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安這個地方，是一個歷史文化比較豐厚的地方。它是永嘉學派主要的發祥地，宋代的葉適先生，他的故居就在瑞安。所以瑞安被稱為“理學名邦”、“東南小鄒魯”，就因為葉適開創了重要的儒家功利主義學派。另外，瑞安也是溫州模式的代表之一，在這里誕生出一批重要的企業，上市公司大概有70家，確實是非常驚人的，超億元企業有158家。瑞安的最大的亮點在于，它是習近平總書記在浙江任省委書記的時候所倡導“三位一體”模式的主要發源地，總書記對“三位一體”（即生產合作、信用合作、供銷合作）的瑞安經驗給予了充分肯定。現在“三位一體”已經成為國家戰略，在全國推廣。瑞安乃至整個浙江，率先進行了合作社的地方立法工作，推動了全國性立法的進程，因此瑞安在我國新型農村合作經濟的發展史上，占據著特殊的地位。
瑞安的“三位一體”模式，其根源是基于對我國農村經營體制的統分之爭。我們在改革開放的前三十年比較強調“分”，強調以聯產承包責任制、以分田單干來激發農民的積極性，這個政策的效果在改革開放初期比較明顯，激發了中國農業比較迅猛的增長。但是中央一直強調我們的農業經營體制是“統分結合、雙層經營”，而不是單向的“分”的思路。這些年來，我們越來越認識到，分散的個體農民是很難成為一個具有市場競爭力和風險控制能力的經營主體的。所以今天在“統”和“分”的問題上，我們可能更多的要強調“統”的一面，當然還是在基本保持農村聯產承包制的穩定基礎之上來促進“統”，促使農民在自愿的基礎上走向聯合和組織化。近年來，農村“分”的弊端越來越嚴重，“分”的紅利消失殆盡，“統”的必要性就顯現出來了。為什么這幾年大家都說要發展集體經濟、合作經濟，為什么中央提出要支持農村集體經濟的發展？我想是因為時代變化，時勢變化了，從分到統的變化是大勢所趨。分散的農民個體沒辦法對付這個龐大的瞬息萬變的農業市場，你那個仙居楊梅再好，假定農民一個個去出售的話，楊梅也只能爛在樹上，農民一點辦法也沒有。農民只能只能靠合作，依靠集體經濟，依靠各種形式的聯合（包括與企業的各種聯合），才能把產品優勢轉化為商品優勢，才能駕馭市場。咱們仙居這十幾萬畝的楊梅，實際上背后就是一個大合作體，如果沒有這種大合作體，那么農民就難以獲得仙居楊梅的市場價值。很多地方農業破產就是因為豐收了而破產的，不是因為天災減產而破產的，某些地方圣女果一種幾千畝上萬畝，農民分散經營，結果賣不出去，幾百個農戶就破產掉了。瑞安的三位一體模式的開啟，實際上就是呼應了這個農民想走向組織化的潮流。當時總書記在浙江任上，我認為他還是有深謀遠慮的，有前瞻性的，他把“三位一體”的新型農民合作模式當做一個重要的事情來抓，我認為是有戰略眼光的，他對中國農村的前景有他的特殊的觀察和洞見。瑞安“三位一體”作為農民合作的新形式和實現農民合作的新路徑為統分結合的農村合作經濟發展提供了一套解決方案。
我們先看看關于三位一體的比較主流的解釋。所謂“三位一體”，指的是以綜合性農民合作組織為基本構成單位，通過橫向聯合和縱向整合，實現農戶家庭經營可持續發展的合作組織體系。它并沒有打破農民分田到戶的家庭經營模式，但是它在這個基礎之上，實現了農戶之間的聯合。首先是建立農戶為主體的基層綜合性的農業合作組織。這里面主要是農村各種農業專業合作社，集專業合作、流通合作、金融合作為一體，是三種合作功能的“三位一體”。其次，為了使基層農業合作組織的專業合作、流通（供銷）合作和金融合作三種合作功能真正實現一體化，就要在基層、地方乃至中央層面上整合和改造現有的專業合作社、供銷社和農村信用社等三類合作組織，整合資源、互聯互通，針對基層農業合作組織的合作需求展開服務。在基層，要推動專業合作社、供銷社和農村信用社融入基層農業合作組織。即通過三類合作組織的“三位一體”實現三種合作功能的“三位一體”。最后，通過聯合和整合，將全國、地方（行業）和基層三個層次的農民合作體系在縱向上實現一體化，實現三級合作體系的“三位一體”。建立縱向體系的功能，主要放大融資服務的規模和深度，增強合作體系進行技術推廣的能力和效率，提高農民合作組織在城鄉之間、國內和國外之間農產品和涉農服務貿易中的價格談判能力。以上是大家在主流媒體上可以看到的解釋，不過要真正實現這個三位一體，不是那么容易的。
