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國近百年的鄉村振興實踐，始于20世紀初民間自發的鄉村建設派圍繞文化和教育進行農村建設的嘗試，興于國家進場后中國共產黨帶領農民圍繞土地所有制進行的變革，盛于國家主導下開展的新農村建設對農村從“汲取”到“給予”，成于新時期的鄉村振興戰略。破解新時代的新矛盾，亟待補齊農業農村發展滯后這塊短板，為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和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奠定堅實基礎。城鄉融合、產業振興和四化同步將有效解決農村發展的不平衡、不充分、不同步狀態，走出中國特色的鄉村振興之路。
關鍵字:鄉村振興 農村發展 兩個百年目標
十九大報告強調，必須始終把解決好“三農”問題作為全黨工作的重中之重，堅持農業農村優先發展，實施鄉村振興戰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社會的主要矛盾已經轉變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中國發展中最大的不平衡，是城鄉之間的發展不平衡；最大的不充分，是農村發展的不充分；最大的不同步，是農業農村現代化，滯后于城鎮化、工業化和信息化。破解新時代的新矛盾，亟待補齊農業農村發展滯后這塊短板，為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和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奠定堅實基礎。作為國家戰略，推進實施鄉村振興是一個龐大的系統工程，構建實施系統工程的整體框架，必須考慮到歷史和現代的聯系、繼承和發展的關系。本文將從鄉村振興實踐的三階段演進，來探究鄉村振興戰略的百年演變，回顧歷史、凝聚共識、展望未來，探尋新時代中國特色的鄉村振興道路。
1.鄉村振興的“中國之謎”
在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這一特定時期，提出實施鄉村振興戰略，體現了中國現代化進程中的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繼若干個“中國之謎”之后，鄉村振興戰略的實施，將再為世界增添一個現代化進程中，同步實現鄉村振興的“中國之謎”.
中國發展道路迥異于西方，已經帶給了世界若干個“中國之謎”，如科技應用的“李約瑟之謎”，中國資本主義萌芽的“韋伯疑問” “高財政赤字和高貨幣供給量的同時保持價格穩定的現象”的“麥金農之謎”，以及Preston提出的股市表現的“中國之謎”，周立、馮輝和董玄提出的農村金融滯后于中國發展的“中國之謎”。諸多“中國之謎”，來源于西方的理論和經驗不能有效解釋中國發展實際。十九大提出鄉村振興戰略，將再一次走出農村發展的中國特色道路，為世界各國現代化進程中的鄉村普遍衰落，提出有力回應，并有望打破現代化進程中鄉村衰退這一“鐵律”，凸顯和進一步增強中國的四個自信。
2.百年鄉村振興實踐的三個階段
現代化進程同時伴隨鄉村凋敝，是世界范圍內的普遍現象。步入工業化和城市化中期加速階段的中國，也出現了明顯的城鄉差距過大、鄉村治理失序等發展的不平衡不充分現象。直面中國社會新矛盾，積極回應時代新挑戰，需要立足中國基本實踐，近百年來的中國鄉村發展，在現實與歷史錯綜復雜的互動進程中不斷演進，大體經過“鄉村建設-新農村建設-鄉村振興”三個階段：
