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幾天，在一個三農學者微信朋友圈看到一段話：“現在做鄉村振興最有經驗的都是解讀文件的人，其他人中的大多數都不知道怎么搞。越到基層越不知道怎么搞。”這提出了一個很有意思的問題。這是一個邏輯的顛倒，顯示鄉村振興工作存在的問題。
本人認為，談到鄉村振興，最應該知道怎么搞的是農民和基層干部，而不是那些解讀文件的人。這是農村改革根本經驗的基本啟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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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重農民的首創精神，尊重農民的選擇權利。這是黨中央對于中國農村改革根本經驗的簡要概括。
這個概括看似平常，但有深刻的歷史內涵。改革前和改革以來相當一段時間，政策上、理論上不說尊重農民，而是說教育農民、改造農民，因為農民是小生產者，自發地每時每刻產生資本主義。那時政策的立足點，是要防止農民走資本主義道路，時時注意“割”農民身上的“資本主義尾巴”。
這個概括看似輕松，說起來沒有人反對，但是做起來很難，要體現在具體的基層工作中更難。在很多時候，特別是基層工作出現麻煩的時候，官員往往不愿意尊重農民的創造精神和選擇權力，而是更傾向于繼續選擇改造農民。
這個概括來自不易，是改革歷史經驗的總結，也是改革過程中反面教訓的正面表述。改革以來，發生了一系列不尊重農民首創精神和選擇權利的事情，改革的推進是農民的抗爭不斷得到肯定的過程，是政策節節后退的過程。這個過程不僅表現在家庭承包制發展過程中，也表現在隨后一系列重大農村政策的突破過程中。
改革的理論并不高深，不僅不高深，而且往往簡單樸素，從常識出發，立足于生活現實。核心就是尊重農民的選擇權利，依靠基層突破。實現鄉村振興，最重要的不是解讀文件，而是解讀農民，順應農民。八十年代改革經驗仍然值得重視，萬里等改革家的改革理念和勇氣擔當仍然值得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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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真考究農村改革開端，不能不從文件開始。1978年12月十一屆三中全會標志全黨工作重點轉移。這次會議正式議程主要是農業問題，通過了兩個農業文件，即《農村人民公社工作條例（試行草案）》和《關于加快農業發展若干問題的決定（草案）》。前者規定了農村經濟社會的制度框架，后者制定了加快農業發展的政策措施。文件強調尊重生產隊自主權，尊重農民經濟利益和民主權利，體現了解放思想、放寬政策的精神。
從文件基本精神來看，沒有明確提出體制改革，而且強調要堅持既有體制，即人民公社制度。人民公社體制形成于1958年，到十一屆三中全會時已經實行了二十年。公社制度建立時，被認定為社會主義制度在農村的基本體現，是中國走向共產主義的組織形式。但是歷史顯示，中國農村長期不得溫飽，甚至出現大面積餓死人的凄慘景象，核心癥結正是人民公社體制。1981年3月11日，副總理萬里在國家農委黨組會上說：“人民公社是瞎指揮，行政手段干預農民。說的不好聽，人民公社是剝奪農民的最有力形式。越搞，越不能因地制宜，越瞎指揮。隨便變更生產關系，更助長了瞎指揮。一貫反右，更助長了黨內說瞎話，不然就是右傾??！越是說瞎話，越是瞎指揮，這樣惡性循環。安徽老百姓，有的關起門來全家餓死?！闭劦焦珞w制的前景，萬里說：“巴黎公社長不了，我們的人民公社也長不了。”這次全會文件仍然認為人民公社體制適應中國農村，不僅沒有指出人民公社的根本問題，而且通過了新的《人民公社條例》。按照高層設想，這個《條例》起碼要管二十年。