這個“三位一體”，實際上當然不是一個新提法。中國在上個世紀50年代末期到80年代初期就是一種三位一體的模式，就是供銷社、農村信用社跟人民公社的“三位一體”，瑞安在一個新的時代賦予了“三位一體”以新的內涵。當然，我們都非常清楚，在十幾年前，瑞安在推廣“三位一體”過程當中遇到了絕大的困難，遭遇了非常多的障礙，其中的關鍵在于體制機制方面的問題。因為今天已經沒有任何一個機構可以整合農民信用合作、生產合作和供銷合作這三個東西，地方政府也整合不了，在中央層面的頂層設計中也沒有相應的機制可以整合這三個東西。這是目前我們遭遇的困境。現在，在推進三位一體的過程中，農業部（負責全國農民專業合作社的監管）、中華全國供銷總社（全國供銷系統的管理者）、農村信用合作系統（商業化之后改為農村商業銀行系統，受到銀保監會的統一監管，同時銀保監會還監管一部分農村的新型農民資金互助組織）這幾個主體彼此沒有任何隸屬關系，很難達成任何協作性的行動。在基層，比如在縣域，農民專業合作社、供銷社、農村商業銀行、農民資金互助組織等，他們都各行其是，彼此不搭界，很難達成合作，更沒有任何一個政府機構可以整合他們。所以今天要搞三位一體，可能瑞安比較成功，但是你要推廣到全國，是非常困難的，因為這“三位”很難“一體”。當前，專業合作社極其小而分散（總數眾多，達到200多萬家，分散在60萬個行政村中），信用社成為商業性的獨立銀行法人，供銷社已經成為一個企業化的主體，如何整合他們？如何在中央這一層級有一個頂層設計？這是目前破解“三位一體難題”需要回答的問題。
在地方層面力推“三位一體”，取決于當地政府的整合能力，如果你這個縣長和縣委書記整合力量比較強，也許能把供銷社、農村信用社的縣聯社（農商行）和當地農業管理部門整合起來，但是難度是很大的。在這方面，瑞安開創了一些新的經驗模式。瑞安首先大力推動農村信用社（農商行）與生產合作社的合作，幫助合作社解決資金短缺問題。以我們考察過的梅嶼蔬菜合作社為例，在2007年推行“三位一體”后，瑞安農商銀行（當時為瑞安農村合作銀行）直接對合作社進行授信貸款，再由合作社根據農民對資金的實際需求，進行按需分配，當年該合作社獲得300萬元的貸款，一舉帶動當地4500戶農民大棚番茄產業的發展。同時，瑞安大力發展新型農民資金互助組織。位于馬嶼鎮的匯民農村資金互助社，是由銀監會批準的全省規模最大的農村資金互助社，其作為新型農村金融機構也被稱為“農民銀行”，自2011年3月開業以來，互助社把資金貸款首先向主導產業投放，著重扶持馬嶼鎮的糧食生產和蔬菜生產，建立了“互助資金+互助社+農戶”的運行新模式，截至目前，該互助社已累計發放貸款超過3.87億元；除此之外，瑞安市創辦了全國首家體現“三位一體”內涵的保險互助組織，也是溫州地區第一家民營保險法人機構，盡管其注冊資本僅100萬元，營運資金為500萬元，卻緊緊圍繞農業生產領域開展農產品保險、農產品貨運保險和農戶小額貸款保證保險三大險種，分別對應生產合作、供銷合作、信用合作，為廣大農戶撐起了保護傘。互助保險在全國不多，我看到的案例很少，瑞安的互助保險的實踐，應該說在全國都有推廣意義，農村的互助保險大有可為。