民國時期前后，大批地方鄉紳與知識分子積極投身于鄉村建設，探索地方自治與鄉村自救之道。根據國民政府的統計，民國初期的鄉村建設機構有600多個，各類的鄉村建設試驗區有1000多個，但此時的建設實踐主要集中于文化教育方面，對于農村發展的復興效果并不明顯。與這些鄉建派的鄉村建設實踐不同的是，中國共產黨開啟了沒有鄉建派的鄉村革命實踐，徹底改變了鄉村內部的社會結構，通過領導廣大農民圍繞土地所有制的一系列革命，先后實踐了農民土地私有制、合作化、人民公社、包產到戶等不同時期的土地所有和經營形式，在農村進行農田水利建設、基礎公共設施建設、提供教育醫療等基本公共服務，顯著提高了農業生產與農民生活水平。
2005年，從國家層面開啟的新農村建設，是中國鄉村發展的新階段。面對全球化的新形勢，這一波鄉村振興的嘗試已經不再局限于鄉村，而是在以工補農、以城帶鄉的全面部署下，動員更廣泛的社會力量廣泛參與。新農村建設提出了“生產發展、生活富裕、鄉風文明、村容整潔、管理民主”的總要求，堅持和完善農村基本經營制度，加快農村要素市場建設，深化農村產權綜合改革成為新農村建設的重點任務。在農村基礎設施和基本公共服務的建立完善上，取得了決定性進展。
2017年11月，由十九大開啟的鄉村振興戰略，在前兩個階段的基礎上，進行全面超越。鄉村振興被第一次提升為國家戰略，而且成為國家七大戰略中的惟一一項新戰略。鄉村振興戰略以“產業興旺、生態宜居、鄉風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為總要求，在各方面對新農村建設進行提檔升級。通過建立健全城鄉融合發展體制機制和政策體系，加快推進農業農村現代化。體現了優先發展、精準定位、突出矛盾這三大特點。在全面決勝建成小康社會的新時代，重點解決三大問題：最大的發展不平衡，即城鄉發展不平衡；最大的發展不充分，即農村發展不充分；最大的不同步，即農業農村發展滯后于城鎮化、工業化和信息化，成為了中國現代化進程中的最大發展短板。振興鄉村，成為實現“兩個百年”目標的關鍵節點。
3.從民間自發到國家進場：鄉村建設派和鄉村革命派的鄉村建設
20世紀初的鄉村建設運動，發軔于內憂外患的時代背景。第一次鴉片戰爭后，中國被卷入世界市場體系中。外有西方列強和帝國主義壓榨中國農民、手工業者和民族工商業，內有封建地主階級的剝削和各類軍閥的連年混戰，同時中國開始進入工業化原始積累階段，加大了對農業和農村的榨取，在多方“抽血”式的破壞中，中國傳統的農村經濟和小農鄉土社會頻臨崩潰。面對這一現狀，為了挽救鄉村挽救社會挽救國家，民間開始自發進行鄉村建設，首先是以各地良紳和知識分子為主的鄉建派的鄉村建設實踐，后來是以中國共產黨為領導的革命派的土地革命實踐。
1）民間自發：鄉村建設派的鄉村建設實踐
鄉村建設可以追溯到1904年米春明、米迪剛父子在河北定縣的“翟城實驗”。被認為拉開了鄉紳探索本地地方自治和鄉村自救的序幕。①米氏父子以翟城村為示范，發動民眾成立自治組織，為本地村民制定村規民約、興辦新式教育并積極發展當地經濟，一系列的舉措改善了翟城村的面貌，為村一級的農村建設和鄉村自救，趟開了一條新路。同時，清末狀元張謇作為實業家，則在其家鄉南通進行了縣一級的鄉村建設探索。地方“良紳”在不同范圍內自發進行的挽救鄉村的實踐經驗，無疑是寶貴的探索，為之后轟轟烈烈的百年鄉村振興實踐邁出了第一步。但不容忽視的是，在傳統“皇權不下縣”的政治格局下，鄉紳代表著本地的統治者階層，有著自身的階級利益，其挽救鄉村的行動除了基于愛國救國心之外，也不可避免是為了維護自己作為權貴階層的統治基礎。因此，階層與利益的局限性，使得地方“良紳”并不是推動鄉村建設運動最佳領袖。②
到了20世紀20年代-30年代，民間的鄉村建設運動如火如荼地開展起來了。據統計，當時服務于鄉村建設的機構有600多個，各類的鄉村建設試驗區有1000多個，其中最有名的是梁漱溟的鄒平模式、晏陽初的定縣模式和盧作孚的北碚模式，都是由知識分子和實業家主導發起的鄉村建設運動，比鄉紳主導的鄉村建設實踐更加注重文化和教育。
