化的機制，并將農村集體經濟組織作為財政投入建設項目承接主體，破解集體經濟無發展之源的困境。另一方面通過成立土地股份合作社、集體經濟股份合作社等將分散的資源有效加以整合探索集體資產出租、集體入股分紅、集體經營創收等多種經營方式，讓集體“死資源”變成“活資產”。
6.鄉村社會治理成本顯著增大
農村具有很強的熟人社會特征，而且在相對封閉的運行環境下，通過村規民約進行自我管理、自我服務的成本低、效率高。但是，一方面，隨著農村人口外流不斷增加，導致鄉村精英流失、新鄉賢缺失，自我社會修復和調適的能力降低，依靠激發農民群眾內生動力化解各種矛盾的難度顯著加大，往往越來越多 需要有外部力量強制性加以推進，新村建設、產業發展、精準扶貧，幾乎所有三農工作都需要自上而下動員外部資源大規模進入推動，這種外部性高成本治理模式不僅增大了鄉村發展的被動依賴性，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付出了削弱鄉村內生社會功能的較大代價。另一方面，在城鄉開放度不斷擴大的條件下，農民工返鄉和城里人下鄉的規模也在同步增長，農村社會的封閉性不斷打破，農村利益主體呈現出多元化特征，農村熟人社會的特征趨于弱化。在此背景下，農村內部不可避免地資源爭奪加劇，利益沖突增多，傳統治理模式和治理機制受到沖擊。
因此，推進鄉村振興中迫切需要通過創新治理模式提高鄉村治理的水平。應加強農民自治意識和自治能力培育，構建村民公共事務全程參與的自治平臺。同時要把城鄉人口雙向流動和混合居住的前瞻性因素納入到鄉村治理結構中，協調平衡本地村民和“外來村民”的利益訴求，促進社區和諧發展。此外，應在充分發揮鄉規民約作用基礎上，更加注重引導“新鄉賢”在鄉村治理中扮演重要角色，充分發揮其在優化鄉村治理中的積極作用。
（作者系四川省社會科學院副院長、研究員、博士生導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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