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的十九大提出實施鄉村振興戰略。今年是改革開放40周年，中國的改革從農村開始，如今從農村再出發，廣東鄉村振興如何能走在全國前列？日前，全國人大農業與農村委員會主任委員、中央農村工作領導小組辦公室原主任陳錫文來到廣東，就深化農村改革、推進鄉村振興戰略作了專題報告。陳錫文闡述了實施鄉村振興戰略的時代背景和必要性，及實施鄉村振興戰略值得注意的若干制度性問題，這對廣東深化農村改革、推進鄉村振興戰略具有較強的指導意義。
鄉村振興和城鎮化非對立
鄉村振興戰略不是簡單的農村改革初始目標的進一步提高，也不是新農村建設的升級版，而是新時代下“五位一體”的總體布局和“四個全面”戰略布局在農村的全面貫徹落實，也是整個新時代做好三農工作的總抓手。陳錫文表示，雖然我國農村改革取得巨大成就，但依舊面臨諸多問題。去年我國進口糧食超過1.3億噸，相當于國產糧食總量的1/5，我國農業生產尚不能滿足自身需求。其次，1978年城鄉居民收入比為2.57：1，而去年城鄉收入比是2.71：1。“經過那么多年的發展，城鄉居民收入差距不僅沒有縮小，反而有所擴大。怎么使農業農村和城鎮協調發展，顯然是必須完成的重大任務，這也是中央提出實施鄉村振興戰略的一大背景。”陳錫文說。
“城鎮化是國家實現現代化的必由之路和強大動力。”因此，黨的十九大提出實施鄉村振興戰略，絕不是說不搞城鎮化，也不是要把城鎮化和鄉村振興對立，而是要從實際出發，科學引領我國現代化進程中的城鄉格局分布。
陳錫文指出，對于推進現代化，國內逐漸形成三點基本共識。一是隨著城鎮化的推進，農村人口必然逐步減少，一些村莊逐步消失。但這是漫長的歷史過程，不可能一蹴而就，需要我們處理好規律與現實之間的關系。二是之所以有城鄉，在于城市與鄉村有著不同功能，而且這種功能不能相互替代。城市的功能在于集聚人口，積聚財富，提供技術創新，發展產業帶動經濟；鄉村的功能在于保障農產品供給，提供生態保障，傳承一個地區、國家和民族的歷史文化傳統。“一個國家要想平穩協調地向前發展，必須把城鄉兩種功能協調好互補好。”三是中國人口規模巨大。即便到2030年前后，我國城市化水平達到70%，仍將有超過4億多人口生活在農村，相當于美國和日本人口的總和。“有幾億人生活在農村，怎么敢不把農村建設好？鄉村振興是我國國情所決定的必然要求。”
振興鄉村是國際潮流
陳錫文指出，推進城鎮化，開展國際比較可以查找不足，借鑒先進經驗，但各國資源稟賦、人口規模、發展水平、社會制度等不同，城鄉人口分布格局也不盡相同。在進行國際比較時，需至少注意三個問題：
一是各國城鎮化有不同的體現形式，不能簡單地看城鎮化人口比例，要看到城鎮化人口比例背后的具體形式和人口分布。目前，世界各國城鎮化人口分布有多種類型：有大集中、小分散的，一個國家人口高度集中在幾個城市圈，如日本、韓國；也有小集中、大分散的，如德國，有60%以上的人口居住在2萬人以下的小鎮，城市總數達到2065個。
二是各國城鎮化統計口徑不同。如按世界銀行統計，2016年日本人口城鎮化率為92%，但實際是世界銀行錯把日本“市”這一行政區域人口當做城鎮化人口。在日本統計中，并沒有“城鎮化率”指標，只有“人口集聚度”的指標，即每平方公里人口密度達到4000人以上、集聚的總人口超過5000人即為“人口集聚區”，不在人口集聚區內的相當于農村地區。目前，日本居住在人口集聚區范圍內的人口約70%。
三是世界各國在推進城鎮化過程中，都意識到鄉村不能衰落。如韓國推行新村運動，日本推出鄉村重建計劃，我國臺灣省也在2010年制定“鄉村重生條例”，目前仍在進行。因此，習近平總書記在2017年底的中央農村工作會議上指出，我國實施鄉村振興戰略，也是為全球解決鄉村問題貢獻中國智慧和中國方案。“振興鄉村，是世界現象，也是國際潮流。”陳錫文說。
農村問題最重要是就業問題
陳錫文指出，去年底我國總人口是13.9億，公安部公布的戶籍人口城鎮化率是42.35%，即5.88億多城鎮人口。但是，統計局公布的城鎮常住人口的城鎮化率是58.52%，即8.13多億城鎮人口。戶籍人口的城鎮化比例比常住人口的城鎮化率低了16.17%，這意味著約2.25億人被統計在常住人口中，這些人戶籍是農村的，但沒有進城落戶。
中國社科院曾對城鎮化人口的構成做過詳細分析，現在的城鎮常住人口新增部分中，約5%是農轉非人口，16%是城鎮人口的自然增長率，26%是外地農民工和他的家屬，這三種加起來占47%。另外52%可能就是村改居、鄉改街道“改出來的”。陳錫文表示，必須清醒地認識到我們離真正實現城鎮化目標還有很大距離。
陳錫文強調，現階段要特別強調同時推進“城鎮化”和“鄉村振興”，因為大家越來越清醒地認識到解決三農問題不能全靠城鎮化，一定要調動農村自身的活力來解決農村自身的問題，但不是說拒絕城鎮化。曾有觀點認為，解決三農問題就是靠城鎮化，把絕大多數農民都轉移到城里去了，三農問題就解決了。但事實證明，這樣做是解決不了三農問題的，解決中國的農村問題，最重要的是解決農民的就業問題。
城市新需求呼喚鄉村振興