梁漱溟認為，鄉村建設除了消極地救濟鄉村之外，還要積極地創造新文化，所謂鄉村建設，就是從中國舊文化里轉變出一個新文化來。因此，在實踐上，除了引入優良農業品種、發展先進農業技術、建立金融流通組織等技術層面的嘗試外，梁漱溟把鄉村建設的中心放在了農民教育上，包括培養農民的團體組織精神、啟發農民的智慧、革除農民的生活陋習等。晏陽初的定縣模式經驗主要體現在“四大教育”和“三大方式”上，四大教育分別是文藝、生計、衛生和公民四大教育計劃，三大方式分別是學校式教育、社會式教育和家庭式教育，不難看出，晏陽初非常注重對農民的教育，在這一點上與梁漱溟十分相似。盧作孚的北碚模式，在注重對農民的教育的之外，更加重視經濟建設，因地制宜地在北碚發展了礦業和紡織業，促進了當地經濟的發展。
知識分子和實業家主導的鄉村建設實踐，更多注重文化和教育，這與知識分子代表社會中的“教化”權力角色相契合。知識分子在當地開展翔實深入的調研，懷著知識報國和改造社會的情懷，踐行著對農民的“教化”，在各地試驗區都取得了一定的成績。知識分子群體是參與鄉村建設運動最長久、最持之以恒的力量，無論是民國時期、建國后還是當下，各類知識分子都在積極推動鄉村建設實踐。但是，知識分子推動的鄉村建設運動，只能建立在既有知識框架下，對鄉村問題作出判定，進而開出藥方，再身體力行為鄉村“療傷”，固然能取得一定成績，但知識分子推動的鄉村建設運動，后來被梁漱溟承認是“自己運動、鄉村不動”，由外到內的“療傷”也許并未精準治療在病灶上。原因可能在于知識分子并非生發于鄉村，對農民關心的最本質的問題沒有精準把握，或者即使能夠把握到，也因沒有能力整合當地政治、經濟資源而無法做出切實的行動。③因此，囿于認知和能力的局限性，知識分子也并非領導鄉村建設運動的最佳領袖。
2）國家進場：鄉村革命派的徹底變革
在地方良紳和知識分子開展鄉建運動的同時，中國共產黨在中央蘇區根據地，也開辟了鄉村建設試驗田，期間的嘗試和舉措，為推進建國后的新中國農村建設積累了寶貴經驗。建國以后，中國共產黨全面執掌政權，從此，在鄉村建設的場域中，國家正式進場。中國共產黨有能力，也有情懷，擔當了徹底變革鄉村的領導角色。通過領導廣大農民圍繞土地所有制的革命性探索，走出了一條徹底改變鄉村社會，徹底改變城鄉關系的農村建設之路。
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確立的是農民土地私有制。 1950年頒布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土地改革法》，明確規定實行農民土地私有制，大大激發了農民的生產積極性，農業生產快速恢復。1953年開始，“一化三改”完成，又開始了農業合作化運動，農民在國家動員下，不斷交出土地所有權，相繼加入了互助組、初級社和高級社，將農村從個體經濟，改造成社會主義集體經濟。1958年，中央政治局討論通過了《關于在農村建立人民公社問題的決議》，在全國范圍內推動實現人民公社化，農村土地制度完全變成了集體所有。由于農業生產水平一直無法滿足國家發展和人民生活所需，必須在生產關系上做出突破。1983年中央下發文件，指出聯產承包制是“農民的偉大創造”，人民公社解體，以家庭聯產承包為主的責任制、統分結合的雙層經營體制，成為我國鄉村集體經濟組織的一項基本制度，得以確立。生產關系的變革，使得農業生產力得到快速發展。同時，通過大力發展鄉鎮企業和促進農工商綜合發展，大大提高了農民收入和生活水平。
回顧建國后一直持續的“沒有鄉建派的鄉村建設”運動，國家主導成為明顯特征。有別于民間自發的鄉建派。中國共產黨以革命派的角色，帶領農民圍繞土地所有制，進行了一系列鄉村社會的徹底改革。民間自發的鄉建派鄉村建設，其形式大多是“孤島”式的探索，并沒有形成相對穩定的社會組織和持久的影響力。國家進場后沒有鄉建派的鄉村建設，由中國共產黨作為領導角色的鄉村革命派，對農村社會和城鄉關系進行了徹底變革，一方面建立起一個以集體所有制為基礎的鄉村社會，另一方面推動了農業支持城市和工業發展的國家工業化。