從具體政策內容來看，為了鞏固人民公社體制，文件明確規定“不許包產到戶，不許分田單干”。文件指出，人民公社“三級所有、隊為基礎的制度適合于我國目前農業生產力發展水平，決不允許任意改變”。在十一屆三中全會上，萬里在華東組發言建議刪掉“不許包產到戶”并提交了書面材料，一年后四中全會上萬里繼續提意見，但是，四中全會文件仍然規定“不許分田單干，不要包產到戶”。實際上，恰恰是“包產到戶”，特別是被指責為“分田單干”的“包干到戶”，給以人民公社體制致命一擊，終結了人民公社二十年的命運，成為中國農村改革奠基石。直到1980年9月的中央75號文件，仍然堅持認為人民公社制度適合中國農村生產力發展水平。
從文件傳達效果來看，廣大農民對于提高糧食收購價格、讓生產隊有較多自主權等政策精神多有贊賞，但是對“不許包產到戶”政策規定相當反感。1979年春天，安徽省委派出工作隊到肥西縣宣講中央文件，一些農村氣憤地說：“早也盼，晚也盼，盼來了兩個不許干。還象過去捆在一起，還得逃荒要飯。”農民這樣評價文件，不能說是對于文件的完整理解，但一定程度上顯示其社會效果。
所以，理解十一屆三中全會兩個農業文件在改革啟動階段作用，一定要進行具體的歷史考察，而不是籠統地、簡單化地做出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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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村改革從農民抵抗開始，準確地說，是從農民與基層干部的協同抵抗開始突破。在這個過程中，肥西小井莊和鳳陽小崗村是政策突破的典型代表。因為是農民自發而普遍的抵抗，在這些著名典型之外，先驅者仍然有不少，可以說“大有村在”。
小崗村被稱為中國“包干到戶”第一村。包干到戶對于人民公社更具有制度沖擊力和革命性，但是，如果仔細考察小崗故事的發生時間和政策擴散過程，很難說是農村改革起點。因為小崗故事不僅發生比較晚，而且被政府獲悉并從政策上認可倡導更晚。從進入政策議程而言，地方領導獲悉小崗村故事的時間，縣委是1979年4月，地委是1979年9月，省委是1980年1月。在這個過程中，縣委、地委、省委都表現不同程度的理解、默認和支持，應該說，從1980年1月24日萬里到小崗這次表態算起，小崗才成為真正的改革典型。因為以前不為政府所知，沒有影響政策議程。
小井莊稱為中國包產到戶第一村。基本過程是：由安徽省委批準“借地種麥”引發，肥西縣山南區委允許農民包產到戶，然后省委工作組考察，萬里主持省委常委會研究并同意試點，包產到戶作為新政策正式推行。與小崗村比較，小井莊主要特點是：其一，發生時間早，早于十一屆三中全會三個月，更早于小崗村三四個月甚至半年，其二，發生于村民與基層領導的互動合作之間，包產到戶推行和擴散過程中政府并不缺席，經歷了從區委、縣委、省委逐級傳遞的政策演進過程。
1978年安徽遭受百年未遇的特大旱災。9月1日，萬里主持省委常委會議，同意每戶借三分耕地種麥。9月15日，肥西縣山南區委書記湯茂林到蹲點的柿樹公社黃花大隊，農民強烈要求，要想種上小麥，唯一辦法是耕地到戶。9月16日，湯茂林與區委其他領導溝通后同意黃花大隊推行。到19日，全大隊1700多畝土地分了1420畝，占總數三分之二多。土地一旦分包到戶，小麥、油菜等迅速播種完畢。11月5日，全區七個公社78個大隊的2萬多畝大麥和14萬小麥也全部播種完畢。