在供銷合作方面，瑞安模式也有很多創新。梅嶼蔬菜合作社放棄了老一輩合作社中既抓生產、又抓銷售的經營模式，依托合作社成立了萬科農業，其中合作社用心搞栽培，負責蔬菜種植、技術指導和標準執行等；萬科農業集中精力跑市場，主要負責銷售和品牌建設。于是很快合作社有了自主品牌，統一包裝，價格、利潤上來了，對社員的收購價隨即也上漲。數據顯示，萬科對蔬菜進行分類配送，每年配送銷售額超1200萬元，配送毛利潤達20%-30%。有了利潤空間，就能做好農產品質量和價格監控，做好市場的管理，梅嶼的蔬菜在市場中也隨之有了自己的定價話語權。
在促進生產合作方面，瑞安的做法主要是提升合作體系的層級，建立農合聯。2015年9月，瑞安市率先對“三位一體”合作體系進行了升級，組建了瑞安市農民合作經濟組織聯合會。新的農合聯農民代表占三分之二以上，并從組織架構、運行機制等方面進行多項改革創新，真正實現“農民自己說了算”，政府部門為農民服務。隨著農業經營主體以及各類生產、服務要素的不斷聚合，逐漸發揮出1+1＞2的聚合效應。在瑞安馬嶼農合聯，它的農服務中心設有七大服務平臺，農民在此可以享受到市場信息、農資直供、信用貸款、科技支撐、農業電商、產品追溯等全方位服務。同時，瑞安政府比較重視加強對合作經濟組織的公共服務，建立由農辦牽頭、農業、科技、財政、稅務、人民銀行、供銷聯社、信用聯社等單位組成的發展農村新型合作經濟聯席會議，加強協調和引導。有了比較強的整合能力，與三位一體相關的各個管理部門之間的溝通成本就大為降低。
我在2017年對瑞安的考察還包括鄉村治理方面的考察。瑞安的農村文化講堂搞得也是比較好的，著重于挖掘當地特色的文化，同時建立起一個可持續發展的機制。比如說提供有保障的經費支持，加強隊伍的建設，讓文化講堂常態化運行，而不僅僅是大家去參觀的一個場所。每年瑞安財政投入到農村文化講堂的資金達到1000多萬元，為文化講堂提供長效機制。
瑞安還比較注重農民道德的提升，構建一個新的農村倫理體系。依托文化講堂，瑞安在很多村子設立了一個“民間道德獎”，全市共設各類獎項1220個，覆蓋908個村，2017年共表彰3652人，推動村風建設。瑞安在鼓勵村民參與志愿活動和公共服務方面還有一個創新，就是設立了浙江省首家實體化 “時間銀行”——百姓志愿服務驛站。在文化禮堂內開設網點，由村民志愿主動加入，形成自我管理服務模式，通過輪流坐值班 、登記志愿活動事項，對村民進行志愿服務。志愿者以小時為單位計時存入“時間銀行”賬戶。根據累計時間兌換互助服務或實物，讓愛心在文化禮堂傳遞、流動。
我去過一個村，江橋村，這個村非常漂亮，荷塘很美，村史館也弄得古色古香，每年荷花節期間，吸引了大量游客，2017年的荷花節就吸引了10萬游客，帶動了全村的經濟發展。我們參觀了江橋村的文化禮堂，這個禮堂整體風格非常古雅，設計水平很高，在展陳上突出“樂”字，由樂聞村史、樂見民風、樂業安居、樂享山水四大板塊組成。里面有百姓書房、百姓健身房、百姓志愿服務驛站等百姓系列場館，還有江橋風情館、移風易俗館、藍夾纈展示館、道德講堂、校地共建館、社團之家等，可以說把整個村的歷史、文化、產業等都包含在其中。藍夾纈是很好的手工藝品，有很高的藝術價值和實用價值。我查了一下網上的資料，實際上夾纈就是夾染技術，用的板藍根漚制之后的靛藍色，這種技術在唐代盛極一時，到明清之后慢慢就沒有人知道了，但這個技術在浙閩交界的農村流傳，夾纈在浙南地區又稱“方夾被”、“雙紗被”、“敲花被”、“百子被”、“雕花被”和“狀元被”等，蒼南和瑞安這一代都有。江橋村開發這個藍夾纈手工技術，其產業前景非常好，也是恢復了一種極為珍貴的手工傳統，值得好好發揚。
作者簡介：王曙光，北京大學經濟學院教授、博導、北京大學產業與文化研究所常務副所長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壹道曙光 微信公眾號（原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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