4.從“汲取”到“給予”：國家主導的新農村建設
國家進場后，農業生產組織形式和城鄉交換關系，都在國家主導之下。通過模仿蘇聯的“國內外市場相隔離條件下不同經濟成分間的不等價交換”，農業和農村為國家工業化提供原始積累，帶來了汲取性的制度安排。國家工業化和地方工業化相繼完成后，反哺性的新農村建設，自2005年開始實行。通過“以工促農、以城帶鄉”，新農村建設調整了國民分配關系，加大了公共財政支持三農的力度，增強了農村基礎設施建設，提高了農村基本公共服務水平，使得農村面貌煥然一新。
1）從農村汲取：為工業化提供原始積累
以1953年國家對農產品實行統購統銷制度為發端，農業開始擔負為國家工業化提供原始積累的歷史使命。農業為工業發展，至少提供了如下五類貢獻。一般歸納為農業的五大貢獻：（1）食品貢獻，指農業為城市產業工人為中心的非農業部門人口提供糧食和其他食物。（2）原料貢獻，指農業為食品加工、煙草、紡織、制革等工業部門提供原材料。（3）市場貢獻，指農民通過購買工業部門生產的諸如化肥、農業機械等生產資料，以及日常生活用工業消費品，從而為工業部門提供廣闊的農村市場。（4）要素貢獻，指農村的土地、資本（農業稅、工農產品剪刀差、資金凈流出）、勞動力和企業家才能這四種生產要素，通過各種方式向城市和工業部門轉移。（5）外匯貢獻，是指通過以農產品為主的初級產品出口，為經濟發展提供緊缺的外匯。通過這五類貢獻，國家汲取了農業剩余，支援了城市和工業發展。
到2005年，農業在國民經濟中的比重降至12.4%，農業為工業提供原始積累的歷史任務已經完成。同時，國內生產總值增速保持9%以上，GDP實現18萬億元，國家財政收入突破3萬億元，工業反哺農業的條件已基本成熟。④汲取性的城鄉二元結構，嚴重制約著農業和農村發展，必須要進行戰略轉變。
2）向農村給予：以工補農以城帶鄉
工業反哺農業 城市支持農村，這一方向性的戰略轉變，終于到來。2005年10月，黨的十六屆五中全會提出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歷史任務，提出三農工作“重中之重”的戰略思想，制定了“多予、少取、放活”的工業反哺農業、城市支持農村的重要方針，并提出了新農村建設的基本要求：生產發展、生活寬裕、鄉風文明、村容整潔、管理民主。涉及到農村政治、經濟、文化、社會的方方面面，與鄉建派側重于文化教育，革命派側重于農村土地制度變革，建國后側重于發展農業生產提取農業剩余相比，大大拓展了農村建設的內涵和外延。
新農村建設以改革國民收入分配關系為前提。2005年全國各省市基本取消了農業稅費，地方因此減少的收入由中央財政進行轉移支付，同時，對農民實行直接補貼、良種補貼、農機具購置補貼、農資綜合補貼以及退耕還林補貼。通過國民收入的再分配實現財政支農。與此同時，政府大力推進農村教育、衛生等社會服務，2007年起農村義務教育階段的學生全部免除了學雜費，新型農村合作醫療自2003年試點以來，迅速覆蓋了大部分農村居民。
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中，中央財政加大投入，逐步完善農村公共基礎設施建設。對農村的基礎設施建設體現在方方面面，包括村莊自來水管建設和電網改造，村莊垃圾搜集，沼氣、秸稈發電、風能、太陽能等可再生能源建設，廣播電視和互聯網建設，公路村村通、電話村村通、金融網點村村通等。以上建設均得到了中央財政的專項支持，財政支農投入每年呈現增量趨勢。要補齊農村短板，不但需要財政總量投入增加，更需要人均財政投入超過城市中的人均投入，這樣農村的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水平才能縮小與城市的差距，進而趕上甚至超越城市。