1978年9月20日，柿子樹公社街東大隊一位農民寫匿名信給萬里，說山南區是“劉少奇路線的翻版，曾希圣的陰魂不散，是資本主義復辟”。1979年2月1日，根據萬里指示，省農委政策研究室主任周曰禮帶領12人來到山南區。干部群眾對中央文件規定“不許包產到戶”意見很大：“上邊兒讓我們解放思想，可是中央的思想還沒有真正解放。一方面強調生產隊自主權，另一方面卻規定兩個不許。我們要求包產到戶，如果這個禁區不突破，農村就沒有希望?！?月4日，周曰禮回合肥向萬里匯報。2月6日，萬里主持省委常委會專門討論包產到戶問題。會議開了一天，爭論激烈。最后，萬里說：“包產到戶過去批了十幾年，許多干部都批怕了。一講到包產到戶，就心有心有余悸，談包色變。但是，過去批判過的東西，有的可能是正確的，有的可能是錯誤的，必須在實踐中加以檢驗。我主張在山南公社搞包產到戶實驗。不宣傳，不推廣、不見報，秋后總結。如果實驗失敗了，也沒什么了不起；如果滑到資本主義道路上去，也不可怕，我們有辦法把它拉回來。如果實驗成功了當然更好?！碑斖碇茉欢Y返回山南，傳達了省委意見。四五天內，山南區六個公社包產到戶。一個月后，肥西縣40%的生產隊搞了包產到戶。萬里看到農委的試點情況報告后說：“既然農民有這種要求，為什么不可以干呢？這個辦法行不行，要讓事實說話！作為農村，就是要讓收成說話?！?/p>
肥西山南區是萬里親自主持決策的包產到戶試驗點，萬里前后去過兩次，晚年還把家里部分辦公家具贈送給小井莊包產到戶紀念館。1979年5月21日，萬里第一次到山區，召集公社和大隊干部、農民等十幾人座談。 12月13日，萬里第二次到山南，看到了包產到戶試驗成果。萬里說：“看來，怕這怕那都是不必要的。”實驗成功，堅定了萬里的改革信心。此時，萬里還不知道小崗村的事情。第二次來到山南二十天后，在省委農業工作會上，萬里看到了鳳陽縣委關于小崗村的材料。又二十天，1980年1月24日，萬里來到了小崗村。
實際上，在全國一些地方，率先搞包產到戶的村莊有很多。小崗村旁邊就有，在小井莊旁邊也有，時間上都更早，鳳陽就有的村比小崗早一年，其他地方也不難發現。甚至在山西，農業學大寨的大本營，在陳永貴的支持下長期推行極左的農村政策，也很早就出現了包產到戶。在1978年初。山西省聞喜縣南郭村19戶社員竟偷偷地搞了包產到戶，早于肥西山南包產到戶約九個月，早于鳳陽小崗包干到戶至少十個月?？h委書記張世賢問詢后去調查考察，了解到當年產量成倍增長，便予以支持推廣，拍著胸脯說搞錯了我負責。1979年初，聞喜877個生產隊，推廣了南郭的做法，省委領導人大為惱火，把他打發到黨校學習去了。
由此可見，家庭承包制不是農民學文件的結果，而是農民基于生活理性的要求，也是一種不約而同的行為。這是農民首創精神的體現。政府領導的英明，不在于發明了家庭承包，而在于尊重了農民的選擇，容忍了農民的偉大。對于萬里等領導人來說，是因為容忍了農民的偉大，成就了自己的偉大。圍繞包產到戶問題高層發生爭論時，面對反問，萬里曾明確表示：“集體優越性和農民積極性如果相矛盾，我要農民的積極性，不要集體的優越性?！碑斢蓄I導說：“馬列主義是要教育、領導農民，你這是在做農民的尾巴，不是馬列主義，而是尾巴主義?！比f里作答：“我就是尾巴主義，就是要做農民的尾巴。”在一次聽取農口領導的會上，萬里還說：“我不懂農業，對農業并無成見，我也不知道哪種責任制好。但是，我知道，要搞好農村，最重要的是，領會中國農民的智慧和創造性，尊重農民的選擇權力?！鞭r民考驗政府，敢不敢尊重農民就是考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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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村改革發展的核心問題是如何對待農民，換一個角度也可以說，是如何對待理論，如何對待文件。圍繞包產到戶以及重大農村政策，曾經持續爭論。在農村改革四十年之際，重溫當年圍繞如何對待農民，如何對待意識形態理論問題，如何理解“社會主義”的爭論，對于深入理解改革根本經驗非常有意義。