陳錫文認為，改革開放初實行承包到戶，把農民的積極性調動起來了；利用農村剩余勞動力優勢，鄉鎮企業異軍突起，“最興旺時全國有近3000萬家企業，帶動1.5億勞動力就業”。鄉鎮企業通過農民“離土不離鄉”的工業化道路解決農民的充分就業問題。但1990年代中期開始，鄉鎮企業大量改制、兼并、破產。外出務工的農民工成為第二個就業高潮的新群體。現在統計的農民工總量是2.8億人，很多人認為，就是通過農民工潮，農民及其家眷慢慢進城，最后就城鎮化了。
但是，如今情況又有新變化——外出農民工的增長速度在減緩。2015年，國家統計局公布的外出農民工只增加了63萬人，增長率僅0.37%，2016年的增長率下降到0.3%。陳錫文說：“一定要看到現在這個階段性的變化。農民工潮到現在快20年了，不會一直這樣發展下去，一定有新的東西去替代。靠什么去替代呢？第一就是農村新產業新業態，第二就是農村一二三產業融合，第三就是農民工返鄉創業。”改革開放40年，人民群眾的收入水平大大提高，城市向農村提出了很多新的需求。有新需求就要有新供給，“這是我們這個階段特征給鄉村振興創造的充分機會”。
現代農業與社會服務優先發展
陳錫文強調，推進鄉村振興一定要按照中央的要求把握重點，要堅持農業農村優先發展。十九大報告一共提到3處“優先”，包括教育優先發展、堅持就業優先和堅持農業農村優先發展，這是黨的文件第一次提出農業農村優先發展。在實施鄉村振興戰略的過程中，要在兩方面體現“優先發展”。
一是要加快發展現代農業，要靠科技進步和創新。在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進程中，農村是一塊短板，農業的整體效益不高，農產品的國際競爭力不強。陳錫文指出，我國糧食總產量去年是12358億斤，但我們的需求約是1.3萬億斤。在總量上，我國每年糧食缺口五六百億斤，但實際進口了2000多億斤，因為國產糧食有一部分供過于求了，比如玉米，但是有一部分的缺口越來越大，那就是大豆，去年進口了接近2000億斤，世界第一。我國的糧食不是數量問題，是結構性問題——品種、質量、效益、競爭等問題，這就要求我們在推進農業現代化過程中一定要適應市場需求，并不斷提高自身的效益和提升國際競爭力。
第二個優先發展就要體現在加快農村的基礎設施、公共服務和基本社會保障制度建設上。陳錫文認為，中國的農民無論在城市還是鄉村，該提供的服務都要切實提供，該保障的權益都要切實保障，做到了這一點，很多矛盾就化解了。農民就會根據自己的興趣、愛好、愿望來選擇進城還是回鄉。
不能把集體所有制弱化
陳錫文特別強調，扎實推進鄉村振興，一定要抓住根本，強調制度建設。農村最根本的制度就是土地制度，有什么樣性質的土地制度，就有怎么樣的農村經濟社會制度。“農村土地制度不管怎么改，不能把農村土地集體所有制改沒了，不能把耕地改少了，不能把糧食生產能力改弱了，不能讓農民的利益受損害了。”農村土地集體所有制是農村基本制度的“魂”，不能把集體所有制架空、虛化、弱化。
在土地的集體所有制基礎上又長出了一系列農村的基本制度。一是農村的集體經濟組織制度，二是農村基本經營制度，即以家庭承包經營為基礎、統分結合的雙層經營體制。“土地集體所有權，不是村支書、村主任等村干部所有。”農村集體的土地、農村集體的不動產和動產，都屬于本集體成員集體所有，成員通過承包集體的土地來實現土地所有權。現在強調農村集體所有，就是要把集體所有權確定下來，解決少數干部利用權力損害集體成員的權利，“也就是要把農民的土地承包經營權和土地的使用權落實下去，因為這兩個權利是農民作為土地所有者成員的權利體現”。
陳錫文表示，村集體經濟組織是根據集體土地所有制而形成的組織，于是形成第三個基本制度——農村基層社會的村民自治制度。村民自治制度是根據土地所有制、村莊和農民居住狀況等設定的。
農村土地集體所有制、農村集體經濟組織制度、農村基本經營制度以及村民自治制度，這是我國農村的四個基本制度，要堅定不移地堅持。部分地方有掏空、虛化、架空的傾向，要堅決避免這種情形。所以，在深化改革推進鄉村振興的過程中，一定要把農村的制度建設好，切實保障農民的基本權利。
農民有什么權利呢？首先農民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憲法賦予的所有權利，農民都應當享有。第二，農民是集體經濟組織成員，享有土地承包經營權、宅基地的使用權和集體收益的分配權。“這三個權利，都要很好地保護，這是中央再三強調的。”比如農民在城鎮落戶時，不能以農民放棄或者交出這三個權利為前提。剛推進城鎮化時，有些地方提出交出“三件舊衣衫”，給你“五件新衣衫”，就是把承包地、宅基地、山林承包權交出來，到城里給就業、住房、子女上學等“五件新衣衫”。“農民很實在，‘三件舊衣衫’捏在手里，看得見摸得著，天天在享受，而‘五件新衣衫’在天上、在云里，沒看見，什么時候給？如果把‘舊衣衫’脫了進城，‘新衣衫’又不給，那不得凍死？”所以，要從中國的實際出發，把制度建設好，把農民的權益保障好。(記者 王磊 劉琪)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南方農村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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