雖然國家對農村的支持保護力度逐年增大，但不容忽視的是，農村依然呈現衰敗態勢，農民收入與城市收入差距的絕對額一直在擴大，農村的優質教育、醫療服務水平依然很低，農村空心化老齡化趨勢一直在加劇，農業現代化嚴重滯后于工業化、信息化和城鎮化。鄉村振興不僅僅是維持現狀，而是要全面振興。舍棄農村的城市繁榮，只是表面的不可持續的繁榮，放棄農民后的市民小康，也不是中華民族的全面小康。⑤因此，十九大報告提出的鄉村振興戰略，是解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矛盾的必然要求，是實現“兩個百年”奮斗目標的必然要求，是實現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的必然要求。
5.超越與沖刺： “兩個百年”目標下的鄉村振興道路
實施鄉村振興戰略，是中國解決三農問題的新起點，對中國農村改革發展有重要意義。從新農村建設到鄉村振興戰略，20字總要求的變化，兩種表述并不是斷裂關系，而是一種繼承和超越，是順應中國鄉村社會在新時代現實發展需求的理論概括。報告提出的城鄉融合發展，也較之前統籌城鄉、城鄉一體化更進一步。同時，報告也重申了農業現代化，是四化同步中的最大短板。在農村基本經營制度方面，明確改革方向是強調和落實集體所有權，因地制宜推進制度創新。在農村產權改革方面，明晰改革方向為壯大集體經濟，聚焦農村經營性資產的改革，進而增加農民收入。從農工商一體化，到一二三產業融合發展，農民在農業領域創新的機會不斷增多，新業態的發展空間廣闊。⑥
1）三大超越與三大出路：城鄉融合、產業振興與四化同步
中國最大的發展不平衡，是城鄉發展不平衡。從十六大到十九大的15年之間，中國城鎮化率已經達到39.1%發展到57.4%。中國城鄉發展理論的核心也隨之發生了三次重要轉變，即從統籌城鄉發展，到城鄉一體化發展，再到城鄉融合發展。這樣的轉變，順應了解決“三農”問題的時代條件和實踐要求，體現出城鄉之間呈現出內在的融合滲透的關系，標著中國在進一步集成創新過去五年的三農工作的基礎上，繼承了過去三十多年的農業創新。⑦因此，城鄉發展的新舊表述之間存在著理論上的深層次繼承關系。在新時期的城鄉融合發展過程中，關鍵是通過推動城鄉公共服務一體化，構建城市和農村命運共同體的創新路徑。由此，面對農村發展的不平衡，城鄉融合發展成為破解不平衡的核心路徑。
中國最大的發展不充分，是農村發展不充分。產業興則百業興，從生產發展升級為產業興旺，說明鄉村振興戰略將農村產業振興作為其最主要的政策實施要點。產業興旺，側重于突出農村的產業多樣化的融合發展。新農村建設中的生產發展，更多是強調農業和糧食的發展。這一政策表述的重要變化，順應了新時代全面決勝小康社會的大背景。產業融合發展，一方面有利于直接增加農民收入，另一方面，產業鏈條的拉長意味著農民在農業領域創業、創新的機會就越來越多，新產業、新業態的發展空間就越來越廣闊。在這個過程中，新時代的農村產業振興必將超越第一產業本身，創造出一二三產業融合的新業態，為鄉村振興戰略的實施提供重要的支撐。由此，面對農村發展的不充分，產業振興成為破解不充分的核心路徑。
中國最大的發展不同步，是四化不同步，突出表現為農業農村現代化，滯后于城鎮化、工業化和信息化。要實現四化同步，沒有既定的道路可循。正如習近平同志《在十八屆中央政治局第九次集體學習時的講話》指出：“我國現代化同西方發達國家有很大不同。西方發達國家是一個“串聯式”的發展過程，工業化、城鎮化、農業現代化、信息化順序發展，發展到目前水平用了二百多年時間。我們要后來居上，把“失去的二百年”找回來，決定了我國發展必然是一個“并聯式”的過程，工業化、信息化、城鎮化、農業現代化是疊加發展的。”在十八大報告提出之后的五年里，中國的新型工業化在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過程中得到深化，城鎮化水平顯著提高，信息化程度已經接近或達到國際領先地位。然而，農業現代化發展不充分，一定程度上制約了中國四化同步的進程。所以，鄉村振興戰略的最終歸宿將是以新型工業化、城鎮化和信息化帶動農業現代化，彌補“短板效應”，促進四化的均衡發展，著力解決農業農村發展不同步問題。由此，面對農業農村發展的不同步，四化同步成為破解不同步的核心路徑。⑧