1978年秋天，包產到戶已經在地方開始。1980年3月，國家農委副主任杜潤生在《農村工作通訊》第3期發表文章，指出：“包產到戶不應作為方向去提倡?！薄坝腥苏f，既然副業可以包，為什么大田不可以包？道理就是因為，大田是主要作物，主要產量，主要收入，是農村經濟的主導部分。把這一部分社會主義經濟鞏固住，才能有條件地利用個體經濟的積極性。如果這部分也滑到個體經濟，那就全面成為個體經濟了?！薄凹热灰呀洶a到戶，就和真正的集體分工協作前提下的責任制不一樣了，只要領導稍微放松點，背后的經濟力量就會促使它滑到單干的道路上去，最后非沖破集體不可?！蔽恼逻M而指出：“我們要把希望放在充分發揮集體經濟的優越性上去，改變生產條件，實現機械化。如果擴大包產到戶，就是背道而馳，搞不好還可能破壞公共財產。人心一散，各奔前程，集體經營沒有了，基本建設也不搞了，科學種田也搞不起來了，農村的社會主義陣地就被破壞了。”
在安徽，1980年4月24日，接任萬里擔任省委第一書記張勁夫在地委書記會議上說：“包產到戶，在窮的地方效果明顯，但不能說成是靈丹妙藥，可以說是治窮之一方。如果是靈丹妙藥，那馬克思就不靈了，社會主義就不靈了?！薄叭绻麘舯冉M、比隊優越，那社會主義怎么干呢？”“毛主席他老人家領導，我們推翻了三座大山，搞社會主義建設，走集體化道路。如今，他老人家尸骨未寒，有些人就想否定他老人家正確路線，搞單干，搞資本主義。我們要維護毛主席的旗幟。毛主席晚年有錯誤，但不能把他老人家正確的東西否定掉了，我們要堅持社會主義，要走集體化的道路?！薄艾F在，文風不正，有的人在那里舞文弄墨、強詞奪理，硬說包產到戶不是分田單干，遲早有那么一天，要算他們的帳！”
在家庭承包之后，圍繞一些重大政策的爭論仍然繼續發生。1980年中央75號文件明確規定“不準雇工”。但是家庭承包后，很快就出現了雇工問題。廣東高要縣陳志雄跨隊承辦魚塘雇工經營，最多時雇長工5個，臨時工2300多。 1981年5月，人民日報組織專題討論。胡喬木見到后，寫信給廣東省委書記任仲夷，并抄送胡耀邦、萬里和國家農委：“此事離開了社會主義制度，需要作出明確規定制止和糾正，并在全省通報。事關農村社會制度的大局，故提請省委考慮”。萬里給書記處研究室的批示是：“此事請調查研究，對農民發展商品經濟的積極性如何保護，不可輕易用老框陳套”。圍繞雇工問題的爭論是持續兩年。1983年8月，在胡耀邦主持的書記處會議上，鄧力群說：“我們的老祖宗馬克思說過，有八個以上的雇工就算剝削，現在還是適用的”。
家庭承包之后的政策問題爭論，應該說貫穿了改革全過程。擇其要者有，私人購買汽車拖拉機等生產資料、長途販運、非農經營、開辦鄉鎮企業、進城務工、小城鎮、農民工等等。農民每有重大舉動，往往受到抨擊批判。吳象同志曾經總結到，九十年代初改革面臨種種指責：“三資企業是和平演變溫床，鄉鎮企業是不正之風風源，家庭承包制是集體經濟瓦解根源。那兩年，改革開放以來最基本，最實質的東西幾乎全都否定。”此種表述對理解改革之艱難非常重要。
從這個過程可見，理論和政策研究往往滯后于基層實踐。越是所謂理論水平高、權威性強者，越是自以為比農民聰明的人，對于農民的首創精神也往往缺乏認同，或者認同遲緩，越是傾向于按照特定理論去要求規范農民。但現實卻是，廣大民眾從來不是按照某種理論、某個主義去生活。正所謂，所有的理論都是灰色的，生活之樹常青。
總之，鄉村振興的要義應該是，立足農民，面向鄉村，大膽突破，而不是立足文件，面向領導。在這種情形下，首要工作是觀察研究農民，農民的重大舉動有哪些，正在發生的政策沖突、體制沖突有哪些根本問題，矛盾在哪里，突破點就在哪里。不論是學者的研究，還是基層干部的工作，重心都應在此。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中國發展觀察》2018年第17期 微信公眾號（原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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