2）沖刺“兩個百年”目標：中國特色鄉村振興道路
世界各國在現代化進程中，普遍面臨鄉村衰落困境。中國的鄉村振興實踐，歷經百年演變，已經積累了寶貴經驗。在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關鍵時期，十九大報告提出鄉村振興戰略，是對全球鄉村衰落困境的有力回應，有望打破現代化進程中鄉村衰退這一“鐵律”，中國特色的鄉村振興之路，將為世界增添一個新的“中國之謎”。
2017年年底中央農村工作會議指出，如期實現第一個百年奮斗目標并向第二個百年奮斗目標邁進，最艱巨最繁重的任務在農村，最廣泛最深厚的基礎在農村，最大的潛力和后勁也在農村。人民日報評論提出，應立足“大國小農”的基本國情農情，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鄉村振興道路。這包括重塑城鄉關系的城鄉融合發展之路、鞏固和完善農村基本經營制度的共同富裕之路、深化農業供給側改革的質量興農之路、堅持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鄉村綠色發展之路、傳承發展提升農耕文明的鄉村文化興盛之路、創新鄉村治理體系的鄉村善治之路、打好脫貧攻堅戰的中國特色減貧之路。⑨通過這七條道路的實施，推動中國特色的鄉村振興，讓農村不再是落后之地、貧窮之地、荒涼之地的代名詞，而將成為美麗之地、富足之地、生機勃勃之地的新名片。
站在沖刺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目標的當下，回首百年以來中國鄉村振興實踐。起于民間自發的鄉建派圍繞文化和教育進行農村建設的嘗試；興于國家進場后，中國共產黨作為鄉村革命派帶領農民圍繞土地所有制的徹底變革；盛于國家主導下的新農村建設對農村從“汲取”到“給予”；成于新時期的鄉村振興戰略，城鄉融合、產業振興和四化同步，將超越農村發展的不平衡、不充分、不同步，走出中國特色的鄉村振興之路。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但惟其艱難方顯勇毅，惟其磨礪始得玉成，扎實推進鄉村振興戰略，將沖刺實現“兩個百年”偉大目標，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最終建成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美麗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
（本文系中國人民大學亞洲研究中心項目“鄉村振興戰略的中韓比較研究”的階段性成果，項目編號：18YYA07；中國人民大學農業與農村發展學院博士生李彥巖、方平，參與了本文的寫作，感謝他們的貢獻）
作者簡介：周立，中國人民大學農業與農村發展學院教授，博導。研究方向為農村可持續發展、農村金融、食物體系。主要著作有《極化的發展》《中國各地區經濟發展與金融增長（1978-2000）》《食品安全與一家兩制》等。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人民論壇·學術前沿》2018